沙尘暴是一种危害极大的灾害性天气。当其形成之后，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移动，携带沙粒的强劲气流所经之处，通过沙埋、风蚀沙割、狂风袭击、降温霜冻和污染大气环境等作用方式，使大片农田或受沙埋或遭风蚀刮走沃土，或者农作物受霜冻之害，致使有的农作物绝收，有的大幅度减产。此外，它还能加剧土地沙漠化，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对交通和供电线路产生重要影响，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其高浓度的沙尘也会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沙尘暴的直接危害方式较多，大体可归纳为4种，即沙埋、风蚀、大风袭击和降温霜冻。
1.沙埋
沙尘暴形成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移动，沙尘暴下层的沙尘粒，在狂风的驱动下，滚滚向前，当它碰到障碍或是风力减弱的时候，大量沙尘落到地面，就会埋压农田、村庄、工矿、铁路、公路、水源等，形成沙瓣、沙堆和沙丘。
这种危害方式，主要表现在绿洲内外与戈壁风沙流人侵地段和沙漠、沙片相毗邻的狭长地带，或沙漠新垦区、地矿资源开发的沙砾质戈壁区。沙埋铁路造成列车脱轨屡时有发生，停运修复有时长达半月之久。
一场沙尘暴过后，往往农田覆沙厚度5—20厘米，有的形成新月形沙丘，垦区的斗、农、毛渠积沙普遍，有的地段流沙溢出渠岸。如阿拉善盟腾格里沙漠边缘的草场遭受多次沙尘暴后严重沙埋，使昔日草场变成流动、半流动沙地，即为荒漠化形成的一条主要途径。
2.风蚀沙割
风蚀作用包括两种情况：
（1）风力对土地表面物质的吹蚀；
（2）大风把沙砾吹起来将建筑物、农作物的表面磨去一层，叫磨蚀。
风蚀土壤不仅仅把土壤里细腻的粘土矿物质和有机物质刮跑，而且还把带来的细沙堆积在土壤表层，使原来比较肥沃的土壤变得贫瘠，无法耕种，扩大了沙化的土地。因此，沙尘暴可以作为衡量土地沙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在土壤被风蚀的过程中，大风刮起来的沙子还会割打庄稼禾苗、树木。这种危害方式多半发生在林网的网格过大、或林网不完善的空旷农田，特别是沿林网外边的新开垦农田等沙质土壤地区。有些作物，如瓜类、蔬菜、甜菜、棉花、小茴香等双子叶植物，最不耐风蚀、沙割。在沙尘暴多发的春季，正是这些作物出苗发叶的时候，地面处于裸露状态，苗幼叶嫩，更易受害，且难以恢复，只能改种其他作物。
据1993年5月5日“黑风暴”灾情调查，景泰新垦区大片沙质耕地，种植甘草，大多数地段风蚀深度达10厘米，亦有吹出犁底层者（风蚀深度为15厘米）。按10厘米深度算，风蚀量达1000立方米/公顷，不仅如此，邻近渠道、田埂、新植林地带、麦田均遭风积沙所埋。张掖地区瓜菜、黄豆、棉花、玉米、辣椒和胡麻受风蚀沙打面积达3x104公顷。民勤种植的籽瓜、棉花和小茴香约1x104公顷，普遍受害。有些耕地被风沙将表层土带禾苗全部刮走，变成风蚀劣地，有些耕地被风沙完全掩埋，难以耕种。
老绿洲林网化不完善的大片开阔沙质耕地，老绿洲向外扩展的新垦沙地，新绿洲开垦沙埂沙堆，沙质土耕地，植被覆盖度不足30%而±也表又未形成结皮的半固定沙堆和平地草场，沙尘暴所造成的风蚀极其强烈，新绿洲就地风蚀沙割其危害性最大，基本都是毁灭性的。巴丹吉林、腾格里等沙漠虽风蚀厉害，但本来就是流沙，又远离绿洲，其危害性在于风选细尘输送到空中，影响下游，甚至向更远的地方输送。
沙尘暴过程中，风沙割打农田禾苗是普遍现象，如1993年5月5日“黑风暴”过后，中宁县长山头乡、青铜峡市甘城乡新开发区的小麦、豆类和葡萄幼苗大面积被风沙割打，致使大面积作物死亡。惠农县1—2米高的臭椿苗木枝叶全被打掉，迎风面树皮打落，呈现一片白色。
3.大风袭击
沙尘暴途经绿洲特别是林网化绿洲时，不再有沙源补充，近地面不再有风沙流活动，成为尘暴，在这种情况下，其危害实际上是狂风袭击的结果。
大风的破坏力巨大，大风可折断树木、吹倒围墙、毁坏房屋、吹翻车辆、摧毁电杆、袭击各种农业设施，甚至造成人畜伤亡。
如1993年5月5日“黑风暴”过后，高台，临泽，张掖三县市城郊乡村被大风摧毁塑料大棚，小拱棚，及简易温室面积达654公顷，仅棚膜经济损失785万元。
肃南县祁丰、明花区刮倒农田线路电杆28根，刮断线路数十千米，牲畜栅圈倒塌55间。
民勤11万亩籽瓜地膜大部被风吹毁，农用线路和高压电线刮断数十处，全县断电3天。
古浪拔根倒伏树木40.0827万株，直径30厘米的树木拦腰折断，农用电线倒杆210根，中断线路达58.8千米，损坏变压器38台和电机21台，羊死亡2757只，走失135只，家禽和猪死亡3万头只。
中卫县有467公顷果树的花果
可怕的沙尘灾害
被大风吹落，有27公顷塑料大棚和地膜被风卷走。青铜峡市新林场被风刮倒、折断的树木近6000株。
（4）降温霜冻
沙尘暴一般都伴有强冷锋，冷锋过境后往往引起剧烈降温霜冻。冷空气愈强，降温幅度越大，持续时间也越长。
1993年5月5日“黑风暴”过后，河西地区次日凌晨最低气温降低到—5—6°C（与沙尘暴发生日下午气温相比降温30°C以上），并伴有降雪，从而使受沙尘暴危害的果树和瓜类等双子叶作物，又遭受冻害，尤其是4—5月份正是农作物幼苗生长期，灾情愈发严重，而且改种、补种农时已过。
总之，沙尘暴常常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危害和损失。一次强沙尘暴往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数亿元，至于对土地退化、良田被毁等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社会影响，则难以估价。
气候变压将影响沙尘暴暴发
谈及气候变化，就要涉及ENSO事件（全球尺度的气候振荡现象），它作为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强信号，不仅对热带而且也对中高纬天气气候产生深刻的影响。统计数据表明：强沙尘暴年从前期到同期，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均为正距平区；而少沙尘暴年则恰好相反，即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为负距平区。说明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偏高，则次年4月我国西北地区发生强沙尘暴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可能性较小。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西北地区强沙尘暴发生的日数增加，可能与这一时期ENSO事件频繁发生有关。
由于植被的减少，气候的恶化，沙漠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土地，以北京为例，近些年来，其边缘已经开始出现了土地沙漠化。
近几年北京春天出现了风沙天气回潮的现象，一些对沙漠学科和风沙气象似懂非懂的“专家”站出来说话，经过电视、电台、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的炒作，似乎北京要变成沙漠了。看看这些吓人的报道题目吧：“沙漠离北京多远”（该报道说18千米，又有一篇文章说70千米）、“北京距‘沙’零千米”、“黄龙直逼北京，龙头越过官厅”、
“沙丘又向北京逼近一米”等；有关北京沙尘暴的报道也是用尽了夸张的词汇，“狂风数昨日为烈，北京遭受10年最严重沙尘袭击”、“沙尘肆虐北京城”、“蔽天黄云白日可怕的沙尘灾害曛。”
其实记者们和一般公众不明白沙漠中的沙是怎样移动的；什么是沙漠和沙漠化土地；沙漠整体移动和土地沙漠化的区别；分不清扬沙、沙尘暴、浮尘几种风沙（尘）天气的区别。从中看出普及沙漠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和沙漠科普工作的落后。
《防沙治沙法》通过以后有人给国家出了个主意，这个热心人的主意是在我国北方架起一道20米的高杆子，杆子顶上架设类似风力发电机的叶板，起风时风叶转动，组成一道“天幕”来削弱风力，防止风沙袭击。
北面离首都北京最近的沙漠是浑善达克沙地，最近距离240千米。即使在边部地形最有利的部位，沙漠前进也难超过20米，而且地形的复杂性不可能使沙漠中的沙横冲直撞。浑善达克沙地存在了至少有70万年，它是在更早的河湖沙沉积上就地形成的，现在还没有证实哪一个沙漠是从别处移动来的。事实上，浑善达克沙地也经历了多次活化和固定过程，尽管现代沙漠化发展严重，总体上，现在流动沙的面积还没有超过它最大的时期，除东南角多伦县和河北省接“坝”部分外，其余方向外围保存完好的固定沙丘可以作证。所以说浑善达克沙地的沙漠逼近北京城就是杞人忧天了。
无定河上游洋河河谷有几小块沙地，2000年4月21日《新华每日电讯》一篇署名记者王文化，题目“黄龙直逼北京，龙头越过官厅”的文章对这里的沙地作了描述：“沿洋河、桑干河谷自西北向东南分布着五个沙滩，像一条黄龙直逼北京，‘龙头’巳越过官厅水库。这五大沙滩面积达20.01平方千米，每年向北京输沙近百万吨，是威胁北京最直接的沙源。”“驱车出居庸关驶入河北怀来境内，不久就可望见叫做‘天漠’的近千亩沙丘，在天漠的后面便是五大沙滩之一的南马场。南马场处在官厅水库之南，面积有10万亩。时下已绿满京城，这里却是一望无际的黄色，几乎见不到植被，到处是起伏不平的荒沙。过了水库向北就是甘家滩，又是数万亩荒沙。在这两大滩的夹击下，官厅水库泥沙量达200万吨。沿京张公路向西北行，在宣化境内。可以见到洋河旁的山坡披着一条黄色的带，这便是面积有6670万平方米的黄羊滩。此外还有怀安的金沙滩和阳原的开阳滩。”
除了人库泥沙量外，记者所记录的都是他所亲眼看到的事实。接着，记者根据当地官员和群众的介绍，所写的多是：“这五个沙滩是由内蒙古、山西方向刮来的沙，遇山所阻落下而成，这几年面积却在不断扩大。”
洋河河谷的沙子的来源为洋河冲积沙，“沙滩”这个名称用得十分准确。其暴露在水上以后被不断改造，一些地方由于长期人为的破坏，地面不能固定，呈现沙丘的形态，例如文中所提到的黄羊滩。随着整个地区干旱化的发展，这里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桑干河变成了一条季节性河流，洋河的水量缩减了2/3，成了一条排污沟。沙滩沙的面积可能有所扩大，但是向下风向扩展。而在北京三大风口地形的上风向，也会有悬移的粉尘掺人沙尘暴、浮尘越过八达岭，进人北京平原。洋河谷地发生的这些也是沙漠化过程。
无定河出西山以后在北京平原上留下面积39万平方千米的5条沙带；北部潮白河、温榆河流域也有零星的沙地存在，面积2001万平方米。北京平原沙地总面积59029.5万多平方米。占9.22%。南郊无定河冲积平原上的5条沙带是以沙质高冈形式出现的。现在无定河谷里，仍有流动沙丘。15年前，在5条沙带上仍有近106平方千米沙荒地，其中有6处，合计面积1067.2平方千米春季强烈起沙的沙丘。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多沙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也可以追得很远，但堆积在北京平原的沙地则是古代无定河等河流决口泛滥的结果。原来，自1600年前开始，由于上游黄土高原的土地开发，水土流失使无定河变为一条多泥沙的河流，推测泥沙最多的时期，河水的沙量不亚于现今的黄河。河流经常决口、泛滥、改道，河流所携带的泥沙不断沉积在河道里，使河道高出两岸平原。
成为像现在黄河一样的“地上悬河”。5条沙带就是无定河改道留下的古道。这些河流古道和决口泛滥冲积扇上的沙质地一旦缺失了植被覆盖，土地沙漠化过程就开始了。这正是像北京平原这样半湿润地区土地沙漠化的最普通方式。
一个地区的沙漠化过程可能会不断向前发展，在某一阶段得到恢复逆转，尤其在人为的治理下。判断一个地区沙漠化形势正在恶化还是逆转，主要是看事实。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亲自上阵，在永定河上修筑了官厅水库，昔日的“浑河”、“小黄河”、“无定河”才真正变为永定河。河流泛滥、改道，泥沙肆虐的历史不再。堵住了沙源，紧接着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展了大规模的造林治沙工作。20世纪60—70年代，永定河平原沙区已经林路成方，建成了高水平的农田防护林网，“刮风就起沙”的沙区已被片林、农田所覆盖。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人沙质土地高效利用阶段。利用沙土地松软的优势，大兴县成了北京瓜和葡萄的种植基地，森林公园等也是层出不穷。1986年我们调查时，遗存的1067.2平方千米沙丘也已不复存在了。如果要把北京算做沙漠化土地，应当定性为已逆转的沙漠化土地。
2000年，在北京也出现风沙的大讨论。1977年内罗毕联合国第一次荒漠化会议上，把北京地区列入受荒漠化影响（或译作危害）地区。有人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标题为《风沙进逼北京城》的文章，引发了学术界关于北京风沙的讨论。
北京历史上曾出现过非常严重的沙尘暴。史前形成西山黄土的时期不必追述。古文献中记载的“风霾，扬尘蔽空”，“霾雾四塞，咫尺莫辨”实际就是强沙尘暴天气。北京地区最早的沙尘暴记录出现在公元440年（北魏太平真君元年），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后期（明代中后期到清代前期）是北京平原沙尘暴最多发、强度最大的时期，有连续40—50天“霾雾四塞，咫尺莫辨”的日子。沙尘暴不但出现在冬春季节，并且也屡屡在夏季出现。每年都有人员死亡、失踪的报道，财产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有的历史学家说是恶劣的天气和持续的旱灾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从北京沙尘暴发展历史可以总结出两条结论：
1.北京沙尘暴出现在周围大规模开垦土地后的若干年（30年左右）；
2.沙尘暴在干冷的气候条件下最为猖獗。
从20世纪50年代，北京的风沙天气逐渐平息。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平均每年78天，减少到20世纪末的平均每年7.4天。沙尘暴出现次数从1951—1955年的33次，平均每年6.6次，减少到1986—1990年的5年3天，而且1996—2000年的5年一直没有沙尘暴的记录。1965年和1966年，沙尘暴分别有12天和20天，是50年来沙尘暴最多的年份。
新闻媒体报道2000年北京出现沙尘暴12次之多，但我们查阅了北京县级以上气象观测站的观测记录，只是通州县记录了一次一般的沙尘暴。北京地区2000年4—5月共出现9次沙尘天气，以4月6日的沙尘天气最强，当天的最低能见度为500米，最大风速为每秒14米，近地面层空气中含沙量为每立方米1毫克，属于一般沙尘暴，仅对空气质量及交通等有轻微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