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4日在广州首届中欧论坛上的讲演。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中欧互动是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在我看来，把过去的历史变为今天的智慧，有两条是不能忘记的：
1.跳出国家和民族的局限，以康德、梁启超、鲁迅念念不忘的“世界人”的眼光去剖析过去，展望未来。
敢于正视本国和本民族的弱点。有位哲人说得好：一个民族要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2.敢于正视本国和本民族的弱点。有位哲人说得好：一个民族要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作为中国学者，正是秉着这样的态度，我的发言着重反思中国方面的错误。
四个百年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冲突
中欧互动在19世纪有过严重的军事冲突，但主要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互动。粗略地说，后一领域的互动是四个百年的历史。这是一部关乎中国之命运、影响世界面貌的历史。
第一个百年是16世纪中国和葡萄牙关于通商的交涉和冲突。
1517年葡萄牙派人来华，冀图与明王朝建立外交关系。葡萄牙要通商，要建立外交关系，这些都是正当要求，但是他们以海盗和殖民者的姿态在扼守广东珠江主要出海口屯门岛，在福建的泉州和浙江的宁波等地建立殖民区，肆无忌惮侵犯中国主权，残暴地对待中国人。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权威、美国史学家马士的话来说是：在宁波“由（非法贸易）繁荣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气焰，傲慢又发展为骄横无礼，并造成了这些殖民者的滋扰不法行为，以致使宽厚的明朝皇帝不得不于1545年下令由海陆同时来进攻他们。1549年在泉州也因类似的举动造成同样的结果”。在广东，当局尽管把胡作非为的葡萄牙人赶出了屯门岛，但1553年开始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还是在澳门站住了脚跟，1574年一道围墙将它和内地隔开了。
第二个百年以1582年8月利玛窦到达澳门，1601年到达北京为开端，到康熙皇帝1717年下令禁教为止。
这一次主要是欧洲传教士抱着普世主义思想，冀图在中国传教。客观效果是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闻的许多西方学术，帮助中国完成了历法改革，是继佛学传入后中国第二次外来学术文化的大输入。因罗马教廷否定利玛窦的本土化政策，不准中国教徒保持尊孔、祭祖等风俗习惯引发所谓礼仪之争，康熙皇帝下令驱逐传教士，禁止传教，切断了中西文化的联系，一个7000卷西书翻译计划也中断了。
第三个百年从1793年8月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达北京至1900年8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鸦片战争以前，欧洲各国的基本要求是通商和传教；中国争得不可开交的是要不要同“夷人”平等交往和向他们学习。
具体说来是外国使节要不要向中国皇帝跪拜！要不要修铁路！如此等等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问题。鸦片战争后，欧洲各国除了趁机侵占中国的藩属乃至中国固有领土外，主要是要求中国履行条约。中国朝野上下则把履行条约视同“卖国”，不是从社会转型、实现现代化中谋求维护主权，而是在“民气可用”的梦幻中，冀图把洋人一举赶出去。
第四个百年是20世纪第一个10年清末新政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
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解决了，焦点转移到向谁学，学什么？
有四个欧洲国家（法、德、英、俄），向哪一个学习？
清末新政是以日本——德国为楷模的。好的一面是：
1.移植大陆法系，取代了宗法专制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中华法系。
2.推行以地方自治和政府机关改革为基础的预备立宪。
3.推行市场经济体系和相关的法制建设，鼓励以商会和教育会为中心的民间社会的发展。
坏的一面是保留皇族专制，为后来的覆灭埋下了导火索。
法国的影响主要是思想领域革命思潮勃兴。
俄、德实际是同一类型的国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公开提倡“以俄为师”，曾暗中与德国结盟。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20世纪30年代热衷于以德为师，公开与法西斯德国紧密合作。恶果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建立了威权专制统治、国家（官僚）垄断经济。
直到20世纪最后10年和21世纪初，中国才选择了融入世界的正确道路。标志性的事件是：
1.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支持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结束了“姓社姓资”、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争论。以后又修改《宪法》并在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文件中写进这些内容，把“股份制”确定为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巩固了这些成果。
2.1997年修改《刑法》，把1949年5月宣布为“资产阶级反人民”的现代法治三项基本原则写进新的《刑法》，并把建立“法治国家”写进《宪法》。
3.1997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社会和经济权利公约》，并且在不久后批准了这个公约。
4.1998年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5.2001年加入了WTO。
尽管上述内容有些还是纸上的东西，但在像我这样的历史研究者看来，这是中国历史朝正确方向的大转折。
历史曲折留给我们的教训
限于时间，今天我不说众所周知的中国文化曾经给欧洲的良好影响，而着重反思中国人的失误。这是特别希望大家原谅的。
（一）前现代的欧洲和中国的主要差别
欧洲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之所以比较顺利，这是由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决定的。我赞同法国杰出史学家布罗代尔的一个论断：“欧洲的命运在各个地方都由特别自由的顽强的成长来决定。所谓自由是指局限于某些集团——这些集团有的大，有的小——的公民权或特权。”公民权即自由的逐步扩大，先后成为公民普遍享有的自由，由特权变为普世性的人权，这是欧洲（严格说来是西欧）历史奥秘所在。公民权即自由的逐步扩大，先后成为公民普遍享有的自由，由特权变为普世性的人权，这是欧洲（严格说来是西欧）历史奥秘所在。这个问题处理是否妥当，也是其他地区和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顺利还是困顿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中国社会转型那么困难，而且一再失去吸收外来文明的良机？最主要的原因是就是没有各个地方和各个集团的自由或自治权。中国有的是中央集权的宗法专制制度，有大一统传统。
为此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愚意以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史学家陈寅恪教授的有关论断是经典性的。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
中国文化可以定义为三纲六纪（指父辈、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等六亲）。它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药。（2）中国文化可以定义为三纲六纪（指父辈、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等六亲）。它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药。
这些论断准确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宗法专制。这当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内容，但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是三纲六纪是很难驳倒的。否定了这一点，整部中国史特别是政治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和法制史就会成为无法解读的一锅糨糊！
华夷之辨是文化民族主义，华夷可以转化。其要义是：
（1）大一统的天下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2）全世界只有文明（华）和野蛮（夷）两种人。三纲六纪是划分文明与野蛮的主要标准。
（3）华夏民族文明特别是道德水准是全世界最高的。因此，要“严华夷之辨”，只准“以华变夷”，不准“以夷变华”。
（4）这种文明或道德水准具体化为三纲六纪和五常（仁义礼智信）。
其积极一面，是以中原文化不断融合周边民族，汇聚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汉族。各族群和周边各国之间有过战争，有时甚至很残酷，但是主流是和平的“怀柔远人”，与后来一些国家的殖民统治大相径庭。
其负面作用是以一种非常僵硬的思想和制度牢笼桎梏着中国人，成为中国向现代国家、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最严重的障碍。
为什么不准同外国自由贸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最迟在明代已经有这样的观念：“中国之物自足于用，而外国不可无中国之物。”而乾隆爷更加牛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仅仅因为中国好些产品是西洋各国不可缺少的，所以“加恩体恤”，才与你们做生意，或者准许你们来朝贡！
为什么19世纪的广州不准洋人入城？因为外国人只有朝贡才能入城，英国人还不够格！
20世纪以后，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热衷于学日本和德国？一个是他们的专制体制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另一个原因是那种盲目的民族自大观念和忠君爱国和所谓“国家至上”的观念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通。
日本从17世纪开始，就有人鼓吹“日本主义”，从18世纪末19世纪变本加厉，搞“国学”，跟提倡神道结合，就是要排除儒家、佛家的影响，要树立大和心、大和魂。明治维新的最初口号是“尊王攘夷”，提倡“和魂洋才”，“祭政合一”，崇拜天皇、信仰神道，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笼罩全国，也利用儒学教育臣民忠君爱国，成为天皇和统治者的驯服工具。
德国和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是他们发动、一再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8000万人因此成了牺牲品。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成了拒绝现代文明的思想堡垒。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则成了拒绝现代文明的思想堡垒。19世纪是拒绝学习西方，不准以夷变华。据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研究，19世纪就有1亿以上的中国人成了刀下鬼和饿死鬼！20世纪，蒋介石国民党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建立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外敌入侵，国内暴政，天灾人祸，初步估计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成了冤魂。
（二）不能以民族和国家论是非
中国人喜欢以我们是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为借口，容易盲目认为在国际冲突中本国总是对的。事实怎样？
从1517年葡萄牙派人来华，冀图与明王朝建立外交关系，至今天中欧将近500年的交往中，军事冲突集中在16和19世纪。
16世纪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中国和葡萄牙之间。葡萄牙要通商，要建立外交关系，这些都是正当要求，但是他们以海盗和殖民者的姿态，肆无忌惮地侵犯中国主权，残暴地对待中国人。
在这一世纪的冲突中，中国维护主权，保护百姓，无疑是正义的一方。可是，深入一步看，这又是明王朝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永乐（1403～1424）间，以渔人引倭为患，禁片帆寸板下海。后以小民衣食所赖，遂稍宽禁。嘉靖三十年（1551）后倭患起，复禁革。”正常的贸易和外交来往的通道被堵塞。于是，靠海为生的一些百姓铤而走险，海盗、倭寇蜂起（近年海内外多数史家有个共识：所谓倭寇，其实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从事海上贸易和抢掠的武装队伍）；对外则不但激化了与正在拓展的新兴贸易国家的矛盾，也失去了有助于化解自身发展迟滞的外来信息的刺激和外部经济力量的冲击。
中国和欧洲几国在19世纪有过4场战争，1840年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和19世纪80年代因法国侵略越南引发的中法战争，黑白分明，耳熟能详，不必赘言。招致火烧圆明园的1860年的英法联军入侵，两国侵略军犯下了摧毁和抢掠文化珍宝的罪行。但就战争起因而言，我们应该严厉谴责广东地方官员和士绅，是他们愚蠢地不准洋人进入广州城点燃了最初的战火。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决定五口通商，其他四口（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大体相安无事，而广州则不准洋人进入广州城，游览、拜会官员、做生意，都不行！外国人聚居的十三行与广州城墙相距只有一百多米，让不让洋人跨过这短短距离居然成了是否维护国家尊严的生死线！1858年6月清政府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平息了因广州反入城和法国传教士在广西被杀而引起的战争；可是，一年后英法使节来北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狡诈而愚昧，在天津大沽口设计伏击英法代表及其卫队，终于惹来弥天大祸。不但首都失陷，圆明园被烧，而且给英法的赔款分别由400万、200万增加到各800万，九龙割让给英国等等！
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
3.中国知识阶层在对外交往中的三大致命伤。
纵观中欧或中西互动的历史，中国知识阶层有三大弱点：
（1）很难摆脱民族自大狂的阴影。
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凄惨景象，以梁启超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救世论便应运而生。
那些政治家们也是这种愚昧思潮的鼓吹者。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便以东方革命的中心自居，孙中山成了被压迫民族的领袖！
（2）很容易成为西方极端思潮的俘虏。
欧洲和美国有什么新鲜玩意，特别是有利于满足虚幻的民族自尊心的，都能迅速在中国找到追随者。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论调是各种文化没有高低之分。有的人以此为根据，居然说中国不要建立现代国家，要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建立所谓“文明国家”。这是一个冀图把改革开放引入歧途的危险主张。这个论调没有区别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非制度文化当然没有高低之分，但是制度文化却不能这样说。现代化以后的各国，他们的制度必然是大同小异的；现代化国家和尚未完成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国家，他们的制度文化能说没有高低之分吗？
现代化国家和尚未完成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国家，他们的制度文化能说没有高低之分吗？这一类思潮还以维护国家主体性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代表自居。其实我们要弘扬的应该是非制度性的传统文化，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努力弘扬传统的制度文化，那是什么世界？即使以道德规范来说，我们也不能停留在19世纪中国士绅的水平上；传统道德应该继承，但是必须以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为基础。
（3）思想观念迟滞。
19世纪的经验是中国的思想先驱接受先进的文化观念，要成为主流文化，最少要有50年。我想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1833年8月1日，德国传教士郭实猎在广州创办了一份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份现代中文报刊。这份刊物一共出了39期，到1838年才停刊。为什么要出版这份杂志？编者说：“当文明几乎在地球各处取得迅速进步并超越无知与谬误之时……唯独中国人却一如既往……并视所有其他民族为‘蛮夷’。”“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使中国人相信，他们仍有许多东西要学。”
这个刊物展示了什么事实？除了报道西方科学技术进展外，着重介绍各国的历史和现状。魏源编《海国图志》就收入其中的24篇文章。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对西方民主、法治和自由（自主）的介绍：“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竭力矣！”“我国基为自主之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设使国主任情偏执，庶民恃其律例，可以即防范。倘律例不定人之罪，国主也弗能定案判决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言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60多年后，到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知识阶层才慢慢领会这些常识。不幸，后来又倒退了。
第二个故事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20世纪，中国是“二战”的最大受害国之一。“二战”是人文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推动器。当时对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和自由、人权观念的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可是，中国不但没有在这个领域作出贡献，而且出现惊人的迟滞。
例如，波普尔、哈耶克的著作直至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后才真正引进中国。因此，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40年代从左到右全都接受计划经济的观念，共产党、国民党和国家社会党的经济纲领居然基本相同！
又如，对从罗斯福四项自由的提出到《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联合国宪章》、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中国学者很少把它们作为“二战”的重要成果而认真研究。为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公有、私有这些符咒把中国人折腾得那么久和那么惨？根本没有注意到从40年代起这些界线在消融。假如不是邓小平运用他的权威采纳了正确的意见，可能这些符咒直至现在还像梦魇一样在纠缠着中国人。
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这四项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受恐惧的自由。这四项自由成了激励各国人民奋起反抗法西斯和侵略者的最重要的思想旗帜，也是《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世界人权宣言》更宣布：“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1966年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文明战胜野蛮的成果的具体化。
“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的世界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如果把这些看做是资本主义的蛊惑，那就太可悲了。前两个自由是文艺复兴以来，人们不息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后两条自由是泯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界线，与极权主义对立的原则。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认为资本主义内部有社会主义因素，不虞匮乏的自由既是对1929年开始延续多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回答，又是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回答。它不单是一个奋斗目标，而且有许多相应的措施，这些就是欧美各国的社会主义因素。德国学者阿伦特的一个贡献是揭露和论证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创造是意识形态恐怖。这正是与创造“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语）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用冷战思维把这些文件看作资本主义颠覆社会主义的阴谋诡计，我们可能还会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文件其实也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反复体会一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一句箴言，“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标，而且是它的主要手段”，再看看56年来中国走过的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然会有所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