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托纳其实只是汉堡的一个郊区，是通往基尔的铁路线的起点。沿这条铁路线，可以抵达贝尔特海峡。不到二十分钟，马车已将我们拉到荷尔斯泰因地界。
六点三十分，我们抵达火车站。叔叔的那些既多又沉的行李物品被卸了下来，运去过磅，贴标签，送到行李车厢。七点时，我和叔叔已经对面而坐地坐在同一个车座间里。汽笛鸣响，车轮滚动，真的是走了。
我是否真的服服帖帖、顺从了呢？还没有。不过，早晨那清新的空气和窗外那因火车飞快地奔驰而快速变化着的景色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叔叔的思想很明显已经跑到了火车的前面。与他的急脾气比较起来，火车的速度可真是慢得多了。车厢里只有我们叔侄二人，可我们谁都不说话。叔叔在仔仔细细地检查着他的口袋和旅行包。我看得出，他没有遗忘任何此行所必备的东西。
他的物品中，有一张仔细折叠好的纸，抬头写着丹麦领事馆办公室，落款处写的是丹麦驻汉堡领事、叔叔的一位朋友克里斯蒂安森先生。这张纸很重要，可以使我们在哥本哈根得到许多便利，可以让我们拜会冰岛总督。
我还发现了那封著名的密码信，小心谨慎地藏在叔叔钱包最里层。我打心底里在诅咒这封密码信。然后，我又把目光移向窗外。只见窗外一大片单调乏味的平原，只不过看上去却十分肥沃。这一大片平原对于铺设铁轨倒是非常方便，令铁路公司心里十分高兴，铁路可以修得笔直。
这单调的景色并未让我的眼睛久久地疲劳，因为自出发后三小时，火车便在离大海不远处的基尔停了下来。
我们的行李是一直托运至哥本哈根的，省了我们不少的心。可是，叔叔却仍旧心里焦急地看着它们装上汽船，装到舱底，生怕有什么闪失。
叔叔由于忙中出错，把火车换乘汽船的时间弄错了，害得我们白白地浪费了一天时间。爱尔诺拉号汽船要到晚上才开。我们被迫要等候九个小时。在这漫长的等待中，脾气急躁的教授把轮船和铁路公司以及放任不管的政府骂了个够。他在同爱尔诺拉号船长说起这事时，我也跟着帮腔。他催逼船长马上启航，可船长不予理睬。
我们只好在基尔或其他什么地方把这么长的等待时间打发掉。于是，我们便在小城近旁那森林茂密的海湾边散步，并走进那宛如枝杈丛中的鸟巢状的森林中去，参观了一些带有桑拿浴室的别墅，边逛边抱怨，一直耗到晚上十点钟。
爱尔诺拉号的烟囱冒出了滚滚的浓烟；锅炉在隆隆作响，甲板都跟着在抖动；我们上得船来，并在唯一的客舱里占据了两张上下铺位。
十点一刻，船的绳缆被解去，汽船快速地航行在大贝尔特海峡的黑色水面上。
夜黑沉沉的；微风轻吹，海浪很高；岸上可见几处灯火在黑暗中闪烁；不一会儿，出现一座塔灯，把浪涛照得光彩夺目。这是我所能回忆起的第一次渡海的情景。
早晨七点，我们在考色尔上了岸。该小城位于西兰岛的西海岸。我们在考色尔上了另外一列火车，穿越了一个与荷尔斯泰因乡村同样平坦的地区。
乘火车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需要三个小时。叔叔彻夜未眠。我在想，他肯定是急不可耐，恨不得下车去推着火车快跑。
最后，叔叔终于看见了一片大海。
“森德海峡！”他大声喊道。
在我们左首，有一座高大建筑，看着像是一家医院。
“是个疯人院。”一位旅伴对我们说。
“哼，”我暗自在想，“没准我们就会在这座建筑物中度过余生！尽管这个医院很大，但恐怕也无法装下里登布洛克教授的疯狂念头的！”
上午十点，我们终于抵达了哥本哈根。我们连同行李坐上马车，来到布莱德加尔的凤凰旅社。路上走了有半个钟头，因为火车站位于郊区。叔叔匆匆地去了一趟卫生间，然后领我出了旅社。旅社的侍应会讲德语和英语，但叔叔精通多国语言，竟用丹麦语向他问询，侍应也就用其流利的丹麦语回答了他，告诉他北欧文物博物馆的方位。
这座奇妙的博物馆馆藏丰富，从其石制武器、酒杯、首饰等，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国的历史面貌。博物馆馆长汤姆逊先生学识渊博，也是丹麦驻汉堡领事的好友。
叔叔将随身携带的那封热情洋溢的介绍信给了他。一般来说，学者之间的交往总是淡淡的。可汤姆逊先生则不然。他是一位非常热情的人，他对里登布洛克教授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连我这个侄子也受到了照顾。我们立即无话不谈，几乎用不着保守秘密，无需假称我们只是两个游客，去冰岛观光游览一番。
汤姆逊先生热诚至极，亲自带我们前往码头，寻找开往冰岛的船只。
我还心存侥幸，希望找不到任何前往冰岛的船，但未曾想，竟有一条双桅小帆船，名为瓦尔基里号，将于六月二日前往雷克雅未克。船长布加恩此时正在他的船上，只见自己未来的乘客兴奋不已，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几乎把他的手给握扁了。他实在是莫名其妙，缘何这位乘客竟然这么用力地握紧他的手呀？
他觉得去冰岛是很正常的事，他就是跑冰岛的呀！
可叔叔却认为这趟旅行可非同小可，是件伟大的壮举。船长见我叔叔如此急切，趁火打劫，表情严肃地让我们付双倍的费用。钱对叔叔来说已是小事一桩了。
“星期二早上七点开船。”布加恩边将不菲游船钱装进口袋边说。
谢过汤姆逊先生的热情照顾之后，我们回到了凤凰旅社。
“真顺利！真顺利！”叔叔高兴地叨叨着，“能找到一条说话就开的船真的是太走运了！我们现在先去吃午饭，然后去城里转转。”
我们走到孔根斯尼托夫广场。这是一块空旷地，没有形状。广场上站着一名岗哨，还架设着两门没有实际意义的大炮，炮口冲着游人，但却无需害怕。附近有一家法国餐馆，厨师名为樊尚。我们两人各花了两个马克，就美美地吃了一顿法国餐。
吃完饭后，我像个孩子似的高高兴兴地在城里逛了一圈。叔叔跟随着我，但他却无心观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既不欣赏普普通通的王宫和博物馆对面横跨运河的美丽的十七世纪大桥，也不浏览托尔瓦森的巨大墓冢（他的坟墓上可是装饰着一些可怕的壁画，里面还陈列着这位大雕塑家的作品！ ）以及一座精巧公园里罗森伯格城堡的微缩模型，也不去观赏交易所这座令人惊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以及它那由四条青铜龙尾交错而成的钟楼。甚至连城墙上的巨大风车他也不以为然，而那座风车的翼羽总是鼓起的，犹如海船上迎风鼓起的风帆。
唉！如果我美丽的格劳班在我身边，一起漫步港口，该是多美呀！
红顶的双层船和三桅战舰静静地泊于海峡那绿树掩映之中；透过浓密的树丛可以看到一座城堡，上面的大炮张着巨大的黑的炮口，藏于接骨木和柳树的枝丫之间。
唉，可惜呀！
天不从人愿，我可怜的格劳班离我这么远，我还有望与她重逢相见吗？但是，叔叔尽管不为美丽景色所动，但却被哥本哈根西南角阿马克岛上的一座教堂的钟楼给吸引住了。
他命令我同他一起向教堂前进。我们上了一只在运河中摆渡的小汽船，不一会儿就到了船坞码头。狭窄的道上，身穿黄灰相间囚服的犯人们在看守的监督下做着苦工。我们穿过几条马路，到了弗莱瑟教堂。教堂有一外架楼梯，从平台蜿蜒而上，直抵钟楼尖顶，只这一点吸引了我叔叔的注意。除此而外，这教堂并无任何奇特之处。
“咱们上去。”叔叔说。
“会头晕的！”我答道。
“因此才要上去，得习惯登高。”
“可是……”
“行了，走吧，别啰唆了！”
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走了。马路对面的看门人给了我们一把钥匙，于是我们便开始爬楼梯了。
叔叔精神抖擞，步伐矫健。我则胆战心惊地跟在他的后面，因为我很容易头晕。我不是鹰隼，无平衡能力，又做不到泰然自若。
我们在钟楼里盘旋向上，一切还都挺顺利的。可是，上了一百五十级梯级之后，风在迎面袭来；
我们已经上了平台。外架楼梯便从平台这儿开始向上伸去，旁边只有一根细栏杆作为扶手。梯级越往上越窄，似乎伸向了宇宙空间。
“我上不去的！”我叫嚷道。
“你是懦夫呀？跟我往上爬！”叔叔毫不留情的呵斥道。
我无可奈何地用手抓紧栏杆，跟着叔叔往上爬着。风挺大，吹得我头晕目眩。我觉着钟楼在风中摇晃着。我两腿绵软无力，干脆就双膝着地，真的在爬了。我真的是害怕，不自觉地便将眼睛闭上，继续爬着。
最后，只觉得我的领口被叔叔一把抓住，硬给拽上了钟楼顶端的圆球边。
“你看，”叔叔冲我叫道，“往下看！你得学习登高俯视。”
我把眼睛睁了开来。我看见下方的房屋扁平扁平的，似乎在烟雾中被压坍塌了一般。白云在我头顶飘飞。由于错觉，我觉得它们漂在空中，静止不动。而尖顶、圆球和我则在以一种难以置信的速度被带着飞奔。远处，一边是绿油油的田野，另一边是在阳光下闪烁的大海。森德海峡一直延伸至赫耳辛格。海面上白帆点点，似海鸥展翅。在东面的烟雾之中，瑞典海湾曲折蜿蜒，依稀可辨。这些景象都在我的眼前旋转摇晃着。
叔叔命我站直身子，往四下里眺望。我这是平生第一次上晕眩课。这堂课足足上了有一个小时。当我终于获释，回到地面，两脚踩在马路那坚实的石板地上时，我真的是双腿发软，浑身无力，快要瘫倒了。
“我们明天继续。”叔叔说。
这种令人头晕目眩的练习课我一连上了五天。尽管并非自觉自愿，但我毕竟在对付恐高症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