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的诞生
亚历山大是马其顿人。马其顿在希腊北边。就像中国古代把边境的一些民族称做蛮夷一样，马其顿也被希腊人看作是蛮族人。其实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同族，宗教信仰一样。除文化上落后外，没什么不同。马其顿人也自认是希腊人。历史学界一般都把古马其顿史放在希腊史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外部极盛时期是亚历山大时代。”在马克思看来，亚历山大时代是古代希腊史的一个阶段，一个重要阶段。伯里克利时代是希腊城邦发展的顶峰，亚历山大时代虽是希腊城邦的终结，却也是希腊城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希腊历史的一个新阶段。没有希腊城邦就没有亚历山大帝国，因此，我们叙述亚历山大帝国时必须从希腊城邦开始。
希腊城邦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它的出现，不仅极大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也使人类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希腊城邦是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的特殊产物，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古希腊由伸入地中海的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爱奥尼亚群岛组成，小亚细亚西部海岸和意大利南部也是希腊移民建立城邦之地。古希腊得天独厚地处于埃及和两河流域两个古文明之间，通过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连在一起，而爱琴海诸岛又和埃及面面相望。这为希腊地区的人民和埃及、两河地区的人民相互学习、交流提供了优异的条件，而中国和印度就没有这样的条件。希腊三面环海，拥有世界最长的平均海岸线。境内多山少河，更没有大河，这和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等地大不一样。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等古文明都和大河分不开，而希腊文明则和大河无关。希腊文明和大海连在一起。希腊也没有大的平原，境内被众多的山脉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山地、山谷和小块平原，这为建立小国寡民的城邦创造了条件。希腊的城邦一般都有山地和小块平原，山坡地可以放牧，平原可以种庄稼，这有利于城邦自给自足。希腊多良港，为交通海外提供了方便。希腊的气候为典型的地中海型，夏季干燥，很少下雨，冬季温和。希腊人喜欢室外活动是和这样的气候条件分不开的。
希腊人是从公元前15世纪开始陆续来到希腊地区的。在希腊人来到之前，希腊地区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历史学家称之为克里特文明，因为它的中心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创造这一文明的是爱琴人。公元前16世纪克里特文明进入全盛时期，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沿海兴起许多城市，有百城之称。荷马史诗是这样描述克里特的：
“有个地方叫做克里特，在酒绿色的海中央，美丽又富裕，四面是汪洋，那里居民稠密，有数不清的数量，九十个城市林立在岛上。”
克里特实行君主制，克诺索斯建有巨大的王宫，内部有巨大廊柱的大厅，有很好的楼梯，有琳琅满目的壁画，有武库粮仓。王宫里的数不清的宫室，层次相连，组成一个令人扑朔迷离的“迷宫”。居住在这“迷宫”里的克诺索斯王，据希罗多德说：“是一个征服了许多土地并且是一个在战争中经常取得成功的国王。”不仅爱琴诸岛，而且希腊大陆也深受克里特的影响。克里特成了除埃及和两河流域之外东地中海地区的第三个文明中心。
希罗多德说克里特国王后来远征西西里，兵败身死。克里特衰落了。公元前14世纪，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兴盛起来了，迈锡尼取代克里特成了这一地区的文明中心。迈锡尼王朝国家是早期希腊移民亚加亚人建立的。迈锡尼的崛起和克里特的衰落，反映了希腊人对非希腊人的胜利。荷马史诗中攻打特洛伊城的希腊主帅阿加梅农，就是迈锡尼的国王。考古学家在迈锡尼发掘出用长3米宽1米的巨石垒成的城墙和“狮子门”，发掘出规模宏大的陵墓，有坑冢，有圆冢，圆冢作蜂巢形，高18米，直径也是18米，还有宽广的长达35米的墓中廊道，发现了精良的武器、金质面具、金质的巨型精美酒杯等等。迈锡尼统治着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阿提卡（雅典）、彼奥提亚、优卑亚岛和爱琴那岛，特萨利亚、爱奥尼亚诸岛和埃托利亚等地也受迈锡尼控制。
在新的希腊人来到之前，以克里特、迈锡尼为代表，创造了灿烂的爱琴文明，并与古老的东方文明，特别是尼罗河文明进行了几个世纪的交汇，为人类历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亚加亚人的迈锡尼王朝为时不长，就被从北方绵绵不断南下的多利安人摧毁了。多利安人是北方的希腊人，早在公元前15世纪就开始小股地移居希腊，后来成了最后、最野蛮也最强大的一股移民浪潮。这些后来的希腊人征服了和摧毁了这里原有的爱琴文明，繁华的城市、宏伟的宫殿都化为灰烬。手工业、商业衰落了，文字消失了。
多利安人等希腊人的侵入，中断了原来希腊地区文明的发展，并在其废墟上重新发展新的文明。希腊人后来称其他民族为野蛮人，其实，他们来到希腊时，才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是文明的破坏者。这种发展轨迹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的发展从来没有中断过，中国的文字的发展便是一例。发展的中断是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特点。
随着多利安人的入侵，形成了几个世纪的大移民。开始是希腊人南下希腊半岛和爱琴海诸岛，还有一些希腊人侵入小亚细亚。一些爱琴人则被迫逃亡他乡，有些爱琴人甚至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随后希腊人又大肆向海外移民，东北到黑海沿岸，西到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西班牙的东南岸，南到尼罗河、利比亚，都成了希腊移民之地。
原来过着游牧生活的希腊人，在迁徙过程中逐渐定居下来。多利安人在希腊南部定居，爱奥尼亚人在中部，伊奥利亚人在北部。希腊的东北是和希腊人同种的马其顿人和色腊基人。进入小亚细亚的是弗里吉亚人。
定居下来的希腊人同时从游牧转向农耕，终止了流浪生活，建造起房屋，过起稳定的居家生活来。不过游牧生活的习性仍长期保存着，战争和放牧仍是男子的职业，种田起初只是妇女的活。在从事农业生产好几个世纪以后，希腊人仍然把牲畜和家禽当作主要财产。
游牧的部落就这样定居下来，成为一群村落，周围的土地按家族分配。由于定居生活和占有土地，社会分化加剧，富人和穷人的差别日益扩大，社会阶级产生了，出现了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
一些村落联合起来，最后合并为城市。希腊城邦国家就这样产生了。由于希腊境内多山，平原与高山相交错，一个城市和与它连在一起的耕地、牧场就是一个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希腊本土有许多这样的城邦。同时，由于海外移民，从公元前8至前6世纪，希腊人在爱琴海、黑海和地中海沿岸以及海上的岛屿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城邦。
希腊城邦都是寡民小国，有的只有几平方公里，最大的也只有中国一个大县大。人口很少有超过5万的，其中的一半或一大半是奴隶和异邦人，自由人中还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希腊最大的城市之一，雅典，全盛时期也只有大约三十几万人口。中国也有小国寡民时期，据老子说，当时，国与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小国，很快就被兼并成大国了。而希腊诸城邦却始终没有统一过。这种情况的产生，除地理因素外，希腊的城邦制度是一个重要原因。
希腊的城邦制度相当复杂，有贵族统治的，有民主的，也有寡头统治的，有由选举产生或世袭的国王管理的，也有由非法手段夺权的僭主统治的。一般地说，开始时，受爱琴文明影响，实行国王统治，当然，这里的国王并不是专制君主，他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和他的家属有时还参加生产劳动。到公元前6世纪，大多数城邦便都早已成为贵族共和国了。不过，斯巴达却仍实行一种特殊的双王制，有两个国王，这让我们想起罗马共和国的两个执政官。两个国王权力相等，这种二元性显然是为了限制权力过分集中。国王每年一选，可能是用抽签的方式从不同的家族中选出。国王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一定的审判权、主持祭祀权和领兵打仗的统帅权，他们还要受选举出来的监察官的监督。
斯巴达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元老院，元老是从有势力的斯巴达氏族中选举出来的。斯巴达还有全体公民（不包括女性，妇女没有公民权）参加的公民大会，但大会不能争论，表决不是投票，而是欢呼，哪个动议获得的欢呼声最响亮就通过那个动议。宣战媾和等重大决定要由公民大会通过。
斯巴达是多利安人建立的城邦，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城邦。它曾两次发动兼并战争，占领了伯罗奔尼撒大部分地区。它的面积比一般城邦要大得多。斯巴达有三种人，或者说，有三个阶层，顶层是“斯巴提亚人”，他们是多利安人，是真正的斯巴达人；第二层是边民，他们是早期被征服地区的人，是自由民，但没有政治权利；最下层是希洛人，他们是最后被征服的美塞尼亚地区的人民，他们不是斯巴达人个人的奴隶，而是整个斯巴达城邦的奴仆。斯巴提亚人不从事任何生产劳动，他们是职业军人，完全靠希洛人供养，希洛人耕种份地，要将收成的一半交给指定的公民，即指定的斯巴提亚人。斯巴提亚人的成年男子，也就是说，斯巴达的全权公民，只有1万来人，到公元前5世纪时，便只有不到6000人了。以这样少的人统治人数多得多的、时刻想反叛的希洛人和进行不时发生的对外战争，显然十分困难。但斯巴提亚人办到了。他们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兵营，斯巴提亚人是职业军人，构成了斯巴达的常备军，这在希腊城邦中是绝无仅有的，边民也要从军，组成辅助部队，希洛人则要在军中服杂役。斯巴提亚男人从小就处于严峻的军营生活之中，新生儿要送给长老，经过检查，如果判定不够强健，就要被抛到山峡的弃婴场。男童只能在母亲身边住到7岁，从7岁到30岁就要过集体生活，在公共食堂吃饭，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从事体育锻炼和运动。他们还要奉命做苦工，并且必须绝对服从、绝无怨言地去完成。他们不要文化和艺术，只要服从与勇敢。勇敢是最受赞颂的美德。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说的是一个斯巴达女人，在送她儿子上战场时对他说：“回来时带上你的盾牌，要不就躺在盾牌上回来。”在战场上，不获得胜利，就只能战死疆场，否则，会受到全民的蔑视。斯巴达的女童也同样要接受精心安排的体育锻炼，以便将来有强壮的身体生育强壮的小孩。
斯巴达是希腊城邦的一个特例，一个变种。它的制度既不是君主制，也不是贵族共和制，更不是民主制。而希腊其他城邦大都先后废除了王，实行贵族共和制，有的还发展到民主制。雅典是其典型的代表。
雅典在阿提卡半岛，阿提卡的面积大约有两千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我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但在希腊这已是相当大的一个地区了，它分割成几块小平原和几个山区。据修昔底德记载，阿提卡很早就有人居住，有一个名义上的国王，实际上分成许多独立的小邦，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议政厅和长官，每个小邦都自己掌管自己的事务，不到危险时刻，不会找王商量，甚至偶尔还向王开战。后来，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各小邦，或者说，各部落的联系加强了，出现了一个“联合运动”。各邦的贵族逐渐集中到雅典，大约在公元前700年前不久，“联合运动”结束，阿提卡境内的小邦统一成雅典城邦。阿提卡之所以能和平统一，一方面是由于强敌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雅典人的政治智慧。
这个雅典的新国家，没有了国王，除奴隶外，公民中分成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其中只有贵族有权担任公职。三个阶级的形成和划分，打破了按血缘分成各个氏族或部族的传统，而按财产关系划分人口了。但是，贵族在新国家中占有优越的政治地位，完全由贵族组成的长老会，掌有审判、监察和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国王也被由贵族推荐并从贵族中选出的执政官所取代。执政官开始是终身制，后来规定任期10年，最后变为一年一任。开始执政官只有1人，后来增加到9人。执政官任期越来越短，人数越来越多，说明其地位越来越不重要。国家的权力完全掌握在长老会手中，长老会不仅左右执政官，也控制了公民大会，大会的议程由长老会安排。
权力造成腐败，贵族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侵占农民的土地，增加自己的财富。公元前7世纪阿提卡的土地兼并达到空前严重的地步。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记载，这时的阿提卡到处都竖立着田产出售的标志。“（雅典的）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护民’和‘六一汉’（必须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给地主的分成佃农），因为他们为富人耕田，按此比率纳租，而全国土地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如果他们交不起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时代为止。”土地兼并使农民情况恶化了，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加剧了，平民愤而反抗了。
但是，希腊的阶级斗争的进程和结果，和中国的完全不同。中国的阶级斗争从来也没有以党派的形式进行，其结果往往是一个王朝的结束，和一个新王朝的开始。而希腊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常常以党派斗争的形式进行，其结果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平民权利受到尊重，平民的状况得到改善，政治制度逐渐完善，贵族共和制转变为民主制。其原因很多，小国寡民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正是小国寡民才会有希腊的民主制，而对小国寡民的热爱又限制了希腊的进一步的发展。
领导平民进行斗争的是一个新兴的富有阶层。公元前7到前6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制陶业，不仅有专门的制陶区，而且制陶规模大，产品精良，驰誉地中海地区。今天，考古学家还能在远离希腊的小亚细亚地区的墓穴中发现雅典制造的陶器，可见雅典陶器行销之远。这和商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一些人发了财，一个富裕的工商业中间阶级兴起了。他们是金钱造就的人，有钱但没有权，地位不高，因而对贵族独揽政权十分不满，要求在政府中有一席之地。他们往往成为平民与贵族斗争的领导者。
不过，工商业的发展并没有使雅典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城市，雅典仍然只有25000人，工商业虽然繁荣，农业仍然是雅典人的最大的收入来源。但是，由于商业的刺激，一些地主贵族也开始把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收入更多的橄榄和葡萄等供应油酒业的原料。这样一来，粮食就供不应求，从而促进了粮食贸易，但却破坏了城邦的自给自足的原则，对雅典今后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平民斗争的第一个成果，是争取到了一部法典。这部法典是由一个叫德拉古的人编写的，在公元前621年公布。这部法典非常严厉，偷窃蔬果这类小过失，也规定判处死刑，但它是第一部成文法典，对执法的贵族，或多或少起了限制作用。法典废除了氏族私斗，规定法律上的争讼必须由国家机关审理，这是对传统氏族制度的胜利。
这时，雅典与邻国的冲突使情况变得复杂了，麦加拉商人占领了俯瞰雅典港的萨拉米斯岛。萨拉米斯的失守和贵族收复的失败，引起了雅典人的强烈的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元前594年，雅典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改革——梭伦改革。
梭伦出身一个古老的破落贵族家庭，靠多次海上商业冒险发了财。他用激昂的诗歌唤醒他的同胞，号召他们奋起收复萨拉米斯，结果成功了。梭伦因此获得极大的威信，受到雅典各阶层的广泛爱戴，被选为公元前594年的执政官。
梭伦是一个代表新兴的工商业富有阶层利益的有新思想的政治家，他一上任就为改善农民的恶劣处境、为满足新兴的富有阶层的政治、经济要求，进行了改革。他一举废除了债务奴役制，宣布不得以土地作抵押，债主的要求不得危害公民的人身自由。他没有答应重新分配土地，但限定了贵族可以占有土地的数额。如果我们联想到今天还有人认为黄世仁以喜儿抵债是有理的，便知道梭伦废除债务奴役制有多么进步了，不过，梭伦的废除债务奴役只限于雅典公民，奴役奴隶，实行奴隶制，在当时来说则是天经地义的，这和我们今天要消灭人身奴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为了促进雅典的工商业，梭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他鼓励外国的手艺工匠移居雅典，规定父亲必须教儿子学会手艺。他限制谷物出口，降低了谷价，减轻城市居民的粮食困难。他颁布法令，促进林木的培植和水利灌溉的改善，这一方面有利于种植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的经营，另一方面又可保证油、酒业原料的供应。
在政治方面，梭伦颁布法律，规定所有的自由民在法庭上都有平等的权利。他建立了一个四百人会议和公民陪审法庭。四百人会议的主要职能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程，预审提交大会的重要议案。其成员选举产生，被选的成员只需一定的财产资格，不必一定是贵族，四百人会议也分得了长老会的司法权力。这两个机构的建立大大削弱了贵族的长老会的权力。梭伦还用宪法形式，按财产的多少，把公民分成四个等级。所有的公民都能参加国家的管理，但只有第一或第二等级才能担任最高职务，第三等级只能担任次要职务，贫穷的公民只能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
梭伦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他个人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和众人的爱戴，他有可能因此而成为“僭主”。“僭主”也就是事实上的专制君主，但却没有国王之名。国王是合法的统治者，而僭主却是不合法的。希腊在公元前650年始出现这种统治者，而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600年～前500年）被称作僭主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梭伦的朋友们都劝他自立为僭主，建立僭政。但梭伦却不为所动，毫不犹豫地辞去已超过期限的执政官之职，离开雅典，到海外漫游去了。在僭主盛行的时代，有机会建立僭政，而主动放弃权力的，并不只有梭伦。他们都受到人们的称赞，梭伦就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
梭伦改革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问题仍依然存在，不仅贵族不满，平民也不满。梭伦离职后，雅典长时期陷入党争之中。占有平原土地的贵族组成了“平原派”，以工商业者为主组成了“海滨派”，无地少地的山居平民则组成了“山地派”。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平原派要求恢复传统制度，海滨派希望维持梭伦改革，山地派要求重分土地。有意思的是三派的领袖都是贵族分子。经过反复斗争，山地派领袖、贵族庇西特拉图，得到海滨派的支持，在公元前541年发动政变，获得成功，控制了雅典城邦，建立起僭主政治。庇西特拉图成了雅典历史上的第一个僭主。
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遭到回国的梭伦的反对。但庇西特拉图的僭政，实际上贯彻了梭伦改革的主要精神。除了取得政权的方式不合法外，庇西特拉图的统治明智而又成功。他没收逃亡贵族的土地，分给贫苦公民，部分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他实施农贷制度，资助贫苦农民发展橄榄和葡萄种植；他组织巡回法庭到农村去处理诉讼事宜，节省了农民的时间和精力。他特别致力于工商业的发展。在他统治期间，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他大力发展造船业，并建造了一支约有48艘船的海军舰队，夺取了赫勒斯滂海峡，控制了黑海门户，这对雅典的发展大有裨益。他对雅典的许多公益事业进行了改进，把农民在春季举行的酒神节引进城市，由此而带来了剧院和精彩的戏剧。
庇西特拉图的统治，得到许多雅典人特别是工商业者的真诚的支持，为雅典今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528年，庇西特拉图死了。继任的他的儿子既没有他的才能，也没有他的威信，而更为重要的是雅典人不能长期容忍不是由自己授权的统治者。因此，公元前514年，两个青年刺杀了僭主庇西特拉图的次子。这一行动受到希腊人的称赞，被誉为爱国之举。庇西特拉图的长子心怀疑惧，大肆迫害政敌，成了真正的暴君。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他又与波斯勾结，更激起了雅典人的愤怒，为时不久，他就被迫逃亡国外。雅典的僭主统治结束了。不久，代表新兴力量的克里斯提尼走上了雅典的政治舞台，并在公元前508年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克里斯提尼也因此被誉为雅典的民主之父。
克里斯提尼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开始。他的改革扩大了人民的权力，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的势力。他把原来按血缘关系划分的四个部落，改分成完全按地区划分的十个部落，每个部落又设有三个“三一区”，每个区都包括一个平原地区、一个山区、一个滨海区。这样就使贵族分了开来，并在每一区都是少数，从而瓦解了他们的势力。他又把各个区分成许多自治的村社，村社有政治和军事职能，其中包括登记本村社的公民，据亚里士多德说，他把“许多曾是外人和奴隶的外来居民登记在他自己的部落之内”，这样就增加了许多新的公民，从而使旧的血缘关系更加失去意义。
克里斯提尼创立了一个新的五百人会议，取代过去的四百人会议。五百人会议的成员由新设立的区选举产生，每区50人，共500人。后来形成会议成员分成十组分期管理国事之制，并由每一部落选出一个司令官的十司令官制。
为了防止新的僭主产生，克里斯提尼创立了所谓“陶片流放制”，规定在每年的春季的公民大会上，人民可以通过投票，宣布任何突出的公民为危害城邦安全的人，并把他放逐十年。一个公民要投票反对某人时，只要拾起一片散布在市场上的碎陶片，在上面写上所要放逐的人的名字，再把陶片投入投票罐里就行了。如果得到大多数人的票决，这个人就要被放逐十年，期满才能回来。陶片流放制的实行，表明雅典人都识字，对于防止僭主政治的再现，起了极大的作用。
克里斯提尼的改革，使雅典的民主制最终确立下来，也是希腊城邦制度最后完成的标志。雅典民主制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主权在民”，尽管高级职务仍只能由贵族担任，其他公民却也享有重要的政治权利。当然，这里说的民是有公民权的公民，不包括大量的奴隶和外国人。主权在民的制度在伯里克利时代发展到顶峰，雅典的全体公民都要出席“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月举行两至四次，解决城邦的一切重大事件：宣战与媾和，解决城邦的粮食，听取负责人员的报告，掌握国家的最高监督权，审查终审法庭的讼事等等。每个公民在公民大会中都有选举权，每个公民都有可能选为五百人会议成员，每个公民都要轮流参加陪审法庭。陪审法庭的成员多达六千人，而当时的雅典公民最多也不会超过六万人。最高官员离任时要接受审查，有诸如叛国等重大问题的，法庭和公民大会可没收其财产、放逐或处死等。二是“轮番为治”，也就是说，“公民是轮流统治或被统治”，官吏由公民轮流当。这样的民主制，只有在希腊雅典这样的领土狭小的城市国家中才有可能。中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民主制。不过，希腊的民主制是完全把妇女排除在外的，妇女的惟一任务就是生儿育女。希腊对妇女的卑视，和东方民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亚里士多德就认为，男人天生比女人高一等，因此，男人治人，而女人治于人。
克里斯提尼之后不久，爆发了希波战争。战后，雅典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都居希腊首位，它事实上成了全希腊的楷模，它的民主制度也成为各城邦效法的榜样。例如，雅典的陶片放逐制就有好几个城邦仿行。希腊诸城邦的政制五花八门，而“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却是它们的共同的特点。希腊城邦的民主制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法律高于一切，人人都尊重法律，按法办事。古希腊的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用一位希腊人对波斯国王说的一段话来赞扬希腊人的，或者说，希腊城邦的这一特点。这位希腊人在说起自己的同胞时说：“虽然他们是自由人，但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的；法律是他们的主人，他们畏惧这位主人甚于你的臣民害怕你。法律规定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法律的条文始终如一。法律禁止他们临阵脱逃，不管遇到的敌人有多少；要求他们作战时坚如磐石，或者战胜敌人，或者死于敌手。”这种把法律看得高于一切的精神是城邦民主政体得以建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这种精神、这种传统，民主是根本不可能的。古今中外的民主都离不开这一条件。可以说，没有法律，没有把法律看得高于一切的精神或制度，就不会有希腊城邦的民主。当然希腊各城邦的法律是公民自己制定的，而不是别人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希罗多德这里虽说的是希波战争时的希腊人的情况，其实是希腊城邦的普遍特点。
希腊城邦的产生及其城邦制度的最终完成，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一种变态，而不是常态。人类社会从军事民主制发展到君主制是普遍规律。中国、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文明都是如此。希腊城邦的产生有其独特的条件和原因。地理条件的独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希腊如果不是被群山分割成一块一块彼此分离的既有平原又有山地的相对独立的地域单位，城邦的建立是不可能的。在希腊城邦建立的几个世纪，没有足以威胁希腊生存的强大外敌，也是一个原因。埃及和赫梯王国都衰落了，欧洲大陆还是蛮荒之地。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希腊内部的阶级斗争的独特形式和走向。雅典的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以党派斗争的形式进行，这在中国等古文明地区是不可能的。
希腊虽分割成许多独立的城邦，却是一个种族，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有共同的风俗和传统，有共同的源于腓尼基字母的希腊文字，还有显示了希腊人的精神面貌的体育比赛——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一种为神的荣誉而举办的体育竞赛，早在公元前776年就开始举行。竞赛会的地点在奥林匹亚，这里是希腊最高山峰所在地，四年举办一次，它成了全希腊人的共同节日，引起了全希腊人的兴趣和参与。被视为蛮族的马其顿被荣幸地准许参加这一比赛。这些共同的因素，使希腊人有一种民族联合的情结，他们逐渐称自己为“海拉斯”（hellenes)，因为他们自认为是赫楞（hellen)的后代，并引以为荣。他们把非希腊血统的人都称为“野蛮人”。
但在政治上希腊完全没有联合的倾向。各城邦之间，纠纷不断，战争不断，每个城邦都有强烈的排他性，其公民权决不轻易授予外来人。没有一个城市的商人在别的城市拥有合法权利，只要他不是那个城市的公民，甚至他的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没有一个城邦制定了保护外来人的法律。商人们为了在别的城市寻求保护，只有让那个城市的一位友好公民接收为客人，如果他找不到“主人”，城邦政府要接受他，就会指定一位公民做他的“主人”。每个城邦都极力保持自己的地方特点。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希腊各城邦自始至终也没能联合成一个包括全希腊的大国。
希波战争
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希腊诸城邦、特别是雅典蓬勃发展的时候，在东方，在亚洲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波斯帝国，成了希腊的强大的竞争对手，成了希腊进一步前进的难于逾越的障碍。
波斯人是伊朗人部落的一支，是山地民族，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其国王居鲁士的统治下，强大起来。波斯人是优秀的箭手，波斯军队主要由弓箭手组成，密集的箭阵使敌人还没来得及进行近身搏斗，就已经中箭倒下了。而波斯骑兵这时才从两翼发动进攻，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公元前546年，波斯军队灭亡了吕底亚王国，占领了小亚细亚的南部沿岸。过了4年，又占领了沿爱琴海东岸的希腊人的城邦。短短的5年时间，波斯就从埃兰山区的一个小王国，变成东方世界的一个霸主。公元前539年，波斯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名城巴比伦，灭亡了迦勒底王国。公元前528年，居鲁士在一次战斗中阵亡。居鲁士的死亡并没有使波斯扩张的步伐停下来，公元前525年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征服了埃及。征服埃及是波斯帝国最终建成的标志。这个仅仅用了25年就建立起来的强大帝国，占领了这一地区的所有文明古国，其领土西边从尼罗河三角洲开始，环绕整个地中海东端直到爱琴海，东边则几乎扩展到了印度。
波斯帝国完全不同于希腊城邦。它的广阔无垠的疆土是希腊城邦无法比拟的，甚至是希腊人无法想象的，在希腊人心中，他们国家的大小才是最合适的。波斯帝国的统治方式也完全不同于希腊。波斯帝国实行专制君主制，全国都要听命于国王一人，正如波斯国王大流士（公元前521年～前485年）所说：“凭借胡腊玛达神的慈悲，这些土地听命于我的法令；当我向他们发令时，他们将遵从。”国王的话就是法令。这和中国古代是一样的，是一人统治全国，而和希腊的由公民集体统治或由贵族寡头统治完全不同。大流士被称为“伟大的国王”。他把全国分成20个行省，行省由他所任命的总督管理。这种行省制和中国古代的郡县制有点类似，不同的是中国的郡县完全受皇帝控制，而波斯的行省则有较大的独立性，只要按期交纳贡物和为“伟大的国王”的军队提供士兵，总督就可自行其是。但是，如同中国汉代派刺史监督地方官员，波斯国王也派出一些被称为“国王的耳朵”或“国王的眼睛”的官吏，监督总督的言行，向国王汇报他们的一切反对国王的行为。
波斯的首都设在苏萨，以首都为中心，在广大的帝国境内修建了许多大道，大道设有保证讯息传递的连绵不断的驿站，以便帝国军队能及时赶赴战场，包抄敌人。
波斯帝国的兴起，对希腊、特别是对雅典的威胁是致命的。公元前520年，大流士就曾率军横渡赫勒斯滂海峡，向黑海北岸的斯基台人部落进攻。这是波斯帝国的军队第一次袭击欧洲地区。尽管这一次侵略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却夺取了爱琴海北岸的色雷斯和马其顿。雅典通向黑海的商路遭到严重威胁。在当时，黑海沿岸不仅已经是雅典手工业品的重要市场，而且是雅典的粮食供应地。威胁这条商路，就是威胁雅典的生命线。因此，争夺赫勒斯滂海峡就成了希腊和波斯两大势力的前哨战。
公元前499年，趁大流士进攻斯基台人失利之机，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不甘心失去自由、沦为波斯这一东方专制国家的臣民，在米利都的领导下，举行了反抗他们的波斯主人的起义。起义过程中，米利都曾派使者到希腊本土的两个强国，斯巴达和雅典，去求援。斯巴达对海外发展毫无兴趣，一听说波斯的首都离爱琴海东岸还有三个多月的路程，便立即谢绝了来使。雅典的态度和斯巴达不同，出于自己海外贸易的利益的考虑，它关心小亚细亚沿海希腊城邦的命运，因此雅典人派出了20艘战船去援助他们的同胞，对威胁他们的商路的波斯，公开采取敌对行动。这次战争延续了五六年，最后以希腊各起义城邦的失败而告终。
这次战争招致了一场更大的战争。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以雅典人帮助了起义者为由，亲率大军入侵欧洲。其实，希波战争是一定会发生的。大流士号称“万王之王”，“从日出处到日落处之王”，好大喜功，他是不会容忍希腊处在他统治之外的，必欲侵占而后快，而且，占领希腊既可扩大领土，增加财富，又可起威慑作用，使希腊人不敢再反抗他的统治。
对于雅典人来说，如果不对波斯的侵略奋起反抗，就会失去爱琴海的商路，失去通向黑海的生命线，就不可能保持和扩大经济的繁荣，甚至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和自由。
因此，对于双方来说，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大流士对希腊的第一次进攻，半途而废，夭折了。打败他的不是希腊军队，而是爱琴海上的险恶的风暴和所选进军路线的艰难险阻。他的陆军在穿越赫勒斯滂和色雷斯时，人员损失严重，而他的海军舰队又在试图绕过阿陀斯山的高大海角时遇到了飓风，被打得七零八落。就这样，他的水陆并进的计划落空了，不得不在半途撤兵回国。
公元前490年初夏，大流士发动了第二次进攻。这次他改变了进军路线，率领一支由运输船和战舰运载的波斯大军，驶过爱琴海中路，直扑雅典。出发前，他派使臣传檄希腊，要求各个城邦进贡当地的水和土，表示对他降服。他想用这种办法使敌人不战而降。然而，希腊人虽然对波斯征服和屠杀他们的小亚细亚同胞，心存恐惧，却具有高昂的爱国心和自豪感，热爱独立和自由。他们是不会被波斯人吓倒的。雅典的回答是把使者投进了洞坑，斯巴达则把使者推下了水井。9月，波斯军队从雅典东北的马拉松海湾登上了阿提卡的海岸，并在距雅典不远的地方安营扎寨。在这生死关头，雅典人一面派出信使向外求救，一面在一个富有谋略、通晓波斯战术的将军——米尔提亚斯的率领下，武装起来。米尔提亚斯针对波斯军队利于平地作战，并惯于中央突破的特点，率领雅典军队前往马拉松山坡上扎营，阻止波斯军前进。但是，雅典军的人数还不到波斯的一半，这时，有一支普拉提亚的数千人的援军及时赶到，大大提高了雅典人的士气。米尔提亚斯把重兵布置在两翼，而把较弱的部队放在中央。战斗一开始，雅典中央一线且战且退，引诱敌人深入，等敌人追远时，两翼的精锐部队才从后包抄猛攻。波斯军队陷入两支雅典部队的夹攻中，一片混乱，溃不成军。波斯的弓箭在这种近身搏斗中，毫无用处，而希腊人的长矛却大显神威。波斯人留下了6000具尸体，逃回船上，而希腊只损失了192人。波斯人虽想再战，但在雅典军队严阵以待下，无法在雅典的海港登陆，大流士只好下令撤军。波斯人的第二次入侵又失败了。马拉松战役获胜后，雅典将领立即派了一名战士去雅典城报捷，这个战士一口气从马拉松跑到雅典城内，说了句“雅典得救了”，就倒地而死。今天的马拉松赛跑，就是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其距离就是马拉松到雅典的距离。
但是，战争并没有结束，希腊人的胜利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波斯人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会再来，更大的考验在等待希腊人。这次战争给了雅典人一个教训，由于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无法阻挡波斯人渡海而来。因此，建立强大的海军就成了雅典的当务之急。幸运的是，埃及的反叛和大流士的死亡（公元前485年），延缓了波斯人再次入侵的时间。同时，在雅典境内发现了一条储量丰富的银矿脉，这为雅典建立海军舰队提供了必需的资金。雅典的舰队建立起来了，大约有180艘三列桨战舰，这既是为了对付波斯人的威胁，也是称霸爱琴海的需要。在雅典建立舰队的过程中，一个叫地米托克利的雅典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曾担任执政官，主张雅典必须向海外扩张，必须建立一支舰队。他认为雅典只有增强海军的力量，才能抵挡波斯人的入侵，才能保证雅典的经济不断发展。
公元前480年，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再一次发动了对希腊的入侵。这是一次全面的入侵，薛西斯动员了波斯帝国的全部兵力，据说有各色兵种共5283200人，兵舰1207艘，其他附属船只3000艘，志在必得。这一次薛西斯采取了大流士的第一次进兵路线，取道赫勒斯滂，水陆并进。与此同时，希腊人也在为迎击波斯人的入侵做准备。希腊各城邦在科林斯召开了泛希腊的会议，决定以在军事上负有盛名的斯巴达做联军的首领，联军的陆军以斯巴达为主，海军以雅典为主，分别在通向中部希腊的要道德摩比勒和附近的海面设防。
公元前480年夏天，波斯军队抵达温泉关隘口。波斯军队的人数大约超过20万，而随军家属也有这样多，有1000艘船，其中三分之二是战船，但被海上的风暴毁坏了数百艘，只有大约500艘可以作战。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领大约5000人在温泉关阻击波斯陆军，同时，有不足300艘三列桨战舰的希腊舰队，其中三分之二是雅典的，在优卑亚北海岸阿特米斯乌姆附近水域阻击波斯海军。
战争一开始，希腊人处于守势。波斯人从陆上和海上同时发动进攻。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在人数上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英勇奋战了一整天，守住了温泉关。第二天，一支波斯军队翻过山脉从后面进攻，由于腹背受敌，温泉关失守，李奥尼达和他所率领的5000战士全都战死疆场，用鲜血写下了悲壮的一页。海上的战斗，开始时，希腊舰队灵活而又有效地抗击人数和船数占优势的敌人。波斯人派出另一支有200艘战船的舰队，绕过优卑亚，从背后进攻希腊舰队。但这支舰队遭到风暴的袭击，损失很大，波斯人在海上前后夹击的计划落空了。不过，由于陆军的失败，希腊海军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不得不撤退到萨拉米斯湾。雅典人被迫放弃阿提卡并把不参战的人员和所能转移的财产运送到萨拉米斯岛。雅典人在岛上看着自己的城市被波斯人焚烧，悲愤填膺。不过，雅典人此举是明智的，他们虽放弃了城市，舰队却没有受到多少损失，可以更机动灵活地继续和波斯人战斗到底。这时，斯巴达的主力部队和其盟军退到了科林斯地峡，准备在这里阻击波斯人，保卫伯罗奔尼撒半岛。斯巴达还主张把在萨拉米斯的联合舰队也调到科林斯地峡来。斯巴达的主张遭到雅典的反对，雅典的统帅地米托克利认为，被动防守只会招致失败，“后发者无赏”，必须主动出击，萨拉米斯水域狭窄，不利于波斯的庞大舰队活动，而有利于较灵活的希腊舰队。在地米托克利的坚持下，希腊舰队留下了，而且经过整修，战舰数超过300艘，力量得到加强。
地米托克利的主张可能是当时惟一可以使希腊反败为胜的策略。他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圈套让薛西斯来钻。就像中国古代周瑜骗曹操那样，他派他的私人奴隶到波斯人的营地去诈降薛西斯，传递一个假情报，说他从地米托克利处来，地米托克利私下是站在波斯人一边的，希腊舰队将要偷偷地夺路溜出海湾，让波斯人及时阻截。薛西斯果然中了地米托克利的诱敌之计，不顾萨拉米斯海湾是否有利于波斯舰队作战，就贸然下令出击。9月20日，波斯海军开进萨拉米斯海湾，拦截希腊海军。正如地米托克利所料，波斯舰队由于船大数量多，挤在狭窄的水域，互相碰撞，根本无法调动，希腊人还没发动攻击，就已经乱成一团。而雅典舰队行动自如。这样一来，波斯舰队只有挨打的份，连逃跑的空隙都没有。薛西斯坐在可以俯瞰萨拉米斯湾的山顶上，看着他的舰队被希腊人摧毁，束手无策。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当夜幕降临萨拉米斯湾时，波斯舰队几乎被全歼。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决定性的胜利，波斯人失去了制海权，雅典成了海上的霸主，可以说，雅典的海军拯救了希腊，地米托克利也使自己成为希腊最伟大的政治家。
萨拉米斯战役的结果，实际上也显示了希波战争的结局，失去制海权的波斯人已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但波斯人仍不甘心，虽然由于给养不足和疾病，薛西斯被迫撤退到赫勒斯滂，接着又退回亚洲，却把他的大将马都尼斯和一支约5万人的军队留在希腊境内，仍对希腊各城邦造成很大的威胁。马都尼斯知战争无望，便想用外交手段获取胜利，他向雅典提议，波斯交还雅典原有的土地，重修庙宇，免除惩罚，并接纳雅典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自由盟邦。有个雅典人表示赞成这个提议，结果，不仅他本人被愤怒的群众杀死，他的一家人也被大家用石头砸死了。公元前479年，在普拉提亚希腊联军和波斯军队在陆地进行了决战，波斯军大败，统帅马都尼斯阵亡，靠骑兵的掩护，才有一些残余部队逃出了希腊，回到亚洲。同时，希腊海军在米利都的麦加拉半岛摧毁了波斯的残余舰队，波斯的威胁彻底消除了。
公元前478年，雅典海军独力夺取并占领了赫勒斯滂海峡的重镇塞斯图斯，从而控制了欧洲到黑海的通道。对于雅典来说，塞斯图斯战役的胜利的意义不亚于萨拉米斯战役，因为占领塞斯图斯，为雅典的对外扩张铺平了道路。被西塞罗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一书，正是以雅典人攻陷塞斯图斯作为全书的结尾的。至此，希波战争实际上结束了，希腊人不仅解放了全希腊，彻底解除了波斯的威胁，而且把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也从波斯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但是，直到公元前449年，雅典及其同盟的军队在塞浦路斯大败波斯军，波斯才同希腊缔结了和约，承认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的独立，希波战争才正式结束。
希波战争可能是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战争，其历史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这是一场两种制度的较量，是希腊城邦制度和东方的君主制度的较量。古代文明，不管是埃及、两河流域还是中国和印度，都是在君主制下创造的，城邦制，在希腊兴起前，从来没有成为历史的主流，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在历史上起什么积极主动的作用。在希腊城邦兴起前，城邦国家不是被大国兼并，就是成为大帝国的附庸。因为，这样的国家都是小国寡民的，根本无力抵抗大国的侵略，而他们的“老死不相往来”或自治、自足的特点，又使他们有一种自满感，无法发展成大国。中国的老子和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都把这种小国寡民看成是最理想的国家形式。老子的观点在中国没有代表性，而亚里士多德却反映了希腊大多数人的观点。这正是中国与希腊的不同处。希腊城邦的兴起，得力于天时、地利和人和。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希腊地区既适合城邦又便于向东方的古老文明学习，希腊周围地区几个世纪都没有大国和强国，更给希腊城邦的发展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天赐良机。但是，如果没有希波战争的胜利，希腊城邦的历史就会终结，希腊以至人类历史都要重写。正是希波战争的胜利，才显示出希腊城邦的优越性，才激发了希腊人的更大的自豪感，希腊城邦才会发展到它的顶峰，希腊人才能继续创造他们的令人惊叹的文明。
希波战争的结果证明，新兴的希腊城邦制要优于古老的君主制，希腊文明正在发展，而以埃及两河流域为代表的东方古文明，到波斯帝国时已停滞不前。
希腊人一直认为，只有他们才是文明人，其他民族都是“野蛮人”，他们要比“野蛮人”强得多，他们的自由民主制度，要比亚洲的君主制好，亚洲的君主靠专制权力、靠折磨和鞭笞迫使人们服从，而他们却靠辩论和劝说来作出决定。希波战争强化了他们的这种观点，事实也是如此。但是，希波战争的胜利却也正是克服了城邦制的一些固有的缺点，才取得胜利的。如果希腊各城邦在战时仍互相敌视，彼此争夺，他们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如果他们仍像在小亚细亚希腊城邦掀起反波斯统治的起义时那样，除了雅典出兵援助外，其他希腊城邦都认为事不关己，而置之不理，结果可能是另一个样子。如果不是在强敌入侵下所激起的高昂的爱国热情，使全希腊团结起来，结成联盟，如一人似的协同作战，希腊人是无法打败波斯人的。不幸的是，这样的团结一致，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希波战争一结束，希腊各城邦就卷入互相争霸的漩涡中，而不能自拔。
希波战争中，雅典的作用和贡献最大，所受的影响也最大。雅典人为战争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和胜利后的自豪感，是任何其他希腊人所无法比拟的。斯巴达一直是希腊最强大的国家，希波战争中也一直是希腊联盟的领袖，联军的统帅，但由于斯巴达所固有的传统保守的特点，由于它是个纯粹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在希腊本土解放后，它对解放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毫无兴趣，不愿意出兵亚洲，因而自动放弃了对希腊联军的领导权。这样，反波斯、解放亚洲希腊城邦的责任就落在雅典身上。雅典在希波战争中赢得了巨大的威信，拥有了强大的海军，俨然成了可以和斯巴达并列的领袖。因此，为了完成新的任务，为了向海外扩张，公元前478年，雅典组织了一个新的同盟。由于同盟国家开会、集合的地点设在爱琴海上的提洛岛，故称提洛同盟。参加同盟的有爱琴海上的所有岛屿，和赫勒斯滂海峡以及亚洲的所有希腊城邦。同盟的成员国最多时有将近300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同盟继续对波斯作战，有联合海军，有共同的金库，金库设在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庙中。在形式上，这是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同盟，所有成员国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在同盟的会议上有同等的发言权。参加同盟的城邦按国力的大小为同盟提供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如果愿意也可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但实际上，这个同盟是雅典的同盟，雅典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雅典拥有由300艘船组成的舰队，这个舰队超过同盟中所有盟邦舰队的总和。雅典的威信和作用是其他城邦无法比拟的。因此，有的史学家认为，同盟一开始就有雅典帝国的倾向，这是很有见地的。这种帝国倾向不是指雅典在同盟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而是指：一，盟约是以雅典为一方，而以雅典以外的一切盟国为另一方订立起来的；二，盟邦的义务是由雅典决定的。也就是说，盟邦为联军提供船只和人员的多少，或为免除这项义务所要交金钱的多少，全由雅典决定。而所交的金钱实际上成了向雅典缴纳的贡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波斯威胁的解除，有的城邦要求退盟，这就出现了盟邦有没有退盟权的问题。这本不是问题，参加自愿，退出也应自愿。第一个要求退盟的是纳克索斯岛。这是个繁荣富裕的城邦。雅典认为纳克索斯的要求是反叛行为，出兵镇压，强迫它交出舰队，并交纳一笔贡赋。此后，凡要退盟的，一律以同样方式处理。同时，没有加入同盟的爱琴海城邦也被强迫加入，理由是它们得到了同盟的保护。这样一来，同盟已是徒有虚名了，实际上已是实实在在的雅典帝国了。
为了强化同盟的帝国性，雅典还做了两件事。一是把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转移到雅典，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什么金库在雅典“管理更方便”“安全”等等，而实际上，这样做的惟一理由就是利于雅典掌握，使同盟的金库成为雅典的金库。随着金库转移到雅典，金库司库也成了雅典国家的官职。二是盟国之间的争执纠纷交雅典法庭审理。同盟不见了，只有雅典帝国了。这个帝国极盛时，有大小不等的城邦近300个，人口总数达1000万至1500万。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帝国看成是如同中国秦汉帝国那样的帝国。秦帝国有一个集权于皇帝一身的中央政府，下面是完全受中央政府控制的郡县地方政府。雅典帝国其实是一个以雅典为中心的城邦集团，雅典仍是一个城邦，加盟的各个盟邦也仍是自给自足的城邦，它们仍有各自的可以独立处理内部事务的政府和法律。这些城邦与过去不同的是，它们的对外政策已不能自行决定，而必须听命于雅典，它们要为同盟，其实就是为雅典的舰队提供船只、人员或交纳钱款，它们的政体要和雅典一样，实行民主制，而不能实行其他政体，否则就会遭到雅典的干涉。
当然，雅典虽然仍是个城邦，却也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它现在是帝国的中心，因此，它除了有本城邦的事务外，还有许多帝国范围内的行政事务与司法事务要由它处理，帝国的这些事务也就成了雅典的事务，这样它就需要更多的公职人员，其中不少成为有报酬的。它还有一支主要由雅典公民组成的帝国的庞大的武装部队，雅典公民服兵役这时是领薪饷的，大量雅典公民成了领薪饷的战士，雅典城邦成了“战士共和国”。虽然公共开支增大了，雅典的国库仍很丰裕。因为希波战争后，雅典的工业和农业有很大的发展，商业发展更快，雅典跃升为世界的首要的商业中心，关税和其他税收数额巨大，加上盟邦为使它们的公民不服兵役而每年交纳的贡款，雅典不缺钱。雅典之所以成为帝国的中心，不仅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也因为它是工商业中心。
然而，雅典对盟邦虽很霸道，在城邦内部，民主制却发展到了顶峰。和中国与波斯不同，雅典不是靠特权阶级或行政官僚来履行它的帝国领导职能的。它的民主制不仅没有因帝国而削弱，反而更向前发展了。事实上，在帝国存在的不长时间内，正是希腊城邦的极盛时代。
雅典不是靠个人而是靠公民集体来进行统治的，正如雅典人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他们是靠辩论和劝说作出决定的。个人有再大的功劳和威信，得不到公民的支持，也不能担任任何官职。公民大会可以流放任何他们不满意的人。地米托克利在希波战争中立有大功，但在他颇有远见地反对和斯巴达结盟时，因没有赢得公民大会的赞同，而被流放，后来又被以莫须有的叛徒罪被判有罪，结果，只好逃亡国外。流放地米托克利也许是错误，但这是民主制下公民集体的错误。继地米托克利为雅典领袖的奇蒙，因在对斯巴达的政策中犯了错误，也在公元前461年被公民大会流放了。奇蒙是贵族的代表人物，平民把流放他看成是平民对贵族的胜利。继奇蒙而成为雅典的领袖的是伯里克利。伯里克利出身贵族，却和工商业有密切的关系。他希望建立一个辉煌的雅典帝国。他自视为进步势力的领袖，逐步扩大平民的权力。他也因此获得了平民的信任，连选连任执政官。从公元前460年起，他当政了30年，直到他突然死去。
伯里克利当政时，雅典的民主达到了它的极盛时代，实际上也是希腊城邦制的极盛时代。
由于平民的斗争，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由贵族组成的元老院的政治权力已被剥夺殆尽，只保留了审判谋杀案和解决宗教问题的权力。它的原来的职权转给了500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获得了大部分政府事务的管理权力。它按50人一组，分成10组，每个组的服务时间每年有一个月多一点。议事会成员不得连选连任，因此，雅典公民的三分之一，在一生中有机会担当议事会的成员。陪审法庭的人数增加到6000人，6000人被分成更小的陪审法庭，有陪审法官501人，为了有利于贫穷公民参加陪审法庭，法律规定为陪审工作提供报酬。公民法庭的权力愈来愈大，最终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构，在公民大会的协作下，开始颁布法律。公民会议是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公民会议的开会地点在雅典卫城以西的广场上，希腊人喜爱室外活动，在广场开会正投其所好。这是一片微微倾斜的广场，坐在最后面的人，也可以看到讲台上的发言人。公民会议大约在每36天中开4次。开会的通知一般会前5天就在市场公布。参加会议的公民都可上台发言，但任何人都只能发一次。表决多半用举手方式，选举官员或要放逐谁，则多用投票方式。公民会议负责表决500人会议提出的议案，选举国家官吏，制定法律，决定战争与和平。
同时，担任官职的财产资格的限制已大大缩小，除完全没有财产的劳动阶层外，所有公民都可担任执政官。高层官员不再通过选举产生，而是从所有合格的公民中抽签推举。结果，过去地位显赫的国家官员，现在变成了轮流坐庄的“贵族”，因而也就没什么大影响。但是，有一个重要的职务是不能通过抽签产生的，那就是统率军队的将军。这样的将军共有10位，每年选举一次，可以连选连任。伯里克利就多次连任。但是，一个雅典人在这次战役中是将军，而在下一场中却是普通士兵的事，是毫不奇怪的。这是城邦的“轮番为治”民主观念的突出反映。不过，由于是雅典惟一推选出来的官员，是惟一要考虑其才能能否胜任的官员，由于这些职务如此重要，将军们在城邦的作用和影响力是巨大的。伯里克利正是通过长期担任将军一职来领导雅典的。
雅典人不仅政治上享有较大的民主，能直接参加国事活动，他们的文化生活也具有广泛的民主性，丰富多彩。每个公民都享受国家提供的娱乐活动。雅典人最具民主性的、也是雅典人最喜欢的文化活动是祀神庆典和看戏。和在政治上没有君临一切的专制君主一样，在宗教上希腊也没有代表最高道义的宇宙主宰。希腊的神和凡人没有太大的不同，他们有和凡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名为最高神的宙斯，也常常钟情人间的美女，犯凡人所犯的错误。由于希腊神具有这种人性化的特征，雅典的祀神活动就和世俗的娱乐活动结合在一起。例如，四年一度的雅典娜女神祀祝大节，全雅典公民都可参加，一连几天都要举行赛车、竞走、合唱、舞蹈、音乐比赛和朗诵比赛，这样的祀神活动，与其说是一个庄严的宗教仪式，不如说是一种世俗性的公民群众的娱乐。每年春季举行的酒神庆典，在国家建造的规模宏大的剧场上演出各种悲剧和喜剧，国家给每个公民发“观剧津贴”，让每个公民节日都有钱去看戏。雅典的学术文化也十分活跃繁荣，在雅典全盛时期，在公民群众经常聚集的运动场附近，经常举行各种哲学、社会和人生问题的讨论。雅典公民在公开的政治生活和广泛的文化生活中获得广泛的知识，受到其他城邦人民得不到的教育，从而产生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希腊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纷纷来到雅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雅典一直是希腊文明的代表和中心。
当然，雅典的昌盛和繁荣是离不开奴隶的，没有奴隶的劳动，也就不会有雅典的文明。据希腊史的权威戈麦教授估计，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阿提卡约有125000个奴隶，其中有65000个用于家务劳动，有50000个被用于手工业。有10000名用于采矿，同一时期雅典的18岁以上的男子的人数约为45000人，由此推断，当时雅典的总人口是100000人多一点。奴隶在创造雅典文明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雅典的强盛和繁荣招致了斯巴达的嫉恨。斯巴达本是希腊最强大的国家，希波战争中，它是希腊联盟的领袖，盟军的统帅。但在希腊本土全部解放后，它不愿出兵海外，放弃了对盟军的领导，退出了战争。是雅典领导希腊人民把希波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雅典的势力和威望有压倒斯巴达之势。一山不容二虎，斯巴达是不容许有雅典这样的对手威胁它的，而雅典也早有称霸希腊甚至称霸世界的野心，要称霸就必须打败斯巴达，从地米托克利到伯里克利都有这样的愿望。当然，雅典也有主张与斯巴达友好的人。贵族派的代表人物奇蒙就主张雅典和斯巴达友好相处，雅典称霸海上，斯巴达则在陆地称雄，从而在希腊世界平分秋色，两不相悖。奇蒙的主张既背离了实际局势的发展，也不合大多数雅典人的心意。谁也无法把雅典的霸权限制在海上，而斯巴达和它的盟国也不容许雅典独霸海上。
其实，雅典和斯巴达的矛盾和冲突是多种多样的，是全方位的。既有利益上的，也有制度上的，甚至还有感情上的、观念上的。斯巴达虽对海外商业不感兴趣，但它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也有科林斯、迈加那这样的注意向海外发展的城邦，它们在爱琴海北岸卡尔克底半岛、在西西里岛都有殖民和商业利益。提洛同盟成立后，雅典不仅把科林斯在卡尔克底的殖民城市纳入同盟，控制了东北爱琴海的航线，而且要向中部地中海地区扩张其势力，并力图控制科林斯海腰上的西部港口。这样一来，雅典的扩张就严重地侵犯了科林斯等城邦的利益。作为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首领，斯巴达自己虽对海外发展没有兴趣，却理所当然地要维护其盟国的利益。事实上，正是科林斯劝说斯巴达向雅典挑战的。
在制度上，雅典和斯巴达也是水火不容的。雅典爱好民主制，要它的所有盟国都以它为榜样，实行民主制，而不容许其他政体存在。这种霸道作风引起了一些盟邦的不满。斯巴达和它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则对寡头政体情有独钟，或至多能容忍有限的民主制度。希腊的民主分子纷纷投靠雅典，而贵族寡头政体的拥护者则向斯巴达求援。
在感情、观念和生活方式上，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也是格格不入的。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正如科林斯人在劝斯巴达向雅典宣战时所说的：“你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雅典人是怎样的一种人，他们同你们完全不同。他们是革新者，他们敢于制定新的计划并付诸实施；而你们满足于现有的一切，甚至不愿做那必须去做的事情。他们大胆、乐观、富有冒险精神；你们谨小慎微，无论对自己的力量还是自己的判断力都缺乏信心。他们喜欢去海外冒险，而你们讨厌这样；因为他们认为离家愈远，所得愈多，而你们认为任何动迁会使你们已有的东西丧失。”科林斯人说的这段话，反映出他们对雅典人是既佩服又嫉恨的。让这样的人继续扩张他们的势力，对于伯罗奔尼撒同盟来说，是可怕的。雅典施加于它的盟国身上的“暴政”就是显明的例子。
伯罗奔尼撒同盟诸国和所谓雅典帝国在人种上也是不同的，虽然他们都是希腊人，但伯罗奔尼撒同盟诸国是多利安人，而雅典帝国多为伊奥尼亚人。当然，这种区别不是很重要的，因为，作为希腊人，他们曾经联合起来和波斯人作战。导致伯罗奔尼撒同盟和提洛同盟打起来的根本原因，是两大同盟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斯巴达和雅典争霸。
公元前431年，两大同盟之间的战争爆发了，史称这场战争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一场和希波战争完全不同的战争，希波战争是希腊人联合起来反击波斯侵略的战争，战争的进程和结果都显示出希腊城邦的向上发展的生命力，显示出它比东方的君主制优秀的一面。而这场战争却暴露了希腊城邦无法克服的缺陷。希波战争导致希腊城邦发展到顶峰，而这场战争实际上使希腊城邦走到了终点。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开始，断断续续一直打到公元前404年，前后持续了27年之久。战火几乎燃遍了希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双方的人力、财力都消耗殆尽，特别是雅典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战争以雅典的全面失败和斯巴达霸权的确立而告结束。
战争的结果是完全出乎雅典人意料的，他们之所以不惜和斯巴达人一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他们的财力、物力都是斯巴达所不及的，他们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控制了海上，他们在精神上也优于斯巴达人。伯里克利就十分看不起斯巴达人，他说：“我们的敌人为了备战从小就受到非常艰苦的训练；我们过我们的安逸生活，但面对危险我们信心百倍。事实上，没有其同盟的帮助，斯巴达从不敢单独地向我们进攻。我们的勇敢来自于天然的气质，而不是法律的强迫，因而，我们拥有两方面的好处，一则我们无须基本的艰苦训练，二则当考验来临时，我们做得同他们一样好。”伯里克利的这种观点是得到大多数雅典人赞同的。由于雅典拥有强大的海军，因此伯里克利为雅典制定的战略是，把自己当成是海上居民，放弃土地和房屋，保卫海疆和城市，而不要为守卫阿提卡作无谓的冒险。这样，雅典就是不可战胜的。伯里克利的战略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这是建立在过高估计雅典人的牺牲精神和忍耐性和对丢失阿提卡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的基础上的。在战争开始后，在斯巴达军队侵入阿提卡，蹂躏那里的重要的乡村和市镇时，雅典人的态度改变了，他们对伯里克利不作正面抵抗，而是按兵不动，等待时机的做法不满了，他们忍无可忍了，强烈要求伯里克利领导他们出击。他们甚至因丢失阿提卡而责怪伯里克利，伯里克利的领导权威开始受到怀疑。伯里克利看到雅典人陷入愤怒和非理智的状态中，害怕召开公民大会会导致作出错误的决定，便没有召开大会来讨论大家的要求。但雅典的事情是不能由个别人决定的，威信再高，意见绝对正确，没有得到大家的赞同，还是不行。战争期间，城邦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仍和过去一样，所有重要的事情无一例外都要由公民大会决定。选举将军、开辟新战场、讨论和平条件、审核和分析来自前线的报告等等都是公民大会的事。雅典人这样做，反映了他们对城邦制度的坚定性，说明他们把个人的权利、把民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令人钦佩的，但也是十分幼稚的。战争期间把一切重大事情的决定权交给人数众多的、人人都有发言权的公民大会，是非常可怕的。现在的一切国家，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期间都会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取消或限制人民的某些权利。战争需要集权，而不是民主。只有美国战争期间仍坚持总统选举，但这是在战争没有威胁本土安全的情况下。事实上，雅典后来犯的一系列错误，不能说和雅典坚持城邦民主没有关系。
战争的第二年，一场可怕的瘟疫席卷雅典，人口大量死亡，甚至出现了尸骸遍地、无人收葬的惨象。瘟疫激发了雅典的内部矛盾，农民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都归罪于伯里克利，不满的贵族乘机煽风点火，一些人甚至提出了停战议和的要求。伯里克利虽然在公民大会上说服了大家，并被继续授权领导雅典人民坚持战斗，但威信受到很大的损害。不幸的是，伯里克利本人不久也死于瘟疫。伯里克利的突然死亡，是雅典的巨大损失，雅典再也没有出现他这样的领导人物。修昔底德认为，他的继任者都无法和他相比，“出于个人野心和为了个人利益，他们在处理雅典和同盟两方面的事务时，都遵循了有害的政策，干了不少对赢得战争毫无益处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成功了，那也不过是给某些个人带来荣誉和利益；而如果失败了，这对城邦赢得战争是有害的。”由于没有了伯里克利这样的领导，雅典的民主政体无法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和影响，管理陷入一片混乱。领导者都是些工商业主，他们既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又没有政治家的才华，更没有赢得平民的信任和尊敬的领导品质。同时，他们也缺少伯里克利那样的指挥军队和舰队的经验和能力。他们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政策，结果却是一个比一个更糟。一些不满雅典的盟邦也趁机发动叛乱，转而投靠斯巴达，雅典不得不分兵镇压。这样，雅典虽有海上优势，陆地上却受制于斯巴达，战争成相持不下的局面。公元前421年，雅典在一个叫尼西亚斯的贵族领导下，和斯巴达签订了一个为期50年的停战和约，双方都同意放弃新近占领的领土，而只保留原来的属地。
但是，由于和约并没有解决引起战争的矛盾，和平仅仅维持了5年，战争又起。新的战事的起因，是雅典对西西里岛的远征。这次远征充分暴露了雅典体制的缺陷和领导人的无能。远征军的指挥权被毫不负责地授于了亚西比德和尼西亚斯，亚西比德本要接受审判，公民大会决定让他远征回来再审判，但在远征军到达西西里后，却又突然传令他回来接受审判。亚西比德得知后，投奔了斯巴达。雅典公民大会出尔反尔的决定，使雅典的远征刚开始就失去了一位指挥官，而使敌人得到一位极有价值的参谋人员。当雅典的庞大舰队来到西西里的叙拉古时，又没能乘叙拉古没作好防御准备之机，立即发动进攻，从而贻误战机。在叙拉古得到斯巴达的支援，远征军已无法攻陷该城时，雅典的领导人又不准远征军撤退，并派了一支新舰队和一支庞大的陆军去增援。由于指挥无方，得到增援的雅典军队还是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几乎没有生还者，有7000人做了俘虏。叙拉古人对俘虏极其残酷，他们或把俘虏作为奴隶卖掉，或赶进叙拉古的采石场当苦力，多数人就死在那里。雅典的远征就这样悲惨地彻底失败了（公元前413年）。这次失败和公元前430年的瘟疫一样，对雅典的打击是致命的，大量年轻人的被俘和战死，使雅典陷入了人才匮乏的困境。
在雅典全力远征西西里时，斯巴达乘机再次侵入阿提卡，雅典的农业地区全在敌人控制下，粮食只能靠进口。随后，雅典又发生了数万奴隶逃亡，工商业遭到严重打击。在这样的接二连三的打击下，雅典几乎濒临崩溃的边沿。不满的贵族却找到了攻击平民统治的借口，并乘机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建立寡头统治。为时不久，民主派又以政变的方法推翻了贵族的统治。而这时雅典的敌人却广泛地联合起来，曾经和雅典结成同盟共同反波斯的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和岛屿，现在又与斯巴达和波斯结盟，对抗雅典。历史的发展真是千变万化，过去的敌人，现在却成了千方百计乞求其支持的盟国，而过去的战友，却成了敌人。这是雅典的悲剧，是希腊城邦的悲剧，但这并不是斯巴达的成功，而是波斯人的成功，是波斯君主制对希腊城邦制的胜利。斯巴达人在波斯的帮助下，建立了海军，雅典惟一可以依靠制胜的优势也失去了。雅典虽仍有一支由180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却由于缺乏指挥人才，也由于雅典固有的民主习惯，而由一批人轮流指挥，每人一天。在这样荒唐的安排下，这支舰队的命运可想而知。公元前405年雅典舰队被斯巴达人全歼。雅典没有了海军，失去了制海权，断绝了粮食的供应，已无法再打下去了。公元前404年，雅典向斯巴达投降了。雅典的城墙和要塞被拆除，残存的战船交给斯巴达，放弃全部属地，加入斯巴达联盟。这样，领导希腊人民打败并赶走了波斯人，建立了古代最完善的城邦民主政体，创造了古代最美好、最高尚的生活，获得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的雅典，仍无法避免彻底失败和雅典帝国的灭亡结果。
希腊何处去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成了希腊世界的霸主。但是，斯巴达的霸主地位的获得，并不是它本身有什么高于雅典的才能，而是由于雅典人犯了太多的错误，是由于它获得了过去的敌人波斯的帮助。斯巴达除了以军事力量著称外，不论在经济、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它都不能领导希腊。斯巴达虽打着把处于雅典“暴政”下的人民解救出来，还他们“自由”的旗号，而实际上却几乎在每个被它解救的地方都强制实行寡头政治，并安排一个斯巴达统治者来维持秩序，以致许多希腊人宁愿回到雅典的“暴政”时代。斯巴达人都是战士，除了打仗，不知其他。他们过着节俭、艰苦的生活，从来没有学会如何在海外行事。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想把全希腊联合起来，雅典人没有办到的事，他们更办不到。斯巴达人满足于他们能在各城邦扶立一个个寡头政府，满足于他们能恃强凌弱的霸主地位。这时的希腊各城邦完全没有联合的要求，它们只希望保持完全自治，斯巴达也是这样。波斯人重新控制了小亚细亚的希腊各城邦，当然更希望希腊永远处于分裂状态中。
斯巴达的霸主地位没有维持多久。它在雅典扶立的寡头统治，不得人心，为时不长，就被推翻了，恢复了民主政治。公元前395年，一些不满斯巴达的专横行为的城邦结成联盟，反抗斯巴达。史称这场战争为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87年）。雅典人这时已有能力重新建立一支舰队，并用这支舰队去摧毁斯巴达的舰队。公元前387年，交战双方在波斯人的干预下，以波斯国王的名义公布了一个停战条约。对于希腊人来说，这样获得和平，是种耻辱。希腊人不仅自己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要靠敌人来帮助，甚至把自己的同胞，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拱手让给了波斯人，而问题并没有解决，希腊城邦名义上都有了完全的自治，斯巴达却仍保持其霸主地位。
但是，斯巴达的霸权实际上已走到了终点。雅典开始复兴，另一城邦底比斯正在崛起，希腊正在形成三强鼎立之势。公元前378年，雅典又组织起一个新的联盟，新的海上同盟，这说明，爱琴海诸国多么需要一个中心，一个领导。当然，这个同盟不能和提洛同盟相提并论，但也足以和斯巴达对抗。
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把所有的城邦召集到斯巴达，共商和平大计，企图通过这样的集会，最终把希腊联合成一个国家。斯巴达希望未来的希腊国家由它说了算，但由于遭到底比斯的抵制，计划落空。底比斯和斯巴达仍处于战争状态。
底比斯之所以敢和斯巴达一战，不仅是因为底比斯推翻了寡头统治，赶走了斯巴达人，建立了民主政体，而且底比斯人找到了在战场上打败斯巴达人的方法。斯巴达长期称雄希腊，靠的是它的令敌人丧胆的加强方队。斯巴达的指挥官总是把方队布置在右路，由于兵力集中，这个训练有素的方队往往能首先突破敌人的防线，长驱直入。底比斯的民主派领袖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是个天才人物，未来的亚历山大帝国的创立者亚历山大小时候就曾受教于他，他深入研究了斯巴达人作战时的布兵排阵，创造了一种崭新而大胆的军事战术，这种战术不仅可以抵御而且可以重击斯巴达方队的进攻。伊巴密浓达的新战术采用斜形阵势，或称楔形阵势，它放弃了原来的将一个战斗编队的重甲步兵排列成纵向八人（骑兵和散兵安排在侧翼）的阵势，而把阵型的一翼和中间部分的人数减少，把另一翼的纵向人数增加到超常规的15人。
公元前371年，伊巴密浓达率领这支新组织的军队，在中希腊的留克特拉城，以新的斜形阵势大败斯巴达军。战斗开始时，底比斯军队的加强的一翼，也就是左翼，首先发动，猛攻斯巴达军的右翼，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斯巴达军的最强的右翼被打败，其余部队便在底比斯军队的中路和右路军的攻击下，闻风而逃。战斗结束，斯巴达国王和过半的战士战死了。不可一世的常胜不败的斯巴达陆军被打败了，斯巴达的显赫声誉也随之一落千丈。随后，伊巴密浓达率军深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给斯巴达以更大的打击。斯巴达的霸权全面崩溃，它的盟邦纷纷背离，久被征服的美塞尼亚宣布独立，希洛人和没落的公民也到处起义。从公元前404年开始的长达30多年的斯巴达统治结束了。
希腊的两大领袖，雅典和斯巴达，互相竞争，都曾想努力把希腊团结起来组成一个国家，但它们的努力先后都失败了。雅典是民主政体的典范，想把它的这种民主制推广到全希腊，斯巴达实行寡头政治，也想把它所爱好的政体强行加于全希腊，结果都是一场空。现在希腊又出现了一个新霸主——底比斯，它在伊巴密浓达的领导下，不仅打败了斯巴达，而且建立了一支海军，在海上和雅典争雄，并取得了优势。但是，底比斯是无法也无力完成雅典和斯巴达的未竟之业的，它的霸权就像昙花一现，很快就结束了，因为底比斯的崛起，不是靠它的政治、经济实力，而是靠伊巴密浓达个人的天才。公元前362年，伊巴密浓达在一次进攻斯巴达的战斗中战死，底比斯的霸权也就随着他的死去而烟消云散了。
希腊人联合成一个国家的努力彻底失败了。
希腊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政治上，他们创造了从君主制到民主制的各种政体，特别是城邦民主制，发展到顶峰；经济上，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雅典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工商业中心；文化上，他们，特别是雅典人，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在艺术、建筑、文学和思想等各方面都给人类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希腊文明不仅是独一无二的，也是至高无上的。然而，这一文明已开始衰落了，特别是其政治衰败已是无可挽回的了。
世界各古文明几乎都经历过一个群雄并起、竞相争霸的历史阶段，中国的春秋战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但中国的群雄争霸战争是兼并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而希腊的争霸，虽也有把希腊联合成一个国家的要求，却除了激化各城邦之间和城邦内部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希腊的争霸是城邦的争霸。城邦是由爱好城邦生活的人组成，城邦生活的理想境界是城邦的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参与城邦的所有行动和事务，这只有在公民的人数不多的情况下才能办到，因此，一般地说，城邦的公民集团是个封闭的集团，它拒绝其他城邦的人加入。雅典是最有可能把希腊联合成一个国家的国家，却又是一个最典型的实行民主制的城邦，雅典人把城邦看成是自己的，他们以自己亲自参加国家管理而自豪。雅典要使每一公民都参与国家管理和使他们都有政治责任感，就不可能把公民权扩大到它的盟邦。雅典的公民权是只授与其父是雅典公民的人的。这种情况并不是雅典特有的，而是希腊城邦的共性，斯巴达比雅典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把公民权扩大到盟邦，就不可能把盟邦纳入自己的国家中，而只能是盟邦，这也是争霸不能成为兼并的重要原因。后来罗马人解决了这一问题。罗马的公民权随着领土的扩大而逐渐扩大，因此，罗马通过不断地兼并其他国家和地区而成为疆域辽阔的帝国。但是，罗马不是希腊，罗马人没有希腊人那样的城邦观念，没有希腊人那样深的对城邦的感情。对于罗马人来说，只要城邦能保护他，参不参加城邦的日常政治活动无所谓；而对于希腊人来说，不参与是不行的，因为那样的生活不是一个真正希腊人的生活。在中国古代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没有公民权的问题，政治事务始终是少数特权者的事，老百姓根本无权过问。
对于希腊人来说，不幸的是，争霸不能把希腊联合或兼并成一个国家，却又使希腊无法保持原样。长期的争霸战争使贫富两极分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商人和大奴隶主，而许多公民则沦为赤贫者，成为无业的流浪者，甚至成为乞丐。公元前5世纪末期，雅典的可自备装备服兵役的公民已减少到只有5000人，公民军的制度已无法维持，城邦也已无法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社会矛盾激化，不少城邦都出现了贫民击杀富人的暴动。同时，国家事务愈来愈复杂，如军队的指挥、外交等都必须由有专门才能的人充任，“轮番为治”已无法继续，伯里克利长期担任将军一职就是例证。工商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也使“自给自足”的城邦特点被破坏，雅典的粮食就要靠进口，因此，它不得不保持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障粮路的畅通。
国际环境这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就像中国古代北方的“蛮族”时常威胁中原汉族一样，被希腊人视为“蛮族”的马其顿人的国家日益强大起来，有南下吞并希腊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向何处去、希腊出路何在就成了摆在希腊人面前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就是如何解决希腊所面临的危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答案。苏格拉底，希腊最富智慧的天才的代表，是雅典民主制的严厉批评者，他认为可以通过教育挽救雅典，成功的教育可以使人明辨善良与正义，因此，他主张国家应当由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素质很高的人来净化和管理。苏格拉底看到了雅典民主制的缺陷，但他的由智者来管理国家的主张却是行不通的，是种空想，同时，他的这一主张也和雅典人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公元前399年，因他的不合时宜的言行和他的学生亚西比德（远征西西里的统帅之一，后投靠斯巴达）和克里提亚（斯巴达扶持的寡头统治集团的头头）的罪行而被雅典法庭判处死刑。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政治主张，他认识到雅典的民主已无希望，但他却认为可以通过教育培养有智慧的人并让这些人管理国家来改变这种状况。他在雅典的阿卡德米园建立了自己的学院，集中精力于教学传道。他写了一本伟大的著作《理想国》。这本书所描述的他的理想之国是这样的：智慧的人正直而正义地管理社会，他们不从事其他工作，手工工匠和奴隶从事所有卑下的劳动，工业和商业的产品为他们在希腊城市里过舒适和闲暇的生活提供了条件。柏拉图卑视劳动，看不起劳动者，认为统治术是“政治方面的技艺”，是所有技艺中最重要、最艰深的，谁掌握了这种技艺，谁就应当是统治者。他的这种观点和中国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如出一辙。他的理想国不过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我管理的城邦，这是一种要求回到过去的复古思想。在政治上，柏拉图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而且，他的理想的城邦不是民主的，它是由智慧者管理的，是变相的君主制。他最推崇的国家是斯巴达，由贤哲统治，武士保卫，奴隶劳动生产。他看不出希腊所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联合成一个国家来对抗外来的威胁。他和中国的老子一样，迷恋过去那种“小国寡民”的生活，而看不见新的形势、新的社会要求，因此，他的理想国只能是空想。
希腊最伟大的学者、柏拉图的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和正在崛起的马其顿有很深的关系，他的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他自己后来也做了亚历山大的老师，面对马其顿日益严重的威胁，他没有提出什么办法。他赞成君主制，这可能是因为，在社会严重分化的情况下，不可能形成集体意志，君主制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他也赞成奴隶制，认为奴隶只是活的工具。他轻视妇女，认为男人天生就比女人高一等，因此，男人治人而女人治于人。
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他们在思想上、科学上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但却没有提出任何解决希腊的危机的办法。他们的思想没有跳出城邦的局限性，他们所设想的理想国家都是小国寡民的。柏拉图认为，一个完善的城邦的人数应是在1000人—5040人左右。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城邦的人数不应太多，人数太多就无法彼此熟悉，就会在运用权威及执行司法两方面都会造成恶果，因为在人口过多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是不公正的。
希腊人实在太骄傲了，在危机重重的情况下，他们仍不把外族人看在眼里，仍然没有认真考虑联合起来以便对付希腊世界以外的强国。但形势的发展已不允许他们继续这样下去了。马其顿的威胁很快就成了火烧眉毛，急不可待了。或被马其顿兼并成为它的附庸，或联合起来进行抵抗，没有第三条路。希腊人当时分成了两派，一派竭力反对马其顿的扩张，主张消除各城邦以及城邦内部的不和，维护独立和自由。代表人物是雅典的政治家狄摩斯梯尼。他宣称：“雅典人从不向专横无义的政权卑躬屈膝，以求安逸。他们具有生而不得自由毋宁死去的精神。”他认为，雅典人牢固于心底的原则是，人生来就属于国家，因此宁愿赴死，也不愿看到自己的国家沦为附庸。国家处于奴役的地位时他会感到所蒙受的侮辱与羞耻比死亡更难忍受。另一派是亲马其顿派，代表人物是另一位雅典人伊索克拉底。伊索克拉底是位雄辩家，他认为，希腊各城邦的联合乃是当务之急，主张雅典和斯巴达捐弃前嫌，共同领导希腊人对波斯作战。他希望有某个强有力的人物出来建立稳固的社会秩序，马其顿崛起后，他把希望寄托在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身上，公元前346年，他给腓力写了一封信《致腓力书》，呼吁马其顿国王在希腊人中建立和平和秩序，领导希腊人与波斯人作战。他建议腓力摒弃王家传统的分化阴谋，厚待希腊各邦，将马其顿的权威施于非希腊的蛮族。伊索克拉底的观点已超出了城邦的局限性，着眼于更大的世界，反映了一部分希腊人的要求，他们认为，即使在腓力的统治下，和平和联合总比连续不断的战争好。面对强敌的威胁，竟出现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和主张，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在波斯人入侵时，他们曾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共御强敌。这种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已无法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了。当然，他们对马其顿的态度和对波斯的不同，还因为马其顿人和他们关系密切，不仅马其顿人自认是希腊人，希腊人虽看不起他们，把他们当作蛮族，其实和他们同族，又近在咫尺，相互的来往联系较多，希腊最大的、所有城邦都参加的体育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让马其顿人参加。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希腊人，或者说有些希腊人，也把马其顿人看作是希腊人。伊索克拉底就因为把马其顿人看成是希腊人，才会呼吁马其顿国王腓力领导希腊人和波斯作战。不过，由于马其顿落后，又实行希腊人厌恶的君主制，大多数希腊人并不把他们当作希腊人。然而，时间已不容许希腊人去考虑了，没等希腊人自己作出选择，马其顿人便给希腊人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