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我国古代城市理水思想与实践的理论评述
世界上许多城市都是由于紧邻各种各样的水体而逐步形成、发育而兴盛的。水域空间不仅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而且随着社会、经济、交通、文化、产业、技术等的发展而发展，其间常常隐含着生态、环境、水文、社会学等的某些规律性和合理性，研究不同时期理水的历史进程，考察理水的演变，总结经验可作为当今的借鉴。
“山水大聚会之所必结为都会，山水中聚会之所必结为市镇，山水小聚会之所必结为村落。”依山傍水的目的是为了有用水之便，而太靠近河流又容易遭洪涝之灾。因此，都城村镇建设都十分注意处理好“水用足”和“沟防省”的辩证关系。在这样的基础上，历代都城均大力发展城市水系，充分利用自然水体，有组织地开挖沟渠，使水系成为城市的血脉，不仅达到了“水用足”的要求，而且对防洪、航运、美化环境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水对于人类社会结构基本细胞的乡村聚落，从地理分布、形态特点、内部结构到自然文脉、历史文脉和社会文脉的形成过程也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纵观历史，我国古代的都市、村镇聚落都曾有过丰富多样的理水实践。挖掘和继承古代理水的精髓，对于探索新时代的人类栖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1.1.理水的源起
远古人类择丘陵而处、逐水草而居就出现了防洪、供水问题；刳木为舟、结网而渔就出现了航运和水产问题；“王在灵沼，於牣鱼跃”就出现了园林营建问题……因而有必要对这些问题的产生发展进行记录和探讨，从而考察理水的源起和影响因素。
2.1.1.1.实用需求
景观体验反映了人对现实的对象化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实用关系的基础之上。
生活需要：靠近河川是城镇解决水源的主要途径；远离水源或水源不足的，则通过输水设施来满足要求；水道纵横交错利于景观的形成。
生产需要：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和水产养殖等的需求，兴修灌溉水渠、水道和水圳，它们的分布与其所流经沿线的景观，建构了聚落空间的重要纹理。
航运需要：河流及其沿岸往往兼具陆路与水路交通便利的优势，缺乏这一优势的城镇通常依靠开凿运河等人工水道来弥补，人工水道的开凿与贯通，营造、丰富和加强了原有的水域空间景观特色，生成了新的水景观。
水利需要：古人修建芍陂、邗沟、都江堰、灵渠……用于蓄水、分水、引水，这些水利工程在发挥其基本功能的同时，也形成了大量的水利风景资源，为水域景观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条件。
享乐需要：古代的统治阶级为满足其奢侈生活营建水景观。模拟和再现自然水景是古代皇家园林的主要特征，其中包含丰富的理水手法和浓厚的文化底蕴。
2.1.1.2.安全防御
改善生活、趋吉避凶、增加安全感，是人类本能的天性。聚落附近有江河、大川等可作为天然屏障，难功易守，使防范和围猎效率都大大提高，满足人类多方寻求庇护的需求。丘陵地带的居民，更喜欢溪河凸岸，取其三面临水，可免去崩岸的后顾之忧。
古代征战攻守，为巩固城防要筑坚固的城墙，同时深挖较宽的护城河，城墙和护城河成为相互依托的两道防线。护城河中的水来自上游的河、湖、溪流或泉水，大多数有专门的引水工程，也有的护城河就是天然的或人工的河湖。护城河下尾要有渠道排泄入江河。为控制蓄泄，还要建相应的建筑物。护城河和城墙体系还是城市最有效的防洪工程。当洪水泛滥时，城墙是坚固的挡水堤防，护城河就成为导水排水的通道。在黄淮海平原，有很多城市在城墙和护城河之外又筑一道防洪堤，堤外同样有沟渠环绕，使城市形成双重防洪体系。《国语·周语中》也有之曰：“……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这些防御用的水系同时也是一弯弯美丽的景观。
2.1.1.3.标志符号
水的地标性与安全感同样古老，人类的本能总是倾向于选取地貌易于识别的处所作为栖身之地。罗兰·巴特曾说：“没有水的城市，有易读性的困境。”在皖南古村落的整体布局中有这样一个模式：每个村子必然有“水口”，是村落的标志之一，到了水口则意味着已经到达了村落的领地。常在水口处植造风水林，并建桥、亭、阁、榭、塔、坊等，随后将宗祠、寺庙、道观、书院等也置于此，构成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的水口园林，还具备防卫、象征、聚会休息等功能。此外，修建水口也基本确立了村落在各个方向的发展界限。
2.1.1.4.制礼作乐
礼制观念与城市营建结合起来，则表现为人为的、强制性的规则城市结构与井井有条的居住秩序。在“匠人营国”观念影响下，中国古代都城内部格局的划分尽量克服地理条件的制约，体现出严格的礼制规范。如汉唐长安、北宋洛阳、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皆是如此。
另一方面，如同国家统治者利用“乐”来缓和“礼”给社会造成的紧张感与压迫感一样，城市外围的宏观山水格局与引入城市内部的山水风景园林（特别是皇家园林），正是与“礼”对应的“乐”的部分，山水风景自由的形式，有效地改变了中规中矩的单调城市面貌，调节了枯燥的居住氛围，并极大地改善了生活环境质量。这种“礼”、“乐”相对应的布局，是传统伦理与审美思想的反映，是“阴”、“阳”互补宇宙图示的巨大投影。
2.1.1.5.宗教崇拜
在强大自然力支配下生活的古人，一方面对赖以生存的水环境富有好感，另一方面因对洪水泛滥、风云雨水等自然现象缺乏科学理解而迷惑不解，产生神秘感和畏惧感，进而发展为崇拜。水崇拜作为一种自然宗教存在于许多民族信仰和宗教中。水通常是洁、智、仁、灵的代名词，象征智性、神性、德性……宗教建筑和空间环境中常少不了借助水来烘托浓郁的神圣气氛。
我国古人对自然的原始崇拜中就有以水为代表的灵沼。《三秦记》曰：“昆明池中有灵沼，名神池。”池是神明的居所，人工山体与水体的结合表达了对“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的模仿。台、池结合的建筑形式所具有的神性长久地存在于先民的观念之中。另外，在我国古代，祭祀河川在许多地方普遍存在。《史记·封禅书》引《周官》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四渎者，江、河、淮、济也。”
华夏民族对水的崇拜，还表现在对水的物性的认识上。古人认为，水有“润下”的特性，应该向水学习，保持谦虚的态度；水有平准的作用，应该取法于水，追求公平和公正。老子认为水的品质已接近神圣的道，发出了“上善若水”的感叹。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对水的崇拜，犹如水的多样性表现一样，充满了丰富的内容和奇异的色彩。
2.1.1.6.风水堪舆
“风水术”或“堪舆学”，是我国古代先人对环境的感应和优化选择，其中择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吉地不可无水”，“地理之道，山水而已”，所以“寻龙择地须仔细，先须观水势”，“未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等等。《水龙经》一书还专门讨论了水龙寻脉的要旨和法则。
风水理论中对水的认识除了考虑灌溉、渔盐、饮用、去恶、舟楫、设险之利处，还很注重对水患的认识。古人早就认识到了水的刚柔两面性，水害使人们总结出了许多合理选址和建筑防御水患等措施。较典型的例子是在河流的屈曲处选址，即在河流弯曲成弓形的内侧之处，其基地为水流三面环绕。这种形势称为“金城环抱”，风水学中又称其为“冠带水”、“眠弓水”，是风水水形中的大吉形势，所以从皇家（如故宫中的金水河、颐和园万寿山前的冠带泊岸）到民宅前的半月形风水池均由此衍出。
2.1.1.7.美的模仿
水的审美，是始于对水自然崇拜和人与水关系的实践认知。随着精神和实践的感觉能力日益丰富和提高，对水的审美逐步形成和发展，并从实用中分化、独立出来。人对水的利用，从水自身特有的实用价值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出发，利用自然地貌地物的标志性，发明各种顺应法，逐渐升华为一整套美学观。当人与水之间的审美关系建立起来之后，理水的意识和行为也就产生了。
理水的意识和行为首先通过“模拟仿造”表现出来。“模拟仿造”是人类发展的一种自然的行为，是人类固有的天性和本能。对自然模仿的最高形式是美，是和谐，是人的精神世界在艺术活动中的表达，人们在模仿的审美创造活动中，排泄情绪、陶冶情感、净化心灵。
例如，中国传统园林向来是对自然山水的模仿或表现。北齐的华林园是对五岳四渎的模仿、圆明园北部园林是扬州瘦西湖的模仿、白居易履道里造园是严陵七滩的模仿……“山水美”始终是中国传统园林的永恒主题，园林内开凿的各种水态都是自然界的河、湖、溪、涧、泉、沼等的模仿概括。皇家园林用真山真水模仿山水的旷远、深邃、高峻之美；私家园林则通过小中见大的手法来象征地表现自然，“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人工理水应务必做到虽为人作，宛自天开。哪怕再小的水面亦必曲折有致，并利用山石点缀岸、矶。有些还故意做出一湾港汊、水口，以显示源远流长、疏水若无尽。稍大的水面，则必堆堤、筑岛、架设桥梁，在有限的空间内尽写自然水景全貌。
中国传统园林的理水，不仅是模仿自然、师法自然，更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是中国古人自然观的表达，是主人寄托自己哲学思想、理想抱负、个人情感的途径，是比德、畅神、赞化育的载体。例如圆明园特色景观理水“夹镜鸣琴”，再现了李白诗句“两水夹明镜”的意境，西峰秀色的瀑布直接摹写庐山“银河落九天”的胜景，而坐石临流之曲水流觞，更是将人文山水书写得酣畅淋漓。
总而言之，理水的源起与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实用到审美，以风水、巫术、朴素的哲学思想等为中介，以劳动实践为前提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其中还渗透着人类模仿自然的需要、表达自身追求和理想的冲动及游憩的本能。水域空间景观的发生和发展是多元决定的，但是从根本上讲，其起源、形成和发展最终应归结为人类的实践活动，它是人、水、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
2.1.2.理水的哲学基础
哲学是关于人的世界观的学问。水要素的运筹、水景观的审美、水文化的形成等都源于世界观的指导。美国学者艾兰教授指出：古代中国人直接面向自然界——水及其所润育的植物——寻求其哲学概念得以建构的隐喻，“道”、“德”、“仁”、“心”、“性”、“自然”和“无为”等基本范畴都与水有着结构性的意义关联。水作为世间最寻常普通也最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以隐喻方式参与了先秦诸子哲学的体系建构，成为他们体悟人生、认知世界与形成观念的思想的酵母，水与德性构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为了进一步理解我国古代理水活动的本质属性，有必要探寻其深刻的哲学基础。
2.1.2.1.“太一生水”的本源观
中国古代哲学有把万物起源归结于水的思想。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是一篇关于宇宙生成和天地结构的楚国道家遗文。它以“太一（道）”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以“太一”和“岁”为起止，用辩证的方法论述了宇宙万物的生成过程和各级生成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太一是首先生出水来，然后才生天、生地、生万物，水是太一的第一级生成物。太一有了水这个环境与条件，便能成为万物的创造者（即“以己为万物之母”）与主宰者（“以己为万物经”）。
“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管仲受《太一生水》的影响比古希腊泰勒斯早100余年发现“水为万物之本源”这一伟大哲理，是人类哲学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朴素唯物论认识论思想。管仲之后，古代许多先哲解释世界的本原，都把水当成十分重要的元素，如五行说，把水视为物质构成的五要素之首。“水为万物之本源”这一哲学思想对人类认识自身、保护水源、维护生态平衡、发展水利建设等影响深远。
2.1.2.2.“天人合一”的整体观
中国古典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概念和普遍联系，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显著特征。
“天人合一”探究天地自然界发展变化的特点同人类追求生存发展行为之间的协调共济的一般规律。在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基础上，承认这一有机整体内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处于整体的和谐状态，承认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关联性与和谐性。表现在理水当中就是敬畏山水、以人合天、象天法地，谨慎地处理人、水、城的关系。
例如，秦汉时期理水观念的主流是关注自然山水“视之无端，察之无涯”的充盈磅礴，并将“体象天地”的模仿行为作为理水审美的艺术表达方式。“引渭水以象天汉”，产生了气势宏伟，占地面积达数百里，通过在自然山水环境中布置大量离宫别馆而形成的山水宫苑。秦咸阳城则利用渭河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来象征和表达天体观念，把咸阳都城和天极观念结合起来营建，将银河系中的主要星座与横桥附近的主要宫苑一一对应，形成“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的设计特色。
在“天人合一”整体观的影响下，古代理水始终注意从整体层面推进，水体要素和水域空间在城市建设中一直是谋取合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要素。以古城南京为例，自筑城活动以来就有开挖沟渠、寻找水源、整治湖泊的活动，到明初达到最高峰。明南京保留原有河道，开凿宫城御河、进香河、惠民河等，使城内河渠交错，港汊纵横，深街老巷的后庭有了“家家河边柳，户户捣衣声”的水城风光。城南有秦淮河，东南开宽阔的城壕，东北以琵琶湖、前湖、玄武湖等作为天然的护城河，北面把金川河引入城内，成为一条连接长江与南京城内河网的重要河道。湖泊四周兴建皇家园圃、离宫别馆，星罗棋布、蔚为大观。从宏观上看，群山拱冀，诸水环绕；从中观上看，依山为城，固江为池；从微观上看，有低山丘陵楔入市区，有秦淮河流贯东西，有玄武湖镶嵌其间。山、水、城在这里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一幅人工与自然交相辉映的壮丽景观。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反映在人水关系上是人水和谐，对人水和谐的境界向往，像一根红线贯穿着人类理水发展的历史。人与水亲近，与水共存、共荣、共雅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由此也对古代理水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理水实践的核心思想。
2.1.2.3.“附丽重养”的生态系统观
《周易注疏》载：“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丽，是附丽的丽，附着的意思，有附、偶、合的含意。日月附着在天上，化育成天下万物，使一切生命的存在成为可能。“柔丽乎中正，故亨”。柔，柔顺，是要人顺应和尊重自然的规律。“中正”即环境附丽系统的规律与正当生存权利，是人对环境生存价值的承认。“是以畜牝牛吉”，牝牛为柔性，附丽于人，有利于人；畜牝牛，即人养其柔顺之德，以附丽自然之意。这段话说明生物和环境之间存在着附丽关系，而且人和环境之间也存在着附丽关系。三者主要功能的正常发挥关系维持于“养”。“养”透露出生物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的关系，“养”之得失，便是生物能否存活下去的关键，因此对生态系统的整体维系提出了“重养”的主张。《庄子·胠箧》认为：“夫弓弩毕戈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钓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置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不知“养”的人类行为，对上搅乱了日月的光明，对下熔耗了山川的精灵，中间破坏了四时的运行，使得天上的鸟、水中的鱼、地上的兽，统统失去常性，引起了生态的紊乱。
“草木零落、再入山林”的保护森林的思想，“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的保护动物的思想，“往来井井、涣其群吉”的保护水源的思想，“得地则生、失地则死”的保护土地的思想，等等，都与“附丽重养”一样，无不体现了古代对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2.1.2.4.“藏风得水”的环境观
“藏风得水”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局部小气候，进而形成良好的环境，避开灾害。
在理水活动中，“藏风得水”主要体现在城镇地址的选择、水与城镇整体形态的运筹和理水要素的安排上。
在选址上，“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列子·汤问》）展示了处于蒙昧阶段的人类选择居住场所的景象，讲究“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法天象地，尝水相土”。《管子·度地》载有：“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风水也认为，都城基址必须选择大环境，才能修建庞大的都城。“洪河清渭天地浚，太白终南地轴横”的西安、“水绕郊畿襟带合，山环宫阙虎龙蹲”的北京、“据龙蟠虎踞之雄，依负山带江之胜”的南京、“重叠江山绕城郭，峨山沫水秀嘉州”的乐山古城、“一条碧水练铺地，万叠好山屏倚天”的福州古城、“四廓青山连市合，一江寒水抱城斜”的台州古城、“万家前后皆临水，四槛高低尽见山”的苏州古城、“家家门前流活水，雪山倒影映渠面”的丽江古城、“群峰倒影山浮水，无水无山不入神”的桂林古城，等等，或背山而水，或枕山临流，或依山跨水，其选址优越，城市环境与周围自然山水条件和谐，以得天时地利。
在水与城整体形态的运筹上，根据自然条件的客观情况形成水穿城、水抱城、水含于城的关系。另外，理水创造的水域空间也是城市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舒适怡人的空间环境、丰富的景观层次、共享共融的文化氛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体现了对人的关怀。
在理水要素的安排上，强调“适形而止”、“因地制宜”、“地尽其利”。例如，历史文化名城阆中，其古城格局无处不将自然山水美纳入布局构思之中，形成与自然山水有机协调的城市空间格局，突出反映了古代因地制宜的环境观：嘉陵江呈“U”字形迂曲阆中西、南、东三面而过，形成“干水成垣”和“金城环抱”之势，属于典型的风水宝地，江水与锦屏山相依相绕。古城布局注重对景处理和山水引入，故城区靠近嘉陵江，而面向锦屏山，隔江相应，主要干道南部走向，有意识地偏离蟠龙山和锦屏山两者形成的风水空间轴线。三面环水、四面环山，水在山中、城在水中，山、水、城融为一体，形成绝佳的山水画卷，并孕育出此地丰富绵远的水居文化。
2.1.2.5.“智水仁山”的审美观
华夏美学主要有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禅宗美学三大流派。
儒家在自然美领域主“比德”说，从伦理品格的角度去观照自然物象，将自然物象看做是人的某种伦理品格的表现或象征。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论语·雍也》）这句话把山水比作一种精神，天地山水等自然景物成了“君子”观照的对象，象征人的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一“比德”式的说法，对中国特有的山水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山水文化无不带有“道德比附”这类精神体验和品质表现，在理水中表现为古人寄情山水的审美理想和艺术哲学。
道家美学是建立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万物本源之理基础上的“自然——人生——艺术观”。其最大特点是把美与自然结合在一起，认为人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主张不露人工痕迹的天然美。道家美学几千年前奠定的自然山水观，成为中国人特有的观赏价值观和对美的追求目标。中国古代理水强调对自然资源的尊重，强调维护自然水景观环境的本色及其自然生态条件和功能，强调对自然水景观特征的概括、提炼和再现，形成水系相连、城水相依、水清园绿、人水和谐的城市格局。在对水自然形态的表现上，重点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其特征表现的艺术真实，突出“虽由人做，宛若天开”的意境，做符合自然水势的演示，追求的是一种理想化的自然景观效果，反映了人们融入自然的心态追求。
禅宗主张“识心见性”，把审美活动与自由之为等同起来，个体自性与宇宙法性产生生命共振，从而引起审美愉悦，主张理水的主体人在认识、欣赏理水景观的过程中，并非被动地接受景观形象，而是在接受的同时积极地参与，对景观形象进行补充和再创造。对理水的认识和欣赏一方面是理水景观形象的心灵化，另一方面是人心理活动的外化。例如，李清照“水光山色与人亲，说不尽无限好”与大自然互为知己，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妖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的移情与物……
“仁知山水”偏重个体与社会间的和谐，注重现实的人伦之和（人和），是一种伦理审美观；“道法自然”偏重于个体与自然间的和谐，崇尚心灵的“天和”之境，是一种自然审美观；“识心见性”偏重于个体与自我的和谐，追求心性的自足圆成（心和），是一种心性审美观。它们都对中国传统的理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3.理水的文化浸润
我国古代城市理水的构筑手法、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艺术魅力等一直深受传统文化的感染和浸润。以自然山水为主题的山水文化直接孕育了数以千百万计的理水灵感，从模拟水的形似升华为写意的“神似”，创造出视觉无尽的意象，往复无尽的流动空间景象，体现出高度自然山水精神的境界。正是由于不断积淀着山水文化，由点到面，使得园林、村镇、城市之中包罗了丰富的水景观，从而构筑出一个个风采各异的园林、一处处形态万千的村落、一座座特色鲜明的城市。
2.1.3.1.山水诗画的影响
中国地理得天独厚，山水千姿百态；中国文明悠久，历代人文荟萃。这自然与人文的两大特点，孕育出丰富的中国山水文化。山水文化就是蕴涵在山水中的文化沉积，以及由此引发出来的文化现象，也可说是以山水为载体或表现对象的文化。其中包括实用的、认知的、宗教的、审美的层面，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彼此制约，或使山水改变面貌，或使山水人情化，孕育出多种多样的山水文化现象。山水诗、山水画是中国山水文化中两大主要内容。
（1）理水旨趣与山水作画的一致性
山水画是以自然风景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中国传统画科，不但表现了丰富多彩的自然美，更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自然观与社会审美意识，从侧面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生活，虽然内容和手法上纷繁多样，但其观点却明晰而成熟，本质是“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化”，并出现了“以形媚道、以形写神”、“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怡悦自我、陶冶性情”等鲜明的创作理论。山水画和理水景观都是借山水来抒发理想和情感，都是要取得一种与山水、自然之间的沟通对话，都是以人类理想中的自然和诗意的栖居环境为对象，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融合无间的亲和关系，都是形象化地体现天人同构、天人合一的朴素古代哲学观。
（2）山水诗画对理水的景观启示
山水诗画的核心是诗人、画家通过外化的手段来塑造自我理想中的自由王国，它们是存在于可视形象之外的存在，是一种特有的环境观。在表现“物境”的同时，着意于“意境”的表现。表现出来的“意境”既有着现实的基础，又充满浪漫的情调，成为中国古代理想环境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山水诗画参与理水物象景观的形成，在理水景观中，大量运用匾额、碑刻、对联、题咏、雕梁画栋、刻雕、绘画等手法进行造景，对主景和环境起到衬托和深化的作用，对丰富景观起到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理水（尤其是园林理水）都注重意境的创设和表达，山水诗画对理水主题意境的体现起了点景的作用。另外，山水诗画拓宽了理水意境的内涵和外延。山水诗画的运用，使理水景观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弦外之音。
山水诗画对理水重要的启发还在于是郭熙《林泉高致》山水画论指出的：“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缘。”中国古人把可居性作为山水景观的重要评价标准，所谓“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历代优秀的山水诗画通过山水的营构，通过大川高山、烟云雨雪、良田美宅、阡陌交通等物象手段来实现人心灵的外化，创造出“人化自然”的可居景观模式。例如水乡周庄，以水建镇，以水成市，各类建筑以水为依托应运而生。周庄镇外湖荡环列，镇内河港交叉，构成“井”字形的河道，临水成街，因水成路，依水筑屋，风格各异的座座石拱桥紧紧将水、路、桥融合为一体，构成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水墨风景画”，创造了诗情画意的宜居环境。
（3）山水诗画对园林理水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文学、山水诗画等山水艺术开始兴起。这一时代的理水特点逐渐失去周、汉时代那种豪壮雄伟之气，而大量吸收了山水诗画的特色，由秦汉时期的侧重满足物质生活需求转向作为陶冶情操、安顿心灵的精神居所，由再现自然进而表现自然，由单纯的模仿自然山水进而适当地加以概括、提炼、抽象化、典型化，追求自然恬静情景交融。理水由对水景观的象征逐渐向认识自然、欣赏山水过渡。
隋唐山水画、山水诗文、山水园林这三个艺术门类开始互相渗透，理水中“诗画的情趣”特点开始形成。唐末时期，以尺幅表现千里江山，更着重表现诗画人对自然美的内心感受和个人情绪的抒发，诗人王昌龄提出了“意境”之说。理水着意在较小的境域内体现山水的主要特点，追求诗情画意，产生了“写意山水园”。两宋山水画家的视角受理学的影响，不再痴迷于全景式的山水，而是采用人的视点，截取自然山水的一个局部进行描绘。宋代理水失去唐代闳放的、波澜壮阔的气度，转向缠绵悱恻、空灵婉约。例如，根据画意设计建造的“艮岳”，以山水为主题营构园林，形成一套完整的水系，几乎包罗了内陆天然水体的全部形态：河、湖、沼、渊、溪、涧、瀑、潭等。除了在园中平地凿大方沼，沼中作两洲凤池、雁池静水之外，还有“车驾幸临，则驱水工登其顶，开闸注水而为瀑布”，“导江水穿石出罅，喷激溅注，灑灑如贯珠”之景观。水系与山系配合而形成山嵌水抱的态势，这种态势是自然界山水成景的最理想的地貌的概括。后世“画论”所谓“山脉之通按其水径，水道之达理其山形”的画理，在艮岳的山水关系的处理上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它把大自然生态环境和山水风景加以高度的概括、提炼和典型化，能于小中见大、移地扩基。
2.1.3.2.水文化的影响
原始人类“缘水而居”，固然是当时人们出于对农业、用水、渔猎、采集和避灾等因素综合考虑后做出的选择，此外，它在客观上还起到了另一重要作用，即诸河流的网状水系和上下贯通的河谷地带，为聚落间的频繁接触和文化交流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如何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爱护水、欣赏水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生成了水文化。长期的城市水务活动，创造并遗留下了大量特定水域周边的人文景观，在各个领域都积累沉淀了丰富的城市水文化，并真实地记录了城市历史变迁。各种形式的诗歌、碑刻、绘画、史记、著作、传说、民俗、信仰、祭祀等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水文化。古代水利工程遗留下许多优秀的水文化。以水为题、以水为景、以水为用、以水为乐的水景观承载了多样的水文化……水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水文化的分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其分类自然可能有多种方法。
另外，由于我国幅员广阔，形成了丰富的地域水文化体系，如集中在陕西、山西、河南地区的黄河水文化，湖北、江西、安徽地区的荆楚湘水文化，江苏中南部和浙江省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吴越水文化，扬州至镇江一段的扬子江-运河文化，成都平原的川江岷江文化，还有桂林的漓江文化，岭南的珠江文化，济南的泉文化，等等。从文化角度来看，不同的地域水文化孕育和培植了不同的理水思想和景观风貌，直接影响了城市的风格和布局。例如，历史上的北京和杭州，都拥有丰富的水域，但从布局、结构、空间和建筑上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苏州的水散发着“水自然的美”，理水景观具有文人山水园的精致典雅；而北京的水更发挥其“礼乐相辅”的巨大功能，具有皇家风范的宏大气魄。
2.1.4.理水的技术保证
理水的特点之一是以技术为手段，塑造和展现景观艺术的形象。理水受到生产工具、水利技术、材料技术、建筑技术、环境技术等的影响，它们既别具一格又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古代理水的实践发展，而且新设备、新技术也不断成为设计师的灵感源泉和完成构想的手段，可更有力地表达设计者的思想，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环境。
对理水影响最大的是古代水利技术。用水和防洪的要求，是古代城市水利的开始。关于水利技术，在《水经》、《水道提纲》、《山海经》、《汉书·地理志》和二十五史等诸多古代典籍中都有记述。古代城市有着许多有利的自然条件，同时也存在着不少不利因素，兴修水利，建设供水、防洪、防涝、漕运、灌溉等水利工程，克服不利、战胜灾害，对理水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战略措施。我国几千年来的城市水利就是在利用有利条件、改造不利因素、不断解决水土矛盾的斗争中逐步演进的，为理水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2.1.4.1.供水技术
供水技术，除满足城市生产、生活外，还确保了理水的水源。中国六大古都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和北京都曾兴修了大量的引水、蓄水工程来改善城市环境。例如，战国时代的秦都咸阳开始修建昆明池蓄水、供水。上源引渭河，北与镐池相通，其下源纳水。水渠入城后在未央宫之西设仓池，控制宫城区来水量。昆明池出城后称漕渠，是一条东连渭河的人工运河。都城内园林池沼与威严的宫殿建筑相映生辉，城外则有风景优美的开阔水域。汉班固《两都赋》对长安的城市水景观称羡不已：“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与海通波。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有运河沟通渭河和黄河，江南的物产可以通过水路源源运入都城。通过城市水利工程，形成了可供控制调节，具备供水、泄洪、漕运和美化环境的水景观体系。汉代比前代更全面地将水的景观功能运用到城市建设上，对以后宫城规划和营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隋代的新城长安西移，新城址更利于引渭水各支流，同时还设计了城市排水工程。其后，唐都在隋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建，长安供水工程日臻完善。水利工程技术给隋唐帝国都城留下了宛若银链的城市水道和碧波莹莹的园林陂池。这些水道和陂池互相贯通，可调节供排水量，也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环境效益。长安内苑的池沼，给气氛威严的皇宫建筑群增添了生气，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皇家宫殿风格，而水面开阔的水域显著地改善了都城的大环境。
2.1.4.2.城市防洪治河技术
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是我国古代城市理水的一项重要内容。《管子》一书对此有较详细叙述，从城市选址到堤防、沟渠排水系统建设、管理、监督等方面均作有详细论述，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古代城市防洪学说基础。后代又进一步发展形成了“防、导、蓄、高、坚、迁”的古代城市防洪方略。城市防洪治河技术是理水安全的有力保障。
2.1.4.3.城市运河工程技术
古代的城市运输仅依靠天然江河会遇到诸多不便，人工开凿的运河，不仅交流了南北物资，还促进了文化的沟通和融合。同时为城市增加了新的水域空间，引发了沿岸的造园风尚。运河宛如一个漫长的民情民俗展览馆，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都在运河两岸留下了鲜明、隽永的印记。
2.1.4.4.雨水利用技术
雨水利用在我国古代就已引起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早在2500年前，安徽寿县就修建了拦蓄雨水径流的平原水库——芍坡。北京团城更是古代雨水利用的杰作。团城是一个孤立的封闭单元，面积约4500平方米，以其拥有珍贵古树而闻名。城内地面高出周围地表4.6米，古树生长无需浇灌，所需的水分全来自于天然降水，由于恰当的雨水利用，无论是暴雨不断还是干旱少雨，它们总能茂盛地生长。这是因为：
一是团城没有排水明沟，在城墙上也没有设置泄水石槽，有意将降水尽量留在城区内。
二是地面除建筑物、古树占去一部分外，其余均由干铺的倒梯形青砖铺筑而成，除青砖本身吸水性较强外，主要是通过砖之间形成的三角形缝隙将雨水引入地下。由于缝隙空间较大，雨水不容易停留在砖的表面形成径流。另外，缝隙还有增加裸露地面面积、对土壤表层起到通气和蒸发等作用。
三是地下深埋渗排涵洞与地上雨水井口组成一套科学的雨洪排灌系统。雨大时，多余的水顺着井口流入涵洞储存起来；中小雨时土壤中的水饱和后，水分回渗到涵洞中。因此，古树水多时不致积水烂根，天旱时不致缺水干枯。百年不凋的古树证明了团城雨水利用技术的高超。
2.1.4.5.园林理水技术
园林的总体规划、水系安排、地形地貌设计、植物栽培、养护管理等技术都对城市理水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园林理水的艺术手法与技术措施。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几乎都是“无水不园”，水源流量、水系流动、水与山石及湖岸的交接，驳岸、水口、水面高低的控制，动植物的选择、配置等技术，都与理水造景结合。另外，传统园林理水也注重设计与工艺的统一，水景艺术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例如，《汉书·典职》记载：在汉上林苑中有“激上河水，铜龙吐水，铜仙人衔杯受水下注”的设施；建于南宋淳佑年间（1241～1252）杭州黄龙洞的黄龙吐水保存至今；清代圆明园将“泰西水法”引为中用，为中式古典园林增添了一笔异国色彩。
2.1.4.6.灌溉技术
我国国土广大，地形地貌复杂，形成了古代多种多样的农田水利工程类型。
针对丘陵山地的特点，创造了“层蹬横削”的开山造田的方法，将山坡辟为“层层而上”的水平梯田。这种梯田是治水、治土的一种巧妙结合，在促进山地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不少地方层层梯田缘山环绕，“下自横麓，上至危巅”，呈现出鳞次栉比的壮丽景现。为适应丘陵山地农田灌溉用水的需要，先民又依据不同地区的地形水文特征，因地制宜，创建了多种类型的陂塘堰坝工程，于谷口筑土为提，就近蓄径流为塘，沿山沟溪涧分级筑堰截流，拦上游来水为坝。一些地区出现了梯田与堰坝配合、陂塘与灌渠串联的独特工程形式。从而使层层梯田“漫灌有渐，水不走失”，自上至下都能自流灌溉。陂塘灌渠串联是通过盘绕于丘陵区的渠道把大小陂塘连接起来，形成类似“长藤结瓜”式的蓄水、引水密切结合的水利系统。这些都形成了开发、利用丘陵山地水土资源的历史传统。“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犹力耕”（方勺，《泊宅编》中卷），讴歌了祖先开发山区水利的创造精神。在平原地区，我国历代都有开渠种田的习惯，用水渠道构成了村镇的重要空间肌理。
2.1.5.理水的空间演绎
理水的空间演绎，主要是指水与城市空间形态的特征关系。主要有四种基本关系，第一种是临水而建，这种水体往往是海、湖等大水体；第二种是跨水发展，其水滨一般是城市中心区的精华地段，具有较大的地域空间；第三种是多河道型，城市中水网密布；第四种是环水域零星布局型，以水域为主，零星分布陆地岛屿。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水域空间广泛存在于城市空间的不同等级层面中，成为城市空间组织的主导，或成为公共活动中心和建筑群之间的联系纽带，更是包含丰富城市生活的交往和游憩活动场所。多种层次的交替与渗透，影响到城市空间结构及形态的发展演变。
2.1.5.1.引导空间有机生长
江河湖泊等水体和水系是城镇地理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供水和航运等城市功能的依托，它们通过理水而具有生态、游憩、文化、景观、宗教等多样性功能，对城镇空间的形成和形态的演变有着很强的导向力，引导城市空间从点、线向面、网有机生长。
水系对城市形态形成和演变的导向力主要源于其功能。水系能提供稳定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促成了城市的形成。后来随着水上交通的发展，河流成为城市运输的重要通道，其航运功能促进了城市形态的发育。从城市发展史来看，大部分城市都是沿江湖河海交通要道发育壮大起来的。随着功能的进一步加强，水系成为水源地、动力源、交通通道及污染的净化场所，从多方面促进着城市形态的稳定、完善。随着城市发展从量的扩张向内涵提高过渡，以及居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城市水系的生态环境、景观旅游等功能日益强化，并推动着城市形态的有机优化进程。
例如，广州古城，于秦汉时始筑番禺城，初时“白云珠水”与城市相依相印，山水与城市互为一体，气势宏大。随着番山高地西、南二面不断淤积成陆，城市也不断向南、西扩展；三国时期引甘溪水至城北蓄水，另开菖蒲涧以供郡人游憩；南汉时凿西湖、辟药洲、开明月峡，利用文溪西支辟宫苑区和游览区及开辟菊湖风景区；宋时三城均为濠地环绕，三城连濠，又修六脉渠水，渠通于濠，濠通于海，以及疏浚兰湖以通舟楫，并成为游览区；宋代，城内有山溪、脉渠、濠池、湖泊、河涌，纵横交错，城外珠江环绕，形成多层次的整体水系。水与城市相交、相融。除此之外，历代广州城都兴建沿江、沿水楼台。南汉西湖边上建南宫，唐朝南门建镇海楼。远眺浩渺南海，宋时水道商业街市，明时南澳边上共乐楼，都可赏水之美景，进一步呈现了广州古城内外水之形胜。“云山珠水”主控广州山水城市之形态，夹持城市呈东西向沿江发展。
2.1.5.2.构成空间的基本骨架
城镇空间结构形态的演化过程，因水利导，引水进城，临水而居，依水为生，河流水系是城镇生长的骨架、发展的轴线，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街道、建筑和城市开放空间的总体布局和整体风貌。按水系轴线分类，城市空间形态分为带型、分流型、合流型、放射型、分散型、中央岛型、中央分离型、树枝型、组合型等。
例如，太湖流域的诸多古城镇，如苏州、嘉兴、湖州等，水系是蔓延生长而渗入其中的，与各个街区交织在一起，形成均质而细腻的城市脉络，创造出了极富人性尺度和魅力的空间，水系网络化的形态特征得以充分发挥，建立了人与水、城市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空间。
在隋唐东都洛阳城中，洛水横穿城池，在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城中以洛水为基干，所有渠道均与洛水相贯通。洛阳城的水体形成了一种分散布局的形态，像是一个水网分布在整个城市中。洛水把城池明确地分为两个部分，各自有其完整性和独立性。城中有许多名园，尤以东南一带为多，这与其线型水域空间遍布全城密切相关，是隋代洛阳河渠建设的结果。具有此类分散式布局特点的城市还有唐长安、宋平城府等。
2.1.5.3.活跃空间形态
水体对活跃空间形态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可提升人居环境的景观层次和生存品质。例如，元大都是以琼华岛所在的大片湖泊为核心而兴建的，使太液池和积水潭的广阔水域在整个城市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水体在元大都城中形成一种特有的空间形态。水面与绿树、景山相映衬，宫廷建筑群贯穿自然，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城内的河湖水系完全建成之后，点、线、面的灵活水体空间穿过严整的棋盘式平面格局，活跃了城市空间形态，给城市注入了勃勃生机。
古城常州，大约在唐代，其运河漕渠由子城护城河向东南迁至青果巷；宋代庆历三年，城内开辟顾塘河，沟通子城河与运河，使城内水系贯通无阻、气韵生动；元代大德至正年间，运河漕渠由青果巷再次南移，迁出城外，“分运河水”于罗城外的城南渠，运河绕城而过，气魄壮观；直到明代正德十六年，常州贯城运河改道城南渠。从此，大运河与常州城相依相随、同步发展，不断拓展着发展空间。经过唐、五代、宋、元时期的一步步迁移、整理，常州城内外水系基本定局，千余年中几无更变。正所谓：“宋元理水大手笔，一城水系初定局”。
2.2.近现代城市理水思想与实践的发展演进
城市理水的发展随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经历了自发勃兴、自为破坏、自动反省、自觉协调四个阶段，反映了理水的主旨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再上升到“和谐共处”，从被动到主动、从盲目到科学、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从繁荣到衰败再到兴盛的发展趋势。
2.2.1.发展演进的过程
2.2.1.1.被动的自发顺应阶段
前工业社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很弱小，人与自然的和谐本质上具有被动地适应自然生态规律的性质，城与水主要是一种自发的依存关系。两者之间关系十分紧密，沿水发展是城市成长的重点。城市是自然环境中分散的小区块，水域空间通常是聚落生发、苑囿营造、游憩集会、物资集散、商业闹市之地。在此阶段，理水的技术结构和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就资源与环境而言，可以说是和谐的，在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对水域生态系统资源开发利用的不足。
2.2.1.2.自主、自为的破坏阶段
18世纪，以人类征服自然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工业社会迅速扩张，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污，结束了田园诗式的城市时代。江川、运河等有效且廉价的运输货物的能力被企业家们看重，凭借着资源条件和地理条件的优越，水域空间内迅速集聚了大量的码头区、仓储区和工厂区，成为原料运输、加工、交易的场所。一大批工业城市迅速成长起来，如英国的兰开夏地区、德国的鲁尔地区、美国的大西洋和五大湖沿岸，都在工业革命中形成城市密集地区。江河水道成为工业革命时代的流动高速公路，将煤矿、采石场和工厂、市场以及深水港等连接起来，水域空间内仓库码头工厂林立，贫民工人的棚户到处可见，不仅使水体遭到严重污染，还结构性地破坏了自然水域空间的肌理与生态系统。水域空间成为城市中环境最差、条件最恶劣的地区。可以说对水域空间的破坏是世界上工业化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几乎都曾走过的道路。自19世纪中叶起，人类凭借科技这个强有力的武器使城市主宰了世界，城市化的进程更快了，而且随着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业的发展，原来河道的航运功能逐渐萎缩，不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再加上城市产业、用地等的调整，大部分水域空间都相继没落萧条。城与水的关系在失落中日渐疏离，由依附转为对立。工业文明是理水摆脱自发、自在状态，开始步入自主、自为发展的标志。
2.2.1.3.补偿性的保护利用阶段
工业化的片面发展不仅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使人类自身的社会环境、生理心理健康受到了伤害和冲击。进入20世纪，基于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人们开始在各个方面重视城市环境的维护，结合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的进行，水域空间的开发和更新也相继在各个城市展开，提供了城市环境复兴的转机和形象改变的契机。这一时期的理水主要是对以往忽视水环境建设、破坏生存环境的一种补偿性、修复性的行动，是基于对人类建设性破坏活动理性反省的行为。其主要原因是在水生态环境建设上的历史欠账沉重，在进行的生态建设，一方面要与城市扩张过程同步，另一方面还需要偿还过去的生态债务。
2.2.1.4.互动性的自觉协调阶段
20世纪末，深重的环境危机导致人类价值取向的再度深刻转换，促使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超越工业文明，指向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后工业文明。未来的文明将以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中心，实现人与自然的同步发展。理水也随之进入了一种互动性的自觉协调阶段，以尊重和保持水域生态环境为宗旨，以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强调人、水、城的共存共荣。这种理水观念同以往的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具有共同点，那就是在改造自然中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提高人居环境的质量。但它们之间明显的不同在于：后工业社会突出强调在改造水体的过程中要保持水域的生态平衡，要尊重和保护水域环境，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暂时的发展；必须把理水建立在两种循环理论的认识基础上，即生态良性循环和经济良性循环有机统一的理论观点上。把城市发展、人居环境的改善建立在水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的基础之上，才是未来理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2.2.发展演进的动因
2.2.2.1.观念的根本转变
（1）发展观的转变
工业革命以来，在“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这种认识的引导下，人们把热情和注意力都倾注于经济的增长。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但另一方面随之而来的却是自然资源的衰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20世纪80年代，一种新的发展观，即以“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为中心的增长观念开始形成。20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观正式诞生。它是在人类社会面临全球性问题和发展困境的现实条件下，人们全面反省传统发展观，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新出路，谋求新的发展战略，选择新的发展模式的产物。
（2）价值观的转变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促使价值观也随之发生了很大转变。现代生态价值观开始逐步形成，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到肯定自然自身的价值，再到追求生态美的境界，最终走向生态人文主义。生态价值观是人们对生态环境在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的总的看法。传统的价值理论认为，价值是由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组合成的生产力生产出来的，而忽视了自然生态环境对价值的形成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所以认为其也不能参与价值的分配，长期以来形成了所谓的环境无价的传统观念。现在，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这种局限性，从社会利益的角度去看待生产时，理所当然地把自然生态环境作为第四要素参与价值生产过程，价值的分配也应当对它进行补偿和积累，以使生产力发展的基础能够得以保存和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伦理观的转变
1 ）环境伦理观的确立
近两百年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统治地球，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与分崩，这是导致近代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也导致了伦理要求的变化，20世纪40年代末，环境伦理思想萌生，到70年代以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按照环境伦理的观点，人对自然不能任意宰割，要求人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维持自然环境的完整和稳定，自觉地履行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环境伦理是人与自然环境间的道德关系，也可以说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环境伦理观的确立，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将道德范围从人类社会领域扩展到包括自然在内的整个生态范围。在环境伦理的视野中，对人的价值评判必须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参照系中来进行。
2 ）水之伦理观的确立
在环境伦理的影响下，水之伦理应运而生。水之伦理是关于人与水关系中的伦理原则、伦理范畴、伦理道德规范的知识体系，主张人类必须尊重水的各种属性，在维持水健康生命的前提下，开发利用水资源，与城市和谐共生、统筹发展。其理论基础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人及其他有机体的生命概念引入水体，并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拓展到人与水的关系，体现了人与水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观。其出发点、最终目的和评价标准，是人与水的协同进化。其主要任务是探索并发现既“益于人类生存”又“促进水生态平衡”的生态道德关系，唤醒人们对维持生存的那些最基本的整体生态关系的高度重视。它进一步揭示自然生物圈中各个圈层与人类和其他生物的整体有机联系，只有真正尊重这些整体关系才能发现水生态的普遍联系和内在价值，并提升为水生态意识，转变为水生态道德感情，逐渐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的个性和习惯。
2.2.2.2.理想人居的探寻
工业革命后的一百多年里，人们怀着对城市与自然结合的企图与梦想，不断探索着理想的城市模式，从乌托邦到花园城市、公园城市、生态城市、山水城市，从回归自然到把自然引入城市，进行着各种努力和尝试，水域空间的价值重又得到发现，这些虽没有最终解决城市问题，但最终获得了意识上的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态意识的建立。
（1）田园城市——河流水系是保护缓冲带
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论，试图在工业化条件下，解决城市与适宜的居住环境之间的矛盾，以及大城市与自然隔绝而产生的矛盾。运河和水系作为城市核心区外围的保护缓冲带，与宽阔的绿带一起将城市中的街廓、工厂、住区与大自然的乡村景观串联，彼此得以在资源与空间景观上交流，互为依存。在各分区中都安排有蓄水池与瀑布，既满足生活需要又提供景观享受。
（2）公园城市——河流水系是绿色开放空间
在时间轴上平行于花园城市理念的美国城市发展特色，是结合英国乡村发展与美国城市追求自由休闲与田园理念的城乡规划设计理念，提炼升华了英国早期自然主义景观理论家的分析以及他们对风景的“田园式”、“如画般”品质的强调，奠立了另一类的田园城市风潮，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协调。例如，纽约中央公园、旧金山海岸金门城市公园等的规划，均反映了美式田园城市概念落实在开放空间与公园绿地系统上的思维，是结合资源保护与游憩需求的开放空间系统，此规划理念在1950年代开始于美国各州推行。典型的例子是波士顿“翡翠项链”的建设。
1878～1895年期间，景观设计师奥姆斯特德为波士顿主持制定了水体边界规划，其主要特征是以河流为系统，以河流边界的滩地作为公园带，运用湿地生态理论保持河岸与河漫滩的自然状态，并沿河发展了波士顿的带状绿化系统，绵延约16公里，将9个公园联系在一起，在中心城区形成了景观优美、环境宜人的带状绿地，使昔日污水横流、泛滥成灾的河流转变为由自然过程来控制的、波士顿最有吸引力和最具自然活力的地方。这种将河流自然演进过程和城市空间扩展相结合的方法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3）生态城市——水与绿景观系统是人居回归自然的基盘
水与绿是在现代城市中最能体现自然属性的两大要素，各种湖泊、河流等是“城市之肾”，各种绿地则是“城市之肺”，水绿结合有利于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以水与绿景观系统为基盘建构的城市，兼具优质、生态与人性。具体而言就是基于城市特点，全面整合水资源，利用水系形成水与绿相融的“生态绿色网络”，使绿地、林带与各种级别的河流、沟渠、塘坝、水库等连为一体。为人们提供接近自然、感受自然的场地，为水禽、鱼类、鸟类提供洄游栖息繁衍之地，在整体上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活力。例如，在生态城市思想的影响下，日本的琦玉县城市规划以河流、湿地为骨架，依水建绿，形成生态多样性十分丰富的“楔向网状”布局结构。
（4）山水城市——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格局
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意在把中国园林构筑艺术、山水诗词画境应用到城市大区域建设中，强调建设多层次、多功能、立体化、复合型网络式的生态结构体系，形成“山水中的城市，城市中的山水”的城乡一体化生态格局，建构与城市建设体系相平衡的自然生态体系，形成城乡生态安全格局，实现城乡生态良性循环的城市发展策略。
例如，广州市在“云山珠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从大区域出发建立“山城田海”的山水型生态城市基本架构。2000年编制的《广州市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中提出了：“基于区域与城乡生态环境自然本身及其承载能力，以山、城、田、海的空间特征为基础，构筑‘区域生态环廊’、‘三纵四横’的生态主廊道，打通汇集到珠江、密布城乡地区的河网水系而形成的网状‘蓝道’系统，加上城市基础设施廊道、防护林带、公园等线状和点块状的生态绿地，再现‘青山半入城，六脉皆通海’的山、水、城一体化城乡生态格局。”
2.2.2.3.生态科学的勃兴
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引起了各国学者对于生态危机的关注。十年以后，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确认了生态危机为全球性问题。于是生态学时代拉开了序幕。生态学是一门与人类的生存在时空尺度，在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有紧密联系的科学，它正逐步渗透到社会、经济、哲学和文化等各个领域。
（1）理水矛盾的生态学分析
理水是生态建设的重要环节，它把自然的水环境和人为设计的空间环境在相交的层次中结合在一起，纵横交错地组成城市生活的肌理。但由于两者之间缺乏整合，它们的延续都受到了威胁。因此，需要获得技能以有效地使人类设计的水域空间环境和自然的水环境交织在一起。由人类所造成的水域空间及其生态系统的设计混乱，有很多是由于对一个价值体系、观点和设计实务缺乏生态学的充分了解而造成的。对水体和水域生态系统的致命破坏，使生动自然美丽的水景离城市越来越远。因此，生态科学的发展将为理水提供新的理论和方法，它将当代最新的生态科学运用到规划设计理论和方法上，以求得城市水体、水系及其空间领域的良性和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让景观有效地融入自然生态系统以发挥良好的综合效益。
（2）景观生态学指导理水的景观格局
景观生态学是研究在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由许多不同生态系统所组成的整体（即景观）的空间结构、相互作用、协调功能及动态变化的一门生态学新分支。空间斑块的形成、动态及其生态学过程的相互作用，格局－过程－尺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区域范围内各景观组成要素之间及各景观结构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种景观系统（包括自然景观生态系统、建筑景观生态系统及人工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等等，均为景观生态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也是城市理水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问题。水域空间景观格局包括水域景观组成单元的类型、数目以及空间分布与配置。结合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水要素的美学价值论，可以认为景观生态学中的斑块、廊道和基质构成的景观基本的空间单元仍然适合于城市理水景观空间单元。
（3）恢复生态学服务于理水的生态系统修复
如何整治日趋恶化的生态环境，防止自然生态系统的退化，恢复和重建已经受害的生态系统，这是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区域生产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实践的迫切要求使恢复生态学研究成为当前国内外生态学研究的热点和国际前沿科学之一。
水面、江河水系、湖库、湿地等的恢复，海岸带的修复，水陆交错带的修复，水域空间废弃地的修复，水滨绿化的修复，等等，都是恢复生态学研究和应用的主要内容。其目的是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人的作用，根据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社会能够接收的原则，修复人类对城市水域空间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动态的损害，恢复水域空间受损生态系统服务和基本生态功能，使之有益于人类生存和生活。
（4）生态美学提升理水的审美追求
生态美学是在当代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的背景下提出的包含生态纬度的新的美学理论形态，生长在生态学和美学的结合点上。在理水中利用生态美学研究人与水资源、人居环境与水环境的关系，应把人与水的关系作为一个生态系统和有机整体来研究，既不脱离城市自然与人文环境去孤立地研究水体，也不脱离人与城市的环境需求去研究纯客观的水资源与水环境。在生态美学应用中，应以理水的审美经验为基础，以人与水的审美关系为中心，去审视和探讨处于生态系统中的人与水、水与城、城与水的相互关系，去研究和解决城市水生态环境和水域空间景观的保护和建设问题。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人与水的美学意义、理水生态现象的审美价值和生态美、水生态环境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心理、人居生态水环境建设中的美学问题、艺术与理水生态、水生态审美观与水生态审美教育等。因此说生态美学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理水审美观，进而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水生态价值观。
（5）生态工程学是理水工程技术的行动指南
20世纪60年代以后，城市环境品质严重下降的主要压力成为催生生态工程学的主要动力，城市环境所面临的问题正是生态工程的指南针。生态工程是一门实用技术，主要应用于生态环境工程、人工生态系、生态技术和生态恢复四大领域。现已成功地用于水域空间的生态河床、生态护岸的构建，水体富营养化控制，废污水资源化处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6）流域生态学拓展城市理水的尺度
流域是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地理单元，以水为纽带，将上、中、下游组成一个普遍具有因果联系的复合生态系统。因此，理水要“视水若网”，不能孤立地看待和谋划理水项目，必须要把中心市区理水与流域的城镇、乡村结合起来，统筹考虑，妥善处理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城市与乡村、流域与区域、开发与保护、建设与管理、近期与长远等各方面的关系。从总体加以考虑，维护流域大环境健康，才能保证区域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城市理水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流域生态学理论与应用研究随之发展起来。
2.2.3.发展演进的趋势
考察发展演进过程，城市理水在理论、方法、内容、功能、层次、范围、技术等方面呈现以下变化趋势和发展动向。
2.2.3.1.理水内容的拓展
（1）丰富的理水景观
在当代，随着发展观念的改变和生态科学的兴起，城市理水的内容在不断拓展，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园林理水，还包括了要从区域甚至国家范围来考虑的水系整理，从生态角度来考虑的污水景观处理，从水循环角度来考虑的非常规水资源景观利用，等等，不仅包括看的见的动、静态水景观，还包括隐性的土地保水景观。
（2）多样的构成因子
理水的构成因子是以水体为中心的多种多样的景物，如，水面的波纹，岸边的芦苇，河岸旁的步道、瓦舍、街市，附近的城市景象……。理水需要对水域景观构成因子进行详细、正确的分析，成功的理水建立在对景观构成因子清楚的了解、熟练的掌握和技巧的运用之上。由上述分析可知，水域景观是由水域范围内的自然、人文社会、视觉美学等因子所组成，并由人与水域空间的互动所产生的。
2.2.3.2.理水功能的多元复合
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治水、护水、爱水、亲水认识和觉悟的不断提高，许多城市都已认识到在满足防汛排涝、引清调水、内河航运等基本功能后，理水要充分挖掘水的潜力、展示水的魅力、延续水的文化，系统协调“水、岸、绿、船、桥、房”等控制要素，通过功能转换提升城市品位、优化人居环境、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1）开放空间
在当代，水域空间最突出的是作为城市的开放空间。理水所整合与营建的水域空间是具有生态、文化、景观、控制、保护等多重功能和目标的，存在于城市建筑实体之外的开敞水域空间体，既包括市区内的河湖水系、湿地滩涂等具有自然特征的水体空间以及园林水景、广场喷泉、水库渠道等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功能的人工水域空间，又包括水体及水域附近的森林绿地、步道车道、滨水空间、人文景观等，是城市水域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基础，是改善城市空间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空间保障。
例如，英国在18世纪开凿了全长达4000公里的内陆水道，将煤矿、采石场和工厂、市场以及深水港连接起来，成为工业革命时代的流动高速公路。自19世纪中叶起，大部分水道系统随着运输方式的多元化和城市产业、用地等的调整而没落萧条。在21世纪，随着休闲、旅游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增长，城市水道的功能由运输调整为提供娱乐、观光等多功能的开放性游憩空间。
（2）生态栖地
工业革命后城市与河流的矛盾高度激化，河流的自然属性和生态属性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许多国家开始对破坏河流及其自然环境的做法进行了反省，以使城市开发与自然永续不断互动而平衡，其中最突出的是多自然型河流的建设。
20世纪30年代，德、奥等国家率先对破坏城市河流及其环境的做法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多自然河溪整治的概念：提倡河流回归自然的改造，摒弃水泥堤岸，尽可能利用木桩、竹笼、卵石等天然材料来修建河堤，积极恢复河岸水边植物群落与河畔林，沿河建设亲水公园、滨河公园等。很快，在美国、法国、瑞士、澳大利亚、日本等国都先后开始了“创造多自然型河川计划”。这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溪流、河川的绿与美的景观，以符合生态的观念及利用方式。多自然型河流的建设即多种生物可以生存、繁殖的治理法，以保护、创造生物良好的生存环境与自然景观为建设的前提，包括河流生态治理与河岸景观整治两个方面，其基本思想和功能如下：
其一是为生物创造富有多样性的环境条件，保护和营造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在河流里构筑浅滩或深潭，岸坡有陡有舒，呈现构造上的多样性时，便会形成丰富稳定的生态系统，还有助于河流的自净，改善水质和生物的生存条件。
其二是扩大作为生物生存区域的水体和绿化。河流即使具备多样性的环境条件，但如果区段很短并孤立存在的话，同样不利于生态群落的生存和丰富。因此，必须尽可能地延长和扩大水体面积，还要在水域周边开辟绿道，织就一张由水和绿编成的网络，让生物自由迁徙，增加种群，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同时，水和绿面积的扩大还能在补给地下水、改善城市水循环、给城市以润泽舒适等方面起到各种各样的作用。
其三是形成优美的景观。即使按“避免因洪水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这样的要求来改造河流，也应让其形态尽量与自然接近，因地制宜地构建具有当地特色的自然形态河流，同时与周边的自然环境互相结合发展，形成优美的景观。例如，日本横滨市的狎川，两岸住宅、工厂林立，是典型的、单调乏味的砼结构渠形断面构造。从1982年起，运用多自然型建设方法对河流进行改造，恢复了原河流水深和河岸植被及原有的浅滩和深潭等，在提供适宜生物生育的良好环境的同时，保护和创造出了优美的自然水域空间景观。
（3）宜居家园
随着水系水运功能的下降、水环境整治工程的推进、滨水产业及建设用地的调整等，更多的水域空间将留给城市生活。滨水住区往往成为景色最优美、最能反映出城市特色的地区。莱茵河90公里的香堤左右，云集着如珍珠般精致而古典的居住建筑，成为永久的经典传奇；塞纳河从巴黎蜿蜒穿过，左右岸两端轩昂、古典的滨水建筑成为这座城市的永恒坐标。高品质的滨水住区，还能吸纳来自老城区的居住人口，缓解老城区用地压力。
（4）景观廊道
水系廊道除自身的景观资源优势外，还串联起沿途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展示城市文明及其风貌特色的重要景观廊道。许多城市都已开始了水系综合治理工程，计划通过多种工程措施和设施，增加水面和绿地，实现市区河湖“清、流、绿、通”（即水体还清、长年流动、沿岸绿化，为分段通航创造条件）。在水系综合治理工程中，水景生态廊道陆续开始建设。例如，北京的温榆河生态景观廊道、昆玉河水景生态廊道、京西生态水景廊道等。在美国的国家公园体系中，1968年就建立了自然与风景河流系统，并颁布《国家自然与风景河流法案》，严格保护国内具有突出与独特的风景价值、历史与文化内涵、地质特性、野生动植物或者其他相似价值的河流廊道。
（5）亲水场所
人对水充满了眷恋。亲水功能的回归，正是要唤回人类亲水的天性，重建人与水之间的自然伦理。“亲水”即创造人与水接近的条件与接近的可及性，使水景观赏性、娱乐性和参与性皆具；又将空间视觉、触觉及听觉等融合入游憩活动、生活空间，使水景景境并茂、情境共鸣。例如，四川都江堰广场的水景设计。水景的丰富多样性和可戏性是该广场设计的一个主要特色。最初，分割广场的三条灌渠水流湍急，只可观不可玩。后来，设计师从河中提水入广场，水从30米的“竹笼”雕塑跌落，经过有微小“鱼嘴”构成的坡面，旋转流下，水流经过时编织出一张网纹水膜，滚落浅水池中。从水池溢出的水又进入蜿蜒于广场上的溪流，一直流到广场的最南端，潜入井院之中。坡面上、浅池中、溪流上和井院内，都有少年儿童嬉戏其中。
（6）文化路径
水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水系联系着特定的文化族群，使之通过交流共同进步。这是不同时空下的文化交流，也是历史多元化的诠释。例如，踏过1794公里征程的京杭大运河，流过浙、苏、鲁、冀、津、京六省市，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水系，串起20多座城市，整条运河饱含着人文、地理、艺术和生态等价值，底蕴十分浓厚。沿线城市先后提出和制定了保护运河的设想和方案，希望通过系统运作，挖掘历史内涵，融入现代人文精神，诠释水文化，构建综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文化路径。
（7）经济轴脉
“云阳两岸饶商贾，绿水桥边多酒楼”，江河、水道两岸自古以来就凭借巨大的水运效益和丰富的水利资源对沿岸的城镇建设和工商业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现代，还可以结合两岸的滨水公园、滨水住区，发展旅游业和地产业，进一步拉动城市经济。因此，许多城市都在充分利用水域空间的独特优势和特有资源，以水域空间的开发来促进城市的更新和经济的发展。例如，悉尼杰克逊湾周边地区的开发、芝加哥河滨走廊的建设、哈尔滨松花江江滨的重建、大连老虎滩及星海广场规划、上海的黄浦江岸线规划、广州珠江沿江发展规划等。水域空间的开发改善了城市风貌，推动了旅游的发展，提高了土地价值，成为城市经济的发展轴脉。
2.2.3.3.理水空间的多级联动
由于水的流动与循环，水生态系统与水环境系统在不同时空尺度下进行能量、物质及生物体的循环交换并交互影响，理水必须从系统的角度和时空的多尺度出发，研究水生态系统、水环境与水景观的整体行为、演化规律及其相互作用。按照景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水域空间景观系统的建立应有明确的空间阶层，各阶层均可按其自然分区形成有机网络，而各网络又环环相扣，形成一绵密的水域景观网络。理水的空间尺度一般可分为以下六个层级。
（1）国家级
尺度效益是景观生态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因子，而不同层级系统的时间与空间尺度更影响规划范畴界定与空间利用的原则确立，就国土规划而言，它可界定整个国家为一区域动态尺度。国家级的理水规划侧重于广域性与整体性，强调水资源与环境、人类活动与使用者、规划理念以及水资源景观管理机制的相互关联性，以建立规划的基础构架。
国家级的理水规划要遵循三项基本原则：一是整体性原则，强调宏观的整体效益，谋求经济、社会、环境三效益的协调统一与同步发展；二是循环再生原则，运用自然界生物对营养物质的富集、转化、分解与再生过程，使自然水资源达到最佳利用，以保护自然资源、人类健康与居住环境，使城市建设活动对水资源的危害减至最低程度；三是区域分异原则，强调水生态系统多样性与地域分异性，针对不同地区的条件与生态环境采取不同的资源保护、利用策略进行生态规划。
例如，为河川水系治理及水域生态环境保护，日本对全国的一级水系制定了河川整备基本方针及计划，主要包括：自然河川调查研究、整治技术开发，水域空间开发的调查研究及规划导则，河川水质、水量相关调查研究及改善策略，海岸线的开发利用，水利设施的规划建议，等等。
（2）流域级
流域级的理水景观系统属于集水区的层级，且因多跨行政界线，流域性水资源的经营管理实际上涉及江河上中下游不同土地权责机关，而水域景观系统的串联与保护有助于河川流域组织性管理与水资源合理利用的分配。
例如，台湾淡水河廊道景观发展整体规划，就是以淡水河流域为空间定位，跨越台北市、台北县、基隆市、桃园县等辖区，流域面积广达2726平方公里。整体规划根据淡水河不同河段的土地形态和资源构成，规划设计了同质区段的分类意象，区分为16种空间形态，对每一种空间形态的空间特征、视觉特征和环境特征做出详细的分析，以整合及引导河流廊道整体发展方向，也可涵盖河川流域、溪流及其支流。
（3）城乡级
流域级以下的水域景观系统实则与地方性尺度有关，就实际地理分区而言，也许会有些城乡级的水域景观系统与集水区流域范围相似，但大多数在行政辖区内的水域景观系统涵盖流域性支流的部分分区，包括大多数已发展区的水域景观以及未发展区的水域景观，它们重要的作用在于串联乡镇行政辖区的系统，并避免空间破碎化的形成。乡村规划与城市规划虽各有规范，但应在景观生态系统上相互串联。例如，《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以湖北城镇发展的“水之优与水之忧”为切入点和着重点，深入分析城镇发展与资源匹配性、环境安全性及生态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以大中城市为生态支撑点，以交通干线为生态廊道，以江汉平原为生态绿心，以鄂西山地、鄂北岗地、鄂东北山地、鄂东南山地和鄂西大型水库人工湿地群、鄂东平原湖泊天然湿地群为生态屏障，构筑生态和谐、环境优良、景观优美、开放互动、良性循环的湖北省域生态结构框架。
（4）城市级
城市级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水域空间阶层，以及城市与毗邻乡镇或部分县市间的系统串联。城市级的理水一方面要注意保护江河溪流、水滨生态廊道、湿地、林带等自然资源，一方面要控制城市中心区的无序蔓延，使城市由圈层发展转向多中心格局。依托城市自然景观规划水绿结合的网络，引导未来城市空间发展。
（5）地段级
地段级的水域景观系统多与整体区域性水域景观系统有密切关联，并且由于各地区自然与人文的不同，地段级的水域景观保育与系统串联必须与上位纲要计划的支撑和下层更细致生活层级利用面水域景观的发展与辟建相结合。地段级水域景观的建构也应连接既有文化历史的脉络，以便利水域景观网络与历史文化变迁接轨。例如，美国卡得维尔市印第安纳河的复苏，此项规划是爱达荷州（Idaho）劳尔博伊希河水系通过城市设计和环境管理改善水质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6）社区级
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而与水域空间接触频率最高的应属社区级的水域景观。社区水景不同于自然风景区，它不仅是自然风景和人的沟通，提供给人一个和自然亲近的空间，同时更提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空间。住区理水要以生态技术为先导，以可持续发展为战略，体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以及与周围生态环境相融共生的原则，为创造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服务。另外，社区污水处理与回收利用、雨水回收与利用同景观规划设计相结合是未来生态社区的发展趋势。营造小型人工湿地，自然净化社区污水，并恢复生物多样性，使水景具备综合功能；雨水由管道排放转为就地回用，或就地渗透补给地下水，或营造水景改善微气候。
2.2.3.4.理水技术的有机集成
与理水相关的水文、水动力、水化学、环境工程、景观生态学等专业理论与方法日趋成熟，理水工程逐渐发展成各专业技术的有机集成，在应用中越来越突出技术与水生态、水环境、水艺术的关系。例如，由浙江大学金元欢博士等主持开发的NARS自然水景系统。该技术师法自然，综合生态技术和物理方法、化学方法、微生物方法、水生动植物系统等治理技术，具有平衡稳定、维护成本低、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同时兼顾水岸、水面、水中、水底景观，观赏性和参与性兼备。已经在国内多个水景案例中应用成功。
与此同时，GIS、RS、DEM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在理水领域中不断得到应用，使理水在信息的采集、存储、传输、处理、发布和管理等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能够准确表达水域景观生态和环境等状况，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丰度和分析效率，提高了研究成果的决策支持能力。例如，厦门市根据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运用GIS技术对沿海岸线进行了多目标的景观生态适宜性分析，并依据城市发展规划对沿海岸线及近岸海域的发展要求，提出了厦门市沿海岸线及近岸海域的景观生态规划方案。该方案为促进厦门市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及创建“海湾型生态城市”提供了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