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澜1929
舟扬帆 刘鹏艳
一 为什么是金寨
1929年金寨的立夏节暴动，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一脉相承的关联。
以青年学生为先导的五四运动从北京爆发启始，远在大别山脉深处的麻埠、流波疃、燕子河、南溪、斑竹园、金家寨等小学、笔架山农校、禅堂蚕校的师生便举行了集会、游行等声援活动。在外地任教或求学接受了革命思想的金寨籍师生陈绍禹（王明）、蒋光慈、罗固城、袁汉铭、李梯云等进步知识分子，都发挥出了各自的影响，并不断地将《向导》《新青年》《新潮》等刊物传入金寨。
1924年蒋光慈从莫斯科回国返乡，发展他的小学启蒙老师——志成小学读书会组织者詹谷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金寨县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成立，詹谷堂任书记。
从1926年底起，金寨地区党组织便陆续挑选部分农协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去武汉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到了中共“八七”会议之后，在武汉、开封、安庆和芜湖工作、学习的金寨籍共产党员们回到家乡。这一批人大都上过学堂，见过世面，能文宜武，理想远大。这时金寨大多数地区都建立起了农民协会，乡村的治理结构急剧改变，形成了一股热气腾腾的“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新型局面，到处开展抗租抗债、减租减息运动，特别是“耕地农有”的愿景在大众中深得人心，为今后长期的土地革命斗争奠定了乡村社会的民意基础。
1929年5月6日，农历三月二十七日，立夏。我们无法查询那天的气象资料，如果白昼无云，立夏的阳光会从黄经四十五度隐隐不安地照射着后来被规划为金寨的地区。然而即使晴空万里，那也是一个几乎没有月光的晚上，夜色愈来愈深，夜幕越来越沉，空气紧张到了极点，终于，立夏节革命武装暴动的枪声，在十一个地点激动人心地打响了。
不对，立夏节暴动不止十一个点。廖家同说，应该是十四个点。
廖家同退休前是金寨县斑竹园镇文化站站长，大约工作的原因，琴棋书画他都可以拿得出手，张口也能来段大别山民歌。这位前站长还是一名资深的金寨红色文物收藏及红军历史研究者，从1973年起他便开始收集这方面的实物或口述材料，长年累月地奔走在乡间村镇进行田野调查，四十多个春秋过去，他无疑是打捞红色历史碎片的弥足珍贵的民间先行人。
当然，廖家同首先居有地利之便。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金寨是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重镇，鄂豫皖边区著名的“黄麻”“立夏节”和“六霍”三次大规模革命武装起义，后两次都发生在金寨境内，这片位于大别山腹地的红色热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和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金寨红军史》记载，1929年的立夏节暴动是在丁家埠、李家集、南溪、吴家店、包家畈、斑竹园、沙堰、沙河、西河等十一个地点举行。但是廖家同持有异议，按照他的看法，暴动的地点应该是十四个。
我们经过仔细比对后发现，实际上“红军史”上的十一个暴动点，基本也包括了廖家同的十四个点在内，两者之所以形成统计学上的误差，是由于认定的方法不同而造成。哪一种方法论更科学、更严谨姑且不论，至少，他那种修复历史记忆求真存疑的个人执念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最先就是从廖家同口中，听到集中在这么一个姓氏身上的红色冲动的。
在中国的百家姓中，“漆”字大概只能算作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姓，但是不管谁走到金寨县斑竹园一带，无论如何都不敢小视漆氏家族。亦不管是现在、民国还是前清。
漆先航，字袖海，号任之，历任河南巡抚参议员、省咨议局议员、河南省长葛县知县、陆军18师执法处处长、湖北省荆州府镇守使书记官、四川省夔州府书记官、征收局局长。在漆氏后人一篇缅怀其曾祖父漆树人的文字材料中，这是位被百姓称为“漆青天”的老先生，是忧国忧民，正值英年“不愿与狼共舞，毅然辞官还乡，以满腔热血投身到大别山革命事业中来”的传奇人物。
关于辞官，最贴切地反映了漆树人思想状况的可能莫过于他的《思归》：
半雅亭边雁阵斜，入来蜀道向天涯。
春前怕树忘忧草，雾里仍看解语花。
生事艰难疲战乏，冷官最易老年华。
司农最是翁常熟，归去与农话桑麻。
看透世事心灰意懒的漆树人返还家乡时，可能不会想到今后他将必然地走进斑竹园红色风暴的台风眼。《金寨红军史》中的漆树人是位着墨不多的开明乡绅，在有限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斑竹园、果子园农民协会开会时，大绅士漆树人、徐朗山都在会上发言，支持农民协会活动，带头减租减息。”还有一段：“1928年冬，首先由周维炯、漆德玮做漆树人的工作，动员他将他们带领的3个班农民武装参加到杨晋阶民团中去……漆树人也认为这是发展他个人势力的上策，更相信周维炯和漆德玮的才干，所以同意了。”
漆树人的曾孙漆重诚告诉我们，他曾祖母去世的时候，曾祖父漆树人把漆德玮、周维炯等族内子侄都唤了去。后者则借此机会建议漆树人想办法搞枪，建立自卫队。于是漆树人找商城县县长李鹤鸣借了十几条枪……这件事在《金寨红军史》里有相应的记载，区别在于史料上写的不是“李鹤鸣”，而是“柯干甫、柯寿恒”，此外漆树人还将在武汉买的六支枪也一并交给了漆德玮和周维炯。漆树人对两个年轻人说，你们想干什么事，我不反对，但是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你们就不要给我增加麻烦了。其实漆树人知道他们在搞共产党，也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漆德玙和漆德珷都加入了共产党，不过佯装不知而已。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太爷不反对红色运动，但也不希望把事情惹到家里。
有价值的历史在于历史的真实，对漆树人以及当年那些与他类似的有财产、有地位的乡绅进行读解，离不开对总体历史境况和个体文化视角的考量。实际上漆重诚和我们都无法还原当年漆树人面对革命时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是政权体制（虽然有些失望）的“旧臣”，且在体制笼罩下续延尊荣的一名体面的乡绅；另一方面，他的骨肉血亲的儿子们，偏偏又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要彻底砸烂这个体制的不归之路。
我们相信，在树影葱茏的斑竹园小河村，在多少个阴晴圆缺的月夜里，漆树人有过许许多多辗转难眠的时刻。老先生的文化、阅历和见识使他对“革命”及其代价的了解多于常人，他清楚革命是危险的，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走出家门很可能再也回不来。同时他还明白，包括他两个儿子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者踏上了这条道，就算十头老牛也拉不回头了。也就是说，事关这双重“不归”的现实思考，或许还需要确认他精神基因里中国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最终决定了漆树人在1920年代对待革命的态度。
我们无意讨论漆老先生对革命的动因与忠诚，事实上，“革命”从来就不是个边界清晰的话题，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革命的宏大主题，是由当时每一个具体的微个体来阐释的。漆树人的个人选择无关革命的成败，但正是无数个漆树人，构成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的一个精彩部分。无论是自觉地投身革命，还是被席卷或裹挟，他们都客观地成就了一部空前绝后的红色史诗。
何况，他除了“不反对”，还做了一位革命者的父亲所能做的一切，并承受了参加革命的儿子“不归”之后，一位父亲所需要承受的一切。
斑竹园有一个村庄，叫“老鸹窝”。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乌鸦被寓意为晦气的象征，是一种不祥之鸟。曾经我们对诸如地主一类的文学形象，有一个放之四海妇孺皆知的比喻，叫做“天下乌鸦一般黑”。说来奇怪，连乌鸦的别名，各地也是“天下一般黑”地统称为“老鸹”。
后来我们知道，老鸹窝村真的给当年风声鹤唳的旧世界招去了许多晦气和不祥。
漆先涛是老鸹窝村人，出身地主家庭，他本人先是私塾先生，后在笔架山农校和火神庙列宁小学都教过书。我们习惯性地在《金寨红军史》里寻找了一下，没有看到关于漆先涛的记载，可见他不是一个被历史特别关注到的有名人物。历史的经纬脉络网格粗疏，被筛漏的永远都是无足轻重的细微碎片。在很多时候碎片当然无关乎历史宏旨，可是对于某些人或某个已经消失了的事件来说，碎片也可能就是他或它历史的全部。
我们静静地瞧着漆仲存——漆先涛的曾孙，仿佛与历史相对而视。我们想象，那年那月的那一天，那位名叫漆先涛的私塾先生出现在老鸹窝的村头，独自行走在乡间的小径上，他眉头皱成肃杀的“川”字，胸中似有重重的心事。正值春夏之交，草木葳蕤，路边的婆婆纳开得绚烂惹眼，这些豆粒大小的野花，单个看来柔弱无比，聚合起来却有嚣张之势，犹如簇簇幽蓝的火苗，蓝森森地烧遍了大块田径。展眼便能望见漆家的村庄，那连成一片的田舍蔚为大观，漆先涛回头看看，掸了掸青色的长衫，不禁加快了步伐。
“周维炯为什么参加了共产党？就是在我老太漆先涛的教育下。”66岁的漆仲存提起他曾祖父时，略显激动，“我爷爷漆德玮和周维炯参加了地下党，那时候叫‘黑杀党’，当地人最初不叫共产党，那是后来公开的名字，夜里杀人，所以被地主大户叫做‘黑杀党’。”
周维炯、漆德玮都是立夏节起义的领导人和金寨红军最早的创建者之一，两人先后担任过红32师师长，分别出任过红11师、红2师师长等职务。前者被错杀于“肃反”，后者是被派往中央苏区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对于晓伏夜出的革命者，农民漆仲存似乎并没有太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贫农的儿子周维炯和地主的后代漆德玮能够成为同一战壕的手足兄弟，并不是仅仅依靠马克思主义这根信仰的红线就能够维系的，更多的可能还是曾祖漆先涛的人格魅力，他教育和熏陶了一代革命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影响一个少年终生的理想和血液因子。
周维炯是漆先涛的外甥。漆家虽为大户，倒也不曾威福乡里，礼薄亲友。贫农周德怀运气好，娶的是漆家的姑娘种的是漆家的地，尤其是借近水楼台之便，他能把七岁的长子周维炯送到漆家塾馆跟着妻舅识字念书，好歹这一辈子不再像他那样斗大的字不认识两稻箩。在所有的学生中，漆先涛最是钟爱这个聪颖敏思的外甥，不过周德怀也万万没想到，正是这个在笔架山农校接受进步思想洗礼的妻舅，胸怀天下地引导着他的儿子，最终把一家人都送上了始料未及的另外一条道。
那，可是一桩弄不好要杀头的差事啊！
在文化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的1920年代的中国，赤贫的无产者并没有多少能力教育自己的子女接受先进的革命思潮，至少在金寨，这一历史重任在相当程度上首先是由一部分地主家庭承担起来的，恰恰是那些有产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始义无反顾地“革”自己所属阶级的“命”。如果没有漆先涛的早期启蒙和进步思想的影响，很难猜想后来的周维炯将会步往怎样的人生方向。周维炯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老小在家照料父母支撑户门，老二和老三两人以后参加的都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现在我们已经寻找不到任何历史佐证，来复原当年同一个屋檐下兄弟阋于墙的场面，红军周维炯后来与他那两个白军兄弟是否见过面，以及双方见面可能会发生点什么或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不得而知，所有都湮没于年复一年春秋落叶的尘埃之下。在国共双方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这个家族简直就是一段一言难尽的历史缩影。
我们无法穿透历史的迷障，去直接与把身家性命都置之度外的革命者的心灵对视。我们今天只知道，漆先涛，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私塾先生，甘愿放弃优裕的生活前景，甚至不惜担待杀头的匪逆之罪，教育子侄走向了当时还是重重暗夜的革命道路。
漆先涛有四个儿子，漆德玮是长子。
作为漆德玮唯一的后人，漆仲存没有见过他那位担任红军师长的祖父，实际上就连他的父亲对漆德玮也没有任何记忆。漆仲存说，祖父牺牲时年仅21岁，他最后一次来家，父亲才3个月大，祖父在家里待了不足一个时辰。
那日一队红军蓦然出现在老鸹窝村，漆德玮将队伍安置在不远处的石桥湾河边，带着两名卫兵朝家里走去。这一天，他的儿子出生有三个月了。他见到妻儿亲人时的情景细节如今已不可复制，何况他也没能在家待多大一会儿，河边便鸣枪催促他该起程了。形势不太好，强大的敌人正在逼近。漆德玮离家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和母亲说的：“妈，我走了……妈，你们把家里的田给没有田种的人家种，房子给没有屋住的人家住……”
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从此儿子再未归。儿子临走时的那句话，母亲一直记到了死。
漆德玮有一匹白马，在一次战斗中受伤不能跟着部队转战了，他舍不得这个一同出生入死的伙伴，派人将马送到住在墨园的岳父高鲁钦家去养伤。养了一个多月，形势变得越发的恶化、紧张，周围乡邻都知道老高家有一匹共产党的马，高鲁清不敢再继续养下去，把马杀了，将马腿送到老鸹窝村算是给亲家报个信。漆先涛一见到马腿，整个人就软了，倏然放声大哭，说马倒了，儿子回不来了……马倒了，儿子一定回不来了……号啕，泪如雨下。
二 婚礼与洞房
中国共产党人最艰难的，是1927年。那一年给我们留下了触目惊心的历史记忆，以4月12日的上海和7月15日的武汉两个血光凶煞的标记为转折点，手握军队的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权突然动手反共、清共，施行白色恐怖，全面捕杀共产党员和镇压工农运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过一个，全中国的共产党人牺牲了百分之八十，大部分的组织机构遭到破坏。
后来的教科书上一般这样表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电影《闪闪的红星》里面有一句台词家喻户晓，大地主胡汉三跟随国民党军队回到村庄，将乡亲们全部赶到打谷场，把憋着一肚子的仇恨都凶狠地嚷了出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你们拿了我什么，给我送回来！
吃了我什么，给我吐出来！”就是那一段历史镜头的重现。
麻埠、流波疃、燕子河、斑竹园、丁家埠……云阴了，天变了，白色恐怖宛如一股逼人的寒流凛冽地掠过山川原野和人们的心房。
皖西的雨季让人有些杌陧、惊骇，天与山、山与水都仿佛被雨幕缝合成为一体，山洪如野马奔腾般地怒吼着，似乎随时可能把阻拦在它前方的一切撞碎、吞没。对于习惯于城市生活的我们来说，大别山里的那些被时光洗出琥珀色的故事，尤其令人着迷，可是2016年的雨季来得非同寻常，它呼啸滂沱地携来了突破历史极值的降雨量，一度使我们的采访中断。在那些各处紧张于抗洪抢险的日子，我们焦灼不已地继续着对金寨红军史的探访和思考。这时一位朋友的微信推送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们的大爷大奶，他们新婚当天，我大爷奉命出征，激战三天三夜，后牺牲，年仅22岁，而我美丽贤惠的大奶，亲耳听到大爷牺牲的消息，当场喷血而去！（俗称一口恼）年仅20岁，多么美丽的年华，多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每年的正月十五和清明，我们都会怀着无比的思念和敬仰去看望他们，每次，我都泪流……
战争，爱情，人性，我们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正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素材。我们当即通过朋友联系到微文的作者周晨女士，进行电话采访。
“我大爷叫张传楷，南溪镇麻河村人。”周晨说，“他老人家是1910年出生，1932年牺牲的。大奶的全名叫余嗣明，1912年生，和大爷同年去世。”
周晨管张传楷和余嗣明叫“大爷”和“大奶”，她的公公张家驹是张传楷和余嗣明的继子。“我公公一出生就过继给了大爷，他们原本是叔侄。”周晨解释，“当时大爷和大奶都已经不在了，是大爷的父亲担心他们这一支绝后，才代立了继子。”
在金寨县档案馆出具的《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查登记表》上，张传楷烈士参加革命的时间是1929年3月。1929年，又是那个春雷般爆发的年份，不难想象，在那一年张传楷是如何在赤浪滚滚的暴动中心跨入革命战壕的。他一定参加了著名的立夏节起义，在禅堂、吴家店、南溪、丁家埠一带与地主武装进行过殊死的混战，他以19岁的热情参与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开拓，在多次反“会剿”中把《八月桂花遍地开》唱响了大别山。1932年，这位红25军73师254团的营长（请注意这里的身份，引自1985年8月金寨县人民政府批准填报的《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查登记表》），在霍邱县的无阳集（请注意这里的地点，同样引自上述登记表）因战牺牲，把年轻的生命定格在如火如荼的22岁。我们无法查证到张传楷更多的讯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历史已经模糊不清，甚至就连由金寨县人民政府替张传楷烈士立下的黑色大理石墓碑，都对历史的精准性显出某种自嘲式的无奈。那块镌有红色五星和金色碑文的墓碑这样写道：“张传楷（1910-1932），男，汉族，中共党员，南溪镇麻河村人，1929年参加革命，红25军75师224团第三营营长。在四道河作战牺牲。”
张传楷、余嗣明夫妇的故事首先打动了我们，让人忍不住就想落笔，但是经过再三考量之后，我们还是决定放弃重述这个故事的急切愿望，暂且只把历史引述到这里。我们认为那篇张传楷烈士的孙媳妇周晨女士撰写的微文——由老一辈人口口相传的家族往事，可能更能代表某种历史的真实。
也许这是一个平凡而又老去的故事，但是它凄美，而又伟大。它震颤着我们这群浮躁的心灵！
那么简单的仪式，甚至，英都没有一条新裤子，一双新鞋子，只有一件鲜红的碎花小袄，却衬托出了洋洋喜气。没有新房，没有新床，没有新被子，可是英的心里却是满满的。满满的幸福，满满的渴望！因为今天，她要嫁人了，嫁给那个让她脸红心跳的男人，楷。
坐在床沿的英，娇羞地低着头，手指轻轻绕着她那又黑又长的秀发，心中，眼底，全都是楷！能嫁给心心相印的人，是多么的开心，英觉得满满的快乐和幸福都快要挤破她的胸膛冲出来了！
“回来了！”谁喊了一声，英一激灵，从床边站起，带着羞涩和快乐走出房间。是的，回来了。屋外，葱翠的绿树，微风佛面，稻场边的花儿尽情开放，枝头的鸟儿竞相歌唱，浓绿的大树下面，他回来了。
那样雪白雪白的一匹大马，那样英俊伟岸的他，就那么骑在马背上。那浅灰的军装，破旧，但，在他身上，挺拔，半旧的军帽，戴在他头上，俊朗！那样浓的眉毛，那样挺直的鼻梁，那样英气逼人的眼睛正紧紧地看着英！英一阵晕眩，莫名地手足无措，心跳的声音像鼓点在耳边响起，震得英心慌意乱！楷轻盈地跃下马背，径直走向英，伸出那双又粗又大长满枪茧的大手，温柔地牵起英的手，深深地盯着英：“我回来了，进去吧！”英傻傻地转身，跟他进屋。
简单的仪式，但是在楷和英的心中是最隆重的婚礼；简陋的新房，在楷和英的心里是最美的天堂；亲人战友的祝福，是楷和英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楷满足地牵着英坐在床沿，爱怜地看着温柔的英，看着她秀丽的眉眼，红润的脸庞，小巧的嘴儿，他想把她看个够，看进心里，印进脑海里，融入灵魂里！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给她他该给她的一切，他不能陪她太久，也许只有一晚，也许一晚也没有，因为，他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战士！革命需要，他随时就要离开她。“嫁给我，会后悔吗？”“不！”英猛地抬起头，明亮的眼睛闪着坚定的光。楷一把拉过英，让她偎进自己温暖的怀里，下巴轻柔地触着英的额头，那双大手轻轻地抚摸着英又黑又长的辫子。幸福像一道光环，紧紧地锁着这对沉醉的新人。多么多么希望，希望时光就此静止……
一声号声，是的，一声集合的号声，穿过葱翠的树梢，穿过小小的稻场，急速地传进楷和英的耳朵。刹那的惊愕之后，楷和英站了起来，英理理楷的军装，正正他的军帽，踮起脚尖，狠狠地亲了一下楷的唇角，拉起他的手，快步走出新房。
那匹雪白雪白的大马，正立在屋前，楷瞬间的不舍，在眼底划过。他快速地跨上战马，回头，帽檐下那双英气逼人的眼里流露出穿心般的疼爱和温柔，他要再看一眼，再看一眼亲爱的爱人！转过头去，楷握紧了缰绳，挺起胸膛，那双英气逼人的眼里，充满了正义与责任！他要上战场了，亲爱的爱人，再见！那匹充满灵性的大白马，竟然在飞奔的一瞬，对着英眨眨眼睛，甩甩耳朵，然后载着楷飞奔而去……它也知道向这位新婚的妻子告别！
英呆呆站着，胸前的辫子还在不停地晃动，手上还有楷的体温，脑海里还是楷那穿心般的疼爱和温柔。她知道楷不能陪她太久，她早就做好了准备，但是她不知道这么快，楷就奔赴战场了，还没有甜言蜜语，还没有儿女情长，还没有洞房花烛夜，还没来得及将心中的爱恋倾诉……英雄又奔赴战场了！可是英并不觉得难过，她仍然是满满地幸福着，只是将幸福变成揪心的等待！
英的等待，充满了惊慌，因为外面的枪炮声那样激烈，充满了不安，因为那场战斗是那样的残酷艰难！每一声枪响，每一声炮响，都在英的心头炸开！英颤抖地等待着，无助地等待着，撕心裂肺地等待着，祈祷着……等待着枪炮声能停止，等待战斗早点结束，等待新婚的丈夫早点归来……
像是等了几生几世那么长，响了三天三夜的枪炮声终于渐渐平息了。离家几十里外的泗道河，硝烟染黑了碧蓝的天空，鲜血染红了绿树黄土，血腥改变了空气的味道，那场战斗太残酷太艰难了！战场上下来的战士，让每个人的心都疼到颤抖，他们又胜利了，可是他们付出的代价让人们不忍目睹，心，都疼到无语！
下一场战斗又要打响了，战士们从门前的那条土路经过。没有找到楷的英，站在路边，穿着她鲜红的碎花小袄，梳着美丽的大辫子，她要挨个地问遍所有的战士，她的爱人，丈夫，英雄，楷怎么没回来？
先走过的战士告诉她，在后面。英的心像春天的小鸟，欢欣雀跃，激动得小脸通红。后来的战士告诉她，不太清楚。英的心像被千万条锁链锁紧，紧到窒息，呼吸都困难！最后，英看到和楷一个营的战士，她兴奋地向他的身后、身边看去！她多么渴望那个身影能够出现，哪怕他受伤了，哪怕他少了一条胳膊、一条腿，只要他出现，出现在英的眼前！英使劲踮起脚，向战士的身后看去，没有！再使劲地揉揉眼睛，再看，还是没有，那个战士的身后已经没有人了！英突然就听见自己的心“哗”的一声，碎了！无力地抓着那名战士的手，声音轻到自己都听不见：“楷呢？”
战士迟疑却清楚地回答：“营长牺牲了！”像一把锋利的剑，直刺进了英的心脏，“轰”的一声巨响，英只觉得天旋地转，脑中一片空白，没有了疼的感觉，一股热流，从胸中喷涌而！……
在那片血海中，英看见楷骑着那匹雪白雪白的大马，向她走来，眼里，是那穿心般的疼爱与温柔……
周晨“大爷”与“大奶”的往事听完了，最后好像还需要补充一句。关于张传楷，对照那份《换发、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调查登记表》和他墓碑上的碑文，倘若不看名字的话，会以为是两位烈士，而如果查看名字的话，又似乎这位烈士在不同的地点牺牲了两次。
这是烈士张传楷在历史中最后的停留。
这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年的斗争是多么的残酷和惨烈。举一个例子，我们曾到斑竹园漆家店村去寻访一座老宅子，在那儿走进了青山环抱里的两个相毗连的自然村落。村落不大也不小，当初有一百多户，就出了红军九十多人，几乎家家都闹红，大多数户有烈士。那么下落不明不知所终的有多少呢？陪同我们的人瞅着村口的当家水塘没吱声，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没法回答。我们知道金寨县今天在册的革命烈士一万零五百多人，占安徽省烈士总数五分之一以上。这不包括很多难以统计的长眠在金寨和全国各地的无名烈士，以及许多个人信息都已无从核对和修正的情况。
无独有偶，在那个谜一般的年代，我们还听到了另外一个与“洞房”有关的故事：
南溪镇王畈三道河栮湾的廖国清是个性情倔强的姑娘，1929年5月6日那个被红色燃烧的夜晚，在走出大山的那一刻，这个年仅十三岁的姑娘并不明白自己屈辱的命运将开始改写，但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懵懂的声音呼唤着她，一路牵引着她走向人潮汹涌的火神庙方向……而在此之前，她还只是个为躲避“圆房”逃往深山的童养媳，夫家正到处搜索这个忤逆的小媳妇，她在荒山野地里东躲西藏，把自己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为了看清这个“逃婚”的女孩儿，我们把镜头倒回仲春时节的双河镇，那个禁锢了她整整六年的深宅大院。
她是被父亲送到双河来的，家里穷，养不起多余的女孩儿，排行老四的她只好给冯财东的少爷当童养媳。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弟妹，在双河镇教书的父亲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其实不论更好或更坏的办法都是为了给她和家人找条活路。那年月，粮食就是活命的路，地主家才有余粮，七岁的她换来一家人度荒的口粮，父亲千恩万谢地离去了，把羊羔样可怜的她独个儿留在那个大院子里。六年来，她记不清自己受到过多少打骂，身上留下了多少羞辱的印记，她就像是一棵沉默的小草，在四季的风雨里伏下柔韧的身体，她悄无声息地活着，从来没有想过这里以后就是她的“家”了。
这段日子冯家的老人病重，“冲喜”的事儿似乎再不能耽搁了，举家上下都在忙碌着，为了她和冯少爷“圆房”做准备。廖国清心头波澜起伏，她那时还不理解命运这个词汇的丰富内涵，只是感觉那些天好像咽喉总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扼住了，她心里实在不愿意嫁给那个二十五岁的冯少爷。白天因为抗婚，她被公婆一顿毒打，晚上她睡不着了，疼痛一阵一阵袭来，汹涌地撞击着她破碎的身体。夜深了，喧闹了一天的庄子安静下来，她在黑暗中瞪大愤怒而屈辱的眼睛，夜色如墨不见一丝光亮，她觉得这时候特别地期待天上能落下一个惊雷，炸毁自己，还有这个她分外痛恨的宅院。
廖国清叛逆、反抗的性格在这样一个夜晚表现到了极致。已经三更了，没有月，星子也寥落得很，廖国清瞧了一眼黑沉沉的院子，整栋宅子似乎都陷落在疲惫和懈怠里。她猛吸一口气，强抑着咚咚的心跳，蹑手蹑脚地走向前厅。
和白天比起来，夜晚的堂屋显得很冷清，星月无语，八仙桌和太师椅都显出一种黑影幢幢的鬼魅之态。廖国清的肩上斜斜地背着一只粗布包裹，几件换洗衣裳和一点私藏起来的干粮，这是她全部的未来。她不知道自己将去何处，疼痛和愤怒还烧灼着她的身体，她仰起头来，望了一眼中堂上悬挂的朱红纹堂幛，那艳丽的色彩在黑暗中给她以无限的想象，绣满牡丹和凤凰的幛幔像是要飞起来似的。那是她的喜幛，夫家挂上它，她就算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挑着走，再也跳不出这个家门了。廖国清的鼻孔轻轻地哼了一声，想想忽然又笑了一下，伸手扯下大红的纹堂幛，顺手塞进简陋的包袱。
逃亡开始了，她小心翼翼地拨开门闩，在静悄悄的夜色里疯狂地奔向莽莽郁郁的大山……
在立夏日之前，廖国清已经在深山密林里躲藏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她过着白毛女一样的日子，干粮吃完了，就捡拾野果蘑菇充饥，无油无盐，无依无靠，以至于原本乌黑的头发开始慢慢变白。遮天蔽日的山林和崎岖坎坷的小路使她一度绝望哭泣，但是那天，山下的人声鼎沸惊动了她孤寂无助的世界。5月6日晚，熊熊的火把照亮了整个南溪镇，到处是奔走相告的贫苦农民，呼喊声、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廖国清大着胆子在背人处观望了一阵，终于明白了大家这是在干什么，她的双眼放出光来，兴奋地挤进了人头攒动的彭家祠堂，和狂欢的队伍汇集到一起。那条镇上唯一的南北向的南溪街，在廖国清十三岁的记忆里那么炽烈地燃烧成一条贯穿南北大地的巨大火龙。这一晚，她跟着詹谷堂、袁汉铭等共产党员和洪学智、闵鸿友、陈伯禄等两百多名农协会员一起，连夜打了十几户土豪，在不眠的红色之夜里游行数十里地，把农民政权安在了自家的大门口。
一夜之间，廖国清感觉仿佛经历过了一辈子，把她这一生想要走的路都看清楚了，她不再是那个忍辱吞声的童养媳，而是吐气扬眉的红军宣传员，跟着这股汹涌的赤潮，她终于找到了新生的自我和坚定的方向。
在以后的岁月里，彭国清加入了共产党，在枪林弹雨的革命生涯中九死一生，差点儿死于敌人的枪弹和我们自己人的手里。这时，她的名字叫——彭素。
三 时间在水之下
1928年，七月流火，萤火虫儿宛若流火一般飞翔飘舞。那一晚农协在霍邱县的各个集镇和较大的村庄同时动手，忽如一夜间万花竞放，散发、张贴了两万多张油印标语。翌日清晨，白塔畈大地主王子敬打开院门时吓了一大跳，猛然瞪直了眼，他家的门缝里竟然被塞了十几张标语。王子敬惊骇无比，慌张得立马跑到县城告状，不得了，共产党带着那帮农民要暴动了！要求县里赶紧派兵到乡下去镇压。
深秋十月，商城县的地主也到县城去叫苦，他妈的农民都反了，别说租子，连皇粮国税也不交了！商城县政府派了周凤山民团前往南溪、斑竹园一带弹压。中共商南区委立即做出了针锋相对的举措，南溪、李家集、牛食畈、斑竹园、佛堂坳、沙河等地农协联合行动，一千五百多人扛着土枪、大刀长矛和铁锹锄头，群情激昂地汇集南溪，大会后示威游行。周凤山民团见势头不对，当天夜里便撒腿溜回了县城。
南溪、汤家汇、银山畈、斑竹园、果子园、沙堰、吴家店、小河等地，农协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别出心裁，把红红绿绿的标语贴满了住家的墙壁和道路两旁的树干，还发明了一种流动宣传的方法，在木板上写标语，然后刷上桐油放到河里。桃园河、竹根河、小河、白沙河等河流里浩浩荡荡的几千只标语牌顺流而下，下游的霍邱、固始等地的人捡到后直觉得一股新鲜劲儿，争着你传我看的，风声四起，越传越远……
都说，大别山农民暴动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金寨已经不可复原，而且因新中国初期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建设，包括当初号称“小上海”和“小南京”的麻埠、流波镇在内，十万亩良田被淹没水下，八十多年前的景物随着历经那个时代风云的老人们相继离世，在当地人的记忆里逐渐风化成一座粗粝的雕塑，再无精确的线条和细腻的构图，只能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观摩它大致的轮廓。
那一天，漆学文领我们去他们家的老宅子。今年漆学文正好整六十岁，他的爷爷漆先治曾任红四军医院政委。漆先治的爷爷就是斑竹园五大富户之首的漆远恒，旗下家族产业“漆三星”号是当地首屈一指的大财团，在本土和武汉拥有钱庄、当铺、医院、商店、铁厂等多个分支。
漆家的老宅子已经多年没有人居住了，残破失修败壁朽梁，但是高大雄阔的门楼和依着坡度抬高数进纵深的院落格局，仍然凸显出当年首富的宏伟气势。
“我爷爷漆先治是在武汉上大学时就参加革命的。”漆学文的耳朵不太灵光，说话声总是很大。他口中武汉的大学，是指武昌法政讲习所，在那儿念书的爷爷回到家乡闹革命大约是1927年左右。当时高祖漆远恒对满脑子新潮思想的孙子说，你回来闹革命，不是革我们自己的命吗？
儿孙们闹革命之始，老漆家还没有分家，漆远恒膝下有四个儿子、九个孙子，大家都在一起过日子，“漆三星”其实就是漆家的财团组织。漆远恒的另一个孙子漆先济是红32师的军需长，一到革命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就会回来代表红军打借条，由“漆三星”开出去的银票不知道有多少，透支额度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外头有了传言，说是老漆家再也支撑不住，一时持票的客商纷纷前来挤兑，漆家的门槛也几乎被踏破。
“说起来‘漆三星’走向破产是很悲壮的。”漆学文的弟弟漆学志用了“悲壮”这个词来形容他们家族在革命年代的破产境遇。
面对岌岌可危的态势，漆家老太爷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
那时漆家的钱柜已经空了，上面是虚张声势的钱，下面其实大半都是杂物。这一日，在挤兑的人潮中多了几位九江商号的大老板，他们和漆家素有大宗生意往来，因路过此地，风闻漆家大势将去，遂来探个虚实。漆老太爷马上叫下人抬上来三四箱银元，当众请来人清点兑票。来人大窘，也实话实说，闻听此地闹共产党，原先怕买卖不安稳，但是现在放心了，漆老爷一家都是共产党，共天共地也共不到漆家的头上！咱们生意还要往下做！慌忙让收起银元。漆老太爷的声音沉了下来，说谁的钱也不容易，做买卖全凭一个信字，信得过就细水长流，信不过好合好散，今天有来兑银票的，尽管兑去就是！此话既出，也有那不信邪的，当即就要兑票，漆家果然搬出成箱的银元承兑，走人不送。更多的客商马上审情度势，纷纷向漆老太爷表态，生意还要长长久久地做下去。
而实际上，那几个九江老板和急于兑现的家伙们都是老太爷安排的局，就连那抬出去的钱箱，后来又抬了回来。这些贵重的道具，被反复利用，成为“定海神箱”——有人为了刺探漆家的底细，专门派出保镖深夜造访，见账房里摆满了钱箱，便笃定漆家故意隐瞒财力，原先急于挤兑的客户，又把银票揣回了兜里。
“那是第一年，”漆学志若有所思地说，“第二年，我家老太爷身体已经不行了，他看这样‘革命’下去，迟早要还不上账，就把武汉的铁厂、药铺都卖了，兑成现钱……”漆老太爷的想法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宁愿生意不做了，老漆家也要把欠下的账还上，不然，会祸及子孙……
1931年，“漆三星”正式宣告破产，漆老太爷卖掉了武汉、金寨等地的全部家族产业，兑现了之前为支援红军军需开出的所有银票。与此同时，商南地区的革命形势陷入低潮。
老漆家是个摆到哪里都十分显眼的家族，漆先治的叔伯、兄弟们基本上都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年少多金的漆先治同学，身上也带有当今富二代某些类似的特点，他骑着高头大马，春风得意地顾盼在乡间的小径上。路边的蒲公英开得娇黄，正是绽放的时候，也许过些日子它会结出深褐的瘦果，顶上白色的绒伞，调皮地飞离地面，像无数离家的游子一样，为了理想飞越万重山水，但此刻，它静静地依偎着土地，梦一般恬静。
近一个世纪前的那天，漆同学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恋爱，剧情浪漫、甜蜜、玫瑰得几如虚构，但是真实地发生了。而用漆学文不加修饰的大白话来说，则是“他爷爷漆先治和他奶奶周百兰的婚姻纯属门当户对——一个大财主的儿子看上了一个大财主的女儿”。
漆家的财产足够青年学生漆先治挥金如土，然而该同学并不是个纨绔子弟，蓬勃的朝气、优秀的素养使这个年轻人在山乡世界里显得那样的英姿挺拔与卓尔不群。似乎专门为了等待一段美丽的邂逅，可能连土地爷都没注意到，不知啥时开满蒲公英的小路那头出现了一个娟秀的身影，她低头迈着碎步，身后跟着一个丫鬟，向小径的这一头缓缓走来。近了，更近了，骑马的男子和步行的小姐终于狭路相逢。按照现代交通规则的法理，步行的小姐在这场交通对峙中明显属于弱者，应该予以保护。一般来说弱者往往更敏感，小姐娇俏地立定在那里不动，生气地瞪着对面这个张扬无礼的家伙。没想到陡然被挡了道，马首先唬了一跳，那家伙慌忙勒住缰绳，随手折下一根伸到面前的树枝抛了过去：“哎，我说你怎么不让开，万一被马踩了如何是好？”
“我不告你纵马伤人，你反倒有理了？”小姐真的恼了，脸上泛起一抹红云，眉梢飞出万般不屑，一副不爱搭理你的娇嗔模样。
漆先治不禁呆了。可能就是在那一刻，丘比特之箭射中了漆同学的心脏，轰然一声宛若遭到电击，任督二脉火花直闪，不可救药地一见钟情了。
对于一段爱情的描绘，其他人的转述，总不如当事者的剖白来得更真实与真切。在这里我们不作任何文学写意，索性选用爱情双方的直接对白。在1920年代，中国有文化的人占人口比例极小，而女性在有文化的人中所占比例更是微乎其微，周百兰碰巧是微乎其微之一。百兰小姐是位有教养有文化的千金，即使恼怒了也不会开口骂人，她的武器是文化，而文化也是有杀伤力的，她当场又回敬了两句：“纵马飞镖惊少女，何处狂男不知羞！”这诗句的力道够重的了。
漆先治已经完全昏头昏脑了，这时回过神来，敢情人家在作诗呢！忙不迭地翻身下马，努力恢复书生本色，摆出小生这厢有礼状，作揖应和：“策马闲游遇民女，几片绿叶传知音。”直不笼统就把意思一股脑地杵了过去。
百兰小姐的父亲是果子园乡的举人周老爷。周家在当地也是一个比较显赫的大家族，漆先治的内弟周醒民曾当过来安县县长。周醒民很欣赏漆先治的儿子、他的外甥漆德善，曾想把外甥弄去给他当秘书，让那小子到外边见见世面。可是1947年这名看出中国大势之趋的国军少将写信回来，叫族人赶紧把田地卖掉，说国民党不行了，叫外甥也不要去了。其实，漆德善自己也不愿意去。这是后话。单说周家女婿漆先治，他的性格很强，在外面闹红闹得轰轰烈烈，但不让妻子周百兰闹，要她在家待着。他最后一次回家时，儿子漆德善刚两岁半，非要玩父亲的怀表，结果淘气地把表砸坏了。周百兰心一惊，一把拉住丈夫问，你们到外面搞革命，如果死了，我们在家里怎么办？
一语成谶，漆先治真的死了，再也没有回来。
漆先治的父亲漆承俊却是死于饥饿。老漆家过去的日子，不说锦衣玉食，肯定不止于丰衣足食，他是个要面子的人，饿死都不会出去赊借，丢不起老漆家的脸。有别人家请，他也非预约而不前往，简单吃几口便貌似随意地放下筷子，摆着个乡间绅士的臭架子，以示他老漆家人依然故我。
漆先治死后，他的马倌漆德基和警卫吴续继就都不干了，双双解甲归田。日子一天天地往下过，两人逢年过节都要来家看看，能帮点儿什么的就搭个手，帮不了的，陪着周百兰说几句话也好。
在往后的岁月中，这一家人吃了很多很多的苦。有一年寒冬，到了年关边上，家里却是冷锅冷灶的，眼看着这个年啊真难过得去，大年二十八漆德基来了，送来些吃的，唉，咋也得把年给过掉。日子总算得以慢慢地改善，是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家里终于解除了地主成分的管制之后。这时周百兰和漆德善都已经不在世了，漆德善的妻子陈亚云没头没脑地大哭一场，哭过后烧了烈士证，坚决不要那些救济的粮食、衣物等。不要，什么都不要。
四 八月桂花遍地开
受到农民运动威胁的豪绅地主竞相扩充护庄队、民团等武装组织，巩固自己的地盘。光是金寨地区的地主势力，就先后建立起了七个人数不等的民团。麻城县民团郑其玉部趁着乡村地主武装扩张的时机也开进了商南，与当地的民团联手“清党”、“清乡”。国民党政府继续加大武装镇压的高压态势，同时又强化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实行十家联保，每个区都派驻有清乡委员监督、指导“清乡”，搜罗社会闲杂人员充当眼线，军警在路上盘查过往客商。1929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前后一个月零四天时间，豫东南特委和商城县委便遭受到三次严重破坏。特委书记余锡珍，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张延桂，商城县委书记李惠民，县委委员马石生、钟启泰等多人被捕、牺牲。
被捕、牺牲——实际上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的厄境。5月初，鄂东北特委派红11军军长兼31师师长吴光浩率十余人来帮助发动武装起义，可是途中在罗田的滕家堡遭当地民团包围袭击，全部牺牲。出师未捷身先死，在险情迭出的危局中，指挥立夏节武装暴动的任务，就是这样猝不及防的，只能由徐子清任书记，徐其虚、李梯云、肖方、周维炯、廖炳国等人为委员的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独力承担了。
1929年的寒春中，金寨的革命者们都急切地期待着这个灾年的春荒尽快过去，收获的秋天尽早到来。1929年的八月十五，这个桂花遍地开出一个馨香烂漫世界的中秋节，原定是一个暴动的日子。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新呀新世界……”这首脍炙人口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早已家喻户晓。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支革命歌曲是借用了民间音乐《八段锦》填词改编而成的。其确切的来源曾一度成为争端，主要说法之一是源自江西民歌，之二为出自河南商城，之三便是来自安徽金寨斑竹园。其他还有河南新县说、湖北红安说和安徽六安说等。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书面材料：“一转眼，就是桂花开放的季节（指1929年秋）。中共商南县委和红32师在斑竹园花堰长岭岗邓氏祠成立了一区苏维埃政权，县委书记李梯云同志为苏维埃成立写下了一副对联……时任佛堂坳模范小学的校长罗银青同志，也积极参加了苏维埃成立大会，会上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激发着罗银青，他豪情满怀，心花怒放，触景生情地创作出《庆祝苏维埃》歌词。由于歌词的第一句是‘八月桂花遍地开’，所以人们就习惯叫这首歌《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份材料其实是某次党史课讲稿的一部分，与《金寨红军史》上记载的内容大致不差。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罗银青是金寨县斑竹园沙堰村人，幼年读过私塾。1927年春，他考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以后回到家乡，借办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1932年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罗银青重伤被俘，在狱中他写下了气冲云霄的《敢死文》，后被乡亲营救出狱。在各个历史时期，他都撰写了大量革命诗文。
《八月桂花遍地开》是在区乡苏维埃政权普遍建立，农民欢欣鼓舞之际创作的。当时县委书记李梯云、县委委员漆禹源等人在花堰白莲宫研究决定编一首歌唱苏维埃的歌，他们把这个任务通过少共县委书记徐乾下达给了罗银青。其时正值天高气爽金桂飘香，罗触景生情，创作出了日后广为流传的《八月桂花遍地开》，配以《八段锦》曲调交给李梯云审阅。定稿后，罗银青在模范小学以打花棍的形式编舞，表演者每人执一根系有红绸和铜钱的花棍，舞动起来哗哗作响，视听效果生动传神。节目的首次亮相是在斑竹园长岭岗举行的第一区苏维埃成立大会上，由方子翼、方太森、肖大清（女）、刘昔祥、吴文彬、徐诗银（女）、黄祖德等十六人组合出场，歌舞演出十分成功，受到热烈欢迎。李梯云当场嘉奖了模范小学，并把教唱这首歌作为大会的一项内容。罗银青将油印好的歌曲散发给大家，现场进行了教唱，会后少共县委将这支歌曲油印发至各团支部和各乡苏维埃，很快便传唱开来。
相关记载不可谓不明确、不翔实、不一目了然，但是坦率地说，历史的脚步，有时凝重，有时飘忽，我们不可能捕捉到全部的脚印，只能在大体的轨迹上寻找清晰的，同时不放过那些模糊的，而往往那些若隐若现的历史印记，又能给予我们饶有趣味的咀嚼。1982年5月，当年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成仿吾在新县革命纪念馆回忆说：“记得当时（歌曲）是一个姓王的列宁小学教员写的。听说他是地主资本家的儿子，思想进步，喜爱文艺。叫什么名字，忘记了，是商南或是皖西人。”基于此，河南商城方面便认为，《八月桂花遍地开》是商城县城西大街人王霁初所作。
这场“花落谁家”的争夺战很有点儿意思。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呈现是最大限度的阐释，这是本文的起点，也是最终的落点。这首革命历史歌曲的原创者，到底是罗银青还是另有其人，这个问题并不在我们的视幅之内，不过我们倒也乐意将采访中听说到的王霁初的故事同样奉献出来。
王霁初出身于地主家庭，读过私塾，后来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他从小便喜欢看戏，也算个天赋异禀的人物，婚后开始痴迷起了京剧。
1929年的商南地区，流传过一个“王霁初玩戏卖田”的笑话，说的就是大地主的儿子王霁初为了唱戏，卖田卖地搭办起一个叫做“双河班”的戏班子的事儿。商城人喜欢看戏，双河班一成立，立刻轰动了整个商城县。王霁初的大伯父王理堂是举人出身，曾在辽宁海城当过县令和道尹，王霁初打小就受大伯父的喜爱，被过继给他当了儿子。王理堂在东北听说儿子在家不务正业地玩起了什么戏班子，大为恼怒，咱咋说也是高门大户的堂堂官宦人家，哪容得你个兔崽子操这等下九流的差事！王理堂派人把王霁初叫了去，好一顿训斥，准备给他弄个一官半职，把他那颗唱戏的心拉回来。不料没住几天王霁初便悄悄地溜回到商城，怎么也不肯去做官，死活只愿当戏子。摊上这么个犟种，王理堂傻眼了，真是家门不幸，逆子，逆子啊！
举人大老爷王理堂没有说错，这又是一个地主资产阶级的逆子。
1929年12月，红32师攻下商城县城。因为王霁初家庭成分是地主，其九弟被红军传讯去。王霁初听说后主动找上了红军司令部。红军领导了解到他有厚实的文艺功底，鼓励他编支歌子唱唱，他回家连夜即兴编了一首歌颂红军打胜仗的歌曲《取商城》，红军领导非常高兴，动员他参加红军搞文艺宣传工作，从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这里我们却还听到另外一种版本：红32师打下商城后，王霁初作为土豪劣绅被收押入监了。当时师长周维炯和县委书记李梯云正志得意满地规划着赤色商城的美好蓝图，忽然从监房那边传来一阵歌声：
民国十八个春＼红军打商城＼打得土豪乱纷纷＼喜坏了我穷人
二十五清早＼红军计划好＼手提油条肩挑草＼就把那城破了
城里县卫队＼亲区红枪会＼一见红军火浇水＼个个他软了腿
红军砸牢门＼救出我穷人＼反动分子除干净＼不留那害人根
周维炯、李梯云不由对视一眼，二人乐了，眼下就正缺一首便于传唱得好歌呢，那歌曲的调门优美情深，特别是歌词，既新颖又切题，十分恰切地表达了翻身群众此时波澜起伏的豪迈心情。一打听，他们大出意外，这首由《山伯访友调》曲子改编的红军赞歌，竟然是地主羔子王霁初临时起意，在狱中以“脱口秀”的形式放声而作。
《取商城》的问世如此具有戏剧性，令历史这一端的我们会心一笑，当个人命运写进历史，多少都有点传奇的性质。现在的所有揣测都替代不了王霁初当时的真实想法，反正，他露的这一手确实立马就把周维炯和李梯云强烈地吸引住了。红军成员大都没有什么文化，尤其缺少宣传鼓动工作方面的文艺人才，乖乖不得了，两位军政首长当即热情地把“戏痴”王霁初请出监房，希望他能够为歌唱苏维埃献策献力。
唱山歌小调，这可是对了王霁初的心思，他一口气起了几个调，供领导甄选。先是《淮调》，领导的要求高，认为太悲，不合适；后是《砍柴调》，感觉太软，鼓不起士气；再后来《手扶栏杆》，则又嫌太俗，不够昂扬向上；直到王霁初唱出一段《八段锦》，领导兴奋地一拍大腿，就是它了！为了让曲调显得更加悠扬欢畅，节奏又被稍稍加快了一点儿。
但令王霁初感到为难的是，他对苏维埃一无所知，甚至不明白“苏维埃”到底是要搞出个什么样的名堂，显然没有办法满足领导“歌唱苏维埃”的要求。后来只好由红32师的《红日报》主编陈世鸿，总结了苏维埃的八大作用，编在九段歌词里，算是完成了“表达广大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和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喜悦心情”的政治任务。当时无人识简谱，王霁初也不会，他按宫、商、角、徵、羽五声谱记曲，教给大家演唱，并因此成为红日剧团的团长，开始了他革命的后半生。
意大利学者贝奈戴托·克罗齐九十九年前提出：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历史的大年轮上，《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诞生与传播本身，似乎远远重要于歌曲的作者是姓罗还是姓王，实际上曾任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成仿吾回忆的那段内容，对于《八月桂花遍地开》作者的甄别也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从1982年到今天又过去了三十四年，不知我们还能否寻找到其他历史的实证？
历史沉静地转过身去，留下一个令人面面相觑的背影。我们正是在这种背影里与金寨县红军历史研究会会长阎荣安相见了，关于《八月桂花遍地开》，阎会长认为无疑出于金寨。他多方面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其中之一：红三十二师攻取商城时值寒冬腊月，何以桂花遍地？而金寨斑竹园长岭岗的第一区苏维埃成立大会正是在丹桂飘香的季节召开的，特别是前些年他曾专门采访过老红军方子翼，作为其时尚存于世的历史亲历者，方子翼回忆了罗银青带领他们在苏维埃成立大会上，以打花棍形式表演《庆祝苏维埃》（即《八月桂花遍地开》）的热烈场景。
一树桂花迎风绽放，纷纷扬扬落地何方？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历史的“遮蔽”和“祛蔽”几乎总是同时进行的，真正的历史从来没有停止过生长。我们关注历史的生长性，一如关注人类自身的生长。
我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历史碎片的打捞，我们做得太迟、太迟。
五 灵魂在私语
吴家店太平山的穿石庙，是深深嵌进金寨革命史中的一个吉光片羽的地理坐标。1928年8月的穿石庙中共商南党员代表会议，计划积极准备一年，到次年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九个月后，1929年5月2日，中共商罗麻特别区委在穿石庙召开紧急会议，鉴于当局加紧“清乡”和各民团内部开始清查可疑分子，准备已久的暴动计划有走漏消息之虞，与其坐等敌方可能随时下手，不如采取行动先发制人。
在整个立夏节革命武装暴动的行动部署中，策变驻守丁家埠的杨晋阶民团主力起义是关键一环。当天周维炯利用当值班长之便，建议停训整理内务，晚上聚餐过立夏节。喝酒时安排共产党员控制枪支和警戒，把队长和非共团丁们灌醉。喝到夜半时分，周维炯见时机已到，下令动手，宣布起义，号召众人跟着闹革命，不想干的发五元大洋遣散。于是不费一枪一弹，丁家埠民团顺利起义了。
另有人说，周维炯拔出枪喊动手时，朝天打响了丁家埠民团起义的第一枪——也是唯一的一枪。如果仅仅从起义的结果来说，有或无这一枪都无关宏旨，倒是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队长吴承阁也是共产党员，但由于他的地主家庭出身，出于慎重考虑，起义之前没有向他透露任何消息。
丁家埠、李家集、南溪、吴家店、包畈、斑竹园、沙堰、沙河、西河等十几处同时发起的立夏节暴动，造就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历史时刻。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大别山这片土地上的立夏节革命武装起义，一夜之间取得了全面胜利，随之红色风暴席卷向更加广阔的地区。
这一件事，我们始终在踌躇、犹豫，不太忍心写。
1929年立夏节起义以后，漆德玙的弟弟漆德珷跟着部队转战各处，他则留在地方上开展苏维埃工作。时值国民党部队的重兵“会剿”，形势非常严峻，一切行动都需要格外小心，漆德玙同妻子周氏约定了一个暗号：如果有敌人，便在后门挂上一件旧衣服；没有敌情的话，就把家里的大笤帚挂出来。
这个早晨湿漉漉的，雾岚在山腰上缠绕出几道叵测的飘带，在山洞中藏身的漆德玙绕到后山，远远地观望着村里的动静，还好，他家后门上挂着的是笤帚。漆德玙束了束腰带，放心地向山下走去。在树林中穿行时他愉悦地想，妻子可能正在笑盈盈地等待着他，她大概已经烧好了热水，好让丈夫一到家就能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换下沾满夜霜和尘土的衣服，这些日子隐蔽在山上，他的身上都有一股馊味了……年幼的孩子也许正在睡梦中，甜甜地露出无邪的笑容……
漆德玙风尘仆仆地推开门，他诧异地看到迎上来的周氏不是喜悦，而是蓦然神情大变，错愕得一把捂住了嘴，面无人色地叫道：“快走，快……”漆德玙一惊，立刻掏出手枪，掉头便往外冲。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下山进村时，行踪就已被发现，漆家的房子此时已在国民党夏斗寅部某团的包围之中了！
“国军”某团大意了，没想到还真有如此不要命的人，愣是迎着子弹冲了出去。漆德玙凭借枪法的精准和对地形的熟悉，把追兵甩到了后面，急切之间他藏进了山冲的稻田里。追兵紧跟而至，只见除了正在田头做农活的周发庆，四周了无人影，不知漆德玙逃往哪里，随即逼问周发庆是否看到有人经过。周发庆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早吓蒙了，战战兢兢地往稻田里随手一指。这一指，改写了两个人的命运，新中国成立后周发庆成为人民的罪人，终身受到管制，把“坏分子”的帽子一直戴进坟墓。
漆德玙被捕后被押往斑竹园。“国军”某团团长张亚一和漆德玙是大学同窗，他很念旧，对老同学惺惺相惜，反复劝诫漆德玙洗心革面，“弃暗投明”。漆德玙的妻子周氏也痛哭流涕地跪求丈夫说句软话，好歹留下一条性命。从今天看到丈夫的第一眼起，周氏的大脑就一片空白，她的思绪短路了，从此就没有搞明白过何以自己会挂错了暗号！她只记得凌乱的枪声击碎了那个平静的早晨，整个三里冲的乌鸦仿佛都被惊动了，乌泱泱地遮满了整个天空，诡异得让人害怕。好像，天又要黑了。
漆德玙看了她最后一眼，硬邦邦地甩出这么一句：“你干脆回家守寡吧，莫做指望了！”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必除漆德玙而后快。国民政府河南某厅处长漆芷（自）洲随国民党军回乡反攻倒算，参与迫害红军家属，被红32师抓获处决。听说漆德玙被捕了，漆芷（自）洲的妻子马上泪如雨下，一个台阶一磕头地来求见张亚一，泣诉那天漆芷（自）洲被红军抓走，就是漆德玙叫开的门，老天有眼啊，一定要杀了这个共党。
漆德玙铁下了心肠不降，张亚一后来亲手枪杀了他。漆重诚说，张亚一枪毙他爷爷用的是“炸子”，把爷爷的头打得稀烂，根本认不出尸体。那时候一同牺牲的还有不少人，其中有户姓魏的人家来同奶奶争尸，两家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奶奶认出爷爷腿上的一颗痣，这才把尸体运回家。而根据漆德玙唯一的儿子漆学艮整理的材料，“幸婶母指出，哥每年放暑假返家，常穿裤头在堂屋一个人对墙打乒乓球，发现脚杆上长满黑毛，他爱玩枪，不慎右小指骨折，伸不直是明显特征，前来抢尸十余人方离去。”毕竟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对于历史的细节，连亲人的回忆都变得支离破碎、面目模糊，真正留下的可能只有那种沉淀后的情感，以及对那个赤潮汹涌年代的沉重缅怀。
漆德珷听到哥哥的噩耗，悲痛万分，带着一个营的队伍赶了回来。按照大别山的民情风俗，漆德玙的尸身停放在丘基！，要等一年后再入土下葬。漆德珷就立在丘基！，拔枪朝天射击，红了眼睛喊：“哥哥，我给你报仇！”
漆德珷带着队伍走了，却再未回来，像枪口的那缕硝烟一样，消失了。
漆德玙、漆德珷兄弟两个守寡的妻子，后半辈子都没离开这个家，相伴着，守着。
1950年10月11日，漆德玙的妻子周氏去世了，在她寡居二十一年独力抚养烈士遗孤的这段凄凉岁月里，我们不知道她的心里是否曾经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漆学艮对于父亲牺牲的原因，写下“未料联系暗号失误”寥寥八字，留下一个简略的历史注脚。我们问过漆重诚，你奶奶后来是怎么度过余生的？他似乎很茫然，他没想过这个问题。奶奶是烈属，她后来还在南溪镇举行的烈士大会上，分到了一千大洋和一头猪作为抚恤。抚恤自然是必要的，同时更必要的还有抚恤所代表的历史涵义。历史，就这样改变着我们的容颜面目，要么是终极的背离，要么，是终极的原谅。
历史不能重现，只能逼近，我们深感自己的无力。
另一桩往事，我们则不仅犹豫而且彷徨，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最后才决定落笔。但愿不会因此而侵扰一个业已宁静的灵魂。
漆远玉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娶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他们的婚姻美满，惹人羡慕。漂亮贤淑的妻子是他的骄傲，也是属于他的宝藏，他恨不能每一个白天，她都袅袅婷婷地站在不远处，深深地望着自己；恨不能每个夜深人静时分，都拥她入怀，她则小鸟依人，把自己全部融化在他的温情里。他和她是一个人，完整而不可分割，即使在他离开家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也确定彼此都融进了对方的灵魂，从未分开过一时一刻。那是一种甜蜜的相思，像一只眼睛凝视着另一只眼睛，一只耳朵呼唤着另一只耳朵，而在他们中间，不是千山万水，是血脉相通。
那时候他所在的部队总是捷报频传，她在浣衣的河边或是烟熏的灶房听到他的消息时，就把嘴唇抿成一条盛满笑意的弧线。在她的心中，他当然是英雄，飞上天空是鹰潜下河川是蛟，是她的战无不胜的男人。她为他守着这个家，单等着革命胜利了，他凯旋的那一天。他说过，等革命胜利以后，他天天在家陪她。她才不信呢，像他这样有本事的大男人，能天天在家闷得住？他说，那一出门就把你拴到裤腰带上，到哪儿都不让你离开我身边了。她打他一巴掌，其实心里爱听这话。她不懂革命到底是个啥，只知道她的男人为了革命奋不顾身，甚至能暂时放下她而出去革命。那么他一定更爱他的革命，她想，我也要爱他的革命，我是红军家属哩，我不要拖他的后腿！她守在灶前，慢慢地拉着风箱，灶火把她的脸庞映得红艳艳的。
很快形势变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一波赶着一波，红军跳出去打回来又跳出去。外面乱得很，仿佛总在过兵，共产党、国民党、土匪都有，你来了，我去了。她揪心地竖着耳朵，听到的都是对红军不利的消息。庄子上也不太平了，民团、还乡团、“铲共团”，折腾得鸡飞狗跳，只要是家里有红军的，统统烧杀抢掠，鸡犬不留。更可怕的梦魇还有，凡是抓到红军的女人，不仅强奸辱污，还要卖到外地去。好让那些当红军的人看到下场，就是你的老婆将被压到其他男人的身下，将去充当别人家传种接代的女人。说是这样才能更锐利地打击红军的军心，动摇红军的意志。
她恐惧杌陧极了，像一只成天担惊受怕的母麂，一有风吹草动便跟着庄子上的人跑反，在山里躲猫猫，等那帮畜生烧杀完毕扬长而去，再悄悄地潜回家，觳觫地蜷缩在被洗劫一空的屋角默默流泪。太可怕了，特别是前几天同村的两个本门的妯娌被抢走了，卖掉了，卖得不知去向了。村子里的气氛一下紧张仓惶得无以复加。一个女人，被侮辱，被买卖，那意味着什么？她喘不过气来，在黑暗中把嘴唇咬出了血。
如果被卖，毋宁死！她这一辈子，都只能是属于她丈夫的女人。作为红军家属，也许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成为他的负累。
而漆远玉呢？
很难想象，不敢想象，更无法想象那个凄怆的画面，那种痛心的成全，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无言结局，以至于我们认为，几十年后那个做丈夫的都无法原谅自己……
妻子死了，死在丈夫的手里，一块坚硬的石头。
作为妻子的她意识到自己的结局注定是惨烈的，死亡忽然变得那么具体，要么玉碎，要么瓦破，残酷的战争连“瓦全”的机会都不留给这个金寨女子。在“有可能”被白匪卖掉之前，她终于见到了他，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她向他凄婉地一笑，他是她的归宿，也是她的托付，她的身子只能是他的，能干净地死在他手里，她觉得此生无憾。就在此时，此地，她浑身战栗地接受她最终的宿命……
——不，这只是我们从妻子角度进入的一种试图宽慰人心的演绎。事实上我们尽量回避了关于丈夫行为的阐释，哪怕它传递出来的是另一种义无反顾的革命决心。如果用最简略的概述就是，在白军匪徒大肆强奸贩卖红军妻室的时候，丈夫某次回来，用一块坚硬的石头，砸死了自己的妻子。那一天丈夫与妻子从相见到相别的细节，我们不能想象。
后来漆远玉负伤回到家乡。这位曾经的红军营长常常坐在妻子的坟前，塑像般地一动不动，从晨到昏。他在忏悔吗？还是表达自己磐石一样坚硬的忠诚？他把自己坐成了一座雕塑，似乎有某种悲壮的缅怀与无尽倾诉的意味。
那块石头，到底是魔障的化身还是忠贞的见证？我们难以下笔描摹那种复杂的成分。历史在这里定格成一幅混沌的画面，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谁能站在光阴之外评判岁月的理性和魔性？唯开天辟地之后，才有白昼和黑夜，我们没有资格对悖论中的人性指手画脚，因为无论何种评价都是一种人性的悖论。
终生未再娶的漆远玉实践了他对妻子的承诺，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呼出在这世间的最后一口浊气，魂轻息净地回到了妻子的身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思念里，他把她的坟茔修成了心目中最温暖、漂亮的“家”，每个节日和相思成灾的日子，他都和她一起隆重地度过，只是这种隆重是他一个人的仪式——他在她的坟前，凝视他们从未褪色的过去，把自己坐成一座坚贞的雕塑。
除了他的红军妻子和作为红军的他自己，不知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第三个人，能够真正理解那座无言的雕塑之身的灵魂？
六 消失的故事
惊骇于立夏节起义的胜利和红32师的成立，信阳绥靖公署急令调集商城各路民团限期剿灭红军。红32师闻讯迎击，首战王继亚民团告捷，歼敌四十人，缴枪四十八支，民谣称颂这次胜利是：“四月初七八，攻打王金牙，王金牙不管打，一打就散花，哎哟哟，缴枪四十八。”
商城县的官绅地主更加惶恐忐忑，不断向蒋委员长发电告急，请求国民政府派兵进剿。一封封急电，使蒋介石意识到大别山红军已非地方民团所能对付得了了，便命令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边区军阀从六月到十月连续发动三次会剿。继而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10月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四次大“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留在大别山的红军部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至此，从立夏节起义后，红32师诞生起，在金寨这片土地上，又相继走出红33师、红1军、中央独立1师、中央教导2师、红25军、红75师、红74师、红82师、红28军、红218团等共十一支主力红军。
金寨先后有十万儿女参加红军，他们大多数为国捐躯，而且很多人从他们离开村庄的那天起，便如同融化进了蓝天大地般失去了音讯。
解放后，有些红军的后代想起了他们奔赴战场去而未归的祖先，遂以招魂入墓的方式，修建起衣冠冢以寄哀思。招魂，是为了引导漂泊在外的祖先的魂魄回家。我们不知道这些远在离恨天之外的孤魂还能不能回到家乡，他们左手紧握芒槌、右手高执葫芦瓢的子孙会不会在房前屋后把他们的名字喊成一座丰碑，我们只知道历史写到他们的时候，出现了一种不可修复的断裂，他们回来或者不回来，裂缝就在那里，触目惊心。
廖家同向我们出示了一组数据，2000年时，金寨地区有1018座红军空墓，这上千座遗冢墓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那些没有后人以及后人无力“招魂入墓”的家庭，只得把找不到归乡之路的红军孤魂托付给萋萋荒野。以漆氏为例，当年因革命“绝后”的家庭，占到整个家族的一半以上，没有人记得他们，连一个名字也没有留下。
他算是一个异数。
刘作涛，斑竹园镇倒马河村人，他跟随红军打到湖北。那场战斗异常激烈，空气中的硝烟刺鼻，一枚炮弹凌空呼啸而来，在他身边不远处爆炸，然后他就不省人事了。两个战友背着刘作涛跑了好几里地，停下脚换口气时，才发现他早就停止了呼吸。前边还是活蹦乱跳的人，转眼就阴阳两隔了，二人怎么也不忍就这样抛下战友。他俩向当地农户询问之后才知道这儿是蕲春，遂借了一把锄头，因陋就简地埋葬了刘作涛。为了日后方便找到这位长眠异乡的战友，他们还特地选了一块易于识记的地方。围着刘作涛坟包的，有一棵柏树、一棵松树、一棵茶树和一块大岩石。
战火纷飞的年代远离人们的记忆之后，政府普查谁家有无红军牺牲于外地，并寻找他们的下落时，刘作涛的后人才糊里糊涂地想起来，他们的祖先在别人家的田埂旁躺了一个多甲子。2000年的一天，刘家后人终于在湖北蕲春找到了刘作涛战友描述的那块地头。他们惊讶了：埋葬刘作涛的坟冢整整洁洁，旁边松柏依旧、茶花洁白、磐石不移，更奇异的是还竖有一块石碑，上书“红军大仙”，四字峥嵘，赫然在目。显然经常有人来打理，可是在这里他们家无亲无故的，谁来呢？
立碑人倒也不难打听，就是附近的一户农家。原来这户人家当年丢过一头牛，耕牛可是农村人的命根子，那时兵荒马乱的，天晓得这头牛还能不能找得到，这家人的爷爷苦寻不见，又累又渴又气恼又沮丧地回来，只见这里大约是采了天地精气的缘故，松柏葳蕤，茶花酴醾，便一屁股坐在刘作涛的坟边，打算喘两口气。周围人家都知道这个野坟丘里埋的是一名红军，他正一肚子的苦水无处说去，就在树阴下跟坟里的那位絮絮叨叨起来：“都说你们红军厉害哩，打起仗来能呼风唤雨……按说我也不敢麻烦你老人家，可如今我家的牛不见了，那是不见了全家人的活口啦，你这个红军要是能显显灵，帮我家把牛找回来，我就给你老人家树碑、磕头……”其实越是絮叨来絮叨去，他越是垂头丧气，连个大活人都找不回来牛，还能指望死人？顶多就是发泄发泄，絮叨完了肚子里舒坦一点儿。
然而万万不成想的是，这番祷告竟灵验得一塌糊涂，第二天他家的牛居然真的就自己回来了！这家人的爷爷大喜过望，喜从天降，喜不自禁，连呼神仙，一下子对红军坟顶礼膜拜，虔诚恭敬得不得了。这碑是一定要立的，那么碑上写什么字呢？乡下人质朴，他老人家既是红军，又是神仙，就刻“红军大仙”四个大字了。这碑，一树几十年，风雨倒更见质地，远远近近都晓得，这“红军大仙”，灵！便是有了难解的事，附近的农人心眼儿实，不去庙里拜菩萨，倒来坟头坐坐，诉诉苦衷，往往能够排忧解难，心想事成。
这个灵验的故事是不是过于久远了？
漆成军小时候常常上太爷漆远玉的老屋去听故事，他太爷的肚子里就像藏着一座故事山，那么多红军打仗的老故事，说也说不完，让人听得入迷。村里的那一拨儿一般大的孩子都喜欢去，大家围坐在太爷的身边，仰着小脑袋如痴如醉。这场景很有画面感，老屋，大树，神往的孩子，沧桑的老人，一轮将堕未堕的夕阳嵌在古村落炊烟袅袅的傍晚。现在的生活场景中，还有这样的老人、这样的孩子和这样的故事吗？
今年雨季到来之前的某一日，我们来到一个树木郁葱苍劲的山凹子，那天烈日如炽，流云在天空飞过，我们面对着曾经走出了很多红军的村庄，还想问一问，除了红军，那么白军呢？对方茫然地望着我们，他大概没想过还有这么个问题，手指了指村子，说，没有白军。实际上，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寻找到几位受访者谈一谈白军，但是没有，我们明白，白军早已被历史消灭干净了。也就是那一天，我们好像豁然想通了一点儿，在那个红军的村庄以及所有的苏区，当年那股汹涌澎湃的历史洪流压倒一切，即使你没有参加红军、赤卫队或者农协会，也是在洪流之中。
这是历史的潮流。
后记
犹如那个时代已经遥远得只剩下了回顾，大约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很多今天的年轻人，教科书上的“抛头颅洒热血”早已变得十分抽象。我们的采访对象，几乎都没有红军本人，绝大多数是他们的后代了。某个红军的后人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的祖先要干革命？而我们从采访之初便也不禁在思考，那些“仓廪足，知礼仪”体面的大家族，究竟为何要甘冒杀头连坐的风险，举家从事当时并不体面的既危机四伏又背负匪名的逆天之举？
这个问题其实正是我们开篇所提出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的具象化。想想漆远恒老先生对他孙子漆先治说的话，“你回来闹革命，不是革我们自己的命吗？”然而为了孩子们要闹的革命，富有的漆老太爷不但宣布减租减息，从武汉买枪、缝纫机、捐钱，而且还送走了十个儿孙当红军。漆学志带着我们在革命烈士纪念馆里找到了其中牺牲的那八个人的名字，另有两位是伤残回乡，他们带着终身的残疾走过了今后并不平顺的岁月；再想想，当时不到三十万人口的金寨地区，竟然有十万民众踊跃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未能见到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
中国革命的残酷、惨烈、壮丽，中国革命者的疾风劲草、可歌可泣、成仁取义，都归纳成了那一句：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从某种角度来说，历史就是人心。人心所向，创造历史，无论时间的遗忘或者烟尘的遮蔽，它都将存在于人心之中。
参考书目：
1.金寨红军史编辑委员会，《金寨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2.于幼军、黎元江，《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广东教育出版社。
3.亚特伍德，《人类简史》，九洲出版社。
4.高开华，《金寨革命史话》，安徽教育出版社。
5.网络上的相关文章材料。
（原载《北京文学》2016年第11期）
小布的风声
马娜
在小布，自山涧飘荡而来的风，清润、温软；从林中汹涌而来的风却似波浪，悠悠荡荡拥你入怀……小布的风啊，真是有韵致，亦有灵性。
小布的风，也曾经让毛泽东陶醉过。清新的小布山风，拥他与贺子珍相伴而来，那是他与贺子珍厮守最久、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在反“围剿”间隙，毛泽东在小布完成了著名的《兴国调查》，而文稿的每一页都是由贺子珍坐在石板凳上抄写整理出来的。许多时候，毛泽东在小书桌前伸展疲倦的腰身，从阴暗的小屋踱步到院子里，每每看见埋头誊稿的妻子发梢被微风吹扬而起时，他总会被眼前这一幕陶醉。
在历史的记忆中，这一幕是最温馨、浪漫的。小布人民收藏了它。
小布的风，有时也非常犀利。最典型的就是：在红军五次反“围剿”中的前三次反“围剿”，多于我红军十倍的国民党军队屡屡想直捣红军指挥总部与首脑机关。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四军与当地人民群众，利用熟悉山势与地形的优势，组成反“围剿”的钢铁长城，与敌人周旋于崖谷密林之中。1930年的最后一天，敌五十师数千名官兵，再次闯入小布地域，结果落脚未稳，便听得山间狂风大作，气温骤降。紧接着，冰雨急落，大雪纷飞。国民党士兵各个冻得浑身发抖，拔腿急往东韶逃窜。一路上，他们直呼“小布的风太厉害、太可怕了”，三天后，这支国民党部队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
我还了解到，小布的风在中国革命和我军历史中，更有着神奇的特性。它温和又神秘、高贵而朴实，它浩荡起伏的韵律犹如我军官兵杀敌制胜的激荡之情；在敌军那里，它的声响又似敲响的阵阵丧钟……
小布的风更深地连着我的情与心。由于我处于特殊的工作环境，工作性质与小布的昨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布是红军第一部电台的诞生地，也是我军通讯部队的诞生地。这是一片为中国革命战争和建立共和国立下不朽功勋的光荣土地！
几年前第一次到小布时，我坐在诞生我军第一部电台的龚氏家庙的厅堂里，听小布村一位红军的后代向我讲述七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我母亲见过毛主席，她经常给埋头写书的毛主席送去凉好的茶喝。毛主席抬头时总会客气地微笑着说：‘谢谢老表。’”龚氏后代告诉我，毛主席他们从井冈山到达小布时，一个个都很瘦，像是几个月没有吃饱一顿饭似的。（注：的确没吃过一顿饱饭，我曾在军事史料上查阅过红军这段艰难的历史。）但小布和宁都人民为了支持子弟兵，宁愿自己挨饿，一天内就捐献出五千五百块大洋和七千多双草鞋及其他物资。这是红军下井冈山以来，获得的第一次补给。据说红军军需部门用筹集到的这批钱财和物资，为全军上下每人发了四角小洋和新草鞋、新袜子。得到支援的官兵们顿时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增。而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福音：农民们“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1931年2月，成立不久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小布村发布了《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第九号通告”，认为“农民是小私有生产者，保守私有是他们的天性”，“他们起来热烈地响应参加土地革命”，就是为了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深知土地对农民有重要意义的毛泽东还特地依据这一通告精神，以苏维埃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给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写了一封题为《民权革命运动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进一步明确了已经分给农民的土地性质：“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做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吃不完的，任凭自由出卖，得来的钱供给零用，用不完的由他储蓄起来，或改田地，或经营商业，政府不得借此罚款，民众团体也不得勒捐。”并且指出：这样做的目的，“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苏联革命时代也是经过许多阶段，然后才达到现在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实行现在民权革命时代所必要的政策，才是真正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毛泽东的信和他对农民土地的政策精神，使得苏区人民的革命积极性获得了空前的高涨，支持红军的精神也变得彻底而无畏。
那时的小布村，既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总部及苏维埃中央局的所在地，也是土地革命的中心，更是革命武装力量最聚集的地方。自然，也是国民党眼中最想拔掉的钉子。
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采取“分进合击，长驱直入”的作战方针，对我撤至赣南的红军主力发起了第一次大“围剿”。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军怎么办？“诱敌深入”，瞅准机会，击其要害。在著名的“罗坊会议”上，经过六天六夜的激烈辩论，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得到了采纳。“诱”即为佯退，“深入”即为退至不能退时进行反“围剿”。毛泽东用红色铅笔的笔头在地图上圈出“小布”和邻近的“黄陂”两个地名。选择此地，有六大好处：这里有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这里有有利作战的阵地，红军主力全部集中在这里，在这里发现了敌人的薄弱部分，在这里可以使敌人疲劳沮丧并因此产生过失。毛泽东如此解释，接着又言：“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的优势，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促成和发展。所以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更容易从白区退撤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支持也最能积极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他的这一思想成为我军战胜敌人最根本的军事指导思想和法宝，并一直沿用至全歼境内国民党军队。
“那时的小布，有吃的，有住的，我们能落脚，又安心。”朱德夫人、革命老大姐康克清后来回忆小布的战斗经历时，说过这样的话。
“那时，我们村上的青壮年们，穿上草鞋，系上红领巾，拿起大刀长矛，跟着队伍去堵击敌人，村上的妇女和老人、儿童，组织起向导队、侦察队、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慰问队，而且还设立了兵站。可以说，挖地三尺，砸锅卖铁，倾全村之力，支援反‘围剿’的红军主力。”老乡带我站在红军桥上，指着百米之外那块如今已正式命名的“誓师广场”说，“当时这里是一片河滩地，十二月下旬，反‘围剿’的战幕拉开之前，红军为了鼓劲壮威，在此召开了临战前的一次万人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亲自上台作动员，而且毛泽东还亲拟了誓师台两侧的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读到多年前毛泽东的这段经典军事语录，怎能不让人感叹领袖之伟大英明！
“红军在小布誓师大会的那一幕，可以说使我们这个小山村从此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闪闪发光！”老乡从他的父辈口中得知了当年的情景，向我转述，“河滩上的会场，红旗猎猎，枪矛林立，与周围山冈上的红叶交相辉映。‘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工农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震动山河。”
1930年12月，红军在小布村一带为入侵之敌准备了大“口袋”。但狡猾的敌人没有轻易上当，毛泽东、朱德耐心而冷静地等待“大鱼”上钩……
机会终于来了，号称“铁军师”的敌十八师张辉瓒部正从东固向永丰龙冈进发。毛泽东立即下达对张辉瓒部的“伏击”命令，并在30日一早，与朱德披着浓雾，将红军前线总指挥部移至距龙冈仅十五华里的小布黄竹岭半山腰。“总司令，你看这景致，真是天助我也！当年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敌兵，今日我红军乘晨雾全歼顽敌捉张贼也！”毛泽东诙谐道。
“是啊，该让老蒋尝尝我红军的厉害了！”朱德司令大手一挥，“杀敌冲锋啊！”
顿时，我各路红军全线出击。战斗持续一整天，直到傍晚六时许才结束。张辉瓒部第五十二旅、五十三旅及师部九千余人无一漏网。两个旅长或被毙或被俘，张辉瓒则是被搜山的红军活捉。此次战役红军共缴获枪支九千余支、子弹一百万发、无线电台一部。
1931年元旦，红军乘胜追击，又用了不到三天时间，将敌谭道源的五十师主力军打得落花流水。歼灭一个旅，俘虏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两千余支、机枪四十余挺、子弹十三万发、电台一部。至此，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彻底失败。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毛泽东在反“围剿”结束之时，兴奋不已，诗兴激扬，在小布村的龚氏家庙里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我军歼敌万余，缴获战利品无数。令小布村人最为骄傲的是那一部半（其中半部已坏）敌军的电台。
而我作为一名军人，与一代又一代官兵一样，从此铭记了这个与自己的部队曾经有着特殊关系的地名——小布。
红军在小布时第一次有了“一部半”电台，也从此结束了“瞎子”“聋子”的窘境。
“我们家的厅堂里，因此也热闹起来，每天都有一群年轻的红军战士在这里聚集。有一天，几位红军战士忽然争论了起来，连毛主席也被吸引过来一探究竟。”龚氏后代指着陈列在厅堂侧面的一间“电报室”，向我讲述了他母亲曾经讲给他的一段故事：
那是反“围剿”刚刚结束，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见几位红军战士围在一个笨重的铁疙瘩旁嘀嘀咕咕，于是也凑过去看热闹。陈昌奉左看右看看不出啥名堂，便飞起一脚，踢向那个像酒坛子似的铁疙瘩，嘴里还愤怒地说道：“这些国民党老爷兵，打仗不忘喝酒呢！”
“小鬼，你莫要踢啊！这可不是酒坛，是无线电台用的硫酸罐子哟！”陈昌奉回头一看是毛泽东，赶紧收回又提起的右脚。
“无线电台是啥东西？”陈昌奉和红军战士们好奇地问。
毛泽东指指一旁的两只木箱，说：“就是这宝贝疙瘩，它的作用可大呢。有了它，两地相通，不用跑路，调动部队灵活得很。”
“你是说它能让两个相隔很远距离的人通话、送情报？”陈昌奉觉得不可思议。
“是嘛！”
“那不成为古书上写的‘千里眼’‘顺风耳’了？”陈昌奉瞅着那箱子里的玩意儿，大惊小怪起来。
毛泽东笑了：“是嘛！它以后可要派上大用场了！”
十天后，也就是1931年1月10日这一天，以“一部半”电台为基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讯部队正式成立。从国民党军队投诚过来的电台人员王诤任队长、红军指挥员冯文彬任政委，无线电通讯队编有监护排、运输排和炊事班等，共一百多人。毛泽东、朱德又签发了《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不久，在小布赤坎陈家土楼开办了第一次无线电培训班，之后，这些骨干又随红军主力在赣闽交界的根据地，用“以师带徒”的方式连续开办数期无线电培训班。至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所通讯学校成立，成批的专业军事通讯人才成长为我军的一个个“顺风耳”“千里眼”，在配合我军粉碎敌人的一次次反“围剿”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小布，因此也成为我军通讯与情报肇始的摇篮。
“嘀，嘀嘀……”
“嘀嘀，嘀！嘀嘀嘀……”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此刻，站在红军桥上的我，耳边似乎响起了不绝的无线电发报声，伴着这声音的是，我军克敌制胜后雪片般的战斗捷报和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那气壮山河的朗朗吟诗声。
小布的风啊，轻缓而又温和，葱郁的绿林在山谷间舒畅涌动，而我的思绪继续在飞扬。
记得第一次到小布村时，一位九十一岁的老大爷坐在自家老房前的大树下，用拐杖指着对面那片青青的稻田告诉我，在他七八岁的时候，稻田是一片红军操练的场地。“每天我都能看见一群群红军坐在树的阴凉下弹着‘玩意儿’。那‘玩意儿’嘀嘀嘀地响，每天都是这样，他们不停地在敲击着，声音很好听。”老大爷捋着白须，笑呵呵地看着我。后来我为他做了一个发报的样子，他笑得更欢了，连声道：“是这个样！是这个样！”
当听说我是北京来的“解放军”时，大爷竟激动得两眼闪起泪光，敲着拐杖，让老婆婆拉我一定要在他家吃中午饭。“我知道，今天的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大爷喃喃道。尽管他的方言必须有人“翻译”我才能理解其意，但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他当年对红军的崇敬与深情，更感悟到了当年军民鱼水的深情厚谊。
他的儿子悄悄告诉我说：“他已经八十来年没见过‘红军’了，闲时还经常念叨呢……”
我感觉眼眶湿润了，连连向老人家点头，破例答应了他的盛情邀请。可当我弓着背，低着头，走进他家那间低矮而又阴暗的屋子时，内心暗自惊叹，大爷家几乎一无所有，他拿什么来招待我呀？难道这就是老区百姓的生活？这就是当年用生命和鲜血支援红军后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
“不要紧，几只家养的鸡还是拿得出来的。你们从北京来一趟不容易，怎么着也得吃顿饱饭！”大爷的儿子是位忠厚的庄稼汉，立即忙碌起来。
“别别，千万别！这怎么行？”我赶紧阻拦，连说“不了不了”。哪知一旁的老大爷有些激动地支起拐杖，说：“吃，要吃……”他的意思，我必须留下在他家吃顿饭。
我无法拒绝朴实而真诚的老人。然而，正是这顿盛情难却的饭，让我对老区和老区人民有了第一次的认识——穷！太穷了！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了，为何这里还是这么贫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都想不明白。直到后来，当我再次踏上这片革命烈士用鲜血染红的热土，再次走进小布老乡们中间时，我明白了一切。
是的，这里本不穷，依山傍水，自给自足。历史记载，数千年来这里都是一片安静祥和的富庶之地。但红军离开之后，“围剿”的国民党大军到处抢掠，再肥沃的土地、再富裕的田宅也经不起如此的豪夺。而且白军实行了“石头也要用刀砍三遍”的政策，且不说小布所在的一个宁都县在当时牺牲的红军烈士就已经多达一万六千七百二十五人，仅说只有几千人口的小布山村，牺牲的烈士就已经达一千五百多人。白军不光见红军、红属就杀，而且对那些红军曾经驻扎和安居过的村庄，实行烧光和搬光的报复手段。
“许多村没了，许多姓没了，更有许多人没了……在红军时期我们这儿到底死了多少人、绝了多少户、灭了多少村，也许谁也说不清。反正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整个宁都的人口还是没有大的增长。”有位乡干部这样说。
听到此处，再闻小布之风，似听得一片呜咽声。
“红军走后，白军就来了。”有位老乡悲愤道。他这样向我讲述：“红军撤离苏区时，我们村里的青壮年男人都走了，他们走后再没有人回来，十有八九都死在长征前的战斗中了。白军到苏区后，又实行了五次大‘清剿’，凡是与红军和苏维埃沾边的，不是被杀就是被烧，死的人比红军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多，多得到现在还没弄清到底死了多少人。只听老一代人讲，我们邻近的山湾湾里原来都是有村庄的，后来就再也没有了。苏区时，年轻的好女人多数嫁给了参加红军的小伙子，参加红军的小伙子们走了，这些女人们苦啊，不是死就是被改变了命运，在这块土地上，落到匪和财主手里的女人只能当牛做马……”
“当年苏区老区人民为了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不惜流血牺牲，今天这些地区还比较贫困，党和各级政府要积极支持和帮助这里的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这是习近平深情的话语。在他的直接关怀下，国务院于2012年正式出台了《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一直在激励赣南老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党员干部们，他们在一个个红军烈士墓前紧握拳头，向红色土地和党旗宣誓：用三年时间，让贫困的老区变个样！
啊，这风多么劲烈！这风多么暖心！这风多么有希望！
我第一次离开小布时，就对这风有所耳闻。于是也就一直有了期盼，希望能够再一次到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看一看“变个样”的小布到底怎样了……
小布，我来了，再一次。
2016年5月。
淅沥的小雨中，我又站在了小布镇的“红军桥”上。
对面的烈士墓园已有些变样了，而漫山的映山红正将其映得光芒万丈。我蓦然有种异样的感受，似乎今天的烈士们都是在欢笑着的。为什么？我转身再眺望重新规划后如建在花园里的已经是镇级别的小布时，猛然明白了——今天，这不正是当年烈士们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所要追求的幸福生活吗？是的，一定是的。
“为了新中国，为了孩子们的幸福未来，冲啊！”那一刻，我似乎听到了震天动地的冲锋号声，它正伴随着阵阵山风，响彻在小布上空。那天，小布雨后的天空，竟然升起了一道彩虹。
多么神奇！真是太美了！
年轻的镇党委书记李木生笑着告诉我，小布的生态一直很好，现在家家户户都住上了新房，老天也有眼，在欢笑呀！
真是这样？
真的。
李木生很认真地肯定道。
他说：“我们这儿有句顺口溜：有了宁都，才有红都，才有首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队伍从井冈山下来后，最先是在宁都落脚，在小布安营扎寨，设立总部，后来才到了瑞金建立第一个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瑞金因此被称为革命的‘红都’。中国革命又从瑞金走到了北京首都，建立了新中国。
“我们这儿除了漫山遍野的翠绿外，现在刚好又是映山红盛开的季节，你看，红得多么动人。”李书记自豪地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老区人民的亲切关怀下，这几年我们这儿的变化完全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天一个样。变化最大的是百姓的住房问题解决了，这是长久以来难以解决的大难事。过去这里的百姓多数住在山坳里，交通不便，生活困苦。在打仗时，红军把散居在深山老林里的百姓家当掩护和游击作战的护身符，可要说过日子，尤其是想过好日子，在没有电、没有路、没有水的山坳里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回我们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把所有山区里的贫困百姓家的房子全部换新了，多数村民已经搬到了新农村的集中区居住了，通路通电通水，彻底告别了过去的旧生活。同时，我们还倾力打造了小布的中心镇区建设，上次你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新镇还没有建呢！现在你看看，跟你们北京的那些小区有多少差别吗？”
在李木生等镇干部的引领下，走在这个崭新的花园般的山区小镇，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曾是个地处偏远、长期落后之地，而如今已是道路宽敞平坦，新楼房与街巷干净整齐，商店、饭馆、学校、医院、敬老院、戏台子应有尽有的城镇，还有过去大城市才有的网吧、超市、美容院……这还是我几年前所见过的那个小布吗？
变化真是太大了。
而这里确实是小布，是那个诞生我光荣部队的、为共和国做出巨大贡献的小布！
在小布镇，我又被带进一个叫“大土楼新村”的小区。举目望去，都是一排排崭新、漂亮、整齐的三层小楼房，在大城市里，它该算是连排别墅了。
“这是我们村民住的房子，家家户户都有两三套。”村支书刘星星说。
“都有两三套？”真是不可思议。
“是的。”刘星星支书介绍道，“过去我们一般三代为一家，居住在一起。这回旧村改建过程中，中央给了我们好政策，不仅家家户户换住上了新房子，而且每户在分配时是按照婚姻状况分配的。比如老两口有一套；夫妇俩也有一套；有的孩子大了，领结婚证了，那么他们小两口也可以单独再分到一套。这样，原来的一家人就基本上可以分到两三套新房子了。”
原来如此。
“一般一套大概多少面积？”
“每户实际室内建筑面积为二百二十平方米。统一的。”
这真叫我们城里人羡慕啊！这些房子村民们基本上不用花钱就能享受到。
再看看里面的环境，有环卫工人清扫道路和公共场所，有园艺工人维护绿化环境，花卉及果树成片成行，每天的污水和垃圾全部统一处理，大街上完全看不见垃圾。我还注意到，楼房底层的门槛边都留有一个洞，“这做什么用？”我问。
“农民家一般要养猫狗等小动物，这是我们专门为每家设计的猫狗洞。”刘星星支书的话让我忍不住笑起来，瞧他们为百姓想得多周到！
刘星星支书一定要我们到他家坐坐，于是我们进了他居住的小楼，坐下后听他介绍他带领乡亲们是如何在这几年里从旧房子搬到新房子里的故事。刘星星支书说：“村上是2012年开始动员改造土坯房的。以前村里破破烂烂，大家的生活都很简单，似乎也习惯了。当上面动员大伙儿搬迁时，多数人还不理解，不愿挪窝。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是退伍军人，当过兵，家里兄弟五个。父亲留下二百来平方米的房子，自己又建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一般的老百姓家跟我家差不多。所以刚动员搬家时大伙儿都有些不愿意，主要是不相信那是真的。开始我也是钉子户。尤其是我家的房子刚翻建没多久，不愿意搬是自然的事。负责旧坯房改造的干部曾多次找到我，他们每次都拿着那张规划好的大土楼新村鸟瞰图。那图上的房子漂亮啊，但我们村里人谁都不相信，私底下议论说，那房子是北京人上海人住的，乡干部拿这来糊弄我们山区老农民，就是不相信！面对负责旧坯房改造工程的干部们一次次来谈话，最后我被逼急了，问他们说：‘你们说的要是都是真的，房子盖得能像图上那么好，我就搬！’人家干部笑了，说：‘你不信我们可以签合同呀！本来我们就是要跟每家每户签订合同的嘛！’我又说：‘那好，如果以后不是这样的话，你们政府必须赔偿我，而且是加倍的赔偿！’人家回答我：‘那是必须的。’就这样，我带头拆了自己的房子，并且被选进大土楼新村规划建设征地拆迁房屋分配理事会当理事。当时村上多数人的工作还是做不通的，尤其是我们村上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福建三明市那边打工做生意，动员他们回老家参加拆迁工作非常难。我就和老支书李高峰一起到三明，利用晚上时间把大伙儿叫到一起，给他们讲政策做工作，说了好几个小时，并且用自己的事跟大伙儿交心。最后，在那边打工的二三十户全部同意搬迁。那年正值六七月份，几乎天天下雨，八月份天气一好，我们全村基本上就把拆迁任务完成了。2013年，全村人都开开心心地搬进了新房。村民们说，做梦都没有想到能住进这么好的楼房里……”
“现在村民还有土地种吗？”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事情。
“有啊！全村平均每人还有三分土地，可以种粮食、蔬菜，还有一些山地，可以种果树。像我，过去是养鸡的，现在除平时做一些村上的行政工作外，还养了种鸡三千多只，日子过得很富足。孩子们也都有自己的事做……”刘星星支书说他在村上并不是最富裕的，许多村民比他家要好得多。
“现在我们村上没有贫困户。老人由镇上统一安排到敬老院去了，有些子女在外打工、留在家里的空巢老人也可以安排到那里去。”小布镇的敬老院是赣南地区出了名的单位，我去参观过。老人在那里的生活可谓非常幸福。
“过去小镇上有四个叫花子，现在看不到了。他们也被安排到敬老院去了，有吃有住，还有零花钱。”小布人领着我在街头一边走一边说。
迎面见一位大娘在扫地，我过去问她一个月拿多少钱，大娘立即笑眯眯地回答：“我不拿钱，是义务劳动。”
“义务劳动？”我有些质疑。
镇干部点头肯定：“他们是义务的，而且不止一位大娘，有几十个这样的义务清洁工。”
在小布还真有这样的事？
“是的。百姓们过上好日子后，心境也变了，许多大婶、大妈，还有老大爷、叔叔们，他们做完自己家的活儿后，就主动上街打扫卫生，做好人好事。有的人有空儿就多做些，若家里有事就少做些，大家已经形成习惯了。这是我们小布的一景，我们叫它‘好人好风景’。”
“好人好风景”，真是太独特、太美丽了！
小布街头，此时和风习习，令人心情舒畅。
走到一坊小布岩茶馆，我们坐下后，一位漂亮姑娘为我们摆开了茶道。她的一招一式，十分娴熟柔美。
“请品品我们小布的岩茶，纯天然的，没有一点儿污染，很香的。”姑娘的声音温婉甜美。
“你是本地人？”我有些怀疑地问。
“是，上潮村的。”姑娘大方地回答。
“长得真漂亮。”
“谢谢。”姑娘腼腆一笑，“我们村上的姑娘还有比我长得好看的呢！”
“小布姑娘漂亮是出了名的，当年红军干部不少人娶了我们小布姑娘呢。”镇干部说。
这位叫曾凤梅的姑娘介绍说，她有七个哥哥一个姐姐，她最小。家里有二十亩地，两个哥哥在外打工，姐姐在泉州开饭店。
“你条件那么好，为什么不出去闯天下呢？说不准可以在哪个大酒店当个大堂经理什么的。”
对我的问话，姑娘回答说：“我看好小布的未来，我留在镇上再磨炼磨炼，以后自己创业。再说，这样可以在家照顾父母。一举两得。”
有道理，也有孝心。
“小布的今天，已经开始吸引许多在外打工的本地青年回乡创业了。有个叫曾鑫的小伙子，他原来在江苏的一家企业干中层管理。去年回家一看家乡变化这么大，就回来办了一家快递公司，现在生意十分红火。”
“这毕竟是偏远山区，快递生意还会火？”我略有疑问。
“我们镇上现在已经有四家快递公司了。他们的生意都很火，而且最近又有几家新的快递公司要注册了。”镇干部介绍道。
又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这儿农副产品特别多，像茶叶、山黄鸡、无公害大米等，农民们过去苦于交通不便，现在他们知道通过电子网商平台可以把生意做到全国去了，甚至还有的跟外国人做起了生意。走，我们去看看农民们自办的电商。”我被小布人吹来的阵阵暖风彻底陶醉了。
“红秀，先别忙了。北京来的作家来参观你的电商了。”镇干部带我们随便走进一家店铺。只见柜台边那位年轻的妇女正专注地盯着电脑操作，柜台另一旁还有一位妇女在包粽子。我用眼睛扫了一下店铺柜里的商品，清一色的本地土特产，有竹笋干、包装好的咸山黄鸡、山黄鸡蛋、山茶油、腊肉、著名的小布岩茶叶、大米等，琳琅满目，少说也有近百种。
看上去店主熊红秀是小布的知识女性阶层。果不其然，她介绍自己是农村出身，后来上了中专，当过教师，又到赣州打工六七年。“结婚后带孩子再打工就不太方便了，去年回家一看，咱们小布建设得这么好，我就下决心回来创业。”熊红秀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讲述起了自己的故事，“我最初做电商是为了帮养蜂的父亲把他的蜂蜜卖出去，试了几次，觉得还行。回到小布后，我便开了这家电商。”
“生意如何？”
“不错，养活一家人没问题。”熊红秀说完，自己就开怀大笑了起来。看得出，她是“小财主”了。
“这铺面一年多少租金？”估计五十多平方米的店铺，我盘算了一下，一年也得万把元租金吧。
“政府全免费给我们的。”熊红秀开心地告诉我，“我们小布的干部都是菩萨心，啥事都为我们农民着想。所以小布的老百姓都真心拥护共产党，拥护习近平总书记。”
“这些粽子都是通过网上卖出去？”看到一旁正在包粽子的另一位女工，我问。
“是的。”
包好的粽子都被密封在小包里。
“一袋五只，多少钱卖出去？”
“两袋一卖，十只，三十元。”熊红秀说。
“就是说三块钱一只粽子。哪儿的人要买？”
“全国各地都有，你们北京的也有，前几天我已经发了北京几件。”熊红秀从抽屉里拿出一沓快递单子给我看。
还真是。
“能保证不出问题吗？寄那么远。”
“不会。我们的包装都是真空的，常温下保鲜十天。国家邮政对我们帮助很大，专为我们农民开通了绿色通道，再远的地方，每件只要不超过三公斤都是五元邮费。”
“假如你卖出一件三十元的粽子，能赚多少钱？”我好奇这位农民电商的生意，她的经济效益。
“我们的粽子全是土产和手工做的，米是乡亲们自己种的，粽叶是乡亲们自己摘的，里面的豆啥的也是自家的，包粽子也是我们姐妹们、婶子们动手。一件粽子的成本大约二十元。”
“也就是说每卖出一件粽子你赚十元。不算多嘛！”
“薄利多销。我们网上卖东西，靠的就是这。”熊红秀说。
朴实的山民，朴实的小布人。
“这位大姐是你的帮工？”我指指包粽子的那位妇女。
“她是我村上的。前几年她老公出了车祸，家里有两个孩子要上学，就困难了，所以我让她来帮忙。都是乡里乡亲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熊红秀这么说。
“她是好人。”一直低头包粽子的那位大姐抬起头说。我看到她眼里噙着泪花。
看得出，“农民电商”熊红秀不仅很会做生意，而且是个热心肠。她店门口的一块玻璃板上写着一段卖粽子的广告语：粽里寻亲千百度，蓦然回首在小布——粽想和您在一起。
“嗬，你还挺会写广告语啊！”
熊红秀的脸立即泛红了：“我不是当过几天老师嘛。”
“像熊红秀这样的电商在我们这儿已经有数十家了，而坐在家里自己操作电脑进行家庭电商做买卖已经成为小布人现在的基本生活与工作状态。可以说，它是今天我们这儿最具活力、最有影响，也最牵动百姓心弦、最关切他们利益的一道主风景。它不仅在迅速改变着广大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更在迅速改变着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知识结构、生产结构、思维方式等多方面，使我们身在山区，却不再被边缘，不再感觉这个精彩的世界离我们很远。幸福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发生在我们身上……”
是啊，这就是小布今天的“主风景”，这就是当地人民全面落实中央振兴革命老区精神、推进“四个全面”、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后所发生的巨变。
由此，我感到小布的风声里有党的温暖、人民的幸福欢笑和时代的气息……
啊，小布，让我以军人的名义，并且代表当年曾经在这里喝过你的水、浴过你的风的红军战士们，向你致以军礼！
（原载《人民文学》2016年第9期）
杨氏家国梦（节选）
张渝扬
寻梦途中
此时的叛逆少年虽然身在双江，但目光却早已投向了遥远的天际。莫道救国无望，学子已知路径。寻梦途中，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杨氏三兄弟留学的过程，便是追寻救国梦的过程。
1.寻求救国梦，热血男儿出夔门。
在近代中国，历苦难而志弥坚，经累败而气不馁，为共和勇于担当，“越挫越奋”者，首推孙中山。
在四川潼南，历磨难而性倔犟，经艰险而志不坠，为家国勇于牺牲，“磨灭方休”者，首推杨闇公。
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的逻辑并非因果，他们所经历的并非苦难，而是担当和牺牲。
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首举彻底反专制的旗帜，在当年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一口号，一直成为无数中华儿女矢志奋斗的中国梦想。也成为少年杨闇公寻找的革命救国的梦想。
清代晚期，帝国主义列强竞相瓜分中国，清朝犹如一个病入膏肓的老者，就象鲁迅所讲“新派摇头，旧派也叹气”。在维新和守旧两种势力的激烈角逐中，列强的触角伸向长城内外，也伸向了西南四川。
四川地区深处内陆，地理位置封闭；重庆地处西南边塞，万里长江上游，被帝国主义视为“川江之门”。
1890年，根据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英帝国在重庆设立了第一个领事馆。
次年，重庆海关在朝天门附近的“糖帮公所”建立，标志重庆正式开埠。不久，川东道黎庶昌创设的第一所重庆洋务学堂——川东洋务学堂开学。
封建豪绅和外国列强进一步勾结，加深了四川人民的痛苦，同时也增强了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万县案”和“抢米案”迭次发生，以工人带头掀起的“护路”风潮和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中国，国家存亡，成为空前社会危机；救国图存，成为最大时代主题。
自古巴渝山高水长，民风彪悍，使重庆人具有与生俱来的革命性。就是这些封闭落后的地方，能产生忧国忧民的革命先行者的必然性和特殊性。
此时的重庆，爱国青年杨庶堪、陈崇功、朱蕴章等受孙中山影响和鼓舞，认识到只有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标志，以启迪民智为作用，树立革命思想”才能实现“振兴中华”的理想。于是形成了以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为核心的重庆资产阶级革命派。
“革命军中马前卒”，重庆人邹容所著的《革命军》，这本系统阐发孙中山“建立民国”设想的书籍，仿佛当头棒喝，对少年杨闇公萌生革命理想起到了引导作用，在寻求强国梦的途中，有了新的追求和方向。多难家国，激起杨闇公男儿血性。双江深宅大院，已难关住他的高远心志。父亲的教诲，留学兄长的影响，尤其是孙中山、邹容的革命思想，使“四倔仔”的叛逆性格转化成强烈的爱国热忱。此时的叛逆少年虽然身在双江，但目光却早已投向了遥远的天际。
我是旧社会的叛徒，新社会的催生者。
这是少年杨闇公对自身形象的描述，也是杨闇公对人生目标的定位。杨闇公从小就用这句话自励，并付诸实践。
因为从小受到传统家教的影响，杨闇公从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养料，它影响了杨闇公的思维方式，左右着杨闇公的审美情趣，规定着杨闇公的价值取向。可以这样肯定地说，传统文化是一种强大而凝聚的力量，没有传统文化的支撑。一个民族将难以支撑，甚至不复存在。同样，一个家族也将难以支撑，甚至不复存在。
走出封建家庭，“进新学、增知识、广见闻”，便成为“祠堂闯祸”的热血男儿冲出夔门，参加革命的人生选择。
双江镇虽然偏于重庆一隅，但受留学归来的“西洋学子”的影响，民风开放而又激进，加之各地反帝反封建斗争浪潮波及，国破家亡的现实使杨闇公的“革命生涯”，早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就开始了。
“祠堂闯祸”后，少年杨闇公横下一条心：外出留学。可族长投了反对票；留学不成，杨闇公再度横下一条心：离家出走。这虽是少年时代的一时冲动，却让他在“革命生涯”中，体验到了什么是信仰追求。
自古便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之说。四川以其经济富庶和地势险要，一直是南北军阀争夺的焦点。连年战乱中历练出来的杨淮清父子，与迷恋烟灯鸦片的纨绔子弟大不相同。
也许是幼年生活在父亲身边的缘故，杨闇公的身上潜移默化地融入了父亲的一身犟气。
杨闇公的这一身犟气，是他不畏强权性格的闪光。他很小就有鸿鹄之志、鲲鹏之梦。其少小求学之初的作文《行成于勇毁于庸》，反映了他早有的抱负心。但他在寻梦途中却颇多周折。
早在留日之前，杨闇公就己参加推翻北洋军阀的革命。
杨闇公参加革命的第一个行动是为反袁义军运送军火。
杨闇公参加革命的第一次遇险是遭到外国巡捕的缉拿。
1913年夏，年仅十五岁的杨闇公揣上几个银元，再往行囊里塞入几件换洗衣服就走了。那时双江不通汽车，杨闇公在双江镇永兴码头乘船，从涪江经嘉陵江一路往东进入重庆，走向外面的大千世界，开始了他悲壮的旅程。
此时正值孙中山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杨闇公准备到千里之外的湖口，投奔任江西都督李烈均组织的苏皖湘粤赣五省讨袁联军总参议的堂兄杨宝民。
杨宝民与李烈钧为云南讲武堂同事。李奉孙中山、黄兴之命任讨袁起义军总司令，杨宝民出任襄助。发表讨袁檄文，揭开二次革命的序幕。接着湘、鄂、皖、苏、闽和上海、重庆等省市，相继宣布独立。
谁知，杨闇公乘船到达宜昌时，听说袁世凯下令通缉革命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人，方知湖口讨袁军事行动失败。
于是，杨闇公改变主意，直达上海，寻找从日本回国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编译工作的大哥杨剑秋，而此时恰好堂兄杨宝民也逃往上海躲避。
在上海，杨闇公不顾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遭到迫害，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形势。经杨宝民和杨剑秋推荐，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后经杨宝民托江苏陆军军官教导团少将教官彭维翰保荐，进入该校学习军事，为将来从事军事斗争作准备。
位于南京中山门外的陆军中学堂，对外称江苏陆军军官教导团，系段祺瑞、冯国璋所办的军官学校。军官教导团的萧团长富有革命热情，与杨闇公志向相同，十分默契。学习期间，杨闇公被派往上海筹集和运送军火，为反袁战争作准备，外国捕巡为此辑拿他。机警的杨闇公穿堂攀檐，巧妙地逃脱反动当局的缉拿。
杨闇公参加革命的第二次遇险是遭到北洋军阀的追捕。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全国各地掀起抵制日货的高潮。全国教育联合会将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当时，青年学生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刊印的《明耻篇》中题词：“5月9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2月12日，袁世凯窃国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一时舆论哗然，举国震惊，受到全国上下一致反对，讨袁浪潮一日高过一日。正在南京陆军军官学校读书的杨闇公，热切盼望自己也能投入这一滚滚革命洪流中去，但又不知如何行动。恰好此时，孙中山派杨宝民从上海去策动江阴炮台起义，杨闇公毅然随堂兄前往。
江阴地处长江南岸，在南京、上海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江阴炮台是扼守长江咽喉的江防重地。人称“锁航要塞”，素有“江上雄关”之称，既是由海入江的咽喉，又是南北交通的孔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916年，杨闇公受杨宝民之命，利用在军官教导团结识的萧团长已调任江阴要塞司令的关系，秘密筹划在炮台官兵发动武装起义，以策应武汉。
3月的一天深夜，蒙蒙的夜雨给江阴古城增添了一丝寒意，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古城一片宁静。但在这宁静的雨夜中，江阴炮台的一间宿舍内却亮着昏黄的烛光。
这是杨闇公和萧司令正召集炮台官兵密谋起事，为避免清廷爪牙的发觉，只点了几支小蜡烛。
灯光虽弱，但大家热情很高。杨闇公用他那特有的四川腔鼓动道：“反袁护国，全国响应。我等革命青年切不可坐视。在长江之下游，如能起事成功，与武昌相应，则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江南可自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维护共和，肇于此时，我愿与诸君共同努力。”
杨闇公的慷慨陈辞很快引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一个瘦弱的青年应声而起：“我等加入护国义军，便已立下革命志向，愿为共和献身。如今正是革命之良机，我愿追随孙中山，再造共和，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
瘦弱青年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大家纷纷起身表示愿为共和而战。即使是因古板而被同学称作“书呆子”的几个文弱书生也是热血沸腾。
正当紧锣密鼓策动炮台官兵起义之时，谁知，因事机不密，杨闇公遭到北洋军阀派兵搜捕。在危急关头，杨闇公从教导团宿舍跳窗滚岩而逃，敌人将他逼至长江边，在前有大江，后有追兵的千钧一发之际，幸得一渔翁驾小船搭救。北洋士兵只得眼睁睁目送这位“船夫”扬帆破浪而去；
杨闇公智勇双全，胆识过人，屡次遇险而化险为夷。北洋兵听到杨闇公的名字，也是谈虎色变。
2.莘莘学子，东渡寻梦，梦幻小岛。
自1895年算起，至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在二十年时间，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诸如法国差不多两百年的历史。这种欲速则不达的惶惑感、毁灭感、紧迫感，其实都来自甲午战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向西方学习。“破除旧习，求知识于全世界”通过激进的改革，使日本最终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给中国人以很大的启示。在以日为师的思潮影响下，有志青年纷纷踏上了日本的国土。
清末响当当的洋务派领袖张之洞深深关注着民族的命运。他在《劝学篇》中“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这段富有有引力的著名论断，对留学日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政治学西洋，军事学东洋”的口号下，走出国门去日本寻求强国救民之道，日本便成为我国青年留学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1896年，中国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揭开了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序幕，从此掀起了一波一波留学日本的高潮。
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蒋介石、彭湃、董必武、张澜、廖仲恺、何香凝、鲁迅、郭沫若、田汉、夏衍等这些中国近现代不可不提的风云人物，都有一共同的经历：留学日本。
在留学日本的滚滚人流中，早已有了双江杨氏子弟的身影。
1904年8月，16岁的杨剑秋第一次离家到异国求学，考入日本中央大学经济系。
杨剑秋自幼聪明过人，过目成诵，有“神童”之称。还在幼年时代，杨淮清就把他作为未来的“实业救国”的专业人士来培养。是双江第一个赴日本专修经济的杨家子弟，体现出杨淮清培育人才的超前眼光和魄力。
当年日本中央大学，一群来自中国的留日学生，常相聚一起，赋诗唱和或倾吐忧国忧民之心，或表露革命图变之志。受西方变革思想影响，经常阅读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新青年》等书刊。因其志同道合，杨剑秋与老乡吴玉章和来自广东的廖仲恺畅谈“国破山河在”，“彼此志趣相投，常在一起切磋学问，议论时政”，成为一生的同窗知己。他们相互砥砺，立志学成报国。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8年夏，在廖仲恺、吴玉章的介绍下。杨剑秋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组建的推翻满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反清救国，成为该会最早的成员之一。从此走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并为之不余遗力奋勇战斗。
杨剑秋不仅国学功底深厚，学识渊博，文武兼备，生性刚强，眼界开阔，敢于标新立异，所以能够在那国弱民贫，风云激荡的变革时期，怀揣报国之志，追求救国真理。他还经常从日本寄进步书刊给家中闇公弟妹阅读。
一年春节，杨剑秋从日本回到老家，向闇公弟妹讲了许多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讲到了日本新式学堂，以及在这个新学堂里，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全新知识；此外，还对他们施以革命启蒙教育，讲到了外国洋人在中国横行霸道，讲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如收回权利运动，拒俄运动，抑制美货运动。这一切，对杨闇公都是那么新鲜，那么有趣，平生第一次，他听到了“立宪”“共和”“救国”等全新的名词；还听到了在日本，张继抱腰，邹容抱头，陈独秀挥剪，把清朝姚学监的辫子剪掉了的故事。
大哥的教导，在杨闇公幼小的心中，激起阵阵波澜。自此以后，他对自己的学习有了全新的认识，而且有了强烈的求知愿望。他认为，自己所学的知识太少，并且对社会，对国家没有实用，他必须去学习更多的有用的知识，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救民大志，为国家、为社会服务。
九年后，杨剑秋从日本回国，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维护共和的军事斗争和第一次国共合作。他“振武救国”的主张和投身革命的实践，对少年杨闇公选择出国留学和学习军事产生了直接作用。
1917年2月，时任四川财政厅监印官的杨衡石因公赴京，不久即考入日本知名的私立明治大学商科，与荣昌县路孔乡人赵松生同学。随后加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留日学生委员会，改造了中国会日学生总会，开始投身于革命活动。
先后留学日本的大哥和二哥，一直是杨闇公羡慕的榜样。留学日本，振武救国的梦想，久已埋藏在杨闇公心底。
父兄的教诲，使杨闇公开始从无忧无虑的少年走出来，使他比同龄孩子更早地思考社会与人生，更早地走向成熟，参加革命的两次遇险，使他的少年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江阴脱险逃逸上海后，他便越来越发觉自己的家乡太狭隘、太偏僻、太闭塞、太落后。这里，已不能很好地满足自己的强烈的求知欲望了。他一心想离开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
二哥留学日本半年之后，1917年9月，19岁的杨闇公终于实现了他东渡留学的愿望。
怀着和大哥、二哥立志救国的抱负和向日本寻求真理的心情，杨闇公从上海乘船去日本。
杨闇公心情颇不平静。想到这次出国留学，因触犯封建宗法，被族中取消留学补助金，自己无能为力，多亏了老亲四处奔波，卖了田产才凑了两百块大洋作留学费用。真不知该怎么感谢老亲才好。惟有学成报国才不负老亲一片苦心。
杨淮清心情也是颇不平静。想自己少年时没有出国留洋的机会。现在能送三个儿子出国留学，也算是实规了自己当年的梦想。
杨闇公到达日本，与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的明治大学攻读经营贸易学的二哥杨衡石相见。为了日后能振武救国，杨闇公决定先入东京成城学校补习日语。
位于东京新宿河田町的成城学校，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1900年创办的一所专为中国陆军留学生开办的预科军事学校，是学习军事的中国留日学生踏上日本土地的第一站，既学习日语，又学习军事。从成城学校毕业后，才能再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东京就成为日本的首都，是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见证了日本学习西方，富国强兵的全过程。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明治维新期间开办的军官军校。该学校的毕业生是日本近代军队的骨干。近代日本四处发动的侵略战争中的陆军军官无论将军还是少尉，几乎都曾在这里学习过。中国很多著名将领，如蔡锷、蒋百里许、崇智、孙传芳、阎锡山、尹昌衡、蒋作宾、何应钦、汤恩伯、朱绍良、程潜等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这里成了中国军事家的一个摇篮。
此时正值19世纪初叶，内有军阀纷争、百业凋敝，外有列强环视、蠢蠢欲动，内外交困的局面，不仅让国内有识之士殚精竭虑，更让莘莘学子再难安下心去研读，各种运动、思想和主义在神州大地泛滥。年轻的杨闇公也在问着自己，究竟什么才能救中国？
在杨闇公彷徨之中，二哥给他送来一道曙光——已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的杨衡石，介绍四弟加入他组织的爱国留日学生组织——留日同学读书会。杨闇公在读书会里，如鱼得水，他和同学谈少年当自强，俄国十月炮声，巴黎公社红旗，资本主义僵尸，共产主义幽灵……听宏论，大家一起喝咖啡；说国梦，回眸望海解乡愁。东京众多的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成为杨闇公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殿堂，那时，欧美革命思想的书藉和历史名著在日本广为流行，杨闇公在读书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在二哥的引导下，通过释文学习了《资本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籍和理论；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以其富有感染力的笔触，将他振兴国家的追求呐喊出来，让杨闇公读后有血脉贲张的感受。还有他那首“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却余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太平洋遇雨》）抒写其流亡海外，历经淘洗磨炼的诗句，更让杨闇公感同身受。由此可见，晚清革命的出现，已和中国过去易代之变不同了。所以，这段日本留学的经历对杨闇公的影响很大，广阔的视野让他的思想有了巨大的跃进，民权、民主、科学、自由等概念已深深扎根在他的心里。
莫道救国无望，学子己知路径。
正是日本留学期间，通过杨衡石，杨闇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谁知，读书会被日本当局以未经校方批准为借口强令解散。杨闇公不服，为此与日本警视厅据理辩争。反遭扣押，在留日同学会的呼吁下，八天后才被释放回校。这是杨闇公第一次被日本帝国主义的监狱囚禁。
杨闇公思想上最大的跃进是1918年9月，获释后转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此时，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了马列主义。陈望道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对留日学生来说，那显然是一种精神参照，仿佛给杨闇公等人注入了新的血液，身上流淌的是生命的激情。那些被压抑了上百年的民族忧愤，以言和行的方式释放着。《英特纳雄耐尔》让他开始认识到，单纯靠军事非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
在晚清中国，孙中山一批流亡域外的文人，每每不忘故国，心系旧地。他们始终报着一腔热血，要寻民族复兴之梦。所以在日本、新加坡、美国，就成了中国反对派的集结地。不仅和清政府对立，与世风也是多异的。
那一时代的革命者、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因为远离祖国，历史的眼光就更自觉。而在哲学的层面，也有国内学人所不及之处。比如研究西学，已非国内学者的按部就班，是有一种文化的对比和冲动。
这些思想对杨闇公冲击很大。在异域的会聚里，革命者构建的语言世界，让积聚在那里的留日生感到中国文化价值何在，它不只再是所谓孔教的建立之类的问题，而是输进域外的文明，再造本土文化。这些自觉的民族之音，在辛亥革命之后，终成演进革命军的主旋律了。
留日学生的语言激烈而开放，坚定而勇敢。没有迂腐的形影。这些是与杨闇公同气相生的。正是这种不流于情绪和口号，把留日学生被满清压抑的想象和思想与爱国情怀，流水般地倾泻出来了。
这些留日生和反清流亡者，别看是一些小小的群落，其革命的辐射力之大，超出了他们自认为是“多余者“的预料。
杨闇公自认为是“多余者”，可也认为是江山社稷舍我其谁的人物。
晚清的文化变革，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奏。因为它不是简单的求新，还有东西方不同理念的重新组合的过程。梁启超那句“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哲言，鼓励着杨闇公等当年留日学生，在寻求救国梦中，应厘清真理和谬误。要多思考，不能盲从。从而认识到，东西文化，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方能为我所用。
如果说，东洋的文化给了那些迷梦渐醒的留日生一些“知”与“情”的新启示，那章太炎则在故国的文明里，把“意”的存在献给了留日生，让他们知道，文章可以这样充满个性，有悠远的古意在，那完全不是康有为那么老朽。只有儒家的语言传来转去。章太炎有庄子飞动的灵思妙想，也有刘勰那样的古奥深远。《民报》开一代学术新风，把文化从奴性中引向解放的天地。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日本，杨闇公等一批留学生十分振奋。为声援国内的爱国运动，他们连夜奔走，四处联络；为声援“五四”运动，参加留日学生和华侨集会与留日学生、爱国华侨一道，在中国驻日公使馆门前请愿示威，带头冲击紧闭的中国驻日使馆大门，抗议“巴黎和会”的无理决议，要求收回日本强占我国山东青岛的一切权利。
在示威游行的最前列，杨闇公挺身昂首，一面带头高呼口号，一面向群众演讲，声援五四，号召大家奋勇救国。
此时的杨闇公和同学，万万没有想到，又一场灾祸随之而来。
中国卖国政府驻日外交官勾结日本反动当局，调来军警进行武力弹压，挥舞木棍、铁棒毒打手无寸铁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试图驱散示威人群。
杨闇公怒不可遏，与日本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奋不顾身救护受伤同学。
日本东京警视厅以“违反治安罪”的罪名，又将杨闇公逮捕，并判处8个月有期徒刑。这是杨闇公第二次被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监狱。
杨闇公虽身陷囹圄，在狱中备受摧残，但他仍然坚持阅读马列主义和进步书籍，在墙壁上书写爱国标语和抗议口号，反对中国卖国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直到1920年秋，刑满出狱。杨闇公被迫离开日本回国。
日本的留学生活，对杨闇公的性格改变很大，使他逐渐成熟起来。从前那个淘气、活泼、好动的顽童不见了，杨闇公变得严肃、成熟了。
杨淮清送三个儿子去日本求学，除学费由家里和族中助学金提供外，留学期间需要的零花钱，要靠他们自己业余时间打工获得。杨家三弟兄都在餐厅做过夜间兼职，每晚打工到深夜的经历，使他们不仅懂得了挣钱的艰辛，而且磨练了身心；在日！求学的异常辛苦的经历，使杨家三弟兄悟出了不少灵活变通的道理，并为日后参加革命活动打下了坚毅不屈的性格基础。
杨淮清送子东渡日本留学，开了杨氏家族培养人才方法之先河。杨剑秋、杨衡石、杨闇公三兄弟学成后归国，成为反帝反封建的得力猛将。
3.中国百姓啊，何日才能从昏浊的噩梦中醒来。
1920年秋分时节，寻梦回国的杨闇公从日本回重庆，面对“祸乱相寻，民穷财尽”的家乡，他似乎发现，这饱含乡愁的秋风秋雨，正在化为初冬的寒露，凋零了这山城的枯枝落叶……
眼前的重庆，四周雾蒙蒙的。萧杀的秋夜，像一件破旧的长衫，冷冷地披在山城的老街和江水上。现在才是农历九月，就让久未归乡的学子，生出一丝冬的寒意。杨闇公的脚步声，在蒙笼的夜色中，显得格外沉重。
因护法战乱避居重庆的杨淮清，租用二府衙街70号院安家。这时，由于众多子女读书、儿女婚嫁，加之一家人又分为双江、成都和重庆三处居住，所有开支全靠双江老家留下来已不多的田租，真是坐吃山空，经济拮据。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杨衡石在成都作了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的秘书，顺便照料几个随大哥去成都居住的弟妹。杨淮清也在二府衙街住宅临街的底楼开了一间中药房，坐诊问脉，悬壶济世，一家老小倒也平安无恙。
二府衙街是坐落于重庆下半城望龙门街对面，一条宽约3.5米，长约0.2公里短街小巷。清代时重庆有三重管理机构，最高一级叫“川东道”（大致相当于现在一个省），重庆府（相当于省辖市），巴县署（相当于市辖县）。这三重机构的衙门，都在下半城。所以在这里设重庆府同知署，这是扶助重庆知府的二级衙门。后重庆同知署迁往江北镇，原来的驻地变为了居民区，袭旧衙名作街名，这才有了这条“二府衙街”。
1891年重庆开埠后，英美等国在下半城纷纷开设洋行，修建了一批老重庆最豪华的建筑，形成了风云一时的“金融街”。这条繁华喧闹的街上，142号汪全泰号、154号大清邮局，以及白象街151号和166号建筑群，中西结合的风格，林立的洋行招牌，精致而大气。白象街上还有不少的文化味道，比如白象街15号是1897年宋育仁主办的《渝报》和1924年肖楚女任主笔的《新蜀报》报社旧址，白象街和沿街叫卖的“炒米糖开水”和“担担面”其实就是老重庆繁荣的一个缩影。
杨闇公回来后，杨尚昆兄妹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放学后，要四哥带着他们沿着望龙老城墙，去江边那片吊脚楼的黄桷树下听他讲留学日本的故事，然后就闹着去附近的商业场吃担担面，或者去白象街丁字路口吃炒米糖开水。
辛亥革命后，中国依然是军阀统治，巴蜀大地，民不聊生，满眼尽是沧！。当时的重庆更像个封建部落，死气沉沉；有的人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的顽固守旧，不容许有新思想进来。街上则多是旧官僚和富家子弟，有的一年要花几千银元，带听差、捧名角、逛妓院，对读书毫无兴趣，对当官之路却千方百计地去钻营。
香水、口红、薄如蝉翼的绸衣衫，使一掷千金的纨绔子弟飘飘然，吸大烟、喝花酒、打麻将……看到一些人麻木的神经，杨闇公滚滚的热血在沸腾！奇耻大辱，大辱奇耻，看着一些人花天洒地的堕落生活，如毒蛇之齿，撕咬着杨闇公的心！
杨闇公在日本留学时，正值日本欣欣向荣的时期。日本人民勤勉刻苦，崇尚节俭，热爱国家和虚心学习的精神，无不让人敬佩。只可惜偏狭自私的黩武主义，也同时在滋长，阻凝了国民创造性，由虚心渐转虚骄。日本虽得跻于强国之列，终于抑制不住军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以致中日两国，两败俱伤，东亚元气，耗损殆尽。
想到这里，杨闇公不由发出一声长叹：麻木、自私、贪生与奴性的中国百姓啊，何日才能从昏浊的噩梦中醒来，做一个有国魂、有尊严、有血性的国民。
革命当从家庭起，剪发放脚破陋习。
因为当时四川封闭落后，不少的人对这种中国仅有世界上其他国家绝无的封建陋俗顶礼膜拜，认为妇女不缠脚就是有伤风化，并把吸食鸦片烟当作是一种风气与潮流，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官宦人家都有几杆烟枪，以备客人来时吸食鸦片。
杨闇公回到家中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立即给家里带回了新鲜空气。经常向家人们讲述鸦片的毒害和妇女裹脚的坏处。开始母亲对放足有顾虑，为了不让这种陋习继续残害人们的健康，于是杨闇公主动出击，带着尚昆，兄弟俩趁着夜深人静之时，将烟馆里抽鸦片的烟枪和家中母亲、姐妹的裹脚布“偷”了精光，在家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杨闇公对父亲说：“您老也是个开明的人，现在都民国了，怎么还不给妹妹放脚呢！今后她们这双小脚怎能走向社会？”在杨闇公的劝说下，深明大义的杨淮清，同意让妻女剪发放脚，杨家首先辟除了以牺牲女性为前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封建陋习。
六妹杨义君、七妹杨尚友带头剪了辫子，上街时，人们笑她们的“鸡婆头”。杨家姐妹都是一双大脚板，这全靠杨闇公、杨尚昆为姐妹解放的，后来杨尚友进了体育学校，在上海跟着杨尚昆跑“交通”，她还说，全靠四哥解放出来的这双大脚板。
杨尚昆对留日回来的杨闇公的胆识和学识推崇备至。在读书之余，他每天清晨跟四哥到江边练打花拳，这是兄弟俩在双江就早已养成的习惯。他一直不忘杨闇公对他说的：“在这个乱世相寻的年代，一个人除了学文，还要习点武术，既能防身，又可健体。有了健壮的身体才可保家卫国。”
杨尚昆最爱听杨闇公讲故事。他说，四哥讲故事爱打比喻，生动好听。现在他回忆杨闇公在双江给他讲的故事，至今还津津有味。
“溪边的桑树很多，我们经常爬到树上摘桑泡吃。闇公四哥比喻说，中国版土就像一片大桑叶，帝国主义像蚕子，一口一口吞噬着祖国。四哥爱国爱民的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杨尚昆对杨闇公当年为他讲述“蚕食桑国”的悲愤的情景记忆犹新。这次，他还从四哥口中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占和企图，不是从发动甲午战争的1894年，而是比这早400多年的十六世纪的丰臣秀吉时代就开始了。中国自晚清帝国衰败之后，一直为列强任意吞并的弱国。这让年少的杨尚昆更加深了对国家命运的关注。
这次回家，杨闇公除了讲自己在参加革命的四次脱险经历，讲述梁山泊英雄、白莲教起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故事外，还特地买了许多进步书报给弟妹们阅读。
这些爱国的故事和进步书报，在杨尚昆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对杨尚昆人生轨迹的走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弟妹们立志像闇公四哥那样，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做一个有国魂、有尊严、有血性的国民。
杨淮清始终把“修齐治平”作为家风的一种内在要求而言传身教，为子女们的成长留下一种精神，一种传统，一种潜在的力量。体现了在那个民族危亡的时期，仁人志士对强国梦的追寻。
杨剑秋、杨衡石、杨闇公三兄弟留学日本的过程，便是追寻强国梦的过程。也是希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从事革命救国最重要的一个动力。
在支持子女寻求强国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杨淮清的开明。这是杨淮清一家之所以能成为那个封建社会中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的原因之一。
寻梦途中，有时穿过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这不但是中国近代史的生动写照，更是杨淮清一家寻梦途中的传奇演绎。
毁家纾难
杨淮清为了革命几乎把所有家产都献了出来。双江、山城和蓉城见证了杨淮清一家为实现家国梦前赴后继奋斗的影子。杨淮清的“雪中送炭”给早期毫无经济来源四川共产党人提供了巨大帮助。
1.杨淮清把成都、重庆、潼南双江的家用来掩护革命活动。
那是一个充满着变革与颠倒的时代。每一次血雨腥风的大变革，都是一次对历史的大颠倒，也是一次对命运的大颠倒。在这种历史和命运的颠倒中，出现了另一种颠倒：出身富家的子弟加入了共产党，为穷人争天下；出身农家的子弟却加入国民党，为富人保江山。
杨淮清一家属于前者。
当杨淮清为了革命几乎把所有家产都献了出来，从“清仓”为国那一刻开始，他一家的命运，就已和国家兴亡，民族振兴连在了一起了。
杨淮清在气势磅礴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大革命激流中，尤为讲究爱国，注意契合时代变革，从追寻“振武救国梦”到探寻“实业救国梦”，直至憧憬“民主建国梦”，一心想让民穷财尽的国家富强起来。
为了这个梦想，他把成都、重庆、潼南双江的家作为共产党的联络站，掩护革命活动。
——成都娘娘庙街24号——中国青年共产党”诞生地。
1924年1月12日，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杨淮清的寓所，宅院的厅堂中悬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画像。有20多人参加了会议，并形成了党章和决议，选举杨闇公、吴玉章、廖划平等6人为负责人。
四川的第一个马列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就诞生在这里。
在这里，四川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杨闇公曾带领一批热血青年，马氏的信徒为救亡图存、追求真理，组织群众、反帝反封建、出版机关报《赤心评论》……
在这里，杨淮清热情接待身穿学生装的青年男女，像父亲一样慈祥地关爱他们。
在当年巴金就读的母校——少城区东马棚街四川公立外国语专门学校，杨闇公他们把《赤心评论》的通讯处设在这里。创刊第一期为“追悼列宁纪念号”。
……
数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娘娘庙街已不见踪影。为了感悟当时的环境，我来到了当时是中国青年共产党的诞生地，现在又是中共四川省委机关的驻地寻踪。
杨淮清在成都居住的寓所虽然不在了，但当年的那两株百岁树龄，高大挺拔，依然苍茂的白果树还在。
它就是当年的见证者，它似乎还在向后来者追述杨淮清一家反帝反封建的故事。
那是风起云涌的上世纪初叶。护国战役时杨剑秋随王澄清师长攻进成都。买下了这座绿树环抱的寓所。
顺着梧桐夹道的沙石马路，绕过求子庙，沿着石子小路走进一处绿色树环绕而成的院墙，墙内还有一个竹篱。这是一处幽静怡人的地方。清洁的环境，不见枯叶。路边是修剪得很整齐的绿树和草坪，掩映在绿树丛中娘娘庙街24号院，时隐时现，蝉鸣鸟语，自得其所。见了这般景象，从日本归来的杨闇公心中略为舒展。
杨闇公一行下了车，随二哥进了院子，他们开始打量这幢新居。这是一幢两层楼房，楼下除大厅之外，左右两边是住房。院内种满了各种花草，同城市的喧闹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由叫人喜欢上这个地方。
按照安排，杨剑秋和蒋惠若住在楼上右边房间。杨衡石和杨尚昆住在靠在卫生间的后屋。杨淮清在成都时和邱祖芬就住在楼下靠右边的房间，正对着上面的房间。左侧的房间是杨闇公的卧室。
想当年这里老少咸集，英贤毕至。老同盟会员吴玉章、童庸生、恽代英、王右木等早期革命家；新一代俊彦孟本齐、钟善辅、廖恩波、张克勤、曾凡觉、张保初等革命青年；后起之秀杨衡石、杨闇公等留日学生。已是人才济济，后来又加上了一个川中名将刘伯承。人人怀家国之梦，个个抱忧国之心。与四川的团组织联系紧密，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聚集了一批革命的中坚分子。杨淮清的家成了马氏信徒聚会的场所，救国图强之心，可照丹青。
穿行在成都商业后街，四川省委机关附近的街道，我追寻的脚步踏着时光的沙沙声，在挺干轧枝，直指蓝天的古银杏树和绿茵铺地的省委机关招待所前流连。因为1959年省委机关扩建，才将附近包括娘娘庙街在内的几条街道拆建，将其纳入了现在省委招待所范围。现住在这儿的都是省委的领导同志。一般的人也许不会知道，这里曾是中国青年共产党的诞生地。
——重庆二府衙街70号——中共重庆地委驻地。
也许是当时重庆的下半城二府衙街交通方便的原因，清代重庆府同知署的所在地便设在这里。
二府衙街左邻苍坪街、大梁子、南通朝天门、老鼓楼、储奇门、西大街和新丰街，是当时的繁华地段。
奔流的长江，灰色的古城门，临江的吊脚楼，旧式门面的商铺，各式各样的作坊，用石板铺成的大街小巷，自重庆开埠以来，这里改变很大。那就是自“西南首富”李耀庭家笫一次用上了电灯，重庆烛光电灯公司开始了给商贾大户供电。随后，重庆督办处在上半城的都邮街和二府衙街、金融区陕西街、白象街、左营街、储奇门这些下半城的街道上安上了路灯，才结束了重庆人在城里走夜路提灯笼、打火把的历史。
“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晚上电灯来，好像红头绳。”这首民谣，既是山城崎岖地形的描绘，又是当年重庆市政落后的缩影。
走过二府衙街口的两棵黄桷树，在热闹的下半城中的这条僻静小街上，有一幢三开间的二层楼房的建筑——穿堂式组合瓦房。白墙黑瓦，南北开窗。杨淮清在二府衙70号的家，就在这条街的南头。当时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山城重庆有各种民国风格的房屋，依山临江而建。碎石小道，曲径通幽。偶有琴声或歌声，从窗口或小径飘出。杨淮清一家自避难离潼来渝，就享受着这份独有的宁静与安逸。
只可惜，当时大革命的风暴无情地淹没了这份宁静和安逸。
从成都高师毕业回到重庆的杨尚昆看到，家里一天宾朋满门，来找四哥的客人特别多。除他早在成都便认识的吴玉章老伯及刘伯承、冉钧、萧楚女、李嘉仲、任白戈、廖苏华、童庸生、罗世文、张秀熟、张锡畴等人外，还有许多政界的、军界的、知识界的，也有普通的工人和学生，进进出出，络绎不绝。后来杨尚昆多住几天后，才明白其中的奥秘。原来他家这时实际上已成为四川党、团地委秘密开会和同志们接头休息的地方。许多党团同志日夜在外面奔忙，有时没有饭吃，便跑到他家来。母亲大锅大锅地煮饭，四嫂和弟妹们就帮着买菜、择菜、炒菜、烧水。饭菜做好，父亲就会对他说，快去叫你四哥他们来吃饭。
朱德、刘伯承到重庆与杨闇公一起成立中共四川地委军事委员会，领导顺泸起义时，也常来这里开会。
刘伯承对杨淮清的热情招待很不好意思，就说：“杨老伯，本来就打扰你了，你还管我们吃饭，这啷个要得哟！”
可杨淮清却对刘伯承说：“要得，要得。我的家就是同志们的家。你们累了饿了，就请来休息、吃饭嘛。”
总之，在那个共产党初建的大革命困难时期，杨淮清一家和共产党的关系才叫“鱼水相依，革命深情”呢！
节日期间，是别人最欢乐、最放松的时候，却正是杨淮清最紧张、最揪心的时刻。因为，作为中共重庆地委的驻地，地委领导同志的家，为了安全起见，地委的重要会议都是利用节日期间秘密举行。
这年的五月，时值仲夏的一个夜晚，杨闇公带着刘伯承、朱德和陈毅几名军委负责人又来到二府衙街70号。杨淮清打开门，警惕地望了望四周，关心地询问：“都回来了吗？”
见杨闇公点点头，又不放心的问到：“没出事吧？”
看见同志们都安全地回到他的家中，他又忙着为大家张罗吃饭。直忙到深夜才去睡觉。
尤其是在筹备顺泸起义的那段时间，见杨闇公和战友们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得，杨淮清也没闲着，每逢此时，他昼夜巡视，废寝忘食。家人劝他，他总说：“这些人都是闇公的战友，也是救国救民的栋梁，到了我的家，我就要负责守护。出一点点问题，我就对不起闇公和他的战友们啊，更对不起我的良心，对不起啊！”
1925年，张闻天从美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从上海来到重庆，先后在女子第二师范学校及川东师范任教，与肖楚女一道鼓吹五四精神，唤起青年觉醒，杨闇公十分器重张闻天，加之他又是弟妹们的老师，那时重庆二府衙街70号的家，实际也是重庆地委的办公地点，因此张闻天便成了杨淮清家里的常客。从那时起杨尚昆便认识了张闻天。
温文尔雅的张闻天，博学多才，他给杨尚昆讲时局，旁征博引，尖锐犀利，后来张闻天的革命活动触怒了反动军阀们，终于遭反动军阀王陵基勒令出境，为了躲避反动势力的迫害，张闻天又在杨淮清家住了一段时间，使杨尚昆有机会更多地接触了解张闻天。张闻天回到上海后，不久便加入了共产党。此后，杨尚昆与张闻天，一起留苏学习，一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编辑党的机关报刊《红色中华》，一起参加苏区反围剿，一起在长征遵义会议上坚决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和周恩来一道，支持毛泽东，开始了长达四十余年的友谊。
杨淮清不曾想到，当年在他重庆家中开会、避难、休息、吃饭的众多杨闇公战友，日后和他的五儿竟成了当代中国的风云人物——重庆二府衙70号先后走出了两位党和国家的重要领袖，五任四川省委书记和一任重庆市委书记：
1935年长征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担任了共产党总书记，杨尚昆则在1988年以80高龄出任新中国第四任国家主席；1927年4月，任白戈接任党团四川临时特委书记；1928年张秀熟代理第三任四川省委书记；1930年程子健任第五任四川省委书记；1938年罗世文任第九任四川省委书记；1946年吴玉章任第十二任四川省委书记；1959年任白戈任第四任重庆市委书记。而他们正是从1924年起，在二府衙街70号开始职业革命家生涯的。
在重庆下半城二府衙街70号原址，有一幢新修的一楼一底建筑。醒目的“中共重庆地委机关旧址“的标志，让人们仿佛又回到了1927年那血雨腥风但又充满革命激情的年代。
今天，笔者在这里已找不到任何杨淮清一家生活过的痕迹，只能想象当年这个革命之家的兴旺和人气。
——双江邮政局大院——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成立地。
1987年春，杨尚昆回到阔别62年的故乡，乡音未改的他，还是一口一个“邮政局”地叫着。
这个“邮政局”就是杨淮清在潼南双江的老宅——“邮政局大院”。
这个“邮政局”对全川党的建设也有贡献。
1928年10月，几个身穿长衫马褂，商人打扮的青年人敲响了邮政局大院的后门。正在后院摘香橙的杨淮清听到急促的敲门声，以为是国民党特务来了，故意没理会。“爷爷，是我们，快开门。”听见这熟悉的声音，开门一看，却是孙女婿刘披云带来的客人，杨淮清热情地招呼大家进屋。原来四儿牺牲后，新的四川省委遭到破坏。上级派地下党员穆青、刘披云、程子健转移来到双江，他们住进了“邮政局”，杨淮清利用族长身份，以召开乡贤会为掩护，在禹王宫内召开了全省主要地区干部会，建立了以穆青为书记的四川临时省委；
1946年底，川东特委彭咏梧派何明杨到双江“清理旧关系，发展新党员”。何明杨在“邮政局”与杨衡石接上关系后，秘密地在“邮政局”重建了中共潼南支部。党员人数也从最初的3人发展到88人，党的组织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为了便于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开展，还在“邮政局”前堂口开起了小百货店作掩护，后堂口作为卧室和进行地下活动之用。把邮政局的潘局长也发展为地下党员。从此，双江便成为小川北党的活动枢纽，邮政局大院成为川东地下党隐藏党的干部的秘密据点；
三·三一惨案后，白色恐怖笼罩重庆，几位曾跟随杨闇公一起革命的同志在隐蔽时将子女送到双江杨淮清家。尽管当时杨家生活也很困难，一下增加了几个人吃饭，就更恼火了。但深明大义的杨淮清对革命同志的子女视若骨肉，吃穿住行都安排妥贴，没收过一分的生活费。一直住到第二年过年后才由父母接回安全离开；
杨淮清还接待和保护了一些受反动派追查，来双江镇避难的革命同志，如曾任大革命时期四川党团地委妇委书记程志筠、程仲苍两位同志还在邮政局大院住过一段时间。
5月底，地下党中共潼南支部在永绥祠小学成立，杨衡石任书记。为了便于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开展，经过多次争取，把邮政局的潘局长也发展为地下党员。邮政局成了地下党的工作机构。从此，双江便成为小川北党的活动枢纽，邮政局大院成为了川东地下党隐藏党的干部的秘密据点；
扶养烈士遗孤和革命子女。幺女杨白林与廖汉生将军的儿子牛牛，和五儿杨尚昆与李伯钊的大儿杨绍京，都由杨淮清带回“邮政局”抚养。为了安全，对外说是杨衡石的儿子。后来因为国民党特务对邮政局大院监视很严，致使外孙牛牛生病没有及时抢救夭亡，这令外公杨淮清十分伤心。
进入历史空间，“邮政局”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像芯片一样，贮存着无数的历史信息。它表面上是建筑，实际上从它那里可以打通中国近代的历史。
邮政局大院雄踞在潼南双江涪江河畔，二府衙街70号坐落在重庆下半城的长江边，娘娘庙街24号蜿蜒在成都的城区西部。潼城、山城和蓉城见证了杨淮清一家在这儿为实现家国梦前赴后继奋斗的影子。
在采访中，四川党史研究室宣传处长杨永康陪同笔者到现在已是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驻地，原娘娘庙街24号旧址参观时深情地说：“娘娘庙街24号作为中国青年共产党的诞生地，二府衙街70号作为中共重庆地委机关驻地，邮政局大院作为四川临时省委的成立地，不仅是四川的荣耀，也是成都、重庆和潼南的荣耀。”
2.为了救亡图存，杨淮清“雪中送炭”。
“开明、爱国，对人热情、急公好义，支持革命”这是刘伯承、吴玉章、朱德、程子健、任白戈、张秀熟等老一辈革命家对杨淮清最深刻印象。
当时杨淮清也因稻谷减产，租谷减收，谷子又卖不出去，一度也陷入困境。有时双江如果不寄钱来，全家连生活费都无着落。那时谷子价贱，卖不脱就没钱寄到重庆家中，杨淮清经常为钱着急。尽管这样，他还是留来家里开会的同志们吃饭。
在常人看来，杨淮清的家产似乎与他的清贫极不相称。
杨淮清担任着双江杨氏家族族长，又有祖业千亩田产，还兴办蚕桑、运输等实业，可以说是“双江的大户了”。但是，当“大户”未赚大钱。为了送子留日，外出读书，兴办实业，反倒欠了一屁股账，一家过着清贫的生活。
民国中后期，也就是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一亩地最多能卖2块大洋。一块大洋相当于今100元人民币。杨淮清一家主要靠地租生活。那时地租一般为收获物的50%。杨淮清同情穷人，遇上灾年减免，实际以每亩仅收租谷0.5担，每担稻谷能卖1块大洋计算，千亩田产每年能收的租谷500担。除了一大家人的留存部分稻谷食用，余下的能卖上三、四百块大洋。子女发蒙请先生，嫁女娶媳，外出读书，出国留学。支持大儿拉队伍靖国护法，资助四儿建党建团参加革命活动，兴办实业，重庆、成都、双江三个家的生活都全靠租谷卖了来开支。实在没办法了，就卖田产。这在杨闇公1924年1月27日的日记中有着明显的记载：
“大兄来信云：吾家宜从根本解决，变卖二百亩产业……故目前仰给予家庭，我心内确实感不安，然实逼处此，又无其它谋生之道，只好待时以求生活自立。”
日记中提到的“变卖二百亩产业”一事，表明杨淮清家境之困难，已到卖田产以解燃眉之急。而这个时候，杨闇公正在成都筹建中国青年共产党。开明的杨淮清即使再困难，再艰苦，卖掉田产也要支持儿子的革命事业。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
可以想象，在生活非常困难的军阀混战期间，变卖田产的经费援助尽管十分有限，但对早期的四川共产党人来说，清贫的杨淮清为革命的“雪中送炭”，就显得异常重要。
从杨闇公下面的几则日记中，可见杨淮清身为“大户”的清贫。也可见当时共产党人为了民族解放所经历的清贫：
“近日因兑款无着，将近年节，仍不见到来，所以令人心烦且躁，夜不成眠，恶魔的金钱！”（1924年1月26日）
“……家中的兑款，又因时局关系阻滞，此间又别无他法，真是难过哟！”（1924年1月30日）
“饭后与二哥一函，说明久住成都的困难，非起而力行，与环境为敌，不能达到人生的正轨，并请速筹旅费备用。”（1924年4月28日）
“……饭后与大兄一函，说明出川的理由，并请其速筹旅费。信虽是说得非要不可，但他们能与我助力与否，还不敢说嘞。”（1924年4月30日）
“……因省寓再不予以接济，行将断炊。此次出川的旅费，尚无十分着落，心焦甚。”（1924年4月日）
“日来心内有种说不出的苦痛，家事又日益窘迫，大兄的接济，常以儿戏出之，老亲的忧焦，不是片言可以解除得了；故我很不愿絮絮的以言解亲忧。”（1924年9月2日）
由于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对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开始组织上每月还给30元至40元生活费，这还是中央机关的共产党员才能有的生活费。后来连这点生活费也没有了。象四川这些地方党组织连活动经费都无着落，党员生活费更无来源，只能靠自己。
富于理想的共产党人，为了自己认定的主义，仍然坚持在艰苦的环境中干革命。
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组织筹建阶段，社会工作急剧增加，不但党员多数渐渐不能兼职以获取薪金，而且，仅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工人夜校，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所需费用也远远超出了支付能力。因此，四川党组织接受提供的经费援助不少是私人，主要是杨淮清提供的。当时这种最初的援助带有很大的临时性质。如果援助人一离开，立即经费无着，各种宣传工作，特别是用于对工人进行启蒙教育的工作不得不停止。杨闇公南下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元路费都拿不出来，只有找父亲杨准清想办法才得以成行。
杨淮清的“雪中送炭”给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四川共产党人提供了巨大帮助。在革命最困难的关头，他把家国情怀化为爱国的行动！
1925年8月，遵照党中央“培养干部”的指示，杨闇公与吴玉章奉命在大溪沟“懋园”筹办中法大学四川分校。为了筹集资金，杨闇公回家向父亲说明了来意。尽管当时家中也很困难，但杨淮清说：“现在处于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每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应该为国分忧，为救亡图存出力。”当即决定再卖掉部分田产，作为中法学校的开办经费。
中法大学四川分校从创办到1927年“三。三一”惨案发生关闭为止，共招收学生一千多人，培养了不少著名的革命家，如罗瑞卿、范长江、阳翰笙、任白戈、廖苏华、游曦（广州起义中的女兵班长）、徐彦刚（井冈山时期红三军军长）、张锡龙（红七军军长）等。很多学生加入共青团和党组织，有的为革命英勇献身，有的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任白戈与杨淮清本来素昧平生。但任白戈始终对杨淮清充满感激之情，因为他在最困难的时候，是杨淮清一家给了他最大的支持。
对于任白戈来说，1925五年上半年在重庆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他毕生难忘的：
这年冬天，任白戈的住地被盗，衣服被小偷偷走，第二天起不了床，身上又无分文。杨淮清听说后，因为家中实在拿不出钱来，就让赵宗楷把自己的首饰当了，叫杨闇公为任白戈买了衣服送去。
杨淮清经常为来家的吴玉章、刘伯承等人提供开会场所和休息、吃饭等便利，坚信四儿的革命活动是救国救民。
这些最早的四川共产党人，尽管生活困难，仍然坚持为家国而战斗。
“……我十五岁到现在，敢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有三百天都在困穷中，而我仍是乐其自然，进行我应做的事，毫不以穷为言为虑。”（1924年4月5日）
“正补记前日的日记，突收房钱的来了，把我内心的痛苦惹发了。遂与大兄一函，尚望他们兑款接济。”（1924年4月7日）
从杨闇公日记里透露的这些情况，可以看到当时杨淮清家境极为窘迫的一幕：
“今日家内将演在陈绝粮的苦剧。能为我助力的王尔常也正处困境，心内实不忍以此见告，增他的累赘。故向道溪告贷，殊渠也不名一钱，不能相助，心忧甚！时届九钟，又非赴会场不可，遂假……钱半元以济急需。”（1924年4月13日）
杨闇公等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的艰难贫困中坚持革命的。他对同志们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
杨淮清用自己的家财，为支持四川地下党的工作尽到了最大力量。虽然极其苦累，但也极其快活，极其酣畅。不啻说，杨淮清是那个时期共产党最值得信赖的人！
这是杨淮清为“国家有难”而赢得的信赖。“匹夫有责”最终汇聚他历史的自觉。
没有满腔热爱家国的赤诚情怀、自甘清贫支持革命的精神，无法获得这样深刻的历史自觉。
在四川共产党无立锥之地时，是谁为刚成立的中共四川党组织提供了落脚之地？
在创办重庆中法学校经费发生困难时，是谁卖了租谷凑齐了办校所需经费？
是杨淮清而不是别人，为在困难中的中共四川地区的革命活动提供了大力资助。
没有杨淮清的大力支持，以杨闇公为书记的中共重庆地委机关能安全地在二府衙街70号开会和开展活动吗？
历史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难以预测。在杨淮清开始反对五儿杨尚昆学文，后又改变主意支持他去上海大学读书的时候，有谁能料想，当年在二府衙街家中为地下党会议作记录的杨尚昆，最终走进中共导领核心，成为党和国家、军队的重要领导人。
是什么力量支撑这位“大户”甘于清贫？
杨淮清心怀坦荡地说：“我一家从反清讨袁到送子留学已经卖了几回田产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都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他身居族长一职，祠产的款项，总在数万元，但为族人和地方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公益事业。这在某些人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杨淮清说：“位卑未敢忘忧国，应是每个国民具备的懿德。”
清贫的生活，正是杨淮清和他的子女们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清贫，是一种品质，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精神。在“乱世相寻，民穷财尽”的年代，杨淮清靠“清白”传家，靠“清贫”持家，为实现家国梦艰苦奋斗。
刘伯承曾这样讲到杨老先生：“杨老伯是很同情我们搞这些工作的。他的医理很好，经常给吴玉章和其他同志看病，不要钱，还要包捡药。”对儿子从事的事业，杨淮清其实已不仅仅是同情，而是倾力支持了。
杨淮清的“雪中送炭”给居无定所而又毫无经济来源的革命党人提供了巨大帮助。
在整个大革命期间，杨淮清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拿出来，支援了革命活动。先后为辛亥革命、反袁护法、靖国北伐、四川地下党活动多次变卖田产。
杨淮清热心桑梓公益事业，捐资兴建“双江小学”；修桥筑路、修建抗日将士忠烈祠、为抗日筹款捐资等。特别是当年双江瘟疫突发，因为患者众多，精于医药之术的杨淮清，从成都回乡为众人义诊拿药，派人从遂宁购了数百元大洋的药材，每天在双江镇中来回诊治，医好了不少患者之疾，治愈了不少乡邻。
他为革命和公益舍得花钱。他更舍得把家中的六儿、幺儿和幺女及长孙送上抗日前线。
1935年4月下旬，成都的《新新新闻》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发出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剿共前线空战告捷，炸毙匪尤杨尚昆》。（注：其实是杨尚昆在长征途中经云南沾益县白水镇时遇敌机轰炸腿部受伤。弹片直到63年后杨尚昆逝世火化时才发现）这条消息不胫而走，顿时搅动了四川潼南县双江镇这偏僻的小镇，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这个说：“杨尚昆？是不是邮政局那家的老五哟？”那个说：“杨淮清真是，一个儿子遭枪打，一个儿子挨炸弹，造孽哟！”
杨淮清老人看了报上的消息，听了乡人的议论，更是悲愤交加。悲痛的是又一个儿子牺牲了！愤慨的是这些伤口上撒盐的冷言冷语。但他仍然强忍着内心的悲愤，坚定地说：“我虽失掉老四和老五，但我一点不后悔，我还要把更多的儿女送出去参加革命。”
两年后，杨淮清让他六儿杨尚仑随川军127师赴山西、山东抗日；
三年后，杨淮清将他幺儿杨白冰和幺女杨白林送往延安参加抗日；
七年后，杨淮清又将长孙杨肇雄（杨剑秋长子）送去参加中国远征军第6军49师赴缅抗日。
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够当逃兵呢？应该尽我所能‘清仓为国。’”
他以成都、重庆和双江的住家为掩护，自已甘守清贫，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子女和革命者提供大力资助。
其数多少？老天知晓。
在当时的大户人家当中有许多象杨淮清这样的绅粮，吴玉章、刘伯承特别喜欢像杨淮清这样的绅粮。这样的绅粮总是这么善良宽容，即使是对被他们救助过的革命党人，他们也不会去索取回报。
从捐官买名到自习中医；从辛亥革命到反袁护国；从耕读传家到送子留日；从实业救国到振武救国；从同情革命到支持革命；从成都寓所到重庆府第；从创办智育电影院到协办中法学校；从掩护革命同志到供给衣食住行；从收殓烈士遗体到抚养烈士遗孤；从清仓救国到送儿女参加抗日；从封建大家庭到革命之家，无一不演绎着杨淮清一家为反帝反封建，救国救民而可歌可泣的传奇历史。这里有着杨氏家族命运的回旋，更有着散尽家财支持革命的不凡义举。
在乱世相寻的旧中国、面对列强蚕食，山河破碎的深重灾难，在不少人想的是如何苟且偷生，卖国求荣时，却有不少有血性的中国人奋起一搏，即使毁家纾难，也要救亡图存——杨淮清一家就是这样有血性的中国人。
［节选自《杨氏家国梦》，张渝扬（执笔）李洋述著，重庆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