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砂利乱步
东京，皇居外苑广场，印象最深刻的，一是草地，二是大树，三是大片大片的碎石子路。
广场而又绿草如茵，自然令人驻足流连；外加古木苍翠，繁阴匝地，越发使人心旷神怡；而在其外沿，靠近护城河的一侧，却出现纵横交错、灰白相间的石子路，既出人意料，又对比鲜明，过目，总也忘不了。
初访皇居，是1981年，记得在二重桥外，我问日方的陪同：“为什么要铺这么多的石子？”
陪同回答：“防忍者夜袭。石子路么，人走在上面，嘎吱嘎吱响，尤其夜里，响声格外清脆。倘若有忍者偷袭，石子路一嘎吱，就把他暴露了！”
啊，似乎在哪儿读过，一时想不起来：日本多山，多暴雨，因此也多山洪冲刷的砂石，古代的贵族们喜欢把它铺在院墙外，作为一道安保防线。
转而问皇居的守卫，回答也是这个意思。他还伸手比划了一下：“忍者在石子路上跑不快，容易抓。”
这话一下子就把我逗乐了。心想，若说忍者跑不快，抓他的守卫不也跑不快？！
四年后再访东京，一天路过一处墓地（日本很多墓地就在城市当中），看见那里也铺着大片的碎石子，疑问瞬间袭上心头：难道死人也要防卫？
仍是问日方的陪同，他说：“不清楚，查了以后再告诉您。”
次日，陪同告知：“是防治杂草生长。”
等等又补充了一句：“日本雨水多，石子便于渗透，人走在上面，不至于溅起泥泞。”
嗯，这说法有理，日本人爱洁净，想必阴世也跟阳间同调。
数日后到京都，参观龙安寺石庭。石庭？石庭！果真名不虚传。但见满院铺的都是明晃晃的白石子，耙出一道道的曲线（波纹），状若雪浪滚滚的大海大洋，当中垒几块怪石，宛然屹立海天的岛屿。完全排除花草树木，也排除水，以无水之境写有水之意，顿时悟出：白石子，是日本一种重要的庭园语言。
本世纪初，读到李御宁的《日本人的缩小意识》，会心于他对白石子的解读。在“三万里程缩于尺寸”的小标题下，李御宁写道：“掠过自然生命的时间流向何方？在紧闭的石睑或是石缝中旋转，即便无树也成苍翠之山，即便无水也成急流瀑布，用扫帚扫一下白沙，留下的细细曲线宛如凝结住的大海波浪——自然无限的世界就这样被压缩、凝结，不让其成长也不让其毁灭，而是把它停留在空间，这就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假山假水的石庭。”
又后来，在新宿御苑，我看到在西式草坪的一侧，差不多是与之等大的碎石子广场；在明治神宫、春日大社、水前寺，脚下踩的也是黑白不匀的碎石子；还有，在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中，血案目击证人与杀人嫌犯跪坐的公堂，以及，江户时代某些电视剧的切腹场面，也都是铺的白灼灼的砂石。
2015年暮春，我与夫人随一个旅行团赴日，4月20日到了伊势神宫，发现沿路铺的都是碎石子。
到了一处正殿，未开放，隔着栅栏看，里面主道，铺的是纯净的白砂石。
这是防偷袭，还是防杂草、防泥泞？
或者，又是一种什么庭园语言？
问年轻的守卫，他支支吾吾地说不清楚。
我下决心把它搞个水落石出，在一处休息室，我见到上了年纪的日本老人就问，五六位之后，终于得到清晰的回答。
那是一位当地的长者，他说：“您这问题，很多来这儿的外国人都问过。”接着给我详细解释，大意是：
路上铺的白石子，日文叫“玉砂利”。“砂利”，就是石子，“玉”，除了它高贵的质地，在日文里，它还和“灵”与“魂”同音通义。
神宫前铺玉砂利，为的是清洁、净化心灵。
伊势神宫为了长保清洁无秽，每二十年就要迁宫重建一次。每次重建，这些用来铺设的玉砂利，都是非常讲究的，产地必须是流经伊势市的宫川河的上游，颜色要洁白无瑕，颗粒要珠圆玉润。天神生命力的万古常新，离不开玉砂利的滋养。日本人的一举一动都讲究仪式，何况参拜本身，就是一种最庄重的仪式。人们在参拜之前，要在入口处洗手、漱口，洁净身心，然后才诚惶诚恐，一步一步，踩着玉砂利缓缓而行，这是又一种禊祓，精神上的，就像佛教徒脚踩莲花，自然会感到灵气上涌，浊气、邪气消弭。
——如梦初醒，茅塞顿开。啊，原来如此！
两天后到了东京，随团重游皇居广场。但见草地依然，大树依然，石子路依然，只是多了若干流浪汉，傍午了，游人如潮，来来往往，他们却一副旁若无人之态，躺在绿草之上、浓荫之下困大觉。
转转，就转到石子路前。我没讲话，自然就有同行者问了：“好好的一个广场，铺这么多石子干什么？走起路来一崴一崴的。”
导游说：“防刺客呀……”除了将忍者换成刺客，回答和我三十多年前听到的一模一样。
可见，他们是有范本的。
只是，这三十多年来无意中吸纳的各种知识，开始在脑海中打架。比方说，皇居前身是建于室町时代的江户城，那时外苑这一带，是面海的低洼地，江户时代扩建城池，削山填海，这一带被辟为高官住宅区，明治维新，天皇从京都迁移到江户，入住皇居，又过了二十年，这里才兴建成公园式的广场，那个时候，忍者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当然，刺客还是有的，但是，然而，堂堂的皇居，内有高墙，外有护城河，难道还要靠这些砂石，充当第一道保卫线吗？
再说，皇居有多道大门，只见外苑广场有砂石路，没听说其他门外也有，难道日本的刺客都是死心眼，只晓得走二重桥这道门吗？
实在惶惑，于是，又跑去问皇居的守卫。
守卫说：“这叫玉砂利，把它铺在院墙外，用来防备刺客……”
他也称石子为玉砂利，明显长学问了。
我反倒陷入了糊涂。不晓得这皇居前的玉砂利，与墓地的玉砂利，以及石庭的玉砂利、神宫的玉砂利，究竟是一码事呢，还是两码事？
2015年5月1日
银座流浪汉
银座大街，霓虹闪烁。
这地方我来过多次，熟悉每家店面，此番没有采购任务，纯粹闲逛，压力没有了，逛街反而逛不出兴致，东张张觉得无聊，西望望觉得无趣，因此草草了事，早早回到约定的登车地点。站着傻等，消磨金贵而又换不来金子的时间。
俄然下起了小雨。
掉头看，身后是一座大厦的橱窗，橱窗北侧，是两座大厦的交界处，有一个凹进去的“山洞”，大约两米多宽，一米多深，可以避雨，我立即闪了进去。
雨中银座，行人都加快了本来就比别地快得多的脚步。
仍有人漫步从容，这是一位五十来岁的汉子，斜挎着一个大包裹，大得出奇，低着头，黑衣，黑裤，黑发蓬松，形容有点儿古怪，正诧疑他是何方神圣，此公径直冲我走来，手指“山洞”，示意我让开。
扭头，贴洞壁竖着一块大幅的纸板——豁然醒悟，他是流浪汉，这是他的领地。
我只好迅速撤出。
转身，跨进附近一家珠宝商店，铺面不大，饰物名牌，价钱忒贵，耐着性，楼下楼上白相了一气，出门，雨已经不下了。
欣欣然踅回原处。
偷眼看流浪汉，他把纸板铺在地上，当榻榻米，包裹解开，衣服、杂物散落一地，人盘膝而坐，左手一块三明治，右手一罐啤酒，正在享用他的晚餐。
居然慢条斯理，一本正经。
听说，日本的流浪者不用担心饿肚子，自有人给他们送——日本的食品保质期极短，有的只有几个小时，在“大限”到来前卖不出去怎么办？出路之一，就是请这些“流浪大哥”帮忙消化。
正遐想悠悠，对方忽然停止享用，仰面盯着我，目光激射出怒意。
我有什么得罪他的地方吗？
正好导游回来了，见状，她提醒我：“人家不喜欢你盯着看。”
我把手伸进口袋，导游以为掏钱，忙制止：“他不接受施舍。”
掏出来的是数码相机，导游一笑，说：“未征得同意，最好不照，他有自己的尊严。”
转身，走开，也没走多远，料他听不懂汉语。
“夜里就睡这儿吗？”我问。印象中，他们一般选择车站、公园。
“就睡这儿。”
“警察不来干涉？”奇怪，这可是银座，东京最繁华的地面，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纽约的第五大道。
“谁也不会干涉，这是他的自由。”
“自由？”听起来有点儿不对味，这话需要太多的诠释。
我想知道他们的身份背景。
导游说：“各色各样。有性格孤僻，不能融入社会的；有感情受挫、看破红尘的；有懒惰成癖、不爱干活的；也有本来是大老板，因为公司破产了的。”
“等等，”我说，“公司破产，他也得负家庭的责任，岂能一走了之？”
“正是因为负责任，他才离家出走。”导游回答，“过去，公司破产，老板常常以自杀谢罪，现在，政府不提倡自杀，他们有些就选择当流浪汉。在破产前，他们会先离婚，以保护妻子、儿女的权益。”
“我看过一个奇怪的标语，与自杀有关，内容是：自杀会给大家带来麻烦的哦！”
“这是日本政府的宣传。日本人的信条之一，就是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对那些潜在的自杀者，你不用讲什么生命可贵，家庭珍贵，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自杀将给别人带来麻烦。”
电光石火，脑中立刻又勾起一条新闻。今年1月，汤川遥菜遭伊斯兰国武装势力杀害，媒体采访他的父亲，按中国人的思维，首先应表示悲痛或愤怒，汤川遥菜的父亲却一开口就是道歉，因为他的儿子给政府和社会各界添了麻烦。
难怪日本人要把“对不起”、“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等等作为口头禅。
导游是位山东姑娘，来日本已有七八年，她接着先前的话题说：“对于那些破产的老板，选择流浪，就等于宣布从前的我已经死亡。”
“不是明明还活着吗？”我觉得有点儿偷换概念。
“活着也等于死了，他们流浪前，要销毁所有身份证件，甚至磨掉手上的指纹。”
“不再回归正常社会？”我吃惊于日本人的死心眼。
“想回，首先要还清债务，所以一般很难。另外那些，比如感情受挫折的，经过一段流浪，伤口平复了，死结解开了，可能还会重新恢复正常生活。”
“你看他属于哪种？”我指的是方才的那位。
“难说，”导游瞟了一眼，“你看他那副神色，虽然落魄，架子没倒，像个有文化的人，说不定有过体面的工作，后来，碰上了大坎，实在跨不过去了，就离家出走，当流浪汉，也是一种自我解脱。”
“政府不管吗？”我听说，因为经济持续不景气，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露宿街头的队伍。
“管的，政府对于这一类的人，设立了专项社会保障基金，但他们很多人都不去领，他们能养活自己。”
“靠乞讨？”我问。
“不，他们不是乞丐，只是没有了家，或者是有家不归。从前叫‘流浪者’、‘浮浪者’，现在用了一个英文词——homeless。政府对他们有很多照顾，只要稍微干点儿活，就能自食其力。”
——Homeless？听着有点怪怪的。怪在哪里？瞬间想起北大教授李零先生，拿这个词比附过“丧家之犬”的孔子。孔子和眼前的流浪汉岂能相提并论？啊，这不是李零论说的错，是我的联想越过了界。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会成为谬误，何况一个特定状态下的比喻。国人习惯拿中国的眼睛看待日本，这是永远看不到点子上的，我也是。
“老百姓对他们不反感吗？”我的思绪收回，转而想到了寄生虫，想到了日本人的洁癖。
“这也是一种活法。我在一些公共场所，超市啦，书店啦，常常碰到他们，大家都习以为常，没有人表现出歧视。”
不可思议！
分明煞风景，却公然容忍它的存在，而不是设法掩盖或根除，一种文明世纪的尴尬点缀。
也许生存压力太大，人人心底都蛰伏着流浪情结吧。
也许，日本列岛本身就像一艘漂泊中的船。
也许……
同伴陆续回来了。
巴士准点到达。
登车之前，我最后睃一眼流浪汉——但见他戴着眼镜，斜靠墙壁，茫然而又恬然地翻着一份捡来的报纸。
2015年2月15日
天上掉下一支毛笔
东京，闹市中的一块绿地。
不大，也不小；纵横偃蹇着十来株古木，形容奇崛，翠色扑人。
徜徉其中，前后，左右，并无一人，是正午，静。
忽然，啪地一响，从天上掉下一截树枝，可可落在面前。我吓了一跳，低头瞧，不是树枝，是毛笔，小号的，带着笔套。
仰首，透过扶苏的枝叶，是星星点点的蓝天，无鸟盘旋，无飞机经过，也无云彩驻留。
四望，最近的楼房，也站得远远的，起码在三十米开外。
咦，这笔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呢？
弯腰，伸手欲捡，且慢！耳旁似有无数声音提醒：老爷子！这是日本，不能随便捡别人丢失的东西！
这是铁则！将近三百年前，日本人就这么办了。路不拾遗，拾遗统统上交，违者严惩。严到什么程度？据说，幕府有两个小官吏，一时让糊涂油迷了心，把人家搁错了地的衣服，当作无主失物，悄悄匿为己有，结果事情曝光，弄得脑袋搬家，身首异处。
又记起，电视剧《龙马传》披露：土佐藩的下级武士山本琢磨夜游江户，街头与一个商人擦肩而过，他认为那商人瞪了自己一眼，有辱尊严，顿时恶向胆边生，不由分辩，拔刀砍将过去。商人吓得魂飞天外，拼命逃窜，慌乱之中，将手里捧着的锦盒，丢弃在地上。山本琢磨捡起一看，里面是一块金光激射的怀表，这在当时，是西洋才有的稀罕物，禁不住诱惑，就把它贪污了，私自拿到旧货店变卖。店家看出来路不正，向官府告发，你猜最后如何处置？山本被赐自我了断：切腹。
明治政府文明开化，化潜规则为法律，一部《丢失物品法》明确规定：捡到失物，必须上交，违者以盗窃论罪；上交者，待物归原主，可获相当于失物价值百分之十的奖励。
东瀛自古少“三只手”，“俗不盗窃，少争讼”，这是记录在咱们的《后汉书》上的。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当与法律有关。试举两例：一、镰仓幕府规定，偷盗两百文以下者，判以加倍偿还，三百文以上者，处以流放、监禁；二、战国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又相继实施严厉的“一钱斩”，即是说，哪怕偷一文钱，也要砍头示众。人心趋利避害，习惯经久必成自然，借用唐人包佶《送日本国聘贺使晁巨卿归国》的诗，“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一种道不掇遗、民不妄取的风尚，就这样在边陲岛国水到渠成。
反观吾邦，则是另一番做派。司马光《资治通鉴》记录：
“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文中的“上”，指的是唐太宗。史谓贞观之治，就是建筑在儒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唐太宗强调反腐倡廉，强调“衣食有余”对“盗心”的遏制，是有其高明的视角的。但不能停于此，“止盗”还得靠见素抱朴、执之如山的法治。事实证明，贞观之后，历代俱未能再现“拾金不昧”的升平。借用孙中山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因此，每次来东瀛，听陪同或导游交代：“在日本，您不用担心丢东西，只要您报失，肯定会回到您的身边。”心头不免五味杂陈，半是钦羡，半是惭愧。
韩国学者李御宁雕镂人性，他举例说：“假设有这样一个场面：宇宙人为了测试地球各国人的国民性，把一个地球人从没见过的物体扔到大道的正中，而他们则藏在盘旋于空中的圆盘中，观察地球人拾到这东西后的反应。”结果呢，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还是西班牙人、英国人，他们的反应都是重在实证，千方百计要弄清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唯有中国人例外，他们“首先小心环顾一下四周，在确证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再如君子般不慌不忙地把它捡起，放入袖筒里，并不急于探明那是啥，重要的是先把它保存起来”。
歪打正着，说的是对未知事物的态度，拿来对照某些国人的“小节”，也是恰恰吻合。
东瀛当然不全是君子，在可见的将来，小偷和大盗都不会绝迹，此乃人的天性。笔者见过一份警方通报，说某些混迹江湖的惯偷，作案记录竟长达五六十年之久。再者，举最近的例子，2014年仁川亚运会，日本蛙泳国手富田尚弥没能上演在泳道率先触壁，却私下把手伸向了韩国记者的相机，闹出国际丑闻。
你还可以举出其他案例。
不管怎么说，这一百多年来，日本成功地利用制度把小偷小摸给治住了。
（联想到网上传言，近年，日本一位寿司店老板利用经济杠杆，把猖獗一时的索马里海盗，变成了为自己捕捞鲔鱼的良民——但愿是真的）无论彼邦在国际场合有多少“大偷大摸”，这事还是值得称道的。
诚信就是战斗力，它以规章制度凝聚，以精神气概输出。
哈，眼前这支毛笔，倘若在国内，我会如何处理呢？
首先，如李御宁所说，我要看看四周，不是确定有没有人看见，而是弄清有主还是无主，如果有主，肯定告诉人家：“笔丢了！”如果无主，且笔完好，尚能使用，我会收起。你说上交？问题来了，交给谁？曾经有过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的佳话，还编了儿歌来唱，无奈那唱歌的小孩和警察叔叔已老，那歌声已歇，那一分钱也已不再具有上交的价值。幸亏碰到我是作家，幸亏我还记得“江淹梦笔生花”的传说，我么，实话告诉你，我会怀着中签的喜悦，郑重其事地把它纳入囊中，带回家，置于案头，供若天赐“神来之笔”。
毕竟这是千载难逢的奇遇！
但这儿是日本，入乡随俗，三尺之上有法律，十步之内有监控，瓜田李下，多一举不如少一举，我挥挥手扬长而去，任它躺在原地，自生自灭。
也没走多远，又听到背后呼啦一响，回头看，是乌鸦，啊！乌鸦把毛笔叼走了！
2015年2月7日
夜餐店的漫画眼
晚间十点，街头拐角处的日本餐馆，七八张桌，呈反凹字形摆开，这在东京都，不算小了，在咱北京人眼里，当然也算不得大。让我出乎意料而又倍感温馨的是，每张桌的外沿，都码着两列排成直角的图书，既供食客翻阅，免却等待的无聊，又可隔开邻桌，形成相对独立的空间。
我与夫人，择了角落一处空位坐下。冷眼旁观，店里约有十四五位客人，清一色的大老爷们，待餐的，几乎人手一册图书，聚精会神，读得津津有味；正在用餐的呢，也是一手拿筷，一手拿书，边吃边瞧，物质与精神享受两不误。
不由得一凛：日本真是个重阅读的国家！
点罢菜，趁等待的空闲，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嗨，是漫画，翻了两页，插回，重新取出一本，还是漫画，我把架上的书逐本检查了一遍，嘿嘿，全部是漫画。
见过漫画咖啡馆，这漫画餐馆，还是头一回遭遇。
入乡随俗，我挑了一本手冢治虫的《火之鸟》，随便翻。手冢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画师，有“漫画之神”之誉，80年代初央视引进他的《铁臂阿童木》，让吾邦的观众结结实实地领教了一番东洋动漫旋风。
手冢治虫同期应邀访华，他坦承，创作《铁臂阿童木》的灵感，来自中国万氏兄弟的《铁扇公主》。
《铁扇公主》是1941年的产品，起步远远早于日本。这么说来，日本的漫画，同它的文艺、科技一样，多是从国外拿来，或是受其影响，然后再改进、创新的。千百年来，日本走的都是这样一条从学到创的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称之为创造性的模仿，他说：“有时创造力偏偏就起源于这种重复过程之中。”
中国学学者内藤湖南把学与创的过程比喻为做豆腐，日本文化好比成熟的豆浆，外来先进文化是促使其凝聚的盐卤。
我一边翻阅《火之鸟》，一边浮想联翩——
此番来日旅游，飞机上，与一个日本青年并肩而坐，整个航程，但见他不声不吭，一直埋头于漫画阅读，左也是一本，右也是一本。抵达大阪，担当旅行团司机的，是一位退而不休的老爷子，每到一处景点，团员下车游览，他老先生不是玩手机，就是看漫画。一路行来，我注意到，凡是卖书籍杂志的店铺，公开的招贴，总离不开漫画。那天，在新宿御苑，两株晚樱下的草地，一位母亲和她三四岁的儿子席地而坐，各自一本漫画，神情近乎陶醉。
联想展开，记得在一些资料上读过，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也是漫画发烧友，前者当年在海外留学，经常让妈妈给他寄漫画包裹，后者在首相任上，一次逛东京丸之内书店，买了二十五本书，其中有两本是漫画。
对了，还有桥本龙太郎，当年在首相任上，晚上与夫人各捧一册漫画刊物，消遣金子似的光阴。
拿首相说事，这已成了漫画的经典广告。
日本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漫画？
名作家养老孟司从文字着手研究，他说，日文既有表意的汉字，即“画”，又有表音的假名，即“文”，日本人从小就习惯于“画”到“文”到，这种同时处理表意符号与表音符号的独特功能，使他们在阅读漫画时，能一目了然，一览无余，毫无障碍。
日本人既然有此特长，加上传统的匠人气质，在上世纪末把漫画发挥到极致。有资料显示，日本的漫画挟声光化电之威，已发展为国内的第三大产业。如今，日本动漫产业的出口额已经超越钢铁、汽车，彰显了强大的软实力——乃至在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领域，继“读书力”之后，又涌现出一个新名词，叫“漫画力”。
是不是与文字构成有关，我没有研究，曾经，我指的是明治维新那一代，日本人的思维显示出过人的严谨、精细。他们的大脑，就像安着无数中药店使用的那种小抽屉，把天地万物万事，分门别类，装进一个又一个小方格。譬如，就“读书力”、“漫画力”这种构词法而言，说句让某些“大中华主义者”不快的话，现代汉语中凡是词尾为“化”“式”“炎”“性”“的”“界”“型”“点”“观”“线”“论”“率”“感”“法”之类的词——像革命化、方程式、原则性、思想界、世界观、唯物论、生产率、辩证法等——不是径直从现代日语中挪用而来，就是利用这种构词法重新创造。
搂草打兔子，顺便说一句，坊间有人主张抵制日货（其心可鉴），不知是否也包括文字，曾经是你中有我，于今早就是我中有你了，你你我我，我我你你，你我我你，我你你我，教人如何区分？又如何抵制？
言接前文，严谨、精细过头，则会落入死板。日本人号称“一根筋”，讲规则，认死理，这一点，凡是跟他们打过交道的，相信都能举出一二三四。
也有任性率意的灵活，凸现出日本人的二重性。以姓名为例，譬如这本《火之鸟》的作者手冢治虫，他这四个字，拆开来，我都认识，组合在一起，却一读就错（出过洋相），原因在于，日本的人名，不按常规发音，而是名字的主人想怎么读就怎么读。“手冢治虫”的陷阱在于，明明是四个字，但他规定只发前三个字的音，末尾一个“虫”字，属于“配相”，供看不供念（这其实是最简单的，繁杂的，连日本人都望名兴叹）。
菜端上来了。我是一碗乌冬面，上面洒了少许裙带菜、牛肉丝、葱花，夫人是一份米饭，三碟小菜，一碗酱汤。日本的饭菜有画面感，像宋元小品，清雅，淡远，耐看。至于中吃不中吃，那就要看各人的口味了。传闻位于四国的香川县主打乌冬面牌，一度宣称把县名改为乌冬，尽管属于一厢情愿，倒也着实借改名风波红火了一把。我搛起一根乌冬面——对我来说，面条就是面条，所谓乌冬面，不过是以小麦为原料，比阳春面粗胖点儿软和点儿罢了，其来源，嘿嘿，也是咱们中国——一边心不在焉地往舌尖送，一边仍冷眼旁观，这回取向与先前相反，不是在数有几个食客贪恋漫画，而是看，在铺天盖地的漫画热中，有没有几个能依然冷静，对它保持适当的距离。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讨厌漫画？是嫉妒人家的漫画力？啊不，我非“愤老”，对漫画其实顶喜欢，比较起吾国的连环画，日本的漫画在故事性之外，还兼具逗笑功能，是消闲解闷的佳品；对它带来的滚滚金元，尤为击节赞叹，十二分的佩服。无奈呢，我一路看来，想来，总觉得它是以整体的娱乐化、消遣化、空虚化、弱智化为代价，与真正的“读书力”不可同日而语。
凡物之长，必有所短。吾国智者从前说，看人看赌相；现在则说，看人看他如何玩手机——大意是指，看一个人每天耗费多少时间，以及讲什么，发什么，转什么，赞什么，就能掂出他是几斤几两。日本的智者怎么说，我不清楚，那么，是不是可以代他说：看人，就看他如何对待漫画。
哈，沉溺于漫画的日本，本身就是一幅世界的漫画。
2015年4月29日
足球场上的“第12人”
门司开往大阪的海轮，晚餐之后。
我坐在大堂的电视机前，看一部日本老片，关于维新志士伊藤博文、井上馨的留英故事。看到伊藤博文，不由得想起李鸿章。想起李鸿章，又不由得想到下关。下关旧称马关，就在门司港斜对面，一峡之隔，有渡船、隧道、长桥相连，登船前我仔细眺望了的。想到下关，不，马关，自然想到《马关条约》，李鸿章在此被钉上耻辱柱，伊藤博文在此跻身凌烟阁。1899年，康有为从美洲返国，途经日本关门海峡，曾吟诗一首：“碧海沉沉岛屿环，万家灯火夹青山；有人遥指旌旗处，千古伤心过马关。”1911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穿峡而过，亦有诗记之：“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两诗俱指马关为伤心地，梁诗所云“十七年前”，说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随后才有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之役，胜败乃两国整体实力的较量，非一时一地一仗一人之高下。西方报纸却有人评论：“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梁启超认为：“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由此可见清廷的溃不成军与李鸿章的悲催。
斯人已逝，殷鉴长存，思绪纷乱，欲理还休。
不知什么时候起，身后悄悄聚拢了十来个日本小学生，在门司码头候船室，我和他们交谈过，是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大阪、京都等地旅游的。我知道他们这个年纪，对老片子不感兴趣——譬如我，亦是不看也罢——于是主动让开，把遥控器交给一个高而瘦的男生。
“谢谢！谢谢！”男孩子大概喜出望外，跟着来一个标准的日式鞠躬。
我也得到轻松。出游，本来是为了散心，何必为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勾起吃了苍蝇似的回忆呢。想到洗澡可以改善心情，便回房拿了毛巾、内衣，打听了温泉浴室的所在，径直寻去。
途中经过大堂，看到那帮孩子围着电视机全神贯注，匆匆溜了一眼，是在看足球，日本迎战一个外国队（队名显示的是片假名，念了一下，不熟悉），日方先失一球，0:1。
一刻钟后从浴室出来，孩子们仍围在那儿叽叽喳喳，比分0:3，日本队又丢了两球。然而，如果不看比分，光看他们那份兴奋劲，你会以为是日本队赢了。日本队员一旦球权到手，他们就兴高采烈，恨不得亲自上场，待到日方队员盘球到禁区，凌空一脚，呀！尽管射高了，越过横梁，直飞场外，他们还是起劲鼓掌。都说日本人安静，在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可我看他们那份喧哗劲，一点儿不亚于中国儿童。
站了一会，觉得“空气”不对，真的，日本队跟外国队过招，日本队处于劣势——我这个多余的第三者，戳在这儿干什么？
回到舱房，随便翻了一阵子书，总觉得灯光不够明亮，休息吧，时候还早，索性披了外衣，上到二层甲板，欣赏濑户内海夜景。
海天空阔，黑魆魆的，说是夜景，只有远方的隐隐灯火。凭直觉，那儿应该是周南市，并非去过，只是在地图上查过，因为《诗经·国风》中有“周南”篇，好记，而我的熟人中也恰巧有位叫周南，担任过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参与了香港回归全过程，如是激起联想而已。
重新回到大堂，球赛已经结束，孩子们散去了，电视机前坐的，是几位欧美老年游客，屏幕上闪烁的，是纯粹东洋风的歌舞伎。
在小卖部前，碰到那个高而瘦的男生，我问他：“刚才谁赢了？”
他一笑：“我们踢进了两球，我们很棒！”
答非所问。
再想问，他已经离开了。
嗯，踢进两球，就是说，在0:3落后的局面下扳回两球，确实很棒——棒归棒，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2:3，日本队终归输了。
但是，那孩子在回答时，满脸笑意，没有一丝失败的阴影，他强调的是“我们踢进了两球”，注意他的语气，他是把日本队当作“我们”，就是说，他也成了日本队的一员。
忽然想起白天读过的一篇文章，作者加藤嘉一，题目是《南非世界杯：败局中的反思》，收在《日本的逻辑》一书中。回房把它找出来。文中写的是八分之一决赛，日本对巴拉圭，打到加时，仍是平局，最后点球决战，日本输了。加藤写道：
输了点球决战，遗憾是一定的，点球被扑出的驹野友一绝对不会受到国人的抱怨和指责。因为他代表的是我们的国家，是替我们在踢球，这个失误理应由包括我在内的“第12人”，也就是全体日本国民共同承担。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一个运动员有时状态不好是没办法的，有点紧张，当然不能怪他。我深知，国家大赛，世界大赛那样的大舞台，任何运动员都曾经犯过错误，有过失误。这次只是轮到驹野大哥而已。他做不到的事，我们也做不到。我们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骂他。
那位小学生把国家队当作“我们”，或者说把“我们”看作了国家队的“第12人”，尽管没有再多说一句，已足够供人联想。加藤嘉一则把失败后的思考上升为理性，即便一场足球赛，也把日本人的集体主义、国家主义，展露无遗。
记得加缪说过：“关于人类的道德和种种责任，足球给我的教育胜过任何书籍。”
国人爱说日本是一流的人民，二流的官僚，三流的政治家，后面两点姑且勿论，至少，你承认它的人民素质是一流的。其实，这是真正可敬而又可畏的。
我懊悔不该问那位小学生谁输谁赢，比赛中，最重要的并不是比分。
2015年2月16日
看日本人排队
看日本人排队，别是一般滋味。
日本人曾被称为“经济动物”，莫如说他们是“排队动物”：等车排队，过马路排队，超市购物排队，餐馆吃饭排队，进影院、剧场、舞厅排队，看科技展览、艺术展览、日用品展览排队，在邮局、在银行、在汽车加油站、在彩票发售点排队，逛动物园、逛植物园、逛游乐园排队……漫步扶桑，放眼望去，无处不见排队。
攘攘大千，排队乃创造谐和的一定之规。话说英国人排队，排出了文质彬彬的绅士派头；德国人排队，排出了严谨、刻板的日尔曼意志；俄国人排队，排出了与“北极熊”不相称的淡定；美国人排队，排得让少见多怪的台湾作家柏杨眼花缭乱，初起满怀赞叹，久而渐渐生厌，建议人家把“美利坚合众国”，改为“美利坚排队国”。呜呼，请允许我在此哈一次日：上述诸国，在排队的自觉、执著、痴迷上，比起东瀛，还差得远！
英国人的极端派头，是为了购买一张“温网”入场券，不惜坚持排队数小时，甚至提前彻夜等候——然而，比起日本人为了一份“金子半之助”的炸虾盖饭，就要排上三四个小时的队，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德国人的非常意志，体现在为了一睹世界闻名的露天摇滚音乐节，提前数天到场占位——然而，若告诉他们日本人仅仅为了购得苹果专卖店推出的“元旦福袋”，就提早五天立于门外鹄候，他们又将做何感想？
一个日本人，看不出有什么特殊，长相、衣着、举止，东亚人而已，与中国、朝鲜、韩国，没多大区别。然而，只要一排队，就立刻脱亚入欧，不，脱亚胜欧。
欧美人的排队意识，据说源于“二战”时的食品短缺，政府计量分配，民众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排队恭领。日本人呢，不排除这一段苦难的训练，但从根子上说，还应归于建立在村落共同体上的团体主义，以及“年功序列”的职场人事制度。
团体主义注重前后左右，“年功序列”讲究先来后到，其共同点，就是目中有人，清楚自己应予站立的位置。“年功序列”近来招致恶评，因为它按部就班，障碍年轻人脱颖而出，助长随大流的混日子思想；但它孕育的秩序观念，还是个好东西，不能倒洗澡水连同婴儿一起倒掉。
也有人认为，日本人的排队意识，源于信仰。日本是个多宗教多神灵的国家，光本土的神道教，即有神祇八百万，加上外来的佛教、基督教等，可以说神灵无处不在，真正是“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出门行事，排队如仪，正是敬畏之心的一种体现。
拔得够高的了。吾乃局外人，没理由说是道非。反正，在我看来，有底线总比没底线好，有敬畏总比没敬畏强，纵使未臻信仰，起码也是一种修行。
写排队最怕掺合国人，尤其写日本人排队，免不了要令仇日恨日的同胞火冒三丈，其反驳的逻辑是：“你说底线、敬畏，那他们侵略起别国怎么那般肆无忌惮、无法无天？！”
无语——火气那么大，皆因国人不爱排队。
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吾邦也是兴排队的，只是不够彻底，“加塞”、“代排”是寻常事。举一个毕生忘不了的例：1970年3月，笔者离开北大之前，在大饭厅托运行李，队伍排得老长老长，在饭厅内拐了几个弯。这时，眼见一个外系的学生拖着行李箱进来，眼见他大大咧咧笑笑嘻嘻地径直走到最前面，眼见他堂而皇之顺顺利利地完成托运手续，然后又笑笑嘻嘻大大咧咧地扬长而去。这位仁兄恰巧与我分到同一省，又在同一农场、同一连队锻炼——他那份插队时的潇洒、干练，永远在我记忆中定格。
国人信奉的是插队文化，大至工作调动、官场升迁，小至儿童入托、入学，都要找关系、走后门、抄近路。此种无视规则、践踏秩序的投机取巧、躐等躁进，敢说是自古皆然，于今为烈。
又要搬出日本人了。
报载，2015年11月16日早晨，日本神户线火车因故停驶，车上有五千人，都是赶着上班、上学的，怎么办？最好的选择，就是徒步去下一站。不远，也不近，约二十分钟。一声通知，全体下车，并无人出面组织，自动排队，沿着铁轨鱼贯而行，途中，没有抱怨，没有拥挤、掉队，一切都是那么训练有素，秩序井然。
情不自禁在心头点一个赞！
最震撼的画面，还要上溯至“3.11东日本大地震”（2011年），那些失去家园、平静而又肃穆地排队领取食物的灾民，那些在地铁站外排成长龙、默默等待归宅的难民，让全世界为之一凛！
华裔日籍教授叶千荣就是被狠狠“凛”了一下，他著文记述：同一天，东京“每条大街的每条车道上都排满了车，两旁的人行道上全是摩肩接踵的人群。但是，他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像遗体告别仪式时的那种静默和步履。虽然没有哀乐，但是所有人脚步挪动的节奏都是一致、有序的。大部分的人戴着口罩，背着包，穿着大衣，互相没有交流，也没有人抢先或插队，上百万人在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这一刻他们肯定都明白至少要步行三四个小时才能回到在郊外的家。但他们依旧平静地走着，车道上虽然塞车，但没有一个人试图走到车道上，尽管这样可以走得更快。当时感觉仿佛这个民族在一个巨大悲剧到来的时刻，开始了一场全民族的出征。于是，我在车里发出了地震后第一条微博，说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声电影的场面，仿佛是《出埃及记》里的一幕。”
“就好像遗体告别仪式时的那种静默和步履”，这个比方的确是不恰当的。难怪刘亚洲从中看到“压抑和窒息”，看出“万人一面”的“机器”。在一篇题为《精神》的文章中，刘亚洲忍不住诘问：“明朝末期中国人在扬州和嘉定不也都出现过类似情景吗？人一旦成了机器还叫人吗？恰恰是两个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族都被人称为‘机器民族’（另一个民族指德国——笔者），难道其中有什么深奥之处吗？”
刘亚洲是军事专家，他的眼光越出叶千荣的博文，契入一个民族精神的负面。
感谢新媒体，写到此处，我从网上调出“3.11大地震”的实况视频，东京街道上固然是“摩肩接踵的人群”，但并无惊慌失措，“所有人脚步挪动的节奏都是一致、有序的”，这是一种惯性，“互相没有交流，也没有人抢先或插队”，沉默、隐忍、自律源自长期与灾难共存的训练有素，也表明他们对危险的预判：灾难虽然大了点，然而，没有关系，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心理的，咱们能扛住。
日本这个岛国，在动荡不安、漂泊无依的宿命中，亦已培植出赖以抗命的集团性坚韧。
最近一次，直观日本人的排队，是在京都一处风景点外的生活区。出于内急，我下了旅游大巴，低头往前直冲，将进男厕，愕然收步——在我侧后，已排出一条十来米长的队伍。
排队者（多半是日本人）似乎对我刚才的莽撞视而未见，并无谁恶声制止或善意提醒，如果我耍一耍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把他人都排斥掉了，自然用不着排队），假装没看见队列硬闯进去，相信也就捷足先登的了——异邦异质的“目中无人”，更令我倍增愧赧。
2016年2月3日
附记：
2016年4月16日，日本熊本地区发生7.3级的强烈地震。网上流传一则微信《日本，让人深思！》，开头是一幅大厦楼梯的图片，两侧坐满了沉默不语、等待归家的日本人，其解释词为：
“受灾的日本人坐在楼梯两侧，确保中间畅通。这是教育的结果，不是GDP能换来的。”
说小真小，说大也大
在生活中，越是微不足道的细节，越见出人性的幽辉。
中国文化的磊落洒脱之处在于不拘小节。
日本文化的精致缜密之处在于细节为王。
偶尔，无端地自作多情：中日两国的长短，互补多好！
傍晚抵达大阪，入眼的第一个细节，是机场的行李传送带。但见一个又一个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箱子，宛如流水线上新装配的汽车，排列有序，鱼贯而出。凡物一整齐，就焕发出一种朝气，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这么感觉。而且，你仔细地看，箱子的提手，一律朝向前方，这当然是经过调摆，为的是方便主人一把拎走。
入住市区一家宾馆，双人房。拖鞋、毛巾、肥皂、口杯、牙刷、浴衣之类，自然也是一式两样。
翌日晨起，我粗心，忘了昨晚用的是哪一支牙刷。问夫人，她答：“你的是白色的，我的是深黄色的。”
体贴在细节中。你瞧，连两支牙刷，也为同栖共宿的客人，用颜色区别得清清楚楚。
时值盛夏，天气又湿又热。奇怪，司机总要等游客全部到齐，坐定，发车上路，才启动空调。因此，登车之后，在等待发动的那段时间，实在热得难熬。
日本人不是心细如发么，怎么就没想到在发车前打开空调，把车厢里的温度降下来呢？在一处旅游景点，当大伙参观完毕，陆续登车之际，我向导游郑重提出建议。
导游摆手，她说：“不可以的。预先打开空调，我们这车是凉快了，但是你看，停车场其他的车辆和游客，就得遭受我们车喷发出的热浪和废气。”
商场扶梯，乘客自动靠左边站，把右边空出来，让急于赶时间的人通行。
国内也有提倡，只是左右相反。
再看，扶手有两层，一高一低，高的供大人用，低的供儿童用——起先没注意，待看到前面有小女孩把手搭在上边，才恍然大悟。
商场格局不大，提醒你这是岛国，土地资源有限。
洗手间更是迷你，小归小，但精精致致，而且明光锃亮，纤尘不染——想起高桥敷在《丑陋的日本人》中曝光的脏、乱、差，尔来不足半个世纪，已彻底换了人间。
厕有厕神，其实是把自己当作了神。你看，马桶盖是智能的，这点早就领教，曾经掀起国人到东瀛抢购的风潮，想想真让人闹心，怪谁呢，只怪自家制造不争气。卫生纸居然有四卷，搁这么多干嘛？有两卷就够，顶多三卷，也许，这就叫温暖体贴。还有感慨：洗手池和马桶的水箱是连着的，就是说，洗手用过的水，接着又用于冲洗马桶。
这是谁的金点子？咱们为何想不到？想到了又为何做不到？
京都，下榻一家日式旅馆。手指甲长了，给前台打电话，借一把小剪刀。
数分钟后，服务员送来了一把指甲钳，试了试，能自动收集指甲屑，鬼心眼真细，特别是还带着一个放大镜，这又是专为我这样的老人考虑的了。
晚饭后无事，逛街。
走过一台自动贩卖机，没几步，又是一台，大街上到处都见这玩意，主要销售饮料，也有卖冰淇淋、香烟、杂货的。机器的侧面，一律标着它所在的地址——这是我在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的，万一发生紧急事件，需要报警，而你又不知道自己的确切方位，这时，只要走近一台自动贩卖机，就可以准确报出所处的位置。
自动贩卖机之外，则数便利店为多的了，走上一小段路，准能碰见一家。
随便进去瞧瞧。
日用百货，应有尽有。
我买了两盒牛奶、一盒蔬菜汁，这是同伴推荐的。
不想买笔，但为花色繁多、琳琅满目的阵势吸引，左挑右挑，最后选了一支。
无意于创口贴，但为它的创意惊讶，型号居然是分指关节的，还有一种是液体的。
付款时，又有发现，收银台的下方，配备着一个小小的洗手池。忍不住拧开龙头试了一下，体会顾客在挑了若干物品之后的生理、心理需要。
东京。地铁四通八达，这不奇怪。心折的是入口处竟然有一排排的储物柜——自然是为需要轻装的旅客着想的。更心折的是，车厢内鸦雀无声，无人交谈，更无人打手机。多半都在读书看报，坐着读，站着也读。挨着我坐的一位老人，读的是一种文库本，大小正适合于装进口袋的那种。
出站，过马路，绿灯已亮了一会，趁它还没改变，一路小跑过去。回头看，夫人正不慌不忙，慢慢悠悠地走着，那绿灯居然也通人意，一直陪着她亮。
末了，问她是怎么一回事。
答：你老土，绿灯不是为我，是为我身后的一位残疾人亮的，他事先按了路边的一个专门按钮，绿灯接到指示，时长就增加一倍。
午前，在新宿地铁站口等人，等一位日本友人的女儿，谈她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事。
将到约定时间，突然接到对方的电话，说在路上捡到了一个手机，要交到警察署，得耽搁一个小时，请我原谅。
我说：“不能下午或明天再去交吗？”
她说：“不行，按规定，必须立即上交。”
除了诚信，一定还考虑了丢失者的焦急心情。
我为彼国的规则叫好。
一小时后，她急急忙忙赶来了。
见面，稍作寒暄，她含着浅浅的笑，轻声说：“卞先生，您的日文真好，办公室的同事都夸奖您。”
“怎么？他们都听到了？”
“我们的办公室是完全开放的，数十人集中在一起。”
嗳——？唉……
你听出她的话外音了吗？
这就是日式批评，也是日式礼貌——批评也讲含蓄。
她这是在暗示我，打电话声音太大，影响到了别人。
千叶。一户人家的篱笆旁，摆着两只垃圾袋，白色，袋口向上，系成一双长长的耳朵，下面还有表示眼睛和嘴巴的三个红点，看上去，活像两只可爱的小白兔。
从篱笆墙的上方，垂下一只巨大的充气乌鸦，正冲着“小白兔”的脑瓜，晃来晃去，威风凛凛。
“猜猜，那只乌鸦是干什么用的？”导游说。
众人七嘴八舌，但没有一个猜对。
导游揭开谜底：“是用来驱赶鸟雀的，怕它们觅食，把袋子啄破，垃圾散落，影响环境卫生。”
成田机场宾馆的小卖部，我买了一点儿零食，以及一把指甲钳，带放大镜的那种。
付款时，前面排着两位同胞。收银员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她每收取一笔钱，都要用日文唱一遍，找零时，又要唱一遍，再从大到小，把纸钞、硬币一一数给客人看，然后用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交还，跟着说上一句，感谢光顾，欢迎下次再来。
完全程序化，连嘴边眼角的笑纹，也分毫不差。
西方人爱说“顾客是上帝”。日本崇信神道，诸神有八百万之众，这一买一卖，让人觉得，也成了神与神的交换。
2016年3月16日
浮光，掠的却不止是影
——在日本，一望无际的不是奢华，而是整洁，而是敬畏，而是约束。
如果抽掉这档“司空见惯寻常事”，日本就不成其为日本。
此番访日，为我们开车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司机。瘦，精瘦，眼睛特大，令我想起川端康成；鸭舌帽，白手套，制服，标准的职场打扮；天气再热，也不脱——因为，他在工作。
除此而外，我没有太加注意。老人重出江湖，在日本很普遍。一是主观需要，一辈子服务于一个单位，老了，退出那个圈子，尽管有养老金，生活不愁，精神还是觉得没有着落，于是，就到社会上找事做，也是找回一份尊严。从前有“弃老”之俗，那是叫穷困逼的；现在老人不甘心被工作所弃，那是叫闲寂憋的。
二是，客观也有需要，日本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严重匮乏；你看满大街的出租车司机，差不多都是启用的老人。
当然还有三，日本人平均寿命世界第一，眼前这位老先生，六十大几，视力良好，反应敏捷，技术娴熟，当司机，绝对胜任。
记得上世纪末赤濑川原平出版过一本《老人力》，为老人的智慧、潜能正名，“老人力”还入选那一年度的流行词。
我坐在前排，一路上，除了车子发动前听他和导游的一问一答，此外再无多话，专心致志，敬职敬业。
到了一处景点，下车之前，我问：
“这包可以放在车上吗？”我指的是自己的挎包，太重，不想拿。
“没问题，您放在车上好了。”他挺拔腰杆，仿佛在做保证。
跟着就是一个鞠躬。
这景点我来过两次，兴趣不大，稍微看了一下，便回到停车场。
他正在擦洗大巴右后侧的轮胎，一会儿蹲着，一会儿跪着，一会儿又仰卧在车底。我肃然起敬，旅途间歇，见过擦洗车身的司机，而如此卖劲清洁车胎的，还是头一回见。
我一直在旁默默观看。
同车的游客回来了。导游见状，把我拉到一边，悄悄说：“您懂日文，又在写日本，见了谁都想聊聊，我得提醒您，如果跟司机拉话，尽量不要涉及他的家庭。”
“为什么？”
“他太太不久前去世了。”
“那为什么还要他出车？”我本能地反应。
“他自己一定要出车，反正葬礼已经完毕，在家呆着也是呆着。”
“这未免不人道吧？”
“您这是中国人的想法，”导游说，“对于日本人，这事很平常，几年前（2011年）那场地震加海啸，我公司同事中有两位亲人遇难，秩序恢复后正常上班，如果你不了解内情，从外表看，绝对猜不出谁是当事人。不是没有悲伤，日本人善于克制，把悲伤都压在心底。”
哦……我对仰卧在车底擦洗轮胎的老司机更加肃然起敬。
岐阜县一隅，中山道马笼宿，一条依山而建的老街，幽远沉静，古色古香。
在一家卖杂货的老铺，我买了一筒抹茶冰激凌。出门下台阶，没站稳，一个趔趄，将手里的冰激凌倾撒了一地。
正懊恼间，掌店的老汉快步走过来，二话没说，接过我手里剩下的半筒冰激凌，转身，扔进柜台内的一个垃圾箱，然后，返身给我换了一筒新的冰激凌。
我满怀歉意（这责任肯定在我），讪讪走开。
老汉又过来了，弯腰，蹲下，拿一沓纸巾，使劲擦地。
这才注意到，脚下是碎石板地，凹凸不平，冰激凌溅在石缝里，擦起来很费劲。
老汉擦了一回，清理得差不多了，又换了一块湿抹布，再擦。
然后，我就走了，转进隔壁一家店。
当我从店里出来，看见老汉提了一个桶，到街对面的小溪汲山泉，走路颤颤巍巍的，大概有80岁了吧。
汲了一桶水回来，他开始冲路面——就是刚才被冰激凌弄脏了的地方，然后，蹲下来，又拿出一块干抹布，仔细擦。
而我，手里正拿着尴尬的空纸筒和小木勺，之所以觉得尴尬，是因为找不到地方扔，街道两旁没有垃圾箱（据说，受1995年“东京地铁大规模沙林毒气事件”刺激，日本撤掉公共场合的垃圾箱）。
我只好把它们带上旅行大巴，搁进导游事先发放的塑料袋。
川崎。一家普通超市。
晚上要去看望一位大学时期的校友，我打算买点儿礼品。
水果之外，我还看上了一种生鱼片，装在盘子里的，外面包着保鲜膜，价格，拿水果比，一点儿不贵。
不，与其说看中的是生鱼片，毋宁说看中的是盛鱼的盘子，直径约在45厘米，胎质极为细腻，色彩也相当鲜艳。我觉得，光这盘子，就应该不止这价钱。
拿到收银台。
“请问，这盘生鱼片所标的价格，没有错吗？”我说。
收银员回答：“是的，没有错。”跟着又递了一句：“您喜欢吗？”
“喜欢。不过，这个盘子十分精美，为什么卖得如此便宜呢？”
“哦！对不起，怪我没讲清楚，价格只是生鱼片的，不包括盘子。”
“那，我怎么将生鱼片拿走呢？”
收银员说：“您就这样原封不动地拿走好了，等您吃完后，抽空再把盘子送回来。”
“明白了。那么，是否要办个手续呀，比如写个借条，或交点儿押金？”
收银员笑了：“不用，不用，您只管拿去就是了。谢谢您关照啦！”
静冈东部的一个小村，西侧是山，东侧是有限的平原，家家门前栽着一圈花木，修剪整齐，像篱笆，又像围墙，院子清爽，但无人，一个也看不见。
一家门前摆着蔬菜、水果。
在日本用餐，感觉最缺的就是蔬菜、水果。蔬菜那是没办法，只有等回国了，水果，眼前就有。
四顾无人，问导游，她说，都干活去了，你没看见，那旁边标着价，还搁着一个装钱的篮子，你把钱丢进篮子，拿走水果就是。
同伴纷纷解囊。
我挑了一个大苹果，握在手里别有感觉，在接下来的旅程，一直带在身边，舍不得吃。
“您看那位老人。”
“哪一位？”我顺着小蔡手指的方向。
“那个骑自行车的。”
哦，老人白发、白衬衣、灰裤，已骑出三十米远。
“怎么啦？”我问。
“他就是村山富市。”小蔡说。
村山富市？脑筋急转，啊，没错，这儿是大分市，是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的老家，他退休后就住在这里。
“怎么，老爷子有九十了吧，还在骑车？”
我想起一篇报道，是关于村山富市的退休生活的，没有秘书，没有保卫，没有专车，没有特殊经费，日常百事，一律自己动手，这篇报道触动了国人的神经，在网上炒得滚烫。
“还在骑，也就在家附近，买买菜什么的。”小蔡回答。
我无语。关于村山富市的退休生活，实在不值得惊奇。日本官员跟金钱保持距离，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在这方面稍一逾矩，触犯红线，就要倒大霉。这是人家的制度设计，很好，至少我们在村山先生身上看到了心向往之的清廉。
我到大分市只是路过，这会儿停车买一点地方特产。望着村山先生远去的方向，我想：倘若能住一晚，我也要去见见这位老爷子，不为别的，就为他在首相任上发表了著名的“村山谈话”，正式就日本过去的殖民侵略，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道歉。我特别记得他说过的一个词，叫“杖莫如信”，这是咱们古代的熟语，现代人大多听不懂的了。
叹口气，把这意思向小蔡说了。
小蔡说：“叹什么气呀，您瞧您运气多好，停车几分钟，就让您看到了村山先生的背影，还是骑在车上的，简直像上帝为您特意导演，多珍贵的缘！”
2014年-2016年
西乡隆盛的头颅
《最后的武士》
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著者为美国作家马克·莱维纳，主人公为日本明治政权的开国元勋暨叛军首领西乡隆盛，翻开前言《对生命的超越西乡隆盛的死》，作者劈头盖脑、吸睛夺神地提出：
1877年9月24日清晨，政府军对这些叛乱军的残党发起了最后的进攻。数小时内，西乡军被彻底击溃。西南战争——在之前300多年来日本最为血腥的冲突——就此结束。然而，政府军的胜利却听似为一场空谈。政府军找到了西乡的身体，但却不知其头颅的去向。没有西乡的首级，政府的胜利就不是完整的胜利。
为何西乡隆盛的头颅如此重要？
读到这里，任谁都要一凛：西乡隆盛的头颅为什么如此重要？！
作者分析：这要归结于武士阶级的一种庆典。在东瀛列岛，中世纪以降，战胜者照例要割下战败者的脑袋，向上司进献，一来表示验明正身，二来显示尽忠竭力，三来，展示本方对敌方压倒性的完胜。
然而，政府军是由平民构成的现代化队伍，跟西乡的封建士族武装恰成尖锐对立，他们是用不着以武士的传统欢庆大捷的，因为那样一来，反而显得是在为对手招魂。
不是政府军需要，那么是谁需要？
是舆论在层层压迫。
舆论，说到底就是民心。西乡曾为明治政权的台柱，在“维新三杰”（另二人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中排名居首，他魁梧的身躯及其散发的魄力、魅力，颠倒苍生，无与伦比。当其生前，已经被奉为神祇，人们盛传他飞升天界，从一颗大星上俯视尘寰。报纸、画刊跟着推波助澜，绘声绘色，神乎其神。当其死亡之期，更被说成是远走高飞，去了中国、印度，也有说成是俄罗斯，卧薪尝胆，厉兵秣马，行将卷土重来，东山再起。
即便作为一位死者，西乡也拥有令人谈虎色变的强大气场，没有对西乡首级的确证，其他的一切斩获都功亏一篑，流于空洞苍白。
同名电影
莱维纳的《最后的武士》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由美国的汤姆·克鲁斯和日本的渡边谦联袂主演。
汤姆·克鲁斯扮演的是纳森·欧格伦，一位美国退休上尉，1876年，他受聘前往日本，操练明治政府的新军。
渡边谦扮演的是森胜元，一位以西乡隆盛为原型的士族首领，他曾任明治天皇的老师，是推翻江户幕府、返政于王大业的中坚，可惜，随着革命进入资本主义的阶段，他和他的封建士族已沦为前进的障碍。
欧格伦接手训练新军不久，因鲁莽上司的瞎指挥，被迫仓促上阵，与胜元的武装短兵相接。
他重伤被擒。
故事就此展开——
欧格伦在搏斗中刺死了胜元的妹婿广太郎，作为战俘，他被带回武士聚居的村落，胜元不仅没有杀他，还让广太郎的妻子多香为他疗伤。
欧格伦面对胜元，满腹狐疑：“我可是杀死了她的丈夫？”
出乎意外，胜元平静地回答：“广太郎死得光荣。”
欧格伦在村中闲逛，又是出乎意外，村人明明对他心怀敌意，表面上却都恪守待客之道，彬彬有礼——这是怎样的一种隐忍、克制！他想起自己当初血腥屠杀印第安人，那是在国内，在南北战争中，不禁心生愧怍，陷入噩梦般的自责。
村里的男人一律习武，不分老幼；他们坚忍、勇敢、顽强、朴实、礼貌、仁义；实言实行，一往无前，蔑视任何危险和灾难；对首领和天皇绝对忠诚；宁死不屈，视死如归。
欧格伦向武士学习剑道，获知：
格斗中的最高境界，就是剑心合一，摒弃任何杂念。
武士之生，如樱花般绚烂。
武士之死，如秋叶般静美。
在一呼一吸中感受生命。
在一刀一剑中体悟大千。
死亡毫不可怕，重要的是保持尊严。
欧格伦跟胜元讨论尊严。胜元抽出自己的武士刀，告诉他：“这把刀，是四百年前天皇赐予我们家族的。我的许多先祖都是为天皇光荣战死。生命无关紧要，尊严至高无上。”
欧格伦摇头：“在我国的南北战争中，南军也声称为尊严而战，结果成千上万的人白白送掉了性命。”
胜元纠正：“那是死得其所！”
欧格伦反驳：“不！他们的土地被践踏，他们的家人流离失所，难道你认为他们的死亡是有价值的吗？”
胜元语调略高，微微动容：“你懂得什么是人的尊严？你到这儿来杀人是为了挣钱。你的家人在哪里？你的妻子、儿女在哪里？你给他们留下的是什么？”
欧格伦耸肩，摊手：“那么你能留下什么呢？尊严并不能阻止铁路、城市和机器的发展！南军没能阻止，印第安人没能阻止，你也同样不能阻止！”
……尽管争论没有结果，谁也不能说服谁，欧格伦还是坦率地承认，他从这帮武士身上，感受到了某种神圣的力量。
他惊奇地发现，“武士”的汉字写作“侍”，原义为“服务”，所谓“武士道”，并不是一味厮杀打斗。
……
历史发展有它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新兴的帝国向前走一步，武士阶级注定要向后退一步，直至灭亡。
情知如此，胜元和他的团队还是坦然面对新兴帝国发起的总攻，视死亡为武士的必然归宿。
欧格伦选择了与胜元并肩作战。
影片结尾，劫后余生的欧格伦来到东京，遵照胜元的遗嘱，将家传的武士刀归还给天皇。
天皇接过武士刀，面色凝重，感慨万千：“武士已经成为过去，但武士的精神将会永存！”
天皇低眉，转问欧格伦：“请你告诉我，他是怎样死的？”
欧格伦直视天皇：“我要告诉您，他是怎样活着的！”
铜像
时间：1898年；地点：东京上野公园。西乡隆盛的铜像拔地而起，巍然耸立。
这是明治天皇的旨意。先是，1889年，天皇借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机，大赦天下，其中，包括赦免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的叛乱罪，恢复其名誉，追赠其正三位官阶。继而，四年后的1893年，天皇又决定为西乡隆盛立碑勒铭，铸造铜像，并带头捐献五百日元（相当于现在一千万日元）。天皇发起，士庶自是热烈响应，踊跃捐款者，达两万五千之众。
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兼任监工，他是西乡的萨摩藩嫡系，在其顺风顺水的仕途中，曾得西乡大力提携；在西乡发动的那场叛乱中，他坚决站在中央政府一边，与“恩公”对垒。设计伊始，就遭遇方案之争，一派政要，如首相伊藤博文，主张让西乡以陆军大将之姿，跨马佩剑，立于皇居正门。另一派反对，认为西乡虽经赦免，既往不咎，总归是“怨灵”，让他横刀立马扼守皇居大门，则朝廷的正气何在？威仪何存？桦山揆情度理，权衡利弊，拍板让西乡脱下戎装，穿上和服，跨下战马，牵上猎犬，攫取的是他生平最超凡脱俗的一面；基座上镌刻的是他生平钟爱的座右铭：“敬天爱人”；地点，则选择在上野“恩赐公园”，那里，西乡曾率领新政府军与维护旧幕府的彰义队血战，恰好设有安抚双方死难者的慰灵台。
——所谓“怨灵”，就是含恨而殁；不含恨，又何来怨？让西乡戎装守卫他失望乃至绝望了的皇居正门，不是荣，而是耻，武士到阴间也不会忘记尊严。
桦山是入世者，从未出世，但他设计的方案又貌似出世，堪谓用心良苦。
雕刻家为高村光云，截至创作，他没有搜集到西乡的一张照片。坊间流传有多幅西乡的肖像画，均是其身后所绘，画家并没有见过西乡本人。高村的定稿，参考了西乡的胞弟及其子孙的相貌，亦实亦虚。
1898年，铜像揭幕。在场的西乡遗孀系子突然脱口惊呼：“我的丈夫长得不像这样！”
系子说不像，是出于瞬间的直觉。
她不明白雕塑不是照片，照片不等于真人，真人不代表最佳定格，眼前的铜像是政治加艺术的神化，不是她耳鬓厮磨、司空见惯的凡夫。
就说那头颅吧，做得特别特别的大，肩背也是特别特别的宽，乍一看，活似引人发笑的大头娃娃。不，这不是科学，这是艺术，是人仰望时，因基座加身高产生的特殊视差需要，而不是平视时人体的正常比例。
西乡隆盛的弟弟、海军大将西乡从道从后边拉了系子一把，示意她噤声。
若干若干岁月后，这是近年了，据说发现了西乡生前的照片（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从公布的材料看，和雕塑相去甚远。但是，这毫无妨碍，当事人俱已物化，上野的铜像亦已深入人心，人们认定那就是西乡，或谓西乡的容貌就应该是那样：沉毅，浑穆，高迈，坚定。令人想起他在安政大狱（1858年）中所作的述怀诗：“朝蒙恩遇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纵不回光葵向日，若无开运意推诚。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生死何疑天赋与，愿留魂魄护皇城。”喂——，如果你站在铜像背后，位置又足够高，告诉你一个未必是精心安排、但肯定是遂了天皇心意的细节（天皇一定会十分在意的啊）：顺着西乡的视线望过去，你会发现，入眼的不是草坪、不是街道、不是城市上空的浮云，而是远处吞吐百川、涛生涛灭的东京湾，以及更远处长波拍天、鱼龙竞逐的太平洋！
东京有三大名人雕塑：皇居前的楠木正成（14世纪的武将）、靖国神社的大村益次郎（明治时代的“战神”）、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百年岁月弹指过，时光雕塑历史，也雕塑人的魂魄；蓦然回首，还是西乡隆盛的人气遥遥领先。
西乡隆盛在千里外西南战场失落的头颅，如今“物归原主”，正稳稳安放在上野公园铜像的肩上。西乡生前有言：“有两种机运，一种是我们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我们创造的。”那么，西乡身后的机运，又是怎么碰上或创造的呢？一言以蔽之：汲汲于帝国主义征途的明治政府，毕竟离不开“以武为本”、“忠诚至上”、“重名轻死”的精神和骨气，大赦西乡，树碑铸像，实乃借尸还魂——还大和民族武士道之魂——的一项阳谋。
2015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