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6顾炎武马背驮书
——读万卷书还需行万里路〖KG（3x〗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学习成绩优异的人走上社会往往却并不优秀。他们读了许多书，派上用场的并不多。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之间，原本存在一定的差距，“尽信书”会让我们与生活实际发生脱节。〖KG）〗
顾炎武字宁人，原名绛，江苏昆山人，是明朝末年的生员。他从小就比较聪明。读书时一目十行。他看到明朝心学兴盛而误事，所以讲求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京城失陷后，侍奉继母王氏躲避兵祸到了常熟。昆山县令杨永言组织了义军，顾炎武便投靠了杨永言。后来清军继续南下，他的母亲便绝食而死，死前告诫顾炎武不要到异姓的清朝做事。南明的唐王朱聿键征召他为兵部职方郎，因为母亲的丧事没有赴任。顾炎武认为自己怀有为世所用的策略，但是不得一展，因此在所到的地方就稍稍地试一下。他在山东的长白山下开垦农田，在山西的雁门北面、五台东面放牧，积累了千两白银。顾炎武走遍了边关要塞，四次到明孝陵拜谒，六次拜谒明思陵，后来在陕西的华阴县住下来。他认为“陕西人仰慕经学，尊重不在朝做官的读书人，支持公正的评论，这些都是别的地方所缺少的；而华阴控扼潼关和渭河的路口，虽然足不出户，也能见到天下的人，听到天下的事。一旦有警报，就能进山把守险要的地方，不过只要走十里路就可以了；如果有志于四方，那么一出潼关的关门，也有居高临下其势不可阻挡的便利”。
顾炎武生平精力过人，从少年到老年，没有离开过书本。他去什么地方，常常用二头骡两匹马马装载了书籍，经过边境要塞和驻兵的堡垒，就叫来老兵向他们询问当地掌故的曲折经过，凡是有跟平时听到的不符的地方，就取出随身带的书籍查对；如果是在平原旷野，就在马鞍上默读各种经书的注释。他曾经和朋友在谈论学问时说：“一百多年来做学问的人，往往说心说性，而使人茫然得不出它的正确解释。命和仁，是孔夫子很少提到的；性和天道，是子贡所没有听到的。性命的道理，在《易传》有所提到，而未曾屡屡告诉别人。他回答问学的士人，就说‘行已有耻’，做学问，就说‘好古敏求’。孔子告诉鲁哀公要取得聪明善良的成效，首先是博学。颜回几乎是圣人，还说‘博我以文’。从曾子以下，笃行诚实没有超过子夏的，谈到仁，就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聚集起几十上百宾客学生，和他们说心说性，舍弃多学习而增长知识，却求得用一种道理贯穿于事物中的方法，把天下的困苦贫穷搁置一旁而不述及，却在讲什么危言微旨精粹纯一，这难道是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比孔子高明，而他们的学生都比子贡贤良吗？《孟子》这本书里，说到心和性时都是教诲不倦，乃至于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等提出的问题，和孟子的回答，常常在于进退去留辞受取予之间。因此性、命、天这些道理，孔子很少谈到，而现在的君子却时常谈起。进退去留辞受取予的辨别，孔子、孟子常常谈到，而现在的君子却很少谈起。我认为圣人的主张就是‘对礼乐制度的学识广博，凡自己认为可耻的事就不去做’这样的两句话。从自我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都是要学习的事。从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以至于进退去留辞受取予之间，都存在是否可耻的事。作为读书人而不首先说是否知羞耻，就是没有根基的人；不是好古多闻，就是空洞的学问。没有根基的人去讲空洞的学问，我看他每天声称从事于圣人的言行，离开圣人的言行其实是越来越远了。”
顾炎武的学术，大抵主张抑制徒有浮华而注重实际。凡是国家的典章制度、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类，无不深究始末，考证得失。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另外有《肇域志》一编，是在考证求索之余，将文字和地理图合在一起所写成的。而他的《日知录》三十卷，尤其是造诣精深的书，是积累了三十多年的心得所写成的。书中论及治国之道时能综合事物的名称和实际加以考核，对礼仪教化尤其小心谨慎。认为风俗衰败，廉耻的堤防就会崩溃，从没有礼仪这一点来权衡，常常要用古代的制度作为天下的楷模。
智慧解读：
书本上的东西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和升华，却并不等于现实。正因为书本和现实有偏差且无法再现现实，所以就要求我们必须到现实中去实实在在地感受。
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使他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学者，受到后世极力推崇。做为一名青少年，我们应当学习顾炎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实践和验证自己在书本中所学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