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说起来已过去十来年了。这年圣诞节之前我来到了马来西亚怡保——霹雳州的首府。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陈旧颓败的城市，街路两边的建筑大部分是那种过去福建厦门常见的骑楼，都是些有年头的老屋了。怡保一百多年前因为开采锡矿而变得异常繁荣，有很多的华人飘洋过海到这里采矿，后来就落户生根在这里。大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怡保在锡矿资源枯竭之后开始衰落。这世界上听过怡保这个城市名字的人并不多，然而，要是说起好莱坞的打女明星杨紫琼很多人就会眼睛发亮。杨紫琼就是土生的怡保人，听说出道前还在街上的食摊端过盘子的。
不过人们要是以为我是杨紫琼的粉丝而来到这里那就错了，我可是为了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才来这里的。瞧，我在怡保的时间里并不是在城市的宾馆酒店待着，而是一直在围绕着城市的山丘和丛林里钻来钻去，身上被蚊子咬的都是红疙瘩。我想不到怡保这个地方会那么热，树叶是那么大，整个山脉被浓密的热带植物紧紧包裹住。这里的地质结构是那种特殊的石灰岩地貌，样子很像广西桂林，连绵的群山里面有很多的溶洞，霹雳河的水源支流交叉遍布其中。由于这样的特殊地理条件，在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马来亚之后，怡保一带的丛林山地便成为了抗日游击队的营地和打击敌人的主要战场。
现在我已经说出我来怡保的目的了，不是单纯地来旅游，而是来查证日军占领怡保时期的本地抵抗运动历史。我不是一个专业研究历史的人，充其量是个业余的抗战历史爱好者，所以并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一不小心就会跟着人家的历史观点走。自从我移居国外之后，接触到了一些国内看不到的史料。我开始关注境外的抗战历史，比如马来亚新加坡的抗日活动。
不久之后，我找到一段有关136部队的历史，那里面的传奇性可比眼下的任何一部电视连续剧精彩多了。这个136部队是抗战时期重庆政府和英国军队联手搞的。重庆政府挑选了一部分从马来亚新加坡逃离出来的年轻华侨，送他们到印度加尔各答接受英国军队的间谍训练。1943年的春天，他们分批乘坐荷兰海军的潜水艇穿过马六甲海峡，登陆到马来亚海岸的邦咯岛上，然后潜入了半岛陆地。他们带有大量军火装备和现金，获得了当地游击队的支持。他们在怡保以南的米罗山上建立了大本营，在红土坎和怡保一带的城镇以开设商店工厂做掩护建立了间谍网。但是日本人很快就破获了他们的网络，除了几个成员逃到了山里之外，山下的成员都被日本人捉去了关在监狱里。我一直以为自己找到的线索是马来亚抗日的主线，直到有一天在互联网上一个东南亚抗战历史论坛遇见了刘锡康。刘锡康是怡保的居民，他主持着一个怡保华人文化历史的网站。当我在他的网页上高谈阔论136部队在怡保一带的抵抗活动时，刘锡康对我的论调嗤之以鼻。他说136部队的活动基本是花拳绣腿，没有起过什么作用。真正在怡保的丛林里抗日的是那些本地的游击队，他们是在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武装。他的这个观点让我吃惊，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接受的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主力军的教育。我在网络上和他讨论了一阵，他失去了耐心，说我最好应该到怡保来一下，这里可是保存了很多东西呢。
于是在这一天，我坐飞机到了吉隆坡，次日坐巴士前往怡保。想不到怡保这个地方华人会这么多，车上大部分都说国语的，连一个皮肤黝黑的印度姑娘打手机电话时也是用中国话和人嘻嘻哈哈：“你这坏蛋，我到了以后打死你！”
刘锡康开车来接我。他这人六十来岁，一看就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穿着很宽松朴实，一身棉布旧衣服，光脚板下穿着的是拖鞋，开的车子也是一辆掉了颜色的标志车。他先带我去了他家，其实他的家庭背景是锡矿主，住房很大，里面住着他母亲和两个兄弟，院子里面停了好几辆名车。他自己的教育背景也很厉害，是在澳大利亚的大学读的硕士。我本来是想请他帮我找一家酒店住下来，可是他说何不住到他的工作室里去呢？他的工作室就在怡保城外，有两个房间，他自己不住这里，是专门给外地来的客人住的。当然里面的设施很简单，如果我觉得不舒服再换到酒店也不晚。于是，我就住到了他的工作室。那是四层楼公寓上一个单元，很干净。这个建筑临街的地方有个“胡日皆商行”大招牌，因此我出门回来很好找到家。
安顿下来之后，刘锡康即带我开始寻访抗日游击队的遗迹。他大概已经带过很多人来过，对每个看点都非常熟悉。他首先带我到了卡迪卡素医生的墓地，那是个教堂的墓园，墓盖上落满了枯叶。刘锡康告诉我卡迪卡素医生是个被人们称为“游击队之母”的英国人，一直为山上的游击队员秘密治病，后来给日本人害死了。我看到刘锡康弓着腰身，一片一片地捡着墓盖上的枯叶，看得出他对于这个医生的情感很深。尔后，他带我去了卡迪卡素医生当年的诊所，这个名字叫甲板的小镇离怡保十几公里，差不多已被居民遗弃，即将被四处丛生的热带灌木吞没。当年卡迪卡素医生就是在这里偷偷给游击队做手术取子弹的。然后，他带我去了一个叫华都牙也镇上的监狱，卡迪卡素医生当年就是被日本人关在这里，拷打成残废。当我想拍照时，刘锡康很紧张，说不要让人发现，因为这里到现在还是监狱，关着霹雳州的重罪犯人。我们整个下午在寻访着日据时期的遗迹，他不时会告诉我某座房子是日军拷问华人的地方，某座屋子是日军的指挥所，某个十字街头是日本人展示被砍的华人人头的地方，某个山丘是日军大屠杀华人的乱葬坑。一整个下午他带着我从城内转到丛林密布的山地，接触到的全是活生生血淋淋的日军罪行。我感到了这个小城内外还弥漫着日本人占据时期的恐怖，好像日本人还依旧深藏在那一排排带骑楼的屋子里面。刘锡康告诉我那环绕着城市的群山当年就是游击队的活跃的地方，城北边那一道绵延不断的山脊就是中央山脉，一直通往泰国。传说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有一支日本军队不愿投降，一直在大山里面坚持着，过着野人的生活。听了刘锡康说的这些话，我更加感觉到怡保城里还存在着一种很强烈的历史气场。
经过一个下午的转悠，我已是疲惫不堪，天气炎热，身上也早已被汗水湿透。刘锡康送我回到了住处，让我休息一阵，他自己还得去忙点事务，说好晚上来带我出去吃饭。我喝了点水，洗了个澡，打开了空调，沉沉地睡了一觉。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屋外有声响，是刘锡康过来了。我起来之后发现他还带了个人来。他介绍说这是他的朋友，怡保育才中学的历史老师谢志明。寒暄之后，我发现谢老师的国语很好。谢老师听刘锡康说我是来了解怡保的抗战期间历史的，所以也很有兴趣和我聊聊。他想不到一个中国大陆背景的加拿大华人会对着这段不见史册的历史感兴趣。简单交谈之下，我知道了这个谢老师很有学问，而且我也知道怡保中学很有名，马共游击队很多骨干都是这里出来的。我们交谈了一阵，肚子已饥饿。刘锡康和谢老师说我们该去吃饭了。我听到他们为去哪里吃饭略加讨论，最后他们的意见是去“蒙面人”那里去吃。
我们三个人从四层楼上下来，坐上了刘锡康的车子，往大街上开去。我腹中饥肠咕噜，胃口大开，对接下来要吃的东西十分期待。刚才听得他们说的是什么“蒙面人”这样的店号，心想大概会是去一家很新潮的饭店了。然而车子开了一阵，转入一条更小的马路，在一个骑楼的角楼头停下来。他们带我走进了街角的这家小饭店。我注意到了这间简陋的饭店招牌上并没有写“蒙面人”的名称，倒是写着“怡保家乡牛肉汤”几个字。我走进了店铺，这里只有一面墙，三面是拉起的铁卷门，一阵阵牛肉的香气直入肺腑。我和他们坐了下来，等了一阵子，才见一个已经老得走不动路的老太太慢慢走过来。刘锡康和谢老师对老太太说了些什么话，大概是当地的马来语。那老太太一点表情也没有就慢慢转头走开。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里，喝着茶，等着上菜。说真的，要是在中国大陆，这样的地方请人吃饭实在是过于简陋，桌椅都是简单的原木的，餐具只是几个瓦罐。而令我觉得十分奇怪的是店里经营生意的人，除了刚才来点菜的那个老太太，前面厨房里是一个更加老的老头，慢慢腾腾在锅台上摸索着。还有个伙计年纪略小些，是个很厉害的驼背，脸上有不祥的表情，让我想起了《伤心咖啡馆之歌》里的那个罗锅。
不久后饭菜上来了，每人一小罐牛肉汤，一碗米饭，还有两个公菜是芽菜鸡，木瓜蒸扁豆。吃了饭之后，刘锡康要了啤酒。我们边喝着啤酒边聊天。谢老师喝了点酒之后话头多了些。我听出他有点怀才不遇。他想编一本马来亚游击队抵抗运动历史的书籍，而且已经花费了很多年的心思收集了大量资料，却没有书局愿意出版，主要问题是游击队的红色背景在马来西亚政治上还是个禁忌。这个时候又来了一对年轻夫妇，是刘锡康侄子辈的朋友，他们是在中国广西藤县做石灰和石料的生意，于是我们的话题又多了些。这个时候下起了雨，我们坐在店里喝着啤酒聊天，等着雨停了才好回去。我发现那个年纪大得走不动路的老太太坐在里面一张桌子前看着我们，那个比她还要老的男人也这样看着我们。还有那个罗锅，一脸邪气地在擦着桌子。
雨停了，这顿晚上的饭终于吃好了。离开了这个老年人打理的饭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因为吃饭的时候我不知为何总有点紧张感。我有点为刘锡康和谢老师没有带我去“蒙面人”饭店而去了这个迟暮老者的牛肉汤店隐隐不满，因此在回家的路上，我问了谢老师：“我听到你们之前说的是要去‘蒙面人’那里吃饭的，为什么又变成了这里呢？”
“这里就是蒙面人饭馆。”谢老师说。
“怎么会？我看到的招牌明明是怡保家乡牛肉汤嘛。”
“哦，是这样的，这背后有一个故事。我就是想要让你知道这个故事，才带你到这里来。”谢老师说。
“是吗？什么样的故事呢？你能说来听听吗？”我说。
“还是让你看一份资料吧。明天我把我保存的一件档案拿来给你看看，你就知道‘蒙面人’的故事了。”
“为什么要明天？今天晚上不行吗？”我忍不住心里的好奇，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很可能是一件重要的历史事件。
谢老师沉思片刻，说：“也许你是对的，这个故事还是在夜里的时候来看更加印象深刻。好吧，我们现在就去一下我的学校办公室，我去把那件档案拿来给你。”
于是我们在雨夜里又在怡保城里转了一个弯，到达了育才中学的门口。这个学校的门口我看起来有点熟悉，因为在刘锡康的网站上的历史资料图片上看见过。谢老师让车停在门口，独自跑进了校门。我能看到他穿过了操场，消失在夜色里。过了一会儿，他出来了，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回到了车子里。
他们送我回到住处后，又抽了一阵烟，喝了几杯茶，才告辞回去。
因此几乎是在午夜的时分，我才开始有机会把那个牛皮纸袋打开来，抽出里面的卷宗，看看里面究竟说了些什么东西。那上面的编号是D-JJ-689H号。上面用小楷工整抄写着摘要：怡保大肃清时期。我想这一定是谢老师准备编着的书籍的部分资料。
打开卷宗，是好多张粘贴在纸页上的老照片。有一张是日本人凝神运气准备砍一个中国人的头颅，有一张是怡保车站前的日军游行，还有几张是日军大屠杀的场面。近来这一类照片看得很多，让我十分受折磨，所以我略过了照片，翻到了文字部分。
我看到的第一段文字是一封用毛笔写的信，看得出是一个长辈写给谢老师本人的。
志明贤侄大鉴：先后来函敬悉，承查询日军占领星马时，在怡保引导日军屠杀无辜青年之蒙面人一案，因历时二十多载，案卷早已归档，且老夫早已退休多年，无权再查阅公务卷宗。所幸找到一份当时简略记载，系事后报纸上的刊登消息剪报，兹特随函附上请查收。原稿上贴有四帧照片，因历时过久模糊不清，亦重新印洗附上。现在趁我的记忆还没有混乱，特把蒙面人案件的前后经过叙述如下，以警示后人不得如此作恶多端。
从这封信来看，这是一个叫刘戈青的老人写的有关怡保“蒙面人”案件的回忆资料。刘戈青的身份是台湾警备司令部一名退职官员。附件部分包括一张报纸剪报、几幅照片和一封字体非常工整的长信。这封信就是他上面提到的对“蒙面人”案件的追忆。我开始读这封长信。信里面夹着一些文言文句子，我还是用自己的语言来复述一下这封让我印象深刻的信件，相信读者也会认为这封信的内容很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