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月之后，北京一直下着雨，淫雨夹着寒风，肆虐着北方的秋天。没想到国庆前一天，天气突然转好，乌云散去，旭日当空。这时候的北京，从袁世凯时代开始进行的城区改造已告一段落，主要干道得到了拓宽，按照标准铺设了马路；皇城的一部分改造辟作中央公园，成为市民生活的中心；国立北京博物馆开始对外开放，展示着历朝历代的文物和古玩，彰显中华帝国的古老文明。如此向公众开放的行动，是从未有过的。10月10日这一天，清晨六七点钟开始，就有北京市民早早地来到街道两旁，到了上午九点，更是万人空巷，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想一睹大总统黎元洪的风采，也领略一下民国新军的风范。由于阅兵规模较大，有关方面特地制定了参观规则：其一，各参观员上午十点半到场。自十一点钟起，前往南苑之马车及小火车，一律暂止交通。其二，南苑火车准于10日上午八点九点，分两次由永定门外车站开赴南苑。凡持有入场券者，均可乘坐，不取车资。其三，各参观员无论乘火车乘车马，下车下马后，均应按一定的路线，步入操场彩门。所乘汽车马车马匹或人力车，均按规定驶入指定位置。
第二天京城各大报刊以浓墨重彩的方式刊登了国庆节阅兵式的盛况——全身戎装的黎元洪和同样全身戎装的众官员们骑着马从演武厅前往检阅现场。身材魁梧的黎元洪，挎着军刀，骑一匹高头大马在前开路，一众文武干将随后骑行，威风凛凛精神抖擞。阅兵正式开始，打头的是陆军方阵，分骑兵和步军两个兵种，士兵们精神饱满，戴着白缨或紫缨的军帽，军服分蓝衣和黄衣两种，分别配剑荷枪陆续前行，参加人数有五六千人。自袁世凯小站练兵后，中国陆军正式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不仅军装学习西式，武器采用西式，训练方式和部队编制也效法西式。陆军方阵过后，在京的高级官员如孙武、蓝天蔚、荫昌、江朝宗等，也在仪仗兵引导下，骑着高头大马鱼贯而过。
随即是大总统巡阅部队——一辆汽车开来，看台上一片骚动。当时汽车在中国还算少有，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特别是没有如此仔细观察过。敞篷的汽车上站立两人，一个是大总统黎元洪，另一个则是总理段祺瑞，两人并肩而立，且行且语，极为亲密，似乎很难与传闻中的“黎段交恶”相对应。大总统莅场后，军乐团奏军乐，全体官兵行礼，其中军官行撇刀礼，步兵行举枪礼，骑马行马上举刀礼。阅兵总指挥官陈光远上前大声报告阅兵部队数目。随后，在总指挥官的引导下，大总统黎元洪依次检阅了各方阵，各方阵的师长、旅长、团长在大总统到达之时报告并行礼随同检阅。其后，各参阅部队以营为单位，在大总统离队伍二十步时，行举枪口令，吹军号，以壮军威。
巡阅结束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回到演武厅。操练开始，司号员用号音调度变换队形，表演各种军事操练。黎元洪、段祺瑞阅操看得尤其认真，不时点评一番。操练结束之后是航空表演，由航空学校校长亲率飞行员演习飞行，地点是南苑，在先农坛、正阳门上空绕阅数周。飞机划着白烟而去，经久不息的，是观众雷鸣般的掌声。
民国五周年的阅兵式获得了满堂彩，各大报章对此评价甚高，有一些还将阅兵与强国联系起来。一些国家的公使和武官也表达了溢美之词。除了阅兵，国民政府还以其他方式庆祝这一节日：北京的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古物陈列所（今故宫博物院前朝部分），均对百姓免费开放一天。虽然现在看来，这样的举动实在算不了什么，不过在当时，还是引得了民众的雀跃。京城的很多报纸都在重要位置刊登这一消息。那几日，京城各主要街道人流如织，欢欣鼓舞，这是十数年来难得出现的热闹景象。
除了京城，其他地方也颇为热闹。在上海，淞沪护军使署的礼堂内，高悬着黎元洪大总统的大幅肖像，边上则分列海陆军旗，署院中到处张灯结彩，布置了松柏鲜花。龙华还举行了阅操，淞沪警厅骑巡队及保安队五十多人，加上文武军乐队等，在大街上进行了奏乐游行；一些社团组织自发组织了庆祝活动，上海救火联合会举办了水龙灯会，其所属各火会带着洋龙火龙及各色灯彩，在上海的街道上进行表演，龙灯所到之处，街道两边人山人海。上海学界举办了提灯会，参加者有寰球中国学生会、中国体操学校、圣约翰大学及青年会复旦公学之童子军近千人。表演项目有合唱国庆歌或校歌、演讲改良家庭或顽童感化、掷球竞争、舞蹈、游戏等。在南京，因为省公署要举行外宾会，门前铺设就更为精致，满扎冬青，遍插鲜花，并用五色电灯缀成“共和万岁”、“国庆纪念”等字样。内设礼堂的陈设尤其华丽，上有五色彩棚，地上还铺上了昂贵的地毯，大厅也装有乍明乍暗的五色电灯。招待室设有西餐台，备有上等精致西式茶点、贵重西烟啤酒等。无数中国人开始体验到中华民国的节日。
黎段之初的民国就这样呈现出短暂的新气象：经济慢慢复苏，政府改革了盐铁专营制度，市场开放度加强；包括七条干线，总里程超过七千公里的全国铁路建设规划已制定完成，并在欧洲大战导致外国贷款缺位的情况下，完成了部分项目建设；连接各地的道路交通正在各省广泛修建；政府为扩大矿产开发制定出台了很多激励政策；用于国家改革事业发展的国债大量发行认购。政府的财政税收有了巨大的增长：1917年中国的海关税为三千八百一十七点七万海关两，比上一年增长了近一千一百万两，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农商部推出的茶叶贸易措施也已见成效，中国茶叶市场出现了大幅增长，单是对英国的出口，增长百分之十五以上。社会出现了短暂平稳，舆论不再一味唱反调，一些关于国内经济巨大发展的消息不断出现在报纸上：在湖南，矿业大亨梁焕奎斥巨资购买法国专利，炼出的纯锑质量超过英国；在山东，“中国摩根”张振勋从南洋返回祖国，创建了张裕酒厂，并在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勇夺金牌；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为美国建成了四艘万吨巨轮；在汕头，一个当地中国富豪投资五万美元兴建第一座大规模美式百货商场，商品来自香港、英国、日本、美国、德国和瑞士；在广州，由英美人士和中国人共同投资八万美元的中国铅笔公司开工生产，日产已由初期的一百万支，提高到两百万支，并能大量生产更多的不同颜色的仿制铅笔；在天津，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场在一大片坟场中建成，打完十八洞仅需支付五美元。使得社会有了以汽车来看，辛亥革命爆发时，北京仅有六辆汽车，到了1917年，北京汽车的保有量已达到四百辆，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辆新汽车上路。这些汽车，跟遍布北京街头那些新换上胶皮轮胎的黄包车一样，给人以轻松快捷之感。
令人欣喜的还有教育。黎段上台之后，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采取诸多措施支持新式教育。1916年秋天，黎元洪在与教育总长范源廉讨论北京大学校长人选问题，范源廉报告说：杭州汤尔和与余杭马叙伦建议，可将蔡元培请回来掌管北大。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是老资格的光复会员，对于新政治和新教育，一直有自己的心得。黎元洪当即让范源廉电召正在德国游学的蔡元培回国就任北大校长。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发布就职通告并到校就职。当天的北大，校工们排队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蔡元培行礼，蔡元培一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的态度，摘下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让北大校工和学生大为惊讶。为了支持教育，黎元洪率先垂范，不惜压缩总统府预算，将自己薪水由袁世凯时代规定的每年一百九十一点五万元减为五十七点四六五万元，整整压缩了一半多。消息传出后，人们为之振奋，有新思想和新制度的民国就是不一样！这样的事，是历朝历代没有发生过的。民国有如此表率的总统，又有如此能干务实的总理，何愁万事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