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讲话。他说：“从古以来，只有‘杞人忧天’，就是那个河南人怕天塌下来。除了他以外，从来就没有人怕天塌下来。”“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毛泽东说：“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等于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白话没有阶级性，我们这些人演说讲白话，蒋介石也讲白话。现在都不讲文言了，不是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附注]“十三经”，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书。汉朝把《易》、《诗》、《礼》、《春秋》立于学官，名五经。唐朝合《周礼》、《仪礼》、《公羊传》、《榖粱传》等为九经。开成间刻石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称十二经。到宋朝，增加《孟子》，至明朝合称十三经。
毛泽东又说：“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就是吃五张皮的饭。第一张皮，是帝国主义所有制。第二张皮，是封建主义所有制。第三张皮，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民主革命不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吗？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第四张皮，是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第五张皮，是小生产所有制，就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所有制。过去的知识分子是附在前三张皮上，或者附在后两张皮上，附在这些皮上吃饭。现在这五张皮还有没有？‘皮之不存’了。”“这五张皮都没有了，但是它还影响‘毛’，影响这些资本家，影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脑筋里头老是记得那几张皮，做梦也记得。从旧社会、旧轨道过来的人，总是留恋那种旧生活、旧习惯。所以，人的改造，时间就要更长些。”
[附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见《左传·僖公十四年》。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他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如果不附在无产阶级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他就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指出：“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十年树木是不对的，在南方要二十五年，在北方要更多的时间。十年树人倒是可以的。我们已经过了八年，加上十年，是十八年，估计可能基本上造成工人阶级的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家队伍。十年以后就扩大这个队伍，提高这个队伍。”
[附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见《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11月，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有一次和赫鲁晓夫交谈，在交谈中，赫鲁晓夫就“百花齐放”，这时不得不迂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说，这个口号的确切含意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因此我们觉得难以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条件下加以贯彻。我们怕人误解这个口号，怕这个口号不解决我们的问题。’‘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毛泽东一点也不在意赫鲁晓夫反对这一口号，但他希望别人能理解他提出这一口号的用意，更希望别人不误解它的意思。他喃喃自语：‘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争鸣的各派彼此矛盾、彼此辩论，结果在对立中发展起来了，推动了各科学术的进步，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化发展最灿烂的时代。对立的双方在矛盾中发展，这是符合辩证法的。’”
12月，毛泽东要他的秘书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逢先知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又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毛泽东在浙江视察工作时，对省委负责同志讲了越王勾践炼铁的故事。他说，搞农业机械化，光靠大钢铁厂怎么行？还要依靠群众发展小钢铁。
[附注]勾践（？—前465），春秋末期越国国君。
隆冬，杭州刘庄。毛泽东邀请赵超构、周谷城、谈家桢座谈。在他讲罢“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解释起了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毛泽东调侃地说：“登徒子娶了个丑媳妇，不嫌弃她，始终对她忠贞不二，是模范地遵守《婚姻法》的。”接着，又说道：“宋玉却说他好色，可谓颠倒是非。宋玉用的就是‘攻其（登徒子）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
毛泽东建议读宋玉的《风赋》。他说：“宋玉写的《风赋》值得一看，宋玉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毛泽东娓娓而谈，嗓音沉稳而舒缓：“‘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风起于青蘋之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溯滂，激飏熛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清清泠泠，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毛泽东一字一顿地诵道。毛泽东认为，《风赋》值得一读，它对于辨别方向，认清形势，有很大的教育意义。
[附注]宋玉，战国时期楚国文学家。有《宋玉赋》16篇，已失传。现存14篇，除《九辩》、《招魂》，余多系后人伪托。
春，毛泽东在会见部分史学家、科学家和著名新闻工作者的谈话中，他曾琅琅地背诵起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龊唇历齿，旁行龋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王熟察之，谁为好色者矣？”毛泽东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了这篇文章，他说：“宋玉攻击登徒子的这段话，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诡辩，是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尽量夸大’的手法。”他又说：“从本质看，应当承认登徒子是好人。娶了这样丑的女人，还能和她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照我们的看法，登徒子是一个爱情专一的、遵守‘婚姻法’的模范丈夫，怎能说他是‘好色之徒’呢？”毛泽东认为，登徒子是蒙受了不白之冤，应为他“正名平反”。他把宋玉视为得意的论据，作为反面教材诡辩术的典型。《登徒子好色赋》，毛泽东在1958年以来的多次会议上都提到过。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也曾要周恩来看看此篇赋。
欧阳修有《为君难论》。该文称赵王用赵括、秦王用李信，分别遭到失败，“予又以谓秦赵二主，非徒失于听言，亦由乐用新进，忽弃老成，此其所以败也。大抵新进之士喜勇锐，老成之士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听勇锐之语则易合，闻持重之言则难人也。”毛泽东读后批语说：“看什么新进。起、翦、颇、牧，其始皆新进也。周瑜、诸葛亮、郭嘉、贾诩，非皆少年新进乎？”
[附注]起、翦、颇、牧，指战国后期的秦将白起、王翦、赵将廉颇、李牧。他们当时都是有勇有谋的将军。
1958年
1月1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里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1月18日，凌晨，在南宁的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南宁全城灯火管制。李银桥等卫士涌进毛泽东卧室，请主席去防空洞。毛泽东一挥手：“我不去，要去你们去。”“主席，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毛泽东指着李银桥的鼻子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李银桥说：“不行，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好……”“去！”毛泽东不耐烦了，“把蜡烛点着！国民党的炸弹我脚底下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1月中旬，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多次批判《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毛泽东说，他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一个指头的东西当作十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毛泽东详细地讲了宋玉的故事。
毛主席说，宋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第二天，毛主席把宋玉这篇赋印发给大家看。
3月30日，毛泽东乘“江峡轮”，起航进入瞿塘峡。快到巫峡时，他按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一面欣赏三峡风光，一面同船长和领航员谈及有关三峡的神话和传说。毛泽东还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留意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我们说，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附注]毛嫱、西施，古代传说中的美女。毛泽东曾反复吟读，密加圈点罗隐《西施》诗：“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赵国亡来又是谁？”
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认为：“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贾谊的政论文《过秦论》，是毛泽东所爱读的。毛泽东很欣赏《过秦论》上篇结尾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在一本《旧唐书·朱敬则传》中的天头上，批注了这句话。
毛泽东和李达面对面地争论，李达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唯心主义，和毛泽东展开了争论，两人火气都很大。据梅白回忆，“毛泽东后来对他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与李达干起来。’我问主席：‘你是否要把你对李达的评价公开发表，像对鲁迅那样？’他说：‘这与鲁迅的情况不同，我现在在认识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我向毛泽东转达了李达临走说的那些话，主席听后说：‘很好！’他要我教他说英文My dear brother Homing（即：我亲爱的鹤鸣兄）。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我通知李达再谈，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
5月8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就破除迷信讲话。他说：“青年人打倒老年的人，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战国时候，秦国有个甘罗，是甘茂的孙子。他12岁为丞相，他才是个‘红领巾’！当时吕不韦是个大政治家，但没有主意，甘罗却有主意，他到赵国解决了一个问题。”“刘邦的年纪比较大，项羽起兵的时候，只有24岁。三年到成阳。霸王别姬的时候，应当还是年轻的时候。他死的时候也只有32岁。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孔夫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后来教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相当于我们现在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做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颜渊是孔子的徒弟，他算‘二等圣人’，他死的时候只有32岁。”
毛泽东又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卒’。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附注]甘罗，战国末期人，12岁为秦相吕不韦门客。秦原定联燕攻赵，而他却别出计。出使赵国，说赵联秦攻燕，赵王许约，先割5城与秦，然后得燕30城，又献其11城于秦，由是，为秦王封为上卿，民间多讹传“甘罗十二为丞相”。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印发第二机械工业部党组关于同苏联专家关系的报告写了批语。内称：“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作自己人。”
[附注]“四海之内皆兄弟”，见《论语·颜渊》。
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中说道：“有紧张又有松弛，光紧张不行。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文王武王都不能，他们是圣人，何况我们乎！”
5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倪伟、王光中1958年5月3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30马力拖拉机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贾拓夫的报告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内称：“卞和献璞，三（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同日，毛泽东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期间所召开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说：“中国古代楚人卞和得璞玉于楚山，献于厉王，被割左脚，又献于武王，被割右脚；文王就位时，第三次抱璞玉哭于荆山之下，文王叫玉石匠割开，才识此玉。‘完璧归赵’，就是这个璧。”
[附注]卞和璞玉，见《东周列国志》第九十回《苏秦合从相六国，张仪被激往秦邦》。
“鸡鸣狗盗”，见《东周刊国志》第九十三回《赵主父饿死沙邱宫，孟尝君偷过函谷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