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贴出“征友启事”。“启事”是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用兰亭帖体书写，大意为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原文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罗章龙见启事后，去信愿相交。据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说：“信从邮局发出后的三、四天，我得到了毛泽东的回信。这才知道，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三字繁体的笔画，加起来共是二十八画。毛泽东同志在信里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意思是说，发出的‘启事’得到了回音，心里很高兴。信里约好星期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来时手持报纸为记。他对这个图书馆非常熟悉，曾经在这里自学了五、六个月。我得到信后，便将这事给同班一个姓陈的同学讲了。他问我们是否彼此熟悉？我说不认识，他表示愿意陪我一道去。当时毛泽东同志站在走廊上，见到我们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我们说，到里面谈谈。我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陈同学就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我们上午9时开始，直到图书馆12点休息，整整谈了3个多小时。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而对于治学方针与方法，新旧文学与史学的评价等，谈论得更多。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他对《离骚》很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分手时，他对我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以后，每逢周末，毛泽东与罗章龙相约晤谈，屈原的故居（玉笋山）、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长沙练兵的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等地，他们也都一同去访问过。
[附注]“愿嘤鸣以求友”，见《诗经·小雅·伐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敢步将伯之呼”，见《诗经·小雅·正月》：“载输尔载，将伯助予。”
《庄子》，又称《南华经》，战国楚人庄周（约前369—前286）所作。今存32篇，分内篇、外篇和杂篇。《庄子》有丰富的哲理，文章有谲奇的比喻，大胆的夸张，也有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度。
“管鲍之谊”，管，管仲，鲍，鲍叔牙，他们都是春秋前期齐国的大夫。管仲未得志时，鲍叔牙常给以资助。
毛泽东给一位朋友写信，信中说：“孟轲好辩，不得谓之佞；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不得谓之佞也。”“苏张纵横，其舌未淑也，离朱巧察，其目不眯也。”他说，“夫古今门户之争，在政有君子小人，清流浊流之分，在学有汉氏、宋氏、程、朱、陆、王之异。政无论矣，学亦多讥，主奴出入，各植徽桓，招引朋徒，相啮轧不休。”
[附注]“孟轲好辩”，见《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子贡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苏张纵横”，苏张。苏秦。张仪，战国后期著名的纵横家。
“离朱巧察”，见《慎予》：“离朱之明，察秋毫之末予百步之外。”
8月，毛泽东在准备从长沙回家省亲前，给萧子升写信。内称：“今夫人者万类之灵，发声以为言，言而后抟其类以为群。夫言以灵而发，群以言而抟。然则言也者，顾不贵欤！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日唯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今者子升以默默示我准则，合乎圣贤之旨，敢不拜嘉！虽然，仆则思之，天地道藏之邃窎，今古义蕴之奥窔，或蕃变而错综，或散乱而隐约，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证而广识哉？夫所谓言以招愆者，此其似矣！虽然，言不能因愆而废，犹食不能因噎而废也。况所言者未必愆，即愆矣，亦哲人之细事。基督以言而磔，龙、比以言而诛，自彼视之，曾不以愆而废，鲁阳殷浩，垂誉于士林，及一缨世故，莫不应时持减。”
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谈论治学。内称：“读《中庸》，日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吾读此篇而及于，乃加详究焉出于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
[附注]“朱子补《大学》”，指朱熹补“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信中所引，原文为：“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博学于文”，见《论语·颜渊》。
“博学而详说”，见《孟子·离娄下》。
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还评论了王安石，说：“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附注]《周礼》。又称《周官》或《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搜集周朝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思想，增删排比而成的汇编。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江西抚州人。宋熙宁二年（1069年），提出“变风俗，立法度”。《字说》是他写的一部文字学著作。
1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信中写道：“元凯臣舜，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又写道：“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
[附注]“元凯臣舜”，事见《史记·五帝本纪》。
“扬刘臣莽”，扬，指扬雄；刘，指刘歆；莽，指王莽。
“朱子谓”句，见《朱子语类》卷八。
“幽谷乔木”，见《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见《孟子·滕文公上》：“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人于幽谷者。”
1916年
12月19日，毛泽东自长沙写信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内称：“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见，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今乃有进者：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合。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则早天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矣。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拔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有身而不能自强，不可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
[附注]“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见《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颜子，即颜渊，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贾生，即西汉贾谊。
卢升之，即唐初诗人卢照邻，后人辑其文，称《幽忧子集》。
“鱼馁肉败不食”。见《论语·乡党》：“鱼馁而肉败不食。”
“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见《孟子·尽心上》：“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1917年
4月1日，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第一节《释体育》称：“自有生民以来，智识有愚暗，无不知自卫其生者。是故西山之薇，饥极必食，井上之李，不容不咽，巢木以为居，皮兽以为衣，盏发乎天能，不知所以然也，然而未精也。有圣人者出，于是乎有礼，饭食起居皆有节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人体之组成与群动无不同，而群动不能及人之寿，所以制其生者无节度也。人则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而愈明，于是乎有体育。体育者，养生之道也。东西之所明者不一：庄子效法于庖丁，仲尼取资于射御；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日本则有武士道，近且因吾国之绪余，造成柔术，觥觥乎可观已。”
[附注]“西山之薇”，见《史记·伯夷列传》。
“井上之李”，见《孟子·滕文公下》。
“子之燕居”句，见《论语·述而》。
“食饐而餲”句，见《论语·乡党》。
“射于矍相之圈”句，见《札记·射义》：“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
庖丁故事，见《庄子·养生主》。
在《体育之研究》第三节《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中，毛泽东写道：“三育并重，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略于体。及其弊也，偻身俯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天，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之而隳矣。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
[附注]“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见《史记·刺客列传》。
颜习斋（1635~1704），即颜元，清初学者，主张“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与弟子李塨的学说合称。颜李学派。
李刚主（1659—1733），即李塨。清初学者。
在《体育之研究》第四节《体育之效》，毛泽东写道：“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愚拙之见，天地盖唯有动而已。”“孔子七十二而死，未闻其身体不健；释迦往来传教，死年亦高；邪苏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7月，毛泽东和同学萧子升、萧蔚然等外出游学，他们行至宁乡沩山密印寺，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和《老子》、《庄子》等书籍，与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理论。此后，毛泽东和萧子升又到安化县城——梅城，在梅城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又叫铜钟滴水），并在北宝塔第七层塔壁上，用墨笔题词：“伊水拖蓝，紫云反照，铜钟滴水，梅岭寒泉。”
[附注]《老子》，春秋末期思想家老聃的著作。又名《道德经》、《南华经》。老聃，姓李名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任周柱下史，晚年居沛（江苏沛县），躬耕授徒，后入关中。
8月23日，毛泽东自长沙写信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就大本大源探讨说：“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
在谈到君子应救小人时，毛泽东说：“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被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欺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人小人也。”
毛泽东信中还提到自办学校，他说办学有三忧，其中最忧是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唯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竹，冀可勉强支持也。”
1918年
毛泽东因足疾，在北京同仁医院医治，在床上躺了一个月，看了全部《资治通鉴》，且加批注。
1919年
7月21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发表了《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文章写道：“那时候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那时候于政治上有排满的运动，有要求代议政治的运动。于学术上有废除科举、兴办学校，采取科学的运动。却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且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文章又指出：“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附注]“师严而后道尊”，见《礼记·学记》：“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宋朝欧阳修《答祖择之书》：“古之学者必严其师，师严然后道尊。”
11月25日，湖南《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写的文章《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毛泽东在文章中指出：“《礼记》上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子不得宜其妻。’便是丢脱儿媳的恋爱问题，专以媳妇干奴隶工作的铁证。”
[附注]“子甚宜其妻”，见《礼记·内则》：“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子不宜其妻。”
1920年
3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写信给周世钊，在信的一开头写道：“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接着，毛泽东详细叙述了他暂时不想出国，而想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好处。其中，他写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附注]“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见《诗经·小雅·蓼莪》。
4月11日，毛泽东离京去上海，途中游览天津、泰山、曲阜、南京等地。毛泽东1936年回忆此事时说：“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东的神岳泰山，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附注]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这次旅行是在1919年初，年代久远误记。据有材料说，他是1919年3月12日离开北京，14日即抵达上海，似乎没有时间中途下车作这次参观，游览。而1920年则是4月11日离京，5月5日方抵沪，时间尚很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