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作品既要有高层次的东西，也要有普及的东西，两者必须结合起来。他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作比喻：“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秋，范明来到延安枣园，他在向毛泽东汇报赵寿山具备有三个条件可以入党后，据他回忆：“毛主席听完，屈了的三个指头许久没有伸开来，深深地吸了几口烟，闭着眼睛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我，读过《三韬六略》、《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吗？我说：‘读过。’‘读过了好，作统战工作不但要有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还应有中国古老哲学的方法论。中央原则上同意赵寿山的申请，可作为一个特别党员。但为了防止暴露，不举行入党仪式，不办理入党手续，在党内不公开。待时机成熟后，再追认党籍，党龄可以从“双十二”算起。’”
12月，毛泽东在延安枣园接见范明（中共地下党38军统战部长、组织部长）时，在知道他念过大学国学系，就与他谈到了《易经》。据范明回忆：当毛泽东就《干部政策》的标准，向他提问，给了个90分后，就与他谈《易经》。“主席紧接着问：‘学过《易经》吗？’‘学过，虽能背诵如流，但理解不深。’我坦然地回答。‘你会唱秦腔吗？’主席忽然把话题一转，神秘地发问。‘爱唱，唱不好，常走板！’我回答。‘你们秦腔里的皇帝出场自上，常常把他的登极说成“九五之位”，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他们根据《易经》的阳刚阴极则损的忌讳之词。’这时，我才意识到主席是拿这个命题考我。‘说的对。其理何论，说说看。’主席在继续考问。‘阳刚为十减一为九，阴极为六减一为五，满招损，谦受益，阳极则衰，阴极则损，孙吴兵法上所说的求万全者无一全，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等等，都是依据这一阴阳盛衰大道来发挥的！’‘对了，再给你加5分，算个95分的九五翰林。’”
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报告批评有些部队、机关、学校负责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生产活动，是因为他们“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毛泽东又说：“我们曾经指出这样简单的道理：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着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么？为什么我们这些人类子孙连这点聪明都没有呢？那时我们又指出：一个处在封建社会里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为什么我们反不如这样的农家呢？我们考察一下从古代的人类到今天的贫农，他们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并且活得同野兽不同的原因，无非就是他们有两只手、并且将手接长起来——拿着工具。”毛泽东在报告中又指出：“我们要有一批脱离生产事务的革命职业家，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
[附注]“正其谊不谋其利”句，见《汉书·董仲舒传》。
“食之者众”句，参见《大学》：“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后，毛泽东和谭政谈话。毛泽东问他：“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三十八了。”谭政回答。“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就快四十的人，那早就该‘立’了。”
[附注]“三十而立”，见《论语·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1943年
春，毛泽东在延安第一次见到薄一波时，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问道：“你就是薄一波同志？”为了记住薄一波的姓名，他反复地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又问薄是哪里人，薄说是山西定襄人。毛泽东说：“汉文帝的母亲也姓薄。她的弟弟叫薄昭；汉文帝曾被立为代王，建都在你们山西中部。”这使薄一波大为惊奇：“这些史书上记载的帝王家常事，毛泽东竟记得这样清楚，他对中国的历史是多么熟悉啊！”
[附注]“如履薄冰”，见《诗经·小雅·小曼》：“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3月，中国远征军…原国民党第五军第二百师师长戴安澜于1942年5月26日在缅甸抗日战役中战死，本月在广西桂林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电传挽诗一首：“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殉命，壮志也无违。”
6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出：“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附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论语·颜渊》。
7月12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内称：“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们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你们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
[附注]“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见《战国策·燕策》。“蝗螂捕蝉，黄雀在后”，见《说苑·正谏》。
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就《切实执行十大政策》提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如果有的领导同志心里有气，就应向大家谈出来，加以分析，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达到团结和统一。”又说：“要做到农业生产‘耕三余一’，备战，备荒。”
[附注]“一国三公”，见《左传·僖公五年》：“（士为）退而赋曰：‘狐裘尨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
“耕三余一”，见《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11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话，他说：“只要我们全体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作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说过的：‘无敌于天下。’”
[附注]“无敢于天下”，见《孟子·公孙丑上》。
毛泽东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任医生方禹镛50岁大寿送来一张条幅，上面写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10个大字。
[附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见《论语·子罕》。
12月17日，毛泽东在***6月28日关于人性、是非、善恶等问题给续范亭复信上批语，其中说：“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1944年
1月9日，毛泽东从延安给郭沫若信，内称：“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附注]《虎符》，是郭沫若1942年2月在重庆写的一部历史剧。剧本取材于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第一百回《鲁仲连不肯帝秦，信陵君窃符救赵》，叙述战国末期魏信陵君和魏安氂王的宠姬如姬窃兵符救赵破秦的故事。
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过去为了这件事，我还和我的父亲吵了一架，他说我不孝，我说他不慈，我说应该父慈第一，子孝第二，这是双方面的。如果父亲把儿子打得一塌糊涂，儿子怎么样能够孝呢？这是孔夫子的辩证法。”在谈到教学方法时，毛泽东说：“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冉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
[附注]子路（前542—前480），孔子学生。春秋末期鲁国卞（山东泗水东）人。
冉有（前522—前489），即冉求，孔子学生。春秋末期鲁国人。
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他提出要善于思索，“脑筋这个机器的作用，是专门思想的。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
[附注]“心之官则思”，见《孟子·告子上》。
4月30日，“五一”劳动节前一天，毛泽东邀续范亭等五六人小宴，饭后漫谈。其中谈到粮食对战争之重要，“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民以食为天”等等古训，都是非常正确。毛泽东并说：韩信在登坛拜将以前，还在汉中当过粮食部长。
[附注]“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见《老子》第三十章：“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7月18日，毛泽东会见莫理士·武道。莫理士·武道是在重庆政府情报部工作的美国雇员，以《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身份到延安来访问。毛泽东在与莫理士·武道谈话时说：我们批判地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扬弃那些坏的传统。在政治科学方面，我们从国外学到民主政治。但是，中国历史上也有它的民主传统。共和一词，就来源于三千年前的周朝。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农民富有民主传统。千百次大大小小的农民战争有着民主的含义。历史上的一个例子，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就有所描绘。在接受和评价中国历史和外国条件时，采用适当形式极其重要，不可盲从。
[附注]“民为贵”句。见《孟子·尽心下》。
中秋节后不久，刚刚同杨炬结婚不久的王树声被毛泽东请去了。毛泽东同他畅谈了全国抗战形势，说明现在已到了决定性的转折关头，我们开始由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了。党中央研究，准备派徐向前、戴季英、刘子久等同志和他一道，速往中原，同原在那儿活动的皮定钧等部会合，成立河南军区。由于徐老总不巧骑马受了伤，一时去不了，由王树声任河南军区司令员。“主席，”王树声未听完就站了起来，不安地说：“只怕我水平太低，又是犯过错误的人，难以挑起这副重担！”毛泽东笑了，问他是不是还背着老包袱，并和蔼地对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改了，仍是好同志。党中央是相信你的，也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一句话，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作讲演，他说：“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
[附注]“欲速则不达”，见《论语·子路》。
1945年
4月，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抗大七分校校长彭绍辉从甘肃东部的东华池七分校校址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枣园接见彭绍辉，询问其工作情况。彭回答说：七分校的学员是由陕甘宁、晋绥、晋察冀和太行来的人组成，编为3个大队，还有女生队，有3000多人，700多个教职员。毛泽东听到这里，诙谐地说：“孔夫子是‘贤人七十，弟子三千’，你比孔夫子还高明啊！”
[附注]“贤人七十，弟子三千”，见《史记·孔子世家》。
4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讲话。他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还是会逾矩的。”
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就大会的工作方针报告说：“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要慢慢来，天塌不下来的。从古以来，天都没塌下来过。以前有一个杞国，有人怕天掉下来，天天忧愁，谓之‘杞人忧天’。到现在几千年了，二十四史都没说天掉下来过。就是掉下来，我们同志当中也有几个很高的可以撑住，不要紧。”
[附注]“杞人忧天”，见《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就以自卫和反击对付国民党的进攻指出：“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他进攻，就要把他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说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1929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
[附注]“不为天下先”。见《老子》第六十七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退避三舍”，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退三舍辟之。”
“来而不往非礼也”，见《礼记·曲礼上》：“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