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一色的局面并没有在那客厅里维持多久。从1818年起，那里已经有了几个空论派空论派，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既反对封建专利，又害怕人民得势。。这可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现象。那些人以保王派自封，却又因此而感到内疚。凡是极端派自鸣得意的地方，空论派都表现了惭愧之情。他们有眼光，但缄口不语。他们的政治信条使他们具备了自负的气概，坚信定能成功。领带的白洁，衣冠的整齐是他们随时注意的。这确实有些用处。空论派的错误或不幸，在于他们造就了一大批老青年。他们一副学究的臭架子。他们的梦想是，在专制和过激的制度上，移植一种温和的政权。他们有时表现出一种少有的想像力，幻想用一种顾全大局的自由主义来代替破坏大局的那种自由主义。他们一再说：“要原谅保王主义！保王主义干了不少好事。传统、文化、宗教、虔敬靠它获得了发展。它忠实、勇敢、有骑士风度，它仁爱、诚恳，它的功劳在于把君主国家千百年的伟大混在了——虽然这不无可惜——民族新的伟大里。它的错误在于对革命、对帝国、对光荣、对自由、对年轻的思想、对年轻的一代，以及对新的世纪这些问题缺乏认识。但是，它对我们所犯的这种错误，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对它犯过呢？我们是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对革命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攻击保王主义，岂不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那将是严重的过错、盲目的行动。革命的法兰西不尊重历史上的法兰西，不尊重自己的母亲，那就等于不尊重自己。君主制度的贵族九月五日以后九月五日，指1816年9月5日，这一天，路易十八解散了“无双”议院。第一帝国崩溃后，极端保王派实行白色恐怖。1815年众议院在疯狂的白色恐怖下进行选举，通过了一系列恐怖的法律，大部分被告被处以死刑，被称为“无双”议院。就连“神圣同盟”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不好的，因此，路易十八不得不解散这一议院。和帝国时代的贵族七月八日后1815年7月8日，路易十八在英普联军护送下回到巴黎。受到了同等的待遇。他们没有公平地对待雄鹰鹰是拿破仑的徽志，百合花是王室的徽志。而我们也没有公平地对待百合花。人们总喜欢禁止某些事物。刮下路易十四王冠上的金粉，除去亨利四世的盾形朝徽，这种举动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嘲笑德·伏勃朗德·伏勃朗（1756——1845），保王派首脑人物之一。先生擦去耶拿桥上的NN是Nappleon（拿破仑）的第一个字母。的举动！他干的算是什么事？可这类事我们自己也在干。布维纳的胜利是我们的，这就像马伦哥的胜利是我们的一样。百合花属于我们，N也属于我们，它们统统是不可多得的民族遗产，没有任何理由贬低它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它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呢？有什么理由不爱我们这个整体的法兰西呢？”
空论派便这样批判保护着保王主义。可保王主义者不领情，反而因受到批判而不满，甚至为受到这样的保护而怒气冲天。
极端派是保王主义第一阶段的标志，教团教团，指圣母教团，成立于1801年，复辟期间得到发展，从事反动的政治活动，1830年随着波旁王室的倾覆而瓦解。则是保王主义第二阶段的标志。强横之后便继以灵活。我们的简略讲述到此结束。
本书作者，他所讲述的故事发生于现代史上最为独特的时期，他不能不走进已成陈迹的那个社会顺便望它一眼，并把它的特征描述几笔。他讲得很快，并没有挖苦或奚落的意思。那些往事是些令人怀念、理应正视的，因为那与他的母亲有关，不得不使他与过去联系在一起。这个小小的社会自有它伟大之处，我们可以报以微笑，但绝对不能加以仇视，因为那是昔日的法兰西。
马吕斯·彭眉胥和其他的孩子一样，随便读了一些书。他从吉诺曼姑娘手中被解放，他的外祖父随即把他抛入另一个更糟糕的世界——托付给了一个名副其实昏庸透顶的老师。就这样，这受启蒙的少年便从一个道婆手里，转到了一个腐儒手中。后来马吕斯读了中学，进了法学院。他成了保王派，狂热而冷峻。他不太喜欢他的外祖父，嫌外祖父轻浮猥鄙，他感到那种作风令他难受。对自己的父亲，他是一直冷漠的。
那孩子的性格是内热外冷。他的内心是高尚的。他慷慨、自负、虔诚，有一股韧劲儿。他严肃，近乎严厉；他纯洁，近乎孤僻。
四匪徒的结局
吉诺曼先生退出社交圈时，马吕斯刚刚完成学业。他随老人一起迁居到沼泽区受难修女街，告别了圣日耳曼郊区和T·男爵夫人的客厅。吉诺曼先生的佣人除门房外，还有一个接替了马侬的女仆妮珂莱特和另外一个男仆，我们在前面谈到过，他总是气喘吁吁，一个巴斯克佬。
1827年，马吕斯年满17岁。一天傍晚，他一进家门，外祖父手里捏着一封信，把他叫住。
“马吕斯，”吉诺曼先生说，“明天，你得去一趟韦尔农。”
“去那里有什么事吗？”马吕斯说。
“去看看你父亲。”
马吕斯惊了一下。他什么都想到了，却绝没有想到自己还会有去看父亲的一天。因此，使他感到突兀奇特，说得更准确些，是使他感到那样的不自在。一向疏远的人，突然要去亲近。这谈不上有什么苦恼，而只是一桩苦差事而已。
马吕斯对父亲冷漠，除去政治方面的原因外，还由于他一向确认他的父亲，“那个刀斧手”——这是吉诺曼先生心平气和时对马吕斯父亲的称呼——从不爱他。这一事实是用不着争辩的，不然，如何理解父亲对孩子弃之不理呢？既然他不爱他，那自己也就没必要去爱这样的一个父亲。他心里想，就是这么回事。
听了外祖父的话之后，他非常惊骇，竟想不出应该如何来回答吉诺曼先生。外祖父接着又说：
“你去看一眼——他快不行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说：
“你明天早起出发。我好像记得，喷泉院子那里有辆车子，早晨6点开，晚上到。你就乘那辆车去好了。他说要去就得快些。”
马吕斯接过信来，随手把它塞进了兜里。当时，有一辆从布洛亚街开出的夜间公共马车，去鲁昂，途经韦尔农。马吕斯本可以乘那辆马车连夜起程。如果这样，他第二天一早便可以来到父亲身边。但是，这一点无论是吉诺曼先生还是马吕斯都没有想到。马吕斯乘上外祖父指给他的那班马车，直到第二天夜幕降临时，才赶到韦尔农。此时，韦尔农已是万家灯火。马吕斯随便向路人问到了彭眉胥的住处。由于受到外祖父的多年熏染，他对父亲很是瞧不起，根本不承认父亲是个什么男爵或上校。
马吕斯按路人所指的方向找到了彭眉胥的住处。他拉动门铃后，有个妇人拿着一盏小油灯来开了门。
“这是彭眉胥先生的住处吗？”马吕斯问。
那妇人站着未动。
“是吗？”马吕斯又问。
那妇人这才点点头。
“我能见见他吗？”
那妇人摇了摇头。
“我是他儿子，”马吕斯接着说，“他在等我。”
“他不等……”那妇人说。
马吕斯此时才发现她正淌着眼泪。
她用手指了指一扇矮厅的门。
马吕斯走了进去。
屋里十分昏暗，壁炉上有一支羊脂烛发着淡淡的烛光。房间里有三个男人，一个跪着，一个站着，一个躺着。躺着的那个穿一件衬衫，那就是马吕斯的父亲。
另外两个，一个是医生，一个是神甫。神甫正在祈祷。
上校害了大脑炎，一病三天。刚得病的时候，他已感到情况不好，于是，便写了封信给吉诺曼先生，要求他儿子前来。他的病情迅速恶化。马吕斯到达韦尔农的那天傍晚，上校已神志不清。他从床上爬起来，推开上来阻拦的女仆，大声嚷道：“我去找我的儿子。”他不顾一切，向门外走去。刚走出卧室，他便摔倒在前堂的方砖地上，断了气。
早就有人去找了医生和神甫。医生来迟了，神甫也来得太迟了。他儿子也一样，来迟了。
从朦胧的烛光中，可以看到，在躺着不动的上校的惨白的脸上，还有一颗泪珠儿挂着。那是刚从那死去的人的眼睛里流出来的。眼睛失去了神采，泪珠却还挂在脸上。那是为儿子流出的泪水。
这是马吕斯第一次见到父亲。当然，这，也是最后一次了。他望着，那是一张雄赳赳的令人敬慕的脸庞，那双眼睛睁着，但看不到人了，一头白发，一具强壮的肢体，但那肢体上布满黝褐色的条痕——刀伤，红色的星辰——弹孔。那道又长又阔的刀痕给那张生来慈祥的脸上添加了英勇的气概。他想，这便是他的父亲，而人已经死了。马吕斯一动不动，漠然站立着。
他产生了一种凄凉感，但那也只是他看到任何一个死人躺在他面前产生的那种凄凉感。
屋里的人都悲伤不已：佣人在角落里痛哭，神甫在祈祷，但泣不成声，医生在揩着眼泪，死者的脸上也挂着泪花。
医生、神甫和那妇人悲痛地望着马吕斯，没有一句话。在这个场合，只有他，马吕斯是个外人。他无动于衷，只有一种尴尬的感觉，不清楚自己怎么办才好。他的帽子原是提在手里的，后来，它掉在了地上。这是他有意做出的，借以表明自己已悲痛至极，手连帽子都拿不住了。然而，他对自己这样的做法又有些后悔，觉得这未免可耻。不过，这是他的错吗？他不爱父亲，这是人所共知的。
上校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家具全部变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支付丧葬费。那佣人找到一张破纸，把它交给了马吕斯。纸上有上校亲笔写的几句话：
儿子：皇上在滑铁卢战场上曾封我为男爵。复辟王朝否认我用鲜血赢得的这勋位，儿子，你当承袭、享受它。不用说，这是当之无愧的。
在纸条的背面，上校还写了这样几句话：
——在那次战役中，有个叫德纳第的中士救了我的命。多年前，我似乎听说他在离巴黎不远的一个叫谢尔或孟费梅的村子，开一家小客店。吾儿如能找到他，当尽力报答之。
马吕斯把那张纸紧紧地攥在手里。这并不是出自他对父亲的孝心，而只是出自对死者应表示的那种茫茫的敬意，而任何死者总是可以唤起人们心中的这种敬意的。
上校没有留下遗物。吉诺曼先生派人来取走了他的一把剑和一身军服，然后把这些东西卖给了旧货贩子。邻居们窃取了他的花园，抢走了他的那些稀有花木。剩下的植物都变成了荆棘，有的自然枯死。
马吕斯在韦尔农只待了48个小时。父亲下葬后，他便回到了巴黎，继续攻读他的法律。他从来不追念他的父亲，仿佛世上根本就不曾有过那样一个人似的。上校是死后的第二天被安葬的，三天以后，他便被人们遗忘了。
马吕斯的帽子上多了一条黑纱，仅此而已。
五望弥撒可以使人成为革命派
马吕斯从幼年时期便养成了自己的宗教习惯，并且一直保持着。在一个星期日，他又去了圣稣尔比斯，在那里望弥撒。那是一座圣母堂，从孩童开始，他便由姨妈带到这里来做礼拜。那天，他的心情要比平日紊乱、沉重得多，无意之中，他走到一根石柱后面的一张乌德勒支乌德勒支，荷兰城市，以纺织品著名于世。丝绒椅前，随后便跪了上去。那椅子的背上写有这样几个字：“本堂理财神甫马白夫先生。”弥撒开始不久，便有一个老人走过来，对马吕斯说：
“先生，这是我的位子。”
马吕斯听罢连忙离开那椅子，让老人就座。
弥撒结束后，马吕斯站在距那老人几步的地方在思考着什么。那老人又走近他说：
“我向您表示歉意，先生，刚才我打搅您，现在又得打搅您，您一定觉得我不通情理，我得向您解释一下。”
“先生，”马吕斯说，“这不算什么。”
“我须作些解释，”老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想给您留下不好的印象，您看得出我是很重视这个位置的。我觉得在这个位子上望弥撒有它的特殊意义。为什么？我来向您解释。就是在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位子上，一连好几年，每隔两三个月，我总看见有一个可怜的好父亲躲得远远的，偷偷地看他的孩子。他只能如此。原因是他与孩子的监护人有约在先，他不能接近那孩子。他知道在什么时候，人家会把他的孩子领来望弥撒。这样，他便趁机来到这里。那孩子不知道他父亲就在一旁。这位父亲惟恐被别人发现，便待在那柱子后面，一声不吭，双目流泪。他心痛他的孩子。多可怜的汉子！我对这种情形有所感，这成了我心中的圣地，我来望弥撒总爱呆在这个位子上，且已成习惯。我是本堂理财神甫，我原有自己的功德板凳可以入坐，但是，我就喜欢待在这个位置上。对那位先生的不幸，我也略知一二。他有一个岳父，有一个有钱的大姨子，其他亲属的情况我就不太清楚了。那一伙人恐吓他，不许他这个父亲来看儿子，否则，就取消那孩子的继承权。那位父亲为了孩子将来能够有钱只好忍痛割爱。人家要拆散他们父子，是出于政治上见解的不同。考虑政治上的见解我当然是赞同的，但也不可没有止境。我的天主！决不该因为一个人到过滑铁卢便成了魔鬼吧？我们总不该为这样一种事便硬行把父亲撇开，不让他碰自己的孩子。那人是波拿巴的一个上校。他已经不在人世。当年，他住在韦尔农，我的兄弟便在那城里当神甫，他的名字好像是朋玛丽或孟培西什么的。我的天，他脸上有一道长长的刀疤。”
“是叫彭眉胥的吗？”马吕斯顿时面无人色，问了一声。
“对！是这个名字：彭眉胥。您认识他？”
那年老的理财神甫握起两只手，大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