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学家、艺术家、圣人身上，集中体现了人类的形而上追求。我们在广义上可以把他们都看作哲学家，因为他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做哲学要做的事情，即阐释人生的意义。尼采说，通过他们的出现，“从不跳跃的自然完成了它唯一的一次跳跃，并且是一次快乐的跳跃，因为它第一回感到自己到达了目的地”，即实现了“对于存在的伟大解释”。自然产生他们的用意，乃是为了它的自我认识、自我完成、自我神化这样一个“形而上的目标”。[24]自然本身没有给它的最高产物——人类的生存指明意义，这使得它自身的意义也落空了，“这是它的大苦恼”，而“它之所以产生哲学家和艺术家，是想借此使人的生存变得有道理和有意义，这无疑是出自它本身需要拯救的冲动”。[25]
在尼采的这些把自然拟人化的表述中，所表达的当然是人的感受。自然对意义是冷漠的，但人不能忍受自己在一个无意义的宇宙中度过无意义的生命。不过，既然人是自然的产物，我们也就可以把人的追求看作自然本身的要求的一种间接表达。
自然产生哲学家的用意是要阐释人的生存之意义，哲学家应当不辜负自然的重托，负起这个使命。尼采发现，在他的时代中，只有叔本华是负起了这个使命的。他说，叔本华的伟大之处是“站在整幅生命之画面前，解释它的完整的意义”。每种伟大哲学都应如此，即“作为整体始终只是说道：这是生命之画的全景，从中学知你的生命的意义吧。以及反过来：仅仅阅读你的生命，从中理解普遍生命的象形文字吧。”[26]
对于生命之画的完整意义的阐释，不能靠抽象的逻辑推理，而必须凭借个人真实的生命体验。尼采认为，叔本华的哲学就是这样，它是“个体化的，由个人仅仅为了自己而建立，以求获得对自己的不幸和需要、自己的局限之洞察，并探究克服和安慰的手段”。这样建立的哲学，“尽管一开始也只是为了自己；但通过自己最终是为了一切人”。[27]一个哲学家唯有自己对人生有真切的体验，他的感悟才可能对世人有所启示。相反，那种空洞说教或抽象演绎的哲学，在人生启迪上对任何人都不会有价值。叔本华最后找到的拯救之道是弃绝自我、听天由命，尼采对此并不赞同，后来还不断地予以猛烈抨击。但是，他始终赞赏并坚持作为活生生的个人，真诚面对人生整体问题这样的哲学立场。
与叔本华形成对照的是那些“冒牌哲学家”，他们舍本求末，致力于详尽地研究生命之画所用的画布和颜料，而不是理解画本身。“其成果也许是指出，面前有一块纵横交错编织成的亚麻画布，上面有一些无法弄清其化学成分的颜料。”人们看到，“在哲学的大厦中，他们立刻就陷在那样一些地方了，在那里他们得以博学地赞同和反对，得以苦思、怀疑和辩驳”，而对大厦的整体状况却毫无了解的兴趣。[28]
按照哲学界相当一致的看法，康德实现了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康德似乎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人的认识只能局限在现象界，不可能触及世界和人生的本质。一直以来，哲学致力于探究世界和人生的本质，因此，在康德之后，哲学向何处去便成了问题。尼采对此有深刻的感知，他说：“对真理的绝望……这一危险伴随着每一个以康德哲学为出发点的思想家，只要他在受苦和渴望方面是一个更完整更有活力的人，而不只是一架啪嗒作响的思想机器和计算机器。”然而，在他看来，大多数哲学家属于后者。“虽则我们频频读到，据说自这位沉静的学者发难以来，在一切精神领域都爆发了革命；但是，我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从这些人身上我看不出此种迹象，在任何一个完整领域能够发生革命之前，他们自己本该首先被革命的。”康德在他们身上发生的影响，只是使得“一种具有腐蚀和瓦解作用的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得以流行。对于他们来说，真理问题只是认识问题，与灵魂无关，所以，真理不可认识也只是认识问题罢了，他们绝不会因此感到绝望。
只有在极少数人身上，康德哲学才引起了严重的心灵危机，这是“那些最活泼也最高贵的心灵，因为不堪忍受怀疑，取代怀疑的便会是那种震撼以及对一切真理的绝望”。例如和康德同时代的德国诗人克莱斯特，他读了康德哲学之后，因为知道追求真理的全部努力都是徒劳的，说自己受到“深刻而痛苦的震撼”，“最神圣的内心深处”被这个思想刺伤了，发出了痛彻心扉的悲喊：“我的唯一目标、我的最高目标沉落了，我一无所有了。”尼采指出，人们只有像克莱斯特这样，凭自己“最神圣的内心深处”来衡量康德哲学的意义，“如此方能估计，在康德之后，正是叔本华对于我们能是什么——是一位向导，他带领我们走出怀疑主义的不满或批判哲学的无为之洞穴，登上悲剧观照之天穹……”[29]
尼采自己也是因康德哲学而对真理感到绝望的人，但他不甘心停留于绝望，而要怀着这绝望继续前进，即使明知对世界和人生的形而上认识之不可能，仍要为世界和人生寻找一种形而上意义。在这种心情下，从康德哲学出发而仍然试图给世界和人生做出整体解释的叔本华哲学对他就有了一种向导的作用。不过，他不愿接受叔本华对生命之画的悲观解释，于是站在肯定人生的立场上，竭力向人们解释这幅画的悲剧含义，创建了他自己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