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生活在某个时代之中，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某个国家之中。哲学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哲学家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尼采的基本观点是，哲学与政治是两回事，哲学必须坚守完全不受国家支配的独立立场。
哲学着眼于永恒，要解决的是生命意义问题，政治着眼于一时一地，要解决的是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问题，二者的目标和任务截然不同。因此，一方面，不可试图用政治的方式来取消或解决本来属于哲学的问题。“任何一种相信靠政治事件可以推开甚至解决存在问题的哲学，都是开玩笑的和耍猴戏的哲学。”在尼采看来，当时十分走红的黑格尔哲学“宣称国家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就是这样的哲学。[52]另一方面，哲学家也不可过于关注和参与政治事务。“从现在起，如果一个人懂得简单地看待国家及其责任（和他对国家的责任），这很可能将始终是精神上优秀的标志；因为一个身上有哲学的狂热的人不会再有余暇留给政治的狂热，他将明智地拒绝每天读报，更不必说替一个政党效劳了：尽管不排斥在某个时刻，当他的祖国面临现实的危急之时，他会坚守在他的岗位上。”后面这句话，尼采自己用行动做了证明，在普法战争期间曾自愿担任一名战地护士。哲学家可以关心政治，但要用哲学的方式来关心，作为对人类最基本价值的坚守和思考，哲学对政治发生的影响虽然是间接的，然而是根本性的。具体的政治问题应该让政治家去操心。一个国家治理得越好，为政治操心的人就越少。相反，“任何一个国家，倘若还要除政治家之外的其他人来为政治操心，就必定治理得很糟，它活该毁在这么多政客手中。”[53]
国家对哲学和哲学家的态度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敌视。这是专制国家对独立思考的真正的哲学家的态度。“何处存在着强大的社会、政府、宗教、舆论，简言之，何处有专制，则它必仇恨孤独的哲学家；因为哲学为个人开设了一个任何专制不能进入的避难所、一个内在的洞穴、一个心灵的迷宫，而这便激怒了暴君们”。[54]另一是控制和利用。尼采认为，国家出自其本性总是置国家利益于真理之上的，“国家从来不关心真理，只关心对它有用的真理，更确切地说，只关心一切对它有用的东西，不管这东西是真理、半真理还是谬误”。国家当然希望有真理来为它服务，替它卖命，但“真理在本质上是绝不服务和绝不卖命的”。因此，如果国家利用哲学，所利用的就只能是那种宣扬假“真理”的伪哲学。[55]事实上，这种情况也是在专制国家格外严重，只有专制国家才会以国家的名义把一种哲学宣布为官方哲学，例如当年黑格尔哲学之在普鲁士。所以，敌视真哲学、利用伪哲学，往往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
在尼采看来，近代以降，国家控制和利用哲学的基本方式是养活一批学院哲学家，使一定数量的人能够把哲学当作谋生手段。古希腊的哲人是不从国家领取薪水的，最多是像芝诺那样，获得一顶金冠和克拉美科斯山上一块墓碑的荣耀。尼采承认，如果国家肯把像柏拉图、叔本华这样的真正的哲学家养起来，使他们得以专心从事哲学，那当然是好事。但是，问题在于，国家不会这样做，“因为任何国家都害怕他们，永远只会重用它不怕的哲学家”。所以，实际情况是，国家只是养活了一批“它的哲学奴仆”，以求造成仿佛哲学是站在它这一边的假象。[56]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国家所养活的学院哲学家的可悲状况。首先，由于他们并无哲学的慧根，因此只能把哲学当作学术来搞，哲学成了一种知识，特别是哲学史知识，所做的事情是“在无数别人彼此矛盾的意见中翻掘”。其次，和具体学科的学者相比，他们又缺乏科学训练，搞学术也不行。“当学院哲学家们从事学术工作时，一位语文学家会觉得他们多半做得很差，缺乏科学的严格性，往往还沉闷得令人生厌。”学院哲学家的尴尬在于，哲学本身不是一个具体学科，他们就只好“从其他学科的成果中替自己搜罗点什么”，或者，“如果他们进行学习，他们就怀着一种隐秘的冲动，试图逃避已有的学科，而在它们的某个空白点或模糊点上建立一个很不明确的领域”。[57]总之，在学术上不外乎东拼西凑和似是而非两种情况。这些人既体会不到哲学思考的丝毫乐趣，又不具备学术研究的能力，因此，即使在学院里，也是一群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可怜虫。
尼采极其鄙视学院哲学家，带着恶作剧般的快乐描绘他们在学术界的窘态说：“他们中间还会时而冒出一个人，犹豫不决地跃向一种小小的形而上学，其通常的结果是眩晕、头痛和流鼻血。他们腾云驾雾的旅行常常遭到惨败，总是会有某一个具有真正严格科学头脑的愣小伙子揪住他们的头发，把他们拖到地面上来，而他们便露出一副惯常的行窃被罚的忸怩神态。”“如果说在过去，哲学家尤其是德国哲学家耽于沉思默想，因而常有以头触梁的危险，那么现在，就像斯威夫特讲述的勒普泰岛民的故事，他们有了一大群敲打者，逮着机会就朝他们的眼睛或别的地方轻轻打一下……这些敲打者就是各门自然科学和历史学；它们用这种方式逐渐吓住了德国的梦幻业和思维业——长期以来，这些产业被与哲学混为一谈——使得那些思维业主甘愿彻底放弃了独立行走的企图；可是，一旦他们突然想要投入它们的怀抱，或者系一根襻带让它们牵着走，就立刻遭到它们最可怕的敲打——它们仿佛想说：‘就欠这样一个思维业主来玷污我们的自然科学和历史学了！滚蛋吧！’于是他们缩了回去，心里发虚，一筹莫展。”[58]
学院哲学不但遭到了具体学科及其学者们的敲打，而且在学生们身上，其主要效果也几乎是使他们“学会彻底憎恨和蔑视哲学”。为了对付哲学考试，他们备受折磨，不得不把人类精神产生过的最疯狂最尖锐的想法，连同最伟大最难懂的想法一起，统统塞进可怜的头脑。“对于一种哲学唯一可能的和有意义的批评便是检验一下能否依据它生活，但是，在大学里从来不教这样的批评，所教的只是用文字批评文字。”“事实上，这种教育与哲学毫无关系，仅仅是为了哲学考试，其众所周知的通常的结果是，考生——唉，被考得筋疲力尽的考生——深深叹一口气，对自己说：‘感谢上帝，我不是哲学家，而是一个基督徒和普通国民！’”[59]强迫性的哲学课程和哲学考试所产生的不外是两种结果：“对于那些愚钝的脑瓜来说，把哲学变成一个考试的鬼魂不失为一种吓退他们的办法，可以使他们不敢从事哲学的研究”；可是，“大胆活泼的学生”却因此撇开了学院哲学而自助，“学会了阅读禁书，开始批判他们的老师”，走上了独立思考的道路。[60]多数学生因为讨厌哲学课而逃离一切哲学，少数学生因为讨厌哲学课而开始寻求真正的哲学，其间有天赋高低之别，但讨厌哲学课却是一致的。
总而言之，因为学院哲学，“哲学暂时成了一种可笑的东西”。当然，哲学本来不该是这样的。尼采提到，在罗马共和国崩溃时期和罗马帝国时期，大统帅和大政治家研习哲学成风，哲学的尊严达到了顶峰。我们从普鲁塔克的叙述中知道，无论是建立了赫赫武功的恺撒，还是为了捍卫共和体制而领导刺杀恺撒的布鲁图，都从事历史学和哲学著述，而以哲学家留名青史的西塞罗，同时也是一位大政治家。尼采引用爱默生的话说：“当伟大的上帝让一个思想家来到我们的星球上时，你们要小心。那时候，万物都有危险了……迄今为止对于人们宝贵的和有价值的一切东西，现在只被看作出现在其精神视野中的一些观念，它们造就了现有的事物秩序，就像树结果实一样。顷刻之间，一种新的文化水准迫使整个人类追求系统发生了彻底变革。”相反，今天的学院思想家却不会造成丝毫危险，尼采用第欧根尼的一句话来说明其所作所为。第欧根尼在听人称赞一个哲学家时反驳道：“他究竟有什么伟绩可炫耀，既然他搞了这么久哲学，却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尼采接着评论道：“是的，应该在学院哲学的墓碑上刻写：‘它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这诚然更像是对一个老妇的称赞，而不像是对一位真理女神的赞美。”[61]
所以，不是哲学本身可笑，是那些坏哲学家可笑，是他们把哲学弄成了一个可笑的东西。正因为此，他们又是有害的，使哲学的尊严遭到了践踏。“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也是有害的？简短地回答：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把哲学弄成了一个可笑的东西。”[62]这就赋予了真正爱哲学的人一种责任，就是重建哲学的尊严，用行动证明“唯有哲学的那些假仆人和不够格的从事者才是可笑的或可有可无的”，而“对真理的爱乃是一种可怕的和强有力的东西”。[63]
在尼采看来，在大学里开哲学课，这种方式本身就有点儿可笑，包含着把哲学弄成一个可笑的东西的必然性。哲学是一种沉思活动，并且只有在“内心的天才召唤和指引”之下才能真正进行，不是随时可以进行，更不是随时可以谈论的。可是，一个哲学教师必须在固定的钟点给学生上课。尼采问道：“请问，一个哲学家真的能够良心坦然地承担起这一责任，每天都有可以教给别人的东西吗？他能够把这东西教给每一个想听的人吗？他不会显得比他实际所知更博学吗？他岂非必须在不熟悉的听众面前谈论唯有向最知心的朋友才能准确表达的想法？”可是，“他有了一种义务，便是要在确定的钟点当众思考预定的问题。而且是在年轻人面前！这样的思考岂非一开始就好像去了势？”即使他想不出什么，他仍必须装出在思考的样子，这是多么可笑的情景！[64]
通过上述分析，尼采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把哲学从学院里驱逐出去！他写道：“我认为这是文化的要求：取消对哲学的一切国家的和学院的认可，从根本上废除国家和学院所不能胜任的甄别真伪哲学的任务。让哲学家们始终自发地生长，不给他们以任何获取公职的希望，不再用薪金鼓励他们，甚至更进一步，迫害他们，歧视他们——你们便会目睹一种奇景！他们将作鸟兽散，四处寻找一片屋顶，这些可怜的假哲学家；这里显出了一个牧师的原形，那里显出了一个中学教员的原形，有人钻进报纸编辑部，有人给女子高中编写教科书，他们中最理智的人握起了犁铧，最虚荣的人向宫廷投奔。转瞬间万物皆空，鸟雀俱飞，因为要摆脱坏哲学家是很容易的，只消不再优待他们就可以了。比起以国家的名义公开庇护任何一种哲学——不管它自以为是怎样的哲学——来，这无论如何是一个更好的建议。”[65]
尼采一再说：“涉及天生的伟大哲学家，阻碍他们产生和发生影响的莫过于国家培养的那些坏哲学家了。”“我极其认真地相信，对哲学毫不关心、不抱任何希望、尽可能长久地听之任之、视同可有可无，这对它是更为有利的。”[66]哲学从国家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是一种冷淡的态度和中立的立场。取消由国家扶植的哲学界，这是使哲学世界纯洁化的最有效办法。恰恰因为这样一个哲学界的存在，哲学世界才变得浑浊不清。在哲学民族古希腊人那里，哪里有什么哲学界，只有一个个独立的哲学巨人和他们的弟子。一旦不再能靠哲学获利了，寄居在哲学领域的假哲学家、坏哲学家就作鸟兽散了。真正爱哲学的人会留下来，但不是作为顶着教授头衔的受雇佣者，而是作为独立的个人，对世界、人生、时代、社会的根本问题进行思考。
尼采提出的这个设想也许太理想主义了，不可能被任何现代国家接受。促使他如此设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大学堕落的愤慨，他指出：“大学精神正开始把自己同时代精神混为一谈”，这个“时代精神”就是顶着哲学名义的“新闻记者的精神”。因此，他期待有朝一日在大学之外产生一个更高的法庭，将对堕落的大学精神进行监视和审判，而“只要哲学被大学驱逐，从而清除了一切委琐的顾虑和阴影，那么，它绝不会变成别的什么，恰好就是这样一个法庭”。[67]当然，哲学始终未被大学驱逐，尼采的期待似乎落空了。不过，即使如此，这样的法庭事实上仍然是存在的，比如说在尼采自己的哲学之中。我们应该相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始终都存在着真诚寻求生命意义的灵魂，它们组成了审判无论大学里还是整个社会上精神堕落的无形的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