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长欲将生产队“记工分”的工作交给凌达珺去做。然而，凌达珺却望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队长，矛盾了起来：“都说‘没有金刚钻，就不去揽瓷器活’，何况，工分与每一位社员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弄不好，反而会使原有的矛盾尖锐化。”
然而，对面的队长，就像一座巍峨的山峦，庄严地等待着他的答案。“如果我谢绝，队长肯定也不会强迫我，但是，他那脸上的光彩，必定就立马消失。如果我接受，就等同于把自己置于了滔滔洪水的漩涡之中……我是绒毛鸭子初下河，何来的斡旋能力？”可是，他却坦率地表示，“队长，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虽说我没记过工分，也不懂得其中的学问，但是，我却懂得‘办事得凭良心’。”
“俺农村人讲的就是良心，俺信任的，就是你的正直和稳重。”队长深邃的眼睛眯成了两道缝，却放射着慈爱的光芒，纵横交错的皱纹舒展开来，就像绽开的花，这是凌达珺第一次在他的脸上见到的表情，“达珺呀，你的意思俺明白。不管遇到任啥情况，觉得自己可以做主的，就大胆做主；觉得为难时，就来找俺。俺会帮你的。”说完，拍了拍凌达珺的肩旁，就转身离开了。
看着队长蹒跚而去的背影，凌达珺只觉得自己的肩头猛地一沉。我的灵魂，也随之一颤，叹道：“即便凌达珺的今生，注定要经历一些磨难，也过是在他生命中一掠而过的小雨轻风。”
至此，白天，凌达珺虽像往常一样地跟着老乡们下地干活，却要随时留意着每位社员的工作内容和劳动表现。晚上，便挨家挨户挨个地核对确认，这才，再按照生产队的惯例登记工分，且交由本人签名认可，忙得不亦乐乎。若是，有人提出疑问，他便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明，或是复核审查，或维持，或纠正，都遵循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力图让社员们心悦诚服。其中，拴柱疗伤期间，虽说已经恪守承诺，把肖子健的工分都登记在了拴柱的名下，他依然即时征得肖子健本人的同意，坚持让栓柱签字确认，还适时地向栓柱的爷娘通报。此外，为了既不让栓柱吃亏，又减轻肖子健的负担，每逢栓柱需要复查伤情的日子，他都会跟肖子健协商：“大个子，你正常下湖给栓柱挣工分吧，毕竟是我们知青弄伤了人家的宝贝儿子。”然后，便牺牲自己的宝贵时间，代替肖子健护送栓柱去医院看病。
大人的事已经足够复杂，孩子们的麻烦就更多了。因为，乡村的孩子，一旦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基本告别了无忧无虑的孩提生活。放学以后，不是协助父母照管自留地，喂养家畜，就是下湖割草、拣粪，或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儿，协助家庭挣工分，很难见到他们像城里的孩子那样悠闲自在，或者嬉戏打闹的身影。半大的小伙子和丫头们，农忙时节或节假日（有的，甚至辍学），就跟着大人们一道下湖干农活。其应得工分，则视年龄或能力而给予成人标准的５0%--９0%不等。凌达珺与伙伴们的工分等级也是按非成人的标准登记的。
然而，工分的分值须依据当年的核算结果而定。年成好时，实际收入自会好些；反之，则很差。而事实上，即使年成很好，整劳力一天所得的分值亦不过几毛钱。下放的第二年，凌达珺虽说没按成人标准记工分，却是村里年度挣工分最多的人。生产队按人头分粮食时，须抵扣相应的工分。多余的工分，才可作为年底分红的依据。那一年，凌达珺分到了36元\年红利，但是，他没有私吞，而是遵照事先的承诺，与知青家庭共享了。
由于凌达珺办事，首先为集体着想，为他人着想，从不在“自我”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思考问题。哪怕面对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也会笑脸相迎，无私对待，公正处分。平日里，大人们总是“达珺”长，“达珺”短地呼来唤去；孩子们，也亲切地称他“达珺哥”。有时，村民之间发生了纠纷，也会来找凌达珺评事论理，把他当成了大人，甚而至于，把他视作了公正的化身。在与乡亲们的亲密接触中，他不仅开拓了境界，也锻炼了能力。很多时候，仅凭他的人缘，就可以在谈笑之中消解分歧。故而，他不仅有效缓和或者消除了一些曾经的矛盾，也赢得了乡亲们的广泛拥戴。
至此，小王庄队委会经过集体研究，又把粮食管理的大印交给了凌达珺。因为，集体的粮食，除了做种子，有时也会派上其他用场。比如：支付拖拉机耕地费，播放电影费等等。生产队考虑到粮食的精贵，为了防止它们的无益流失，发明了一种木雕的大印，大约一尺见方，上面刻着很大的凹字。凡是集体的粮食，无论在库房，还是暂时推放在打谷场上，都要由凌达珺亲手在粮堆上盖大印，使之凸现出“小王庄公粮”的字样。如果有人私拿或偷盗，掌印人便会第一个发现。可知，生产队的领导和乡亲们对凌达珺的信任度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庄户人家，虽然，缺衣少食，却待人十分热情。每当凌达珺一个人呆在知青家庭的时候，大娘或阿姨们就会争先恐后地给他送来一些好吃的：两个鸡蛋，半碗麻油，一碗腌蒜头，一盘神仙豆......乡亲们家里来了客人，总也忘不了先给凌达珺送来热气腾腾的面条、红烧肉，甚至炖鸡这样的极品。有时候，大娘们还会催促他：“达珺，趁他们不在，你快吃掉吧！别让他们看见了。”有的，就盯在现场，看着他把送来佳品吃完，才肯离开。不是为了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而纯粹出于对凌达珺其人发自内心的关怀或疼爱，使得凌达珺常常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可是，无论怎样的感动，凌达珺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始终都把私情和工作分得泾渭分明。“关系好，那就应该表现在对集体工作的支持上；情谊重，那就不要因为受到了批评就割袍断义。”这就是凌达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故而，一旦有人触犯了这个底线，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尽人意的状况。
孩子们割来的蒿草和捡来的粪块，如果上交给生产队(喂牛，上地)，也得由凌达珺负责称量，并按分量给他们记工分。
这一天傍晚，红霞满天，绿荫掩映，农家的屋顶上升腾着炊烟袅袅，嘹亮的鸟鸣在树梢梢啾啾，或是从头上飞过，浓淡相宜的青草香和大粪臭扑鼻而来。
凌达珺站在牛棚和大粪池之间的空地上，一边接收着孩子们送来的蒿草和粪块，一边拿着钢笔在记录本上认真地登记着相应的工分。可是，在称量过程中，他敏感的发现，拎在手里的蒿草或粪块，重量差别太大，便意识到了：“有人在蒿草和干粪中掺了假。”他也清楚地知道：“作弊者的目的不过是想多忽悠一些工分。”
然而，这种爱占小便宜的现象，在农村早已不是个例：做集体的活时，总会有人偷奸耍滑——“拈轻怕重”，“出工不出力”，乃至“装傻充愣”，“屙滑屎”……花样繁多，不一而足。即便是在庄稼地里抢收白芋，掰玉米棒子，也会有人“暗做手脚”，“顺手牵羊”……乡里乡亲的，虽不便当面揭穿，但是，背地里，却早对这些卑微的行为深恶痛绝了。社员之间很多的纠纷和隔阂就是由此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