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曾国藩——怀民胞物与之量，修内圣外王之学
第10章第1节 做人的理想版本
封建官场最后一尊偶像
他慎独、主静、求人、习劳；谨言、慎行、养气、保身。他的一生遍布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痕迹，是典型儒家思想的成功践行者。他的《家书》一气呵成，随性自然，寓人生感受于日常小事中。此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他就是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功过是非的重量级人物。
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有过失意，有过功业，有过羞愧颓唐，也曾叱咤风云，他的军队沾满了农民军的鲜血，他的晚年又能功成身退，实现圆满人生。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又苟延残喘了半个多世纪，其功绩难有人可效仿。
传统中国人兜里怀揣的梦想是仕途顺利，拔萃翰林，功成名就，光宗耀祖。从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农民、街头市井的流氓混混，到吃穿不愁的乡绅土豪、玩世不恭的纨绔子弟，再加上那些寒窗十年，把八股文训练得滚瓜烂熟的知识分子和一向躲在士农工后面的商人，谁都想争得一官半职，实在不行，多多少少也要沾上些官气。
做官是中国人职业生涯规划的首选，做官可以享尽荣华富贵，泽被后世子孙。对于一向务实的中国人来说，当上一个官，无论官职大小，也算是能向祖宗后人有所交代了。官在大部分人眼里，是崇高的，是要低头来拜的。做个官，对那些有一定能耐的人，未必是难事，但古往今来，大官小官多了，能在官位上做到让人景仰，视为榜样，那就难了。中国人历来对于圣人是顶礼膜拜的，认为他们不仅是替天行道，是神明在人间的代言人，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先中状元，就能做大官，再者发大财，这就是成就事业、当帝王师的一般路线。商人重利轻义，属于传统观念中被鄙视之流；地主再有钱，也得受人管制。像曾国藩那样，既是国家统治集团中超级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在学术界拥有一席之地，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占尽了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自然就走入传统理想形象的行列。
曾国藩以草根身份进入国家高层，实现了麻雀变凤凰的迅速升级，这是多少读书人日思夜想求之不得的梦想。当然，曾国藩并未沾沾自喜，他的内心深处充满着宏远抱负。他所立定的是君子之志，即“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曾国藩意识到，自身修养同内圣外王的心灵终极尚有很大距离，因此初涉京畿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时时以“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考中进士是曾国藩公务员生涯的起点，同时也是他新生活的开端，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号都改换门庭。曾国藩本名子城，到京城后，先改号涤生，取荡涤旧事，告别昨天之意。后又改名国藩，即国家的栋梁。正如这个带有预见性的名字一样，他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撑起晚清的大局。
走进仕途模子
曾国藩的阶级身份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读书人家庭，说起来很简单：家中兄妹九人，曾国藩是老大；曾家祖祖辈辈以农为主，生活过得不错。爷爷曾玉屏文化水平一般，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是塾师秀才。家庭对一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说实话，曾的家庭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用现在的话说：很传统，很中国。
在考试上曾国藩也不算出众。他六岁开始读书，十四岁应童子试，光是秀才这一关就费了他不少时间，终于在第七次，二十三岁时考上秀才；举人也不过是湖南的第三十四名；会试考了两次 ，第二次才拿了个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此时他二十八岁。光从这些来看，曾国藩的考试之路拖拖拉拉，也不出彩，实在没有过人之处，顶多也就是个规规矩矩综合评定还算及格的学生。但在关键时刻，曾国藩超常发挥了。
进士就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当然大官还不那么容易就能做上。幸运点的就是到翰林院深造，前提是被点了翰林，这样往上爬的机会就大了。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能顺利拿到翰林院的通行证。二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三甲基本上属于被淘汰的那种。曾国藩没什么信心，当即就想回老家，朋友苦劝后才勉强参加了考试。谁也没想到，曾国藩实现大爆发，成绩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还往前升了一名，改庶吉士，成功进入翰林院。两年之后，曾国藩被提拔为翰林院检讨，从此开始了他十二年的京师为官生涯。他中进士留京后十年连升十级，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前面几乎是蜗牛的速度，后面则堪称以火箭级别升空，真是令人刮目相看。
孤鸿之音
和他的高速升迁相比，清朝在高速下滑。对于一个只求靠当官来满足生活需求的人来说，管他国家怎样，老子照样拿工资就行。但放在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身上，情况就不同了。咸丰一朝，国家委靡不振，内忧外患，动荡不安。为振兴朝纲，咸丰要臣子们指出朝廷官场的弊病，拿出点建设性意见。
曾国藩针对当时官场的不良风气，上了一本奏章，无论从勇气和语气上来讲都让人佩服，他把当时官场的通病几句话捅了出来：京城里的官办事通病退缩琐屑，同事之间推来推去，谁也不站出来主动扛起责任，斤斤计较，没把大局放在眼里；地方官员办事敷衍塞责，装头盖面，拆东墙补西墙，目光短浅，满口太平盛世，表面文章一大堆。这几种类型的人多如牛毛，只求苟且偷安，混日子，不堪一用。
当时官场上流行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曾国藩的建议在咸丰耳边刮起了一阵强风，提出这么尖锐的意见，除了慨叹难得，也替他捏一把汗，毕竟风险不小。曾国藩十分清楚，他坦言递交折子时已把得失祸福放到了一边。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要治他的罪，因为大臣求情才免了。
其实咸丰开言路，一般人都提些不痛不痒的意见，曾国藩要想保官保命，操作起来没有任何难度，只不过咸丰手上又多了几张废纸。他鹤立鸡群的表现足见他对朝廷心存责任感。他想做一名对国家有积极作用的公务员，不想拿着高薪说昧心之言。官场的腐朽之风和沉沉暮气使得整个国家老气横秋，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给领导吹吹风，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结果适得其反，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朝堂上谁也不想和他同穿一条裤子，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
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不会有后来的声名，他或许就是无数封建官僚中普普通通的一员，淹没在历史的滚滚潮流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把他推向了历史的前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