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旧上海城市规模的变迁
一、面积、人口和人口密度：变迁及国际比较
公共租界的面积从最初的不足一平方公里，经几次扩界增加到二十多平方公里。公共租界的人口增幅远远高于其面积的增幅，从最初的几百人增加到超过150万人。在讨论城市是否太拥挤时，最直接的指标是城市的人口密度，而不是城市面积或城市人口。公共租界的人口密度在1853年仅为251人每平方公里；1855年开始的35年里，该数字从1万人每平方公里飙升至1890年的7万人每平方公里，除了太平天国乱后的1865年到1870年间人口密度略有下降之外，其余时段，公共租界的人口密度都是快速上升的；1890年到1900年，公共租界人口密度断崖式下跌，从7万人每平方公里降低到1.6万人每平方公里，这主要是由于1893年和1899年的两次大规模扩界；1900年之后，公共租界的人口密度再次稳步地快速上升，仅用40年左右的时间就从1.6万人每平方公里稳步回升到1942年的7万人每平方公里。
公共租界的人口密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和现在的大都市相比，都是非常高的。1995年东京中心四个特别区的白天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4809人，同一年曼哈顿的白天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208人。在21世纪最初几年对世界48个主要城市人口密度的研究，亚洲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最高，孟买为每平方公里38900人，香港为每平方公里36700人，首尔为每平方公里32200人。可见，哪怕是今天最拥挤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城区，其人口密度都不及1890年和1940年前后的上海公共租界人口密度。
二、租界当局如何看待界内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的激增
上海的公共租界最终以一片二十余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容纳了规模高达一百五十多万的人口，这一百多万人口也使得那片原本荒凉的土地一跃而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最繁华的中心城区。面对这种状况，租界内部并非没有分歧。最终租界走的是洋商及租地人会议选择的道路，即开放租界，接纳蜂拥而来的华人。正是这一选择，奠定了此后90年公共租界繁荣的基石。
公共租界当局应对人口大规模持续涌入的基本策略，是不失时机持续地扩张租界的面积。从设立之日起到收回之日止，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对于中外人口的涌入，持乐见其成的态度。
三、公共租界的人口规模与城市治理
1.交通与环境
上海的租界设立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规范已经建立，城市管理方面也有了比较成熟的理念和法规。英国人把那套现代城市生活理念和管理法规带到了公共租界，在交通、环境、市政等诸多方面令尚未经历工业化的老城厢立即相形见绌，进而使得华界的官绅以租界作为楷模谋求改进华界的状况。
2.就业、贫困与贫民窟
由于公共租界的居住成本远比华界高，所以在租界工作而在华界居住的人群在规模上一定大于在华界工作而在公共租界居住的人群。可以说，公共租界里的工作机会是更为集中的。公共租界并不限制人口规模，也不设置准入门槛，但公共租界里的贫民窟现象并不突出。
3.犯罪、治安与文明
上海公共租界不限制人口规模，且人口增加极快极巨，但同时治安状况并没有随人口规模的升高而明显恶化。从上海公共租界的案例看，不限制人口规模，并没有导致租界内治安状况恶化。相反，大量人口的适度集聚，有可能通过细化分工和创新生产方式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为应用和传播人类文明最新成果提供前提条件。
4.地价与住房
上海公共租界在交通、治安、环境及就业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城市病的症状，但在地价和住房方面，公共租界确实表现出城市病症状，其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在公共租界存在的近一百年里持续上涨、高企不下。
5.综合评估
总之，上海公共租界在其存续的近一个世纪里，并没有因为大批移民的涌入而毁于城市病。
四、结论
观察上海公共租界，可以看到：人口集聚并不必然导致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贫民窟遍地为症状的城市病。当然，人口集聚也有可能导致城市病，但是否最终导致城市病，主要取决于一个城市是否能合理有效地把积聚而来的人口组织起来，发挥其创造力和才智。如果组织合理，则非但不会导致城市病，反而能够创造出在人口分散的局面下无法实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