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历程
一、青年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触
冯契虽然较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但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还是通过毛泽东著作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初，入昆明西南联大哲学系时，冯契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继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并读到《新民主主义论》。
二、“昆明时期”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之路
昆明时期，冯契在与老师金岳霖先生讨论时，触碰到了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而且深信沿着唯物辩证法的路径是可以解决这一哲学问题的。朱德生先生指出，冯契“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以前，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现实，来总结中西哲学”，这是他达到新的哲学境界的根本原因。
三、“文化大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的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极端情况下，经过自由思考和深刻反思，冯契对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理论，仍然作了肯定的选择。
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国家发展远景的信心，冯契对自己的选择和决定从未怀疑，至20世纪90年代历经十年浩劫磨难的冯契依然选择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在长期的哲学探索中，充分显示出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理解，从而确立了自己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逐渐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看法，这些内容构成了“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的基本内涵。
第二节 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有成果之评析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问题密不可分
冯契先生以时代问题为中心，既从“中外”“古今”的角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又从“中外”“古今”的角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教训与不足。
冯契在其著作中多次明确肯定，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最主要的积极成果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古今中西之争作出了科学的总结。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根源与哲学相对独立发展之分析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在解决“古与今”“中与西”关系的哲学实践根源和哲学相对独立发展的问题上存在不足。
从政治思想斗争对哲学的制约来看，“中国近代先进的思想家过分注意了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对于哲学作为理论思维的科学性质及其与具体科学的联系则未免有所忽视”。中国近代哲学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最具迫切性的政治问题，也由于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非常薄弱，所以，他们并没有能给哲学提供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因此冯契认为，与近代欧洲的哲学家不同，中国哲学家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没有实现两者的紧密结合。
从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来说，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思想资料既来自西方，又来自中国传统。作为中西哲学合流伟大成果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更需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把握西方哲学以及中国传统的精华。但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够深刻，对马克思主义赖以产生的文化特质及其历史演变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甚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对立起来。在“古今”关系上，冯契认为，在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进程中，对悠久的文化传统及其现实影响，缺乏深入的具体分析，存在简单否定或简单肯定的偏向。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世界观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科学理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因为中国化而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必然停滞不前，不仅失去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反而会桎梏实践的进步。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界定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之为中国人民所掌握；就必须使它取得民族的形式，使它与中国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使它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
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路径，就是在普及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走向中国化。
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必须有自我批判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学派和非马克思主义开放的态度。
第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看，中国的具体实际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又包括中国的当代现实。
总的来说，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及其界定，为他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探索方面提供了理论和认识基础。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的探索及其理论贡献，就是“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观”的展开和具体化。
第三节 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路径
一、政治思想斗争和反迷信斗争的“两条腿”
（一）社会矛盾通过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制约哲学发展
在中国近代史上，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就是通过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逐步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确地解决了“古今”“中西”之争，找到了民族解放的途径，正确地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制约哲学的发展演变，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譬如，如何从哲学上阐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等将成为首要的哲学问题。因此，对“如何使我国现代化”这一建设问题的回答，将制约当前哲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中国化。
此外，冯契还特别提出，“必须注意爱国主义对哲学的深刻影响”，因为“爱国主义是推动中国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科学反对宗教迷信的斗争
冯契十分重视科学发展对哲学的推动，他通过哲学史研究，梳理了科学进步和哲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物质生产的发展通过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而制约哲学的发展，使得唯物主义一次又一次地在反对神学和唯心主义中获得胜利，哲学的发展就表现为经过若干次小的飞跃而最后完成一次质变。”
秦汉以来，由于中国的封建统治以及采取的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天文历法、医学、药物学等与农业生产联系密切的科学发展较快，于是“这一事实使得中国唯物主义在长时期内以气一元论为主要形态，并往往和朴素辩证法结合着；而以阴阳之气为物质实体的自然观，便成了上面讲的那些科学的哲学基础”。由此，中国传统哲学中，比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和朴素的辩证法的自然观。
随着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入，科学于是一门门从哲学中分化出去。这是必然的趋势。与此同时，社会的日益进步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必然加速科学与哲学的分化过程。从哲学必须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来看，科学与哲学的这种分离又必然助长唯心主义的发展。
二、回到哲学自身的逻辑：哲学之独立发展
从哲学的相对独立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代以来在中国土地上的中西哲学合流的继续和深化。
新文化运动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准备了思想基础，特别是在“五四”以后，中国的先进人物开始自觉地以唯物史观考察国家命运。近代中国哲学的革命进程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获得诸多积极的成果。
西方哲学理论对中国的影响和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不仅要看其本身合理的东西，还要看中国社会的需要及其需要的程度。从中国哲学传统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其成果是在中国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当然离不开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
三、“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对冯契的这一思想可以作更为宽泛的、更富层次性的理解。首先，“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是一个认识的规律，认识可以达到真理；其次，“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体现为一个过程，一种状态；再次，从历史的角度看，它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且依然是哲学发展的方向。
总之，冯契以中西哲学合流与中国传统近代转型的大历史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成果的深入分析，结合自己的哲学探索实践，形成了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理论，并提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