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徒奋进的中国环境
1.社会、政府、法律
1907至1922年，中国处于过渡时期，一只脚仍在近代，而另一只正试探性地迈向西方国家所代表的现代化。
2.思潮、教育
这一时期思想与教育相互关联。那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学生发出明确而有力的呼声，学校计划与教材也是进步思想的重要表达。
3.宗教
这一时期基督徒仍然重点关注儒教。总结各类研究的主要文献是1919年由纽约的宣教预备董事会出版的《儒教大地上的基督教表达》。
二、基督徒的奋进
1.概览、合作与联盟
通常认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人向基督徒敞开大门的重要转折点。有时也认为1910年的爱丁堡大会开启了布道领域的合作与联盟。不过，两者都重要，在义和团运动后的10年间，士气一直很高，合作增加。实际上，几位杰出领导人，如孙中山的战时总司令黄兴将军、副总统黎元洪，对革命运动的迅速成功都有惊人的贡献，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基督教理念经由不同宗派创办的教会学校这一中介遍及中国。
2.教会及其特征
中国教会因宗教、发展时间、城市或乡村位置、宗派结构与传统以及差会政策而截然不同。
3.作为传教主体的差会
改善设备、发展培训机构、提高各方面工作质量的正确措施，扩大了中国人和传教士之间的差距。1906年有61个社团，1919年有130个。但必须指出，就传教士总体来说，多数新社团很小，可见的成效也较小。事实上，多数传教士真诚渴望中国人管理教会。教会资金的来源一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障碍。
4.目标、政策、调适、社会伦理问题
大体来说，基督徒奋进的阶段越早，一个强大的非基督教环境里的小基督教团体越弱，那么，对教会成员的要求与条件就越明确而具体。
5.神学与基督教思想
新文化运动和基督教互惠互利。批判性思想、关于价值观的公开辩论以及文学革命都是有利的，并且，科学、民主与文明的基督教也是一致的，内在的问题最终更棘手。
6.计划、方法、特殊团体
叫卖《圣经》的小贩广泛散发《圣经》资料或小册子，商店、家庭或公共场所的集会也散发《圣经》。饥荒救济是一项紧急服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在布道工作的计划或方法之外。不过，总有对这项工作的需求，教会不得不让私人参与其中。
7.福音传播与复兴
虽然辛亥革命及其对中国古老体制和传统的动摇使接下来的10年打开了思想，但却留下一些空白和冷漠、困惑与混乱，也有负面影响。中国内地会抱怨激荡的宗教热情在各地都已停止。中国人开始特别关注政局及个人人身安全，对灵性生活不太感兴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局的稳定，这种趋势得以逆转，布道努力再次有了收获。
8.宗教教育和同工培训
许多早期传道人的培训经由个人指导、示范和陪伴完成。著名教会人士和传道人任修本每次布道都带着学生，目的是让所有的指导在实践和单纯布道的情境中完成。最终，在世纪之交时，他在长沙所带的学生有一半进入长沙神学院，该神学院后来成为湖南协和神学院的核心。
9.教育：教会学校、学院与大学
1910年，伯尔顿教授在给海外布道大会的报告中称，他对中国的广泛研究表明中国的大部分教育必将由政府来实施。基督徒教育者应该同政府友好合作，毕竟那是他们的国家，而不是我们的。他确信与政府教育体制相类似的私立教育体制是有益的，而且它不能仅仅作为福音传播的附属物开展。
10.事工：社会、医疗、乡村、男青年会与女青年会
传教士开设医院、麻风病院、盲聋学校、孤儿院和戒烟所，并为妓女和黄包车夫提供服务。他们甚至努力组织童子军，尽管收效甚微。
11.青年会
男青年会与规模相对较小的女青年会在中国的许多活动领域都非常有影响力，多数青年会与常规教会组织有积极合作。
12.基督教著作和《圣经》
这一时期适合出版基督教著作，从事这一工作的最重要人物是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季理斐。
13.中国基督教社区
中国人对基督教还有另一种形式的回应，即倡议或强化改革趋势。
14.对外关系、传教士、母会
传教士与改革者一致认为，如果没有革命，1900年代至1910年代的趋势会使人们深刻同情中华民族及其抱负。治外法权是个难题。由于外国控制中国的关税、以政府贷款来控制外国银行、教会学校的强化与独立、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外国炮艇进入中国海域，致使中国的苦难逐步加重。传教士的观点各异。湖南的任修本对中国法律程序非常了解，坚定地拥护治外法权。他见证了困扰中国法院的不公与折磨，相信令人耻辱的治外法权的存在会刺激中国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1924年，贝德士认为，解除不平等条约也许会刺激中国领导人和学生更加致力于解决真正严峻的内战问题、贫穷与内部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