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未能赋予武士道的，日本的神道教刚好给予了充分补充。对君主如此忠诚，对祖先如此尊崇，又如此孝敬，任何其他宗教都没有教过这些，而神道教义却为武士傲慢的性格赋予了顺从。不过，古希腊的教育也好，日本的教育也好，因它不是解剖学或心理物理学方面的，并不意味着对于人的肉身的认识，这种认识是道德类的，是我们道德本质的内省。
对自然的崇拜使国家观念深入我们的灵魂，而对祖先的崇拜，一个世系一个世系地追溯，最后使皇室成为整个民族的共同祖先。于我们而言，国家不单单是挖掘金矿或收割稻谷的土地和土壤，它是众神即我们先祖之灵的神圣居所。
神道教义包含了我们民族情感生活的两个主导特征一一爱国主义及忠诚。这种宗教，或许称之为这种宗教所表现的种族情感更加正确，给武士道彻底灌注了忠君爱国主义。它们所起到的作用，与其说是教条，不如说是动力；因为神道不同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它几乎不给信徒制定任何信条，却向他们提供直接简单的行为准则。
至于严格的道德方面的教义，儒家孔子的教导是武士道最为丰富的渊源。孟子的理论在当时被认为对现存社会秩序是有危险的、具有颠覆性的，因而他的著作曾长期受禁。虽然如此，这位大师的言论还是在武士们心中扎下了根。
孔孟的论著成为青年的主要教科书、老者讨论的至高权威。然而，仅熟悉这两位圣贤的经典还是不会受到崇高尊敬的。有句谚语讥讽一个只懂孔子理论的人是“一个读《论语》却不知《论语》的人”。一位典型的武士把一个文学的博学之士称做书虫，另一位则把学识比做散发着臭味的蔬菜，在适合食用之前必须一遍一遍地煮。一个几乎不读书的人有点迂腐，一个读书多的人会更迂腐，两者都令人不快。其实作者的意思是，只有当知识被吸收进学习者的头脑并在他性格里显现出来，才是真正的知识。一个知识方面的专家被看做是一台机器。知识本身被视为从属于道德情感，人类和宇宙被认为有相同的精神性和道德性。武士道不能接受赫胥黎的看法，赫胥黎认为宇宙变化过程是没有道德因素的。
武士道所理解的知识是这样的，它本身不是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作为获得智慧的手段。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的人不过是被看做只会背出诗歌警句的便利机器，知识的价值体现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上，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教导在中国哲学家王阳明身上最为典型。王阳明毫不厌烦地重复着，要“知行合一”。
然而，仅熟悉这两位圣贤的经典还是不会受到崇高尊敬的。一个几乎不读书的人有点迂腐，一个读书多的人会更迂腐，两者都令人不快。知识本身被视为从属于道德情感，人类和宇宙被认为有相同的精神性和道德性。武士道所理解的知识是这样的，它本身不是作为最终目的，而是作为获得智慧的手段。
我认为，神道教以简洁教义所表达出的日本人的思想方式，对接受阳明学说尤其开放。他将自己天理即良知的学说发挥到极端先验主义，认为良知不仅具有感知善恶的能力，还具有感知心理事实与物理现象的特性的能力。
如此看来，无论对于何种渊源，武士道从中吸取并融入自身的基本原则都少而简。尽管它们少而简，可即便在我们民族历史上最动荡危险的时期，它们也足以提供安全的处世之道。我们的武士祖先，天性健全淳朴，他们从古代思想的大道及曲径中，捡拾出一束由平凡、断片的教导组成的谷穗，由此引生出丰富的精神食粮，并在时代要求的激发下，从中创造出一种崭新而类型独特的男子汉气概。
这就是为什么16世纪最大程度地展示出日本民族的主要品质、禀性与精神上的极大多样性。在印度乃至中国，男子的差异看起来主要是精力或智力程度的不同，可在日本，还有性格原创力的不同。现在，个性是优秀民族的标志，也是发达文明的标志。如果我们使用尼采的话语来表达，也许可以说，谈及亚洲的人，我们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平原，而谈及日本人时一一却如同谈及欧洲人，首先会想到那里的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