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与西方人在战争惯例上的一切差异，都是了解他们的人生观以及对人的全部责任的看法的资料。我们的目的在于对日本的文化及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至于那些不符合我们信条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重要，我们不必管它。日本为其战争的正义性进行辩护的那些前提与美国的恰恰相反。“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另外，在日本战俘中，连最不好战的人，也很少指责日本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怀抱的目的。
如何取得胜利，日本人的想法也不同于美国的通行见解。就是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政治家以及军人们都反复强调：“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精神与美国物质的战争。”日本人的计算方法根本不考虑什么体力贮存的问题，认为那是物质主义。既然日本人都懂得“镇定的精神可以千年不灭”，那怎么就不能在一位以“责任”为其全部生命中心信念的大尉身上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深信，通过特殊的修炼，可以使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收音机照样进行着夸张的宣传，显然指望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仍然处在一个“一切均在预料”的世界之中。
日本战俘，就连那些希望日本早日停止这场没有希望的战争的俘虏也认为，轰炸不可能摧毁本土日本人的士气，“因为他们对此早就有了思想准备”。在美军开始对日本城市进行轰炸时，飞机制造业协会副会长在电台的广播中说：“敌机终于飞到我们头顶上空来了。
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经常宣传的另一个主题也显示了日本生活方式。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他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在关于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对天皇陛下的态度。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将军，至于对天皇忠诚与否，几乎根本没人关心。对于日本一般老百姓来说，天皇几乎不存在。但是恰恰相反，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
然而，许多熟悉日本的有才干的美国人，读过来自前线的或日本方面的报道或文献的，则持相反的意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我们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士声称：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是不能相比的，后者只不过是纳粹党兴衰的晴雨表，是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日军俘虏的证词印证了上述观点。这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然而，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对所有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但是，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对皇室的忠诚与对军国主义及侵略战争的政策是两回事。
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
因此，日本军部将领利用全体日本人的这种一致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敕谕”中向军队颁赐的“圣旨”，“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正如许多日本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纵然只有一杆竹枪，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
对天皇无条件的无限忠诚，对天皇以外的一切人和集体则加以批判，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日本的报刊杂志或战俘的供词中，有不少对政府和军部领导人的批判。可以说，即使在战时，日本人对政府、对帝国大本营，以及对他们的直接上司都进行了批判。然而，唯独天皇不受批判。天皇的至高无上性在近代才得以确立，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么怪癖会使天皇获得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只要天皇一声令下，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战斗至死。同样，只要敕令一下，日本人也会老老实实承认战败，接受占领。日本战俘的这些话是真的吗？会不会是故意欺骗我们的无稽之谈？或者确实是真的？
有关日本人作战行动的这些重要问题，从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对天皇的态度，不仅关系到前线，也关系到日本国内。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帮助都深为感动。如果使受难者获救，勇敢的行为就更加是英雄行为。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型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怯”。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对日本人来说，伤病员是累赘，是废品。对待美军战俘，他们也是同样的态度。以我们的标准，日本人对美国战俘，对自己的同胞，都是犯了虐待罪的。前菲律宾上校军医哈鲁得·W·格拉特里说，他作为战俘在台湾被监禁三年期间，“美军战俘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超过了日军士兵。俘虏营中的盟军军医可以照顾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一个军医都没有。
日本这种关于兵员消耗理论的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所以，对日本人来讲，那些成了战俘的美国人，光是投降这件事就够可耻的了。在日本人看来，当了战俘就已经是奇耻大辱，美国人却居然不懂得，这对他们来讲，简直无法忍受。有些美国人还说，日本哨兵反复地严格要求他们隐瞒自己的违章行为，而最大的犯罪则是公开违抗。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严禁顶嘴，在军队中，对顶嘴一定要严惩。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一种最戏剧性的差别，莫过于日军被俘后竟与盟军合作。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俘都是这样。有少数人顽梗不化。有些美军指挥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协助，以至有些战俘营根本未打算利用日军战俘可能提供的服务。
美国人并没有预料到战俘们会做出如此180度的大转变，这与我们的信条是格格不入的。但日本人的行为则好像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选择另一条道路。恰如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的其他行为的特殊性强迫我们思考一样，日本人这种行为方式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他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他们被这种生活方式所制约）、各种制度的作用方式，以及他们所学到的思维和行动的习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