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
1981年秋天，在毫无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被杭州大学录取为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当初收到通知书时内心那份愕然与酸楚。于是，我几乎是完全“被动”地开始面对此前完全陌生的一个个西里尔字母，懵懵懂懂地走进了十七岁以前连做梦都不曾进入的世界。事后我想，大概冥冥中真有命运那么一回事，它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借助生活本身，略带“磨难地”让我去贴近了沉重的俄罗斯文学，贴近了（包括普希金在内的）忧郁的俄罗斯诗人。
进入大学以后，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诗人梦，在进行大量的诗歌“练习”的同时，逐渐发现了“我的普希金”，以及其后的“我的勃洛克”、“我的吉皮乌斯”和整个“白银时代”的诗歌，最终喜爱上了俄罗斯文学。这种喜爱部分来自于老师们课堂上的介绍，但更多的是通过我自己如饥似渴地课外阅读。我永远无法忘怀第一次阅读《致凯恩》时所感受到的那种美妙的刺激，“我忆起了那美妙的一瞬：我初次看见你的倩影，那如倏忽的昙花之一现，有如纯净的美底精灵”（如果我的记忆无误的话，那应当是查良铮先生的译笔）；我也同样无法忘怀第一次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时的体验，当我读到达吉雅娜给奥涅金的那封信时，我深深地为恋爱中的少女那真挚与谦卑、大胆与期待、羞涩与执着所混合的表白所打动，“结束了！重读一遍都害怕……我害羞和恐惧得不得了……可是你的名誉是我的保障，我大胆地把自己信托给它……”几乎每一次诵读，伴随这个结尾的便会是我夺眶而出的泪水。而每一次从迷醉中醒来，我随即就会清楚地知道，隐藏在作品背后实际打动我的是浪漫而多情的诗人普希金。是的，普希金，一个有着黄金质地的姓氏，一个有着大炮（普希金这个姓氏在俄文中的词根就是大炮）轰鸣似的音响的姓氏。
年6月6日（俄历5月26日），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生于莫斯科一个世袭贵族家庭。父亲是一名退伍的近卫军军官，热爱法国文化，有很高的文学造诣；母亲的祖父是著名的“彼得大帝的黑孩子”汉尼拔，原是非洲一位酋长的儿子，后被彼得大帝收为养子，并被派往法国学习，他在工程和数学方面很有天赋，并在作战中屡建奇功，因此被册封为贵族。对母亲家族的这段传奇历史，普希金颇为自豪，曾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叙述和描绘。1811年，普希金进入皇村学校学习。这是一所新开办的贵族学校，办学者的初衷是为沙皇培养政治人才，但当时恰逢斯彼兰斯基的改革，学校聘用了不少进步的教师，因而带有较多的自由主义色彩。他在这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诗歌活动，并以一首《皇村回忆》赢得了整个俄罗斯诗坛的瞩目。皇村学校毕业以后，普希金进入外交部任职，在一种闲散的生活状态中，普希金开始了更加勤奋的写作。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他的天才在各种文体里都得到了展示，除了让他名满天下的抒情诗、叙事诗以外，他在小说、戏剧、文论等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为其后的俄国文学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毋庸置疑，在俄罗斯文化发展史上，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是一个绝对无法绕开的现象。许多研究者认为，正是普希金的出现，不仅使纯正的俄罗斯民族文学得到了确立，而且使俄罗斯语言也获得了标准，如果说此前的罗蒙诺索夫在理论上为俄语阐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可以说，普希金的文学实践使这一理论得到真正的贯彻和完善，他“一个人完成了两项在其他国家需要一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上才能做到的工作”。正如别林斯基在《一八四〇年的俄国文学》中所称：“正是从普希金开始，才有了俄罗斯文学”，他认为，由于普希金的出现，使俄罗斯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交流发生了一个跳跃性的变化，“这已经不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是介绍欧洲认识俄国了”。或许正是上述原因，普希金赢得了“俄罗斯文学之父”的美誉，而他生活的年代也被后世看作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或许是天妒英才的缘故，在诗人的才华尚未完全施展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悲剧性的事件：1837年2月8日（俄历1月27日），他在与法国流亡贵族丹特斯的决斗中受了重伤，两天后不治身亡。关于他逝世的消息，新闻界作了如是报道：“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
在普希金身后，有关他的评论文章和研究专著无以计数，真称得上汗牛充栋。这里，我们不妨摘引一段别林斯基对他的诗歌所做的评价：“在它里面，古风的优美，严峻的朴素，跟浪漫主义诗歌摇曳生姿的迷人跃动融而为一；在它里面，华美的音响，俄国语言的全部力量，淋漓尽致地显现了出来，它像波涛的隆隆声一样柔和、甜蜜、徐缓；像树胶一样缠绵、浓郁；像闪电一样明亮；像水晶一样透明、纯净；像春天一样芬芳、迷醉；像战士挥舞的宝剑一样坚强、有力。在它里面，有诱人的无法形容的娇媚和柔美，有耀眼欲醉的光彩，隽永圆润的情致，语言与音韵无比丰富的旋律和和声，有创作幻想与诗情表达的无穷喜悦，无穷魅力。”他继续说道，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普希金的诗的特点，那么可以说，“这主要是一种诗情的、美术性的、艺术性的诗句”，而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普希金诗歌激情的全部秘密”。这位同时代的批评家的论述主要是针对俄国读者发表的，我想，它们也同样适合我们中国的读者。
在中国，普希金不仅是被译介得最多的俄国作家之一，而且也称得上是知名度最高的西方诗人，在“中俄文字之交”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有论者认为，“说他的创作已经融入了中国新文学创作的血脉，一点不过”。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早在1908年，鲁迅以令飞为笔名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章重点介绍了八位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其中便有普希金，“俄自有普式庚（即普希金），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现通译为别林斯基）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鲁迅在文章中再次确认了别林斯基的观点，为中国读者接受普希金提出了一个引导性的意见。
考察“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我们可以随处感受到这位皮肤黝黑的俄罗斯人的影子，而在新诗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能发现普希金的中国传人，在这些诗人中，有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曾经进行过悉心的学习，有的则在诗歌精神、观念和风格上受到过启迪，其中不乏一些能够标志中国诗歌时代转折的大诗人，如郭沫若、戴望舒、艾青、臧克家、穆旦、北岛、舒婷等。在很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普希金这个名字便与关于俄罗斯的民族想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提及那一片广袤的土地也就会极其自然地想到普希金。
作为俄罗斯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无论是生前身后，普希金一直是他的同胞们的骄傲。外国访问者或游客来到俄罗斯，在与当地人士接触时，只要一谈到普希金，马上就能赢得普遍的尊敬，话题就会随即打开。各类书店的售货员，只要一见到异乡来客，十有八九都会向他（她）推荐民族诗人普希金。今天，历史的脚步已经踏进了21世纪，那么，19世纪的普希金还能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除了文学史的意义，普希金这个名字还有什么现代性的意义？我们现在是否还需要阅读普希金，或者说普希金的诗歌在什么层面上与我们当代的生活发生关系呢？如果是的话，是什么东西支撑着19世纪的普希金来感动21世纪的我们？这些问题都非常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他对美的敏感。对此，我们也可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其一，普希金对艺术形式的探究。文学的发展并不按照进化论的原则，美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恒定性。阅读普希金的诗歌，读者就会发现，它们有着繁复多样的内容，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而这些丰富的内容大多被置放在一个个美丽的形式中，朴素鲜活的语言、和谐的韵律、悦耳的节奏、生动的比喻、深刻的象征，凡此种种，都赋予了庸常的现实以浪漫主义的光芒。其二，他艺术地看待生活的态度。无论是面对大自然的灾难，还是日常生活的挫折，抑或是异性的拒绝，诗人都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和一双充满发现的眼睛，因此总是能够激发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满怀欣喜地去摄取其中的养料，甚至能够在否定的现象中挖掘肯定的因素，然后，运用自己发达的理性去梳理它们，乃至最终选择个性化的语言来抒发自己的感受。
其次则是他自觉的公民意识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普希金在履行自己审美使命的同时，从来不曾忘却一个公民的道德使命，他时刻意识到自己作为俄罗斯人对俄罗斯民族所应承担的责任。诗人崇尚自由、民主、真理、正义等理念，并且把它们提到了信仰的高度，反对一切专制、奴役、暴力、不公。他在坚持这些理念时，感到了自信和力量，为此，诗人时常会把同情的天平向“小人物”一侧倾斜，并且，他不惜与最高统治者发生冲突和抗争，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普希金以他一生的创作和经历告诉我们，在缺乏诗意的社会中，做一名诗人是光荣的，但支持这份光荣的，则必须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第三点则跟人本身有关。阅读普希金，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诗人创作中始终洋溢着的人道主义理想，它们最大程度地凸现了诗人博大的爱心，体现了他对人的情感世界的重视。众所周知，在普希金的文学遗产中，爱情诗占有很大的比重。爱情，这两个动人的字眼，在普希金的诗歌辞典里，称得上是关键词中的关键词。固然，他的不少抒情诗都是献给那些激发过自己灵感的异性的，其中有着对温柔的渴望、对青春的赞美、对时间流逝的感慨、对绝望的咀嚼、对爱的欢乐与忧伤的流露、情欲与精神的冲突，等等；令人惊叹的是，如此丰富的篇章，却绝少有雷同的表现。这一切，由于诗人天性的纯洁而感人至深。不过，看待对普希金笔下的“爱情”，我们不能停止于偏狭的理解，正如稍后于他的莱蒙托夫所说，那是一种“奇异的爱”，它常常包括有友谊和同情的成分，蕴藏了深刻的社会内涵，也因此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影响。
最后，我想指出的是，诗人只活了短短的38岁，但他毕生都在肯定生命的价值，抗击生存虚无主义的侵扰。1936年末，他在《哦，不，我并不厌倦生活》这首据称是最后的诗篇中还说道，为了生活中的好奇心，为了“想象中亲切的幻梦”，为了温存的感受，为了所有的情感，应该热爱生活，渴望生活。尽管诗人不断遭受到命运的打击，他在创作中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触及死亡、痛苦、孤独、绝望、悲伤等主题；然而，他都以自己旺盛的生命力将它们内化为新的力量，在诗意的层面上加以提升，从负面的现象中找到正面的因素，使之成为“明亮的忧伤”、“痛楚的甜蜜”、“绝望背后的希望”、“死亡之后的新生”，这些都非常贴近我们当代人的行为选择，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人生观，它们体现了一个古典诗人超前的现代意识。
1834年，果戈理曾经预言，像普希金这样的俄国人，两百年才能出一个。但是，两百年已经过去，俄国似乎也还不曾有新的普希金诞生，它再次说明了这位俄罗斯诗人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创性。追忆似水年华，我本人大学毕业也超过了三十年，并且早已摆脱了当初“被动”地学习俄语的尴尬和懊恼，转入了“主动”地吸收俄语诗歌营养的兴奋与庆幸。在此期间，普希金和他所奠定的标准俄语，始终如同我生命里的血液一般，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渗透在我的文字生涯中，令我获益匪浅。如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语诗歌已成了我的“第三只眼睛”，我的“天眼”。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诗选主要依据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的十卷本《普希金全集》，从中选译了三百余首抒情诗。就已完成的这些译诗而言，我自然期望能在前辈们的“百尺竿头”上，稍进“一步”（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普希金远游东方的夙愿，告慰他的诗魂），但这一目标是否已经达到，则需要经过同行和读者们严格的考验。我等待来自各方的评判与教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