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与安娜是尽职的父母，尽其所能地照料他们的儿女。事实上我们对康德年轻时期惟一可以知道的，就是他的童年生活备受呵护。有个与他关系密切的同学后来证实说：康德告诉我，他仔细观察哥尼斯堡附近一位伯爵的家庭教育……时常觉得父母亲对他的教育实在是高尚许多。他非常感激他的父母，并且说他在家里从未看过或听过不得体的事物。博罗夫斯基也佐证说：他不厌其烦地跟我重复说：“我不曾从我的父母亲那里听到不得体的言辞或看到低下的行径。”他同时承认，也许只有极少数的子女可以像他一样以充满感激的心情回顾自己的童年，尤其是在他们这一辈人当中。的确，康德对他的父母只有正面的评价。在他的晚年，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出身技匠阶层）的父母非常诚实、道德高尚，而且举止有礼。他们没有为我留下财产（但也没有留下债务）。然而他们给了我一个以道德的角度而言最佳的教育背景。每当我念及于此，内心总是充满至高的感激之情。”
当约翰于1746年辞世之时，最年长的儿子埃马努埃尔（时年将近二十二岁）在家里圣经中写了以下的文字：“3月24日，我亲爱的父亲安详离开了人间……上帝虽然没有赐予他喜乐的一生，愿它从此让他分享永恒的喜乐。”我们可以肯定康德的确敬爱他的父亲。他个人严肃的道德观点，或许是来自这个努力不懈、在困苦的环境中养活一家人的工匠。他的母亲对他的重要性或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提及母亲时更加充满孺慕之情。据称，他曾经说过：“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母亲，因为她在我的心灵中植入了第一颗善的胚芽，并加以灌溉；她引导我感受自然现象；她唤醒了并且助长了我的观念，她的教导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无间断的、美好的影响。”安娜是一个“心胸开阔且善解人意的女性……有一颗高贵的心，她的宗教信仰真诚却不狂热”。康德认为自己不但长得很像母亲，对于他最早的性格养成，以及后来康德发展的基础，他的母亲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安娜非常疼他，甚至很偏爱他。在“关于人类学的讲义”里，他说：通常把女儿宠坏的是父亲，把儿子宠坏的是母亲。母亲通常较喜欢有活力并且勇敢的儿子。同时他认为儿子通常较爱慕父亲，因为：倘若没有被宠坏的话，小孩子真正喜欢的是必须付出辛劳才能得到的乐趣。……一般而言，母亲……比较宠小孩。然而我们发现小孩子（特别是儿子）对父亲的爱慕甚于母亲，原因是母亲会为了避免小孩受伤而不让他们跑跳。父亲虽然在小孩子逾越分寸的时候对他们吼叫，甚至出手惩罚。但他也时时带他们到原野上去，让他们都可以像个男孩子，允许他们奔跑、游戏，尽情玩乐。虽然这段文字不必然反映康德自己与父母的关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他爱他们两人，即使方式可能有所不同。
埃马努埃尔的母亲有高于18世纪一般女性的教育程度。她的文字素养很好，可能家中所有书写的任务都是由她承担。她时而带康德出去散步，“要他注意自然景物及其种种现象，甚至把她所知道的天文学知识灌输给他，并对他聪敏的理解能力与突飞猛进的悟力相当赞赏。”
康德的祖母死于1735年。这虽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但可能也带来了一个小小的转机。家计的负担略有减少，母亲不如以前忙碌，小孩子的空间也较大。同年的11月，安娜又生了一个男孩，名叫约翰·海因里希。两年之后（1737年12月18日），她年仅四十便离开了人间。九次的怀孕与照顾家庭的沉重负担，最后让她油尽灯枯。
康德失去母亲时年仅十三岁，对他而言是一个天大的打击。康德据说在晚年留下了以下这一段关于母亲的死的回忆：［她］生前有一个挚友，与钟爱的男友已有婚约，但仍未失去贞操。虽然该男子允诺要娶她为妻，最后却背信与他人结婚。在内心的痛苦煎熬之下，这个被欺骗感情的女子发了一场致命的高烧病倒下来，并拒绝服用医生开给她的药物。康德的母亲在病榻旁服侍她，试着劝她喝一匙药。生病的女友还是拒绝了她，抱怨药的味道令人作呕，康德的母亲认为要说服她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先喝一匙。她吃下了药以后才想到那根汤匙她的朋友已经用过。在那一刻她立即感到恶心和一阵寒栗，不安的想像又不断使状况更加恶化。当她注意到朋友身上的斑点，并认出那就是天花以后，她就告诉大家或许她的死期已到。她在那一天就病倒下来了，之后不久旋即死去，因友谊而牺牲了生命。瓦西安斯基告诉了我们这段往事，并且提到康德在言谈之中透露了一个“感恩图报的好儿子内心深处的感怀与温柔的哀痛”。
这个故事是否有其他的涵意？它只是围绕着寻常的爱与感恩，或者背后隐藏了不寻常的内情？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康德甚至在年届七十之际仍然暗中爱恋自己的母亲吗？康德是否怪罪他的母亲及其女友离开了他，并且在这个意义之下背叛了他？哈特穆特·伯梅与格诺特·伯梅认为，小康德坚信安娜的死是罪有应得的惩罚，因为她是个“坏”母亲。康德终其一生内心都为此挣扎不已。他们并且推断康德后来认为道德是脱离情感与欲望，便是根源于此：康德责怪母亲不该死去，因而有罪恶感，也很难感到悲伤。他同时“压抑”了悲伤与罪恶感，因此始终无法领会到人类的非理性面向。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如此的说法没有说服力。不管我们对于前述的故事作怎样的深层心理学分析，我们的结论与其说适用于解读康德，不如说是在解读瓦西安斯基。毕竟我们引用的不是康德自己的文字。即便是母亲的早逝使康德为混乱的情绪所苦，直到晚年还纠缠着他（或者说再度纠缠他），我们还是无法据此得出与康德的整个人生有关的结论。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来说，母亲的死当然很难承受，但是并无法解释他后来的哲学发展。
安娜“悄然而寒怆”地下葬，意思是说没有送葬的行列，费用在低收入者的负担范围之内。康德一家在1740年已被税捐机关列为“贫困户”。从前约翰缴交的税额是38塔勒，如今陡降到9格罗申。由于家道中落，我们不难想像这一家人必须接受其他家族成员以及朋友的济助。所以他们从某些善心人士那里得到柴火，而埃马努埃尔的教育经费则由一个手头较父亲宽裕的舅舅（职业是鞋匠）提供。康德成了有名的哲学家以后，有些人夸大说他的家里一贫如洗，其实与事实有相当的出入，瓦西安斯基因而特地纠正这个看法。他说康德的“父母固然不算富有，但也不至于穷到物质匮乏。他们的收人足以维持家计并负担子女的教育经费”。他同时指出康德家虽然时而接受别人的资助，但都是零零星星的事项。尽管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熟悉的“社会福利网”，这个成员众多的家庭还是可以自力更生并且自给自足。
康德与他的兄弟姊妹没有什么共同点，与他们的关系也不密切。在他的生命接近终点的时日，他的妹妹卡塔琳娜·芭芭拉来看护他。他虽然感激她，但也因为她的“没有文化”而觉得没有面子。惟一存活下来的弟弟约翰·海因里希出生时，康德已经就读于腓特烈中学，彼此也没有什么联络。康德几乎找不到时间回他的信。但这并不表示康德没有善尽他的义务。确实，在他的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显然都予以支持。虽然他只身在外，对于自己的责任从未忘记。
康德的父母是虔诚的教徒，两者都深受敬虔教派的影响，尤其是妈妈对于当时流行于哥尼斯堡商人与低层平民之间的敬虔教派信仰与教条信守不渝。敬虔教派是德意志境内新教系统下的一个旁支，是对新教正统的形式主义的反动。正统派的新教神学家与牧师特别强调所谓的信经，并且恪守其字面上的教义，对于传统教条有异议者，则遭到其压迫与惩罚。另一方面，正统派对于会众精神与物质上的需求不甚关切，大多乐于迎合地方的上流人士，却鄙弃纯朴的、教育水准较差的市民。相反的，敬虔教派强调自发性的圣经研究、个人的虔诚、平信徒司祭职的必要性，以及表现于善行当中的信仰实践。敬虔教派是福音运动的一支，一般的印象是坚持彻底皈依或者重生的“个人”经验以及对世俗功利的扬弃。敬虔派信徒认为一个人要得到救赎必须通过赎罪历程的考验，以此达到真实的“皈依”与“觉醒”。在这个历程中，“新自我”必须藉神的恩宠克服“旧自我”。由此，“世俗的子民”即成为“上帝的子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人必须有重生的经历以及可以明确记下日期的皈依体验。然而这个重生只是漫长旅程的第一步。一个皈依者的活生生的信仰，必须日日重新印证，亦即“服从上帝的诫命，其内容包括祷告、读经、放弃不当的消遣以及以善行服务邻人”。
敬虔教派传达的是“心灵的宗教”，反对理智主义。其特征是近乎神秘主义的情感主义。一旦在某地生根，立刻就会形成一个“核心成员”的小圈子。事实上，敬虔教派的一个教条规定，每一个信徒必须在其居住地成立一个“小教会”或即“真基督徒”的教会组织，并与当地可能已悖离基督教原旨的教堂有所区隔。它最重要的灵感泉源是施佩纳于1675年所写的《敬虔之愿》，其副题为“依上帝的旨意改进真福音教会之真切热望以及若干达此目标之建议方案”。敬虔教派在普鲁士的大本营位于哈勒的新大学。在此弗兰克（1663—1727）宣扬敬虔教派的理念大为成功。敬虔会并且由此散播到整个普鲁士。
敬虔会之所以大行其道，腓特烈·威廉一世是最重要的因素。腓特烈·威廉一世发现敬虔教派有助于达成他的目标。有强大军队支持的专政制度、有效率的行政系统、坚实的经济结构，或者统一有效的教育系统，为完成诸如此类的目标，他相当倚赖敬虔教派众多的知名人士去推动改革。由于这些改革首当其冲的是拥有土地的普鲁士贵族，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又与路德教会的主流过从甚密，所以专制君主与地方贵族之间的政治冲突，最后也演变成教会正统派与敬虔派的斗争。政治与宗教因素的搀杂，形成了一个爆炸性的混合物。柏林王室为了伸张中央集权，而削减地方诸侯的诸多特权。他让一般贫民的小孩接受教育的政策，也遭到贵族的抗拒，因为小孩子去上课就不能到他们的田里工作，造成他们经济的损失。就因为这样，柏林的中央势力与诸侯的冲突日益白热化，而敬虔教派始终是王室理所当然的盟友。事实上，腓特烈·威廉一世“逐渐把敬虔教派纳入他的御用编制，既改变它，同时也被它改变”。或许我们可以说，这是政治与宗教不健康的联盟。但不可否认的是，整体来看，这个联盟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少数贵族的利益。
哈勒的敬虔会与德意志其他各地有所不同。弗兰克比其他的敬虔会先驱更重视基督教的生活实践；他甚至鼓吹社会运动。他认为善行不只是个别基督徒私人范围的任务，同时也是普鲁士敬虔教派的集体使命。弗兰克在哈勒建立了不少收容且教育孤儿与贫童的机构，同时献身一项影响远及哈勒之外的不凡的教育计划。“弗兰克机构”的成立，旨在“为其他国家与地区起示范作用，以利慈善事业的推展”。一个敬虔会教徒必须履行的日日行善的义务，通常是在类似孤儿院或贫民学校这样的机构里做义工。而在哥尼斯堡最有影响力的，便是哈勒的敬虔教派。事实上，在18世纪的前半叶哈勒与哥尼斯堡有密切而直接的关联，而普王也积极部署哈勒的敬虔会员在哥尼斯堡接掌官方职位。康德的父母也是受到这个流派的敬虔会影响。
虽然敬虔教派在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任内才在哥尼斯堡取得主宰性的地位，其影响却是更加源远流长。哥尼斯堡的早期敬虔会员中最重要的是格尔与利西乌斯。在哈勒有皈依敬虔教派经历的格尔在哥尼斯堡创立了“敬虔学院”，之后又为穷人盖了一所学校。格尔的学校在多年的努力下成了高等学校，并在1701年纳入王室的保护，在1703年改名“腓特烈中学”。这个学校当时的校长是同时在大学兼任神学“特聘教授”的利西乌斯，敬虔教派对哥尼斯堡在文化上的影响因而水涨船高。利西乌斯在哥尼斯堡的社会声望高过于以前所有的敬虔会员，为敬虔会带来空前的胜利。
事实上，敬虔教徒一开始在哥尼斯堡是受到迫害的“无神召的街头传教士”。他们被指控设立违法的“街角学校”，与合法的学校进行不公平的竞争，另外他们传道的内容也被斥为异端。直到腓特烈中学正式被承认，校长同时被派任大学教授之后，敬虔会才对哥尼斯堡的传统势力真正构成威胁。当该学校的一部分转型成教堂，而敬虔会的礼拜也“吸引众多听众”之后，公开的抵抗行动开始出现。哥尼斯堡的正统派神职人员、大学的神学系与该市的行政部门，竭尽所能地遏止敬虔教派的扩展。利西乌斯被指控传布“千年至福说”的思想与“捏造美好的未来”，同时造成了信徒的堕落并败坏了上帝的教诲。他的追随者乃“头脑简单的一般市民与工匠”，“像时下的贵格教徒与门诺教派、狂热分子以及其他的精神失常者一样，可以在他们的集会中肆无忌惮地打开圣经，挑一段经文或者其中的一个短箴，根据自己的概念加以说明、批注或诠释。他（利西乌斯）贱卖上帝的话语，任意嫁接经文。”在很久以前，大学里大部分的学生与教授就开始讪笑敬虔教徒，市政人员与贵族也清一色地反对他们。甚至在舒尔茨于1731年进驻的时候，敬虔教派仍处境艰难。虽然舒尔茨在哥尼斯堡的人文圈与社交圈已经是核心人物，仍然必须面对很大的阻力。所以，我们不能说哥尼斯堡在文化上完全被敬虔教派垄断，虽然这个新思潮的确普遍为像康德的父母一样的普通市民所接受。
康德的父母，特别是他母亲，似乎与舒尔茨站在同一边，并且对他非常感激。康德的母亲时常带较年长的子女去参加舒尔茨的圣经研读课程，舒尔茨也时而造访康德一家，甚至为他们提供薪材。除了家中的熏陶之外，康德早期的宗教知识基本上来自舒尔茨本人，而他所代表的敬虔会流派则形成了康德正式的宗教训练最早的背景基础。无论结果是好是坏，因父母（特别是母亲）的缘故，康德成了哥尼斯堡敬虔教派运动的一部分，而敬虔教派与哥尼斯堡正统派势力的冲突，也造成了他内心的冲突。当敬虔教派遭到诬蔑的时候，他的父母甚至他自己都会感觉受到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