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红
姜红，1994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2001、2007年分别于安徽大学、苏州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现为安徽农业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处长，国际教育学院院长，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相关工作。
据母亲说，我小时候特别害怕外国人。五岁时母亲带我去南京，在一座古楼参观时见到一个外国游客，他觉得中国孩子很可爱，主动来逗我玩，我很害怕，闭起了双眼不敢看他。十二岁时，全家一起去北京旅行，在北海公园，一名外国游客只顾拍照，往后一退碰到了我，那名游客连连道歉，我又羞又怕，不敢抬头。
没想到，工作以来，我一直和外国人打交道，不仅成为一名国际汉语教师，还从事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专职工作。这可能和我参加交流项目多次去美国教学有必然的联系。
我先后去过美国罕布什尔学院（Hampshire College，简称HC）五次，最长的是一个学年，最短的是一天。因为我的专业是中文，所以每次去都和教汉语有关，但真正走上讲台，面对外国学生讲授中国语言文化，只有1998年第一次赴美和2012年重返该校授课。
1998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教汉语，那时汉语虽不像现在这么火，但也应该说有兴趣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机缘巧合，我经历的汉语教学形式多样。除了在罕布什尔学院教授大学生汉语之外，我还有幸参加了周末中文学校面向社会的汉语教学和当地一所小学开设的课后汉语兴趣班的教学。1998年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去之前我对美国了解不多，也没有很多国际化的经历与经验，所以在教学和生活中所体会到的“文化休克”现象更加深刻。正是这次美国之行，让我对国际汉语教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1998年的美国之行，开启了我国际汉语教学的新起点。
一、自由的汉语课堂
1998年8月底，我怀着好奇而又忐忑的心情，登上了赴美国的航班，开始了为期一个学年的在美国的汉语教学生活。
当时罕布什尔学院并没有真正开设汉语课程。正式学习汉语的学生主要在当地“五校联”的其他四所学校修读汉语课程。罕布什尔学院坐落于阿姆斯特镇（Amherst，简称安城），与同样坐落于阿姆斯特镇的麻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阿姆斯特分校、阿姆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和坐落于紧邻的小镇北汉普顿镇（Northampton）的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和丽山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一起被称为“五校联”，五校之间有免费公交，五所学校资源共享，学分互认，学生可以在任何一所学校选修需要修读的课程。我们所教授的学生，主要是对汉语感兴趣却没有时间去其他学校修读的学生，或是在其他学校修读汉语但需要课外辅导的学生。
罕布什尔学院是美国一所典型的小型私立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相对来说，学生少，资源多，崇尚个性化教育、精英教育。与其他美国高校一样，该校实行学分制教学。该校的课程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大班课，一般在20人左右；中班课，10—15人；小班课，4—6人。除此之外，还有个别谈话课，也叫一对一辅导课，即教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辅导，每个课堂只有1名学生和1名教师。1998—1999学年，我在该校教授汉语的主要形式是小班课和一对一辅导课。
刚到美国时是8月底。阿姆斯特已进入初秋。蓝天白云，绿草红叶，秋高气爽。经过开学的培训，参加完开学典礼后我们即将开始工作。在享受美景、心旷神怡之余，我也非常忐忑。汉语作为非课表列入的课程，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课上，也不知道这个阶段的时光将和什么样的学生一起度过。
我是和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的杨永成老师一起去美国的。罕布什尔学院和安徽省社会科学院也有交流合作。在我们去美国前，已有6名罕布什尔学院的学生来安徽学习。那6名学生是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学习汉语的，当时就是杨老师的学生。我们去后，6名学生中愿意继续学习汉语的理所当然进入了杨老师的班级。而我作为杨老师的助教，在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非正式课程的班级，最初一两个星期基本无所事事。
正在我觉得在罕布什尔学院当老师无望，打算开始潜心做研究之时，忽然有一天，Kay Ann Johnson教授（该校中国项目负责人，虽然有年龄差距，但我们都亲切地叫她Kay）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有2个学生想跟我学习汉语。这2个学生是没有汉语基础的零起点学生，无法加入杨老师的班级，所以我可以单独开课。于是我的汉语班正式启动，Anna和Meli就是我最初的2个学生。过了一两个星期，又有2名男生Thomas和Milo加入了班级，我在罕布什尔开设的初级汉语课学生人数定格为4人，基本达到了小班课的规模。
第一年在罕布什尔学院授课，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自由：学生的自由和课堂的自由。作为一个小型私立学院，罕布什尔致力于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最个性化的安排，确保每个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理想的知识构成设计学业，找到自己喜爱的专业。记得我刚刚接触该校的学生时，曾经问一个学生“你的专业是什么？”，那个学生非常认真地想了半天，回答道：“我的专业是社会学，还有文学，还有……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当时我听后非常震惊。其一，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生一进校一定有个录取的专业，而且按照专业来编班、上课，我不能理解，没有专业区分，应该把学生分在哪个班呢？其二，当时中国的高校实行的是学年制，没有学分制之说。每个学生进校后按照录取专业的培养方案进行学习，无一例外，没有对课程进行选择的余地。我也不能理解没有专业区分学生该上什么课。
在罕布什尔学院，学生对课程、对老师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记得我刚去时，Kay在学校的咨询办公室（Advising Office）工作，专门为低年级的学生提供课程、学业方面的指导与帮助。每次去找她，都能见到很多学生在她办公室门口排队等候咨询。学生到了一定的阶段，还有导师组来为学生编制教学培养方案。由此来确保每个学生能接受独一无二的、最适合他的教育。
在那样一个自由的学校，所有的学生都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我的学生也不例外。关于学生的自由，最明显的体现是对兴趣的表达权和对课程的选择权。我的汉语班的开设，就是学生自由表达的结果。
Anna是一个法裔美国人，美丽、浪漫，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优异。她因为选了很多的课程，时间很紧，想学汉语又没有时间到其他四所学校修课，便向导师提出了希望罕布什尔学院开设零起点汉语课程的要求。Thomas是一个憨厚、帅气的大小伙儿，因为家庭的原因来过中国，对中国语言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想开始汉语的学习。Meli和Milo是典型的罕布什尔学院学生，兴趣爱好广泛，他们觉得中文很“cool”，所以申请加入我们的汉语班。因为学生的要求，加上我确实在那儿也没有明确的教学任务，这个班就在Kay的大力支持下开设起来了。
学生的自由还体现在他们即使选了课，并不意味着就必须要上完这门课。虽然是根据他们的要求而额外增加的班级，学生如果不喜欢也有退出的权利。当时的我并不太清楚会是这样，只记得一两周后Kay见到我很高兴地告诉我，几个学生对课程很满意，愿意继续留下来上课了。我当时在想，学校应学生的强烈要求开了课，难道学生还可以不上吗？那不是出尔反尔吗？时隔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原来在当时的美国退选课是正常的。
当时的汉语课是非常自由的。首先，上课的地方很自由。学校给我们安排了一个教室，我们起初也很喜欢那个教室，常常在那里上课。随着交流的增多，学生会提出一些新鲜的想法。比如，新英格兰地区的秋景非常漂亮，天气好时，学生会央求我：“老师，我们到楼后的草地上上课吧？”还记得有一次，大雪纷飞，学校里正好有学生在雪地里搭了一个小木棚，我的学生提议说：“老师，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棚子，体会一下遍地白雪的感觉如何？”有时候天气不好，学生会很体贴地说：“老师，我们到您公寓的二楼上课吧？这样您就不用出门了。”（我们住的地方是个二层小楼，呈六角形，每套公寓都是楼上楼下两层，在每套公寓中间的二楼有个公共区域，有一些桌子、椅子，可以简单聚会。）还有一次，上课内容是到餐厅点菜，学生就说：“我们去餐厅学习吧？”刚开始，我不敢答应，怕学校到教室检查，怕受学校批评。后来慢慢了解到，罕布什尔学院对老师是充分理解、信任和支持的，不会按照课表到教室检查老师有没有按时上课，也不会检查老师上课的要件（备课笔记、教材、教学进程表），他们对老师的评价主要来自学生的评价和对教学效果的评估。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在美国这些评价也基本上是真实的。再加上我的课程没有列入正式课程，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在排除了疑虑之后，我们汉语课上课的地方非常多样和丰富，能够结合学生的要求和教学的需要。这给我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
汉语课是个自由的课堂还表现在课程的内容可以根据学生的要求而调整。因为我教的4个学生参加零起点汉语班学习只是希望有个初级汉语基础，他们并不打算以后继续更高层次的学习，不存在和别的汉语课程衔接的问题，所以，在上课时，我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调整课程的内容，可以在教材之外增加新的知识点。罕布什尔学院是个特别的大学，他们对学生成绩的评定也不是主要按照考试分数，而是主要依据老师对学生的评价。罕布什尔学院每个学生修读的每门课的成绩都以课程评价的模式出现，由授课教师来完成。一份课程评价由课程名称、教材使用情况、课程内容描述、学生表现情况、学生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等几个部分构成。课程评价是对课程的全面介绍和对学生的综合评价，比分数表现得更全面、更客观。印象中我的4个学生学习中文只是因为兴趣，对于这门课成绩是否计入学分不是非常在意，至于最终是否计入了学分，因为时间太久，我也没有什么印象了。
在自由的课堂和自由的学生相处将近9个月的时间，通过授课、观摩其他美国老师上课，在美国零起点初级汉语小班课堂的授课给我留下了以下几点感受：
第一是在美国教授初级汉语时，媒介语和体态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刚到美国时，我的英语能力非常有限，尤其是口语表达能力较弱。初级汉语课一般都是由语音部分开始的。老师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介绍《汉语拼音方案》，要先将声母、韵母和声调教授一遍，使学生有一定语音基础后再进行语言教学。虽然语音教学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如演示、夸张、带音、模仿、分辨等来进行，但通过媒介语（即学生的母语英语）来对语音进行基本描述，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模仿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声母教学中关于送气不送气的问题，关于zh、ch、sh、j、q、x、z、c、s发音部位与方法的不同，韵母中的圆唇与不圆唇、前鼻音与后鼻音，声调的调值与调类等问题，在我的经验中都是通过媒介语先做解释，再让学生通过各种方法来模仿和训练，才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的。而我本人，也在教学中记下了与发音相关的英语表述，至今不忘。初级阶段的词汇和语法讲授中，老师也可以合理地使用部分媒介语，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初级汉语毕竟是教授汉语的课堂，媒介语非必需的应当不用。使用媒介语也应该避免过度使用的问题。在初级汉语教学中，体态语的使用也相当重要。体态语大致包括基本体态、面部表情和演示动作等几种不同类型。就基本体态而言，东方国家，如中国、日本和韩国，一般认为教师的基本体态要庄重而严肃，一般老师应站立，保持微笑。而在欧美国家，老师不必拘泥，甚至不必始终站立。在美国，老师的基本体态比较随意，老师可以通过或坐或靠等随意的体态营造自由的氛围，拉近和学生的距离。就表情而言，人类的一些面部表情具有通用的意义。在中国，一般老师的表情比较严肃，而在美国课堂，老师的表情相对丰富得多。在教学中，面部表情可以起到提示或批评的作用。比如，学生表现出色时，老师可以通过笑容来表达赞许；因文化差异而产生歧义时，老师可以通过笑容来化解尴尬；学生表情异样时，老师可以通过眼神来表示询问；学生回答问题不自信时，老师可以通过眼神来表示鼓励；学生出现偏离课堂的行为时，老师可以通过皱眉等委婉地表示批评。演示动作在初级汉语教学中也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初级阶段的词汇包含大量基本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讲述名词时可以通过图片、实物等展示；讲述动作时可以通过自身的行为来演示，也可让学生通过行为来表示理解；讲述形容词如“大”“小”等可以通过夸张来加深学生的印象。合理使用体态语可以起到补充言语行为的作用。在美国一年的教学使本身性格拘谨的我渐渐有了些改变。
第二是在美国的初级汉语课堂，课堂氛围的营造和教学方法的多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罕布什尔学院时，常常看到老师从车里出来时捧着大袋的零食和饮料，还有各种一次性杯、盘等用具。刚开始我觉得很奇怪，老师怎么能把买的吃的、喝的东西带到教室里去呢？慢慢我发现，这些东西是老师的课堂用品。因为罕布什尔学院是私立文理学院，班级人数较少，一般不会超过30人。为了营造课堂氛围，老师们找寻一切机会吸引学生对课堂的兴趣。做活动时准备零食，课程总结时准备零食，节假日前也准备零食。课堂上边吃边喝边上课是很正常的现象。我刚去时觉得奇怪，原因有两个：一是在当年的中国，课堂上不允许吃东西是惯例。在当时的观念里，课堂是个严肃的场合，吃东西是不严肃的行为，课堂上吃东西显然会影响教学效果。二是当时中国大学教师的收入较低，物价较贵，班级人数较多，一般老师花不起钱买零食带到课堂分给学生。当然，课堂上提供零食只是营造课堂氛围的方法之一。课堂氛围的营造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老师还可以通过问候学生，关心学生，与学生寒暄拉近彼此的距离来营造课堂氛围；也可以通过灵活穿插各种课堂活动调节课堂气氛。在美国初级汉语课堂，多样化教学方法的选择对增强教学效果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初级课堂可以使用情景图片法，可以结合学过的内容选择一些有趣的图片进行情景会话练习。可以让学生看图说话，也可以让学生看图对话。初级课堂经常使用替换练习和完成句子的方法。如我们在教“如果……就……”时，老师可以先说出“如果今天不下雨”，等待学生完成下面的句子，或者老师说出“如果今天不下雨，我们就去摘苹果”，让学生用特定句型进行替换。另外，在小班授课的初级汉语课堂，给学生足够的练习时间也非常必要。通过多练、多用，可以提高学生对语言的掌握和运用能力。
第三是老师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来自学生的各方面的挑战。首先，在我们原来的观念里，老师应该什么都知道，如果学生提问老师回答不上来可能是一件丢脸的事儿。在美国教汉语，首先的挑战来自语言。很多在母语中习以为常的用法，在留学生那里却遭到了质疑。如“一定”“当然”“必然”意思相近，面对这样的词，学生一定会问其中的区别；再如，关于语序，学生会问“六点我们吃晚饭”和“我们六点吃晚饭”有什么区别。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对于老师来说，并不容易回答。即便我是学中文的，也常常会面临各种不知道答案的语言上的问题。原因是我们把中文作为专业来学习时的关注点和作为二语习得的留学生们的关注点不同。而且，那时我刚刚本科毕业，对语言的研究不够，确实没有很好地掌握语言背后的规律。还有些问题，知道是什么原因，却因为专业英语词汇不足，无法用简单的汉语让学生理解，也带来沟通上的问题。第一次在美国教汉语时，我意识到备课非常重要，不是会说汉语或者是中文专业的老师一定能教好留学生的汉语。在美国课堂上，学生提问很自由，对老师也相对宽容。记得刚开始课堂上有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时，我很着急，羞于承认，常常很尴尬。后来渐渐接受了老师不是无所不知的这个事实，发现只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课下再想办法找到答案，尽早回答学生的问题也就可以了。对于老师偶尔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学生还是相当包容的。美国课堂上的挑战还来自学生和老师观点的不同。因为是小班授课，而且教授语言也经常讨论到文化，所以经常面对的是观点的不同。十几年前的中国，学生敢于在课堂上质疑老师观点的不多，而当时的美国，学生可以自由地表达，即便和老师观点不同，也不代表不尊重老师。刚开始上课时不太适应，生怕有不同意见，后来慢慢心理上可以接受了，越来越觉得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思想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在罕布什尔学院，除了教授初级汉语课程以外，我还承担了几个学生的个别辅导课。在美国汉语教学中，个别辅导是一种重要的形式。主要是教师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和帮助。在我个别辅导的学生中，印象最深刻的是Mary和Masa。Mary和Masa是罕布什尔学院第一批到中国来的学生中的2个，他们在我去美国前来过社科院学习。杨永成是他们的汉语老师。杨永成12月离开罕布什尔学院后，由我来一对一辅导他们汉语。Mary是个漂亮的美国女孩，温柔、可爱；Masa是日本人，严谨、执着。当时他们是一对情侣。他们一起来中国，一起回美国，在我们去美国后又一起做我和杨永成的助理，一起上中文课。只是在个别辅导时，和我单独约时间。Mary和Masa的汉语属于中高级水平。在对Mary、Masa和后来对其他的学生进行个别辅导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要充分了解个别辅导的对象，重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个别辅导是一种针对性较强的教学方式，个别辅导前，要了解学生上课的目的。有的学生想通过辅导课快速提高听、说、读、写能力，有的学生想通过辅导课加强对汉字的学习，有的学生只是想通过辅导课让老师答疑解惑。只有充分了解，才能有的放矢。个别辅导课要重视师生之间的交流，给学生更多的机会练习，帮助学生巩固已经学习的知识，提高他们的应用能力。
第二，要有计划地安排辅导的内容，灵活处理辅导中遇到的问题。个别辅导课一般是1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没有计划，很容易在师生交流对话中偏离学习的方向，达不到辅导的效果。因此，辅导前老师要做充分的准备，要有针对性地根据学生需要辅导的内容确定辅导计划，并负责时间的分配与计划的实施。个别辅导中也要设计铺垫、教学、练习、测试、复习等环节。一般来说，辅导课也需要给学生布置练习，让学生课下完成。在个别辅导课中，对不同的辅导对象可以采用不同的形式来辅导，老师可以较为灵活地处理辅导中遇到的问题。
第三，尊重个体差异，注重与学生的情感交流。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有的热情，有的含蓄，有的上课注意力集中，有的上课容易走神。个别辅导课，老师应该尊重学生个体的差异，对不同的学生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安排上有所不同。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另外，个别辅导课老师还要注重与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学生建立起友好、合作、信任的和谐关系，这样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1998—1999年在罕布什尔学院访学期间，因为种种原因，我还参与了社区周末中文学校的教学和小学课后中文兴趣班的教学。
罕布什尔学院坐落于阿姆斯特镇，这里属于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该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在当地，有不少家庭收养了来自中国的儿童。罕布什尔学院中国项目负责人Kay、麻州大学社会学教授Rick（Richard Tessler）都收养了中国女儿。我校的黄邦汉教授（是我校和罕布什尔学院合作项目的创始人）和收养家庭联系较多。我去美国时，经他介绍，认识了这些收养家庭，也通过他们，了解到镇上的周末中文班。镇上有个周末中文班是移居美国的华人章青办的。章青来自天津，当时在维泰（Verite，美国的一家公司）工作，周末开办中文班。我和章青相识是在中秋活动上。我8月底到美国，不久后就是中秋。中秋节前Rick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当地收养家庭组织（简称FCC，全名Families with Children from China）中秋节有个活动，他想邀请我一起参加。我当时在学校工作不多，也想多了解一些当地的事儿，就和Rick及他收养的2个中国女儿一起参加了这个活动。活动在一个公园的草地上举行，采用的是百乐餐（Potluck）的形式，有十几个家庭参加活动，参加活动的每个家庭带一两个菜，也有家庭带点心、水果和月饼，放在一起大家共享。活动很顺利，大家很开心。孩子们在一起玩得很欢乐，家长们在一起聊得也非常热闹。章青是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晚饭基本结束，月亮缓缓升起之时，章青问我可不可以教一些与中秋节文化相关的内容，让活动更有意义。当时我没什么经验，又不好拒绝，想起了小时候学过的一首歌《八月十五月儿明》，“八月十五月儿明啊，爷爷教我打月饼啊，月饼圆圆香又甜啊，吃起月饼思故乡啊”。因为只有四句，曲调比较简单，歌词也比较容易翻译，所以我硬着头皮先把意思解释一下，然后教参加聚会的家长和孩子们唱。没想到因为简单易学，曲调优美，家长和孩子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首歌，学完了不停地哼唱，章青也因此记住了我，聚会结束后和我有了一些交流。我也受邀经常去她的周末中文班观摩，在她出差回中国时还替她教了好几次课。章青的周末中文班主要是一些收养家庭的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这些家庭主要通过学习语言了解一些中国文化知识，还想通过学习语言让他们的孩子保持一些和中国的联系。这个班的主要教学方法是寓教于乐。班里收养的孩子年龄不大，最小的三四岁，最大的十来岁。周末中文班每次上课都有一个主题或是一个故事，围绕主题展开课程或是根据故事设计课程。一般来说，课程分为两段进行，先讲授内容，中间是茶歇，然后安排活动或练习，最后总结。家长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回家后再帮助孩子巩固和练习。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周末中文课Rick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小兔儿乖乖》故事的照片，看到孩子们戴着兔耳朵道具、Rick披着大灰狼的服装一起认真地表演，仍让人感动不已。
还想提到的中文教学是野木（Wildwood）小学的课后中文班。罕布什尔学院社会科学系的行政秘书毛艳君是美籍华裔，平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多。毛艳君是基督教徒，热衷于传教事业，后来辞职专修神学，专事传教了。我在罕布什尔学院工作时，周末相对空闲，毛艳君常常开车带我去教堂，介绍我认识她的朋友。相比一个人在宿舍的孤独寂寞，能去教堂听听唱诗，看看查经，帮助准备准备茶歇，与去教堂的各类人交谈交谈，观察观察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件乐事。在教堂里，我认识了林淑芳。林淑芳来自台湾，嫁给了一个美国人，于是在美国生活。林淑芳家离罕布什尔学院我们住的地方很近，有时候从教堂回来她会开车送我回家。印象中的林淑芳美丽、贤淑，工作认真负责，待人热情得体。得知我在罕布什尔学院教中文，林淑芳告诉我她和几位来自台湾的老师开了一个课后中文班。美国的小学放学较早，下午3:00点左右即可回家，而工作忙的家长无法按时接送，虽然校车可以把孩子送到家门口，但一个人不安全，美国法律也不允许把12岁以下的孩子单独留在家无人照看，于是学校就开设各种各样的课后班供孩子自由选择。野木小学有位来自台湾的老师叫郭乃馨，郭老师和其他几位来自台湾的女士一起开办了这个中文课后班。全校的学生都可以申请来这个班学习。因为和林淑芳慢慢熟悉起来，她邀请我参加这个班的中文授课。加入后，我发现这个班的授课老师是个非常认真的团队，我参与了她们好几次的教学研讨。她们每学期有一个非常细致的教学计划，经老师讨论后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包括每次课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环节、活动设计、人员安排等。每次课都由主讲老师和至少1名辅导老师配合来上。主讲老师负责讲授，辅导老师负责纪律和活动的安排等。我参与的那个学期课后班有15名左右来自不同年级的小学生参加。我承担过一次节日文化课的主讲和其他几次课程的辅导，印象中把课上好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我很庆幸通过这个中文课后班我了解了野木小学，认识了林老师和郭老师。2012年我再次赴美访问时，我的女儿就在这所小学的六年级学习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郭乃馨老师给了她非常多的帮助。
二、多彩的文化活动
在罕布什尔学院的一年，我在中国文化的教学和推广上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
一，安排了Tea Time。Tea Time，中文翻译应该是“喝茶时间”。记得刚去罕布什尔学院时，我们的任务是宣传该校和安徽的合作，吸引更多的学生对中国有兴趣，愿意参加项目来安徽学习。为了完成任务，我和杨永成每天去食堂吃午饭，主动和学生交流。因为没有目标，所以作用不大。罕布什尔学院国际教育办公室（Global Education Office）负责学生出国交流，有时候会有学生去咨询关于中国项目的事情。有一天国际教育办公室主任Chris问我们能不能安排一些时间来见这些咨询的学生，回答他们的问题。我们想了一下，觉得每周固定一个时间是个好主意。正好我们从中国带了一些茶叶去美国，就想以茶会学生，和学生边喝茶边聊天吧。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Chris，得到了她的大力支持，时间就定在每周五下午3:00，地点就定在图书馆三楼国际教育办公室门外，因为有沙发，有茶几，很方便。Chris还帮我们印制了一些宣传单，来帮助我们宣传。宣传单有淡紫色的，有浅灰色的，上面印着一个茶杯还有茶冒着热气，很好看。从那以后，每周五下午3:00我们就去图书馆三楼，每次也都有3—5个学生参加交流，交流的内容远远不只介绍合作项目，还涉及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
二，设立了电影放映日。我们去罕布什尔学院时，Chris安排了日本学生Masa做我们的助理，每周可以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开车带我和杨老师出去购物、参加活动等，由国际教育办公室负责安排车辆并支付Masa学生助理费用。每周我们和Masa出去时有一个地方是必然要去的，就是镇上的一家录像带租赁店。因为我们每周在罕布什尔学院的多元文化活动中心（Multi-culture Center）放映一部中国影片，以此来宣传中国文化。我们每周外出活动时都会把第二周要放映的影片选好。多元文化活动中心有一个大客厅，里面有电视机、影碟机，还有很多的沙发和椅子，大概可以容纳20人共同活动。因为罕布什尔学院学生较少，每次放映电影也只有七八人观看，所以那个地方倒也合适。印象中20世纪90年代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很受学生欢迎，我们放映过《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古今大战秦俑情》等。除此之外，还放映过《霸王别姬》等当时较受欢迎的电影。
三，举办了中国新年活动。1999年的中国新年来得比较晚，2月15日是中国除夕，在罕布什尔学院春季学期已经开学了。经过和Kay商量之后，在中国新年前我们准备了一场中国新年庆祝活动，邀请了所有上中文课的学生和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参加。国际教育办公室在当地的中餐馆订购了一些中国菜送到多元文化活动中心，我们安排助理买了一些点心和饮料。最复杂的要数包饺子活动了，但因为有高手相助，包饺子也变得简单而愉快。我们所有访问学者在罕布什尔学院都得到了一位华裔女士刘丽明的帮助，我在那儿的一年更是如此。刘丽明是东北人，最擅长的是包饺子。“丽明牌”饺子的美味在当地朋友圈中尽人皆知。刘丽明去美国前在北京工作，1998年底，她在北京的同事王列和王列的妻子姚文娟也来到美国，正好和我住在一套公寓里。姚文娟虽然来自西北，但做事干脆利落，包饺子也包得很好。我们从当地的华人商店（Mom’s House）买来面粉、韭菜、肉馅等原料，刘丽明、姚文娟主要负责调料、擀饺子皮，我和Kay与她们一起教学生包，学生助理们负责煮饺子，整个活动安排有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师生们都非常尽兴。
三、“文化休克”、文化体验与感悟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没有普及，中美之间的交流不多，了解也不够深入。所以当时我们所体验到的“文化休克”现象也更为强烈。
阿姆斯特镇有个图书馆，面向镇上居民开放。印象很深的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图书馆，因为不清楚图书馆的具体位置，所以过马路时心不在焉，东张西望，刚刚跨出一步踏在斑马线上，突然发现一辆车驶过来。我赶紧收回脚，却发现车也停了，于是我等车过，车却不动，我抬头一看，司机正对着我笑并用手示意让我先过。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2012年在美国为了考驾照学习交规时，我发现美国有规定，车辆应该让行人。原来“车让人”已经是一种制度和规定。
刚去美国时，学生请我们去餐馆吃饭，旁边有个人身上到处是各种“环”，耳环、鼻环、唇环，脸颊上还有环，我觉得奇怪，多看了几眼。我的学生马上提醒我，这样盯着人看是不礼貌的。我偷偷瞄了一眼，果然，浑身是环的姑娘已经有了尴尬的表情。我们吃饭时聊天，学生又提醒杨永成说，可不可以声音小一些。我观察了一下，果然周围都很安静，而且已经有人觉得我们奇怪，朝我们这边张望了。后来美国学生来中国学习时，最困扰他们的也是别人诧异的目光和周围嘈杂的环境。这体现了较大的文化差异。
第一次去银行，在银行排队，我很自然地站在后面。等我排到第二时，我还紧跟在第一个人后面，那个人回头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不知哪里犯了错。低头一看才发现，有一条很清楚的一米线画在地上，原来办业务的人和后面等待的人至少要有一米的距离，以保障信息的私密。而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这样的习惯。
刚去罕布什尔学院时，正赶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去演讲，公交车站附近插满了万国旗，很是热闹。等真正迎接他来时，发现并没有我想象的庞大的车队护送他，只有寥寥几辆车。而且他演讲完很快就离开了学校，也没有所谓的视察与汇报。
罕布什尔学院有个传统，开学时有个开学典礼，全校师生聚在一起，有个简短的发言，然后全校聚餐。我去那年的全校聚餐安排在图书馆后的草地上，聚餐时竟然每人可以领一只大龙虾。而且聚餐时每个学校领导、每个老师都自觉地排在学生后面领取食物，而且校长、副校长还主动地协助工作人员做一些服务工作，绝对是“以学生为中心”。
在美国期间，我接触到很多人和事，也有着较为丰富的文化体验。
Kay Ann Johnson（中文名江开安），罕布什尔学院的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是我在罕布什尔学院接触最多的人。安徽农业大学和罕布什尔学院的交流就是她和黄邦汉教授共同创立的。按照礼节，我们应该叫她江教授或Johnson教授，但因为中美习惯的不同，所以很多人叫她Kay教授，也有人亲切地叫她老Kay，我则按照美国人的叫法，为了表示亲近，直呼其名，叫她Kay。去美国前，我不认识她。我们到了美国后，她先在电话里问候了我们，电话里留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健谈，中文、英文都很标准。第一次见她是在她的家里——她为了欢迎我和杨永成老师邀请了我们和一帮朋友到她家里做客。她家坐落于日落大街146号，离镇上不远，是一栋当地典型的小洋楼。上下两层加地下室，房后有游泳池。Kay家里还有很多中国的文物和字画。Kay的先生叫Bill，也是美国人。他们有一个儿子Jesse，还从武汉福利院收养了女儿丽丽。那天晚上，她邀请了丽明、Rick一家等。Kay亲自为我们做了红烧猪肘子。在美国吃到一个美国人做的中国菜，那么地道，那么美味，令人难忘。后来又很多次去Kay的家里。尤其是寒假放假时校园没有人，我非常孤单，Kay多次邀请我去她家里做客。在和Kay的接触中，我们发现她有浓厚的中国情结，说中文、唱中国歌、热心帮助中国孤残儿童、研究中国问题、结交中国朋友。正是因为她的努力，这个项目才可以在罕布什尔学院延续至今。她的学识、风度和对中国的热爱，非常令人敬佩。
刘丽明是一位中国女士，20世纪80年代末去的美国，因为经常照顾我们，又比我们年长几岁，我们亲切地称她“丽明姐”。我去美国时，刘丽明的家在从罕布什尔学院到阿姆斯特镇的路上，离我们很近。她有2个女儿，小雨和石榴，都聪明又能干，都是非常优秀的女孩。刘丽明是我去美国后见到的第一个中国人，她和Kay很熟悉，关系很好。我和杨永成老师刚到那儿时，在其他学校有一场台湾人的演出，Kay请她开车带我们一起去看。刘丽明亲和力强，热情、干练，第一次见她我就非常喜欢她。她经常邀请我们去她家玩。在罕布什尔学院的那一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去她家吃饭，生活上遇到什么困难都是她第一时间提供帮助。刘丽明和她的家人、她的家给我那一年的日子带来了无限的温暖。刘丽明交友广泛，我通过她也认识了很多她的朋友们：卢找律、王列、姚文娟、徐斌、Doug、林琅等，后来我和他们也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卢找律来自北京，是个非常绅士的学者，当时在罕布什尔学院教中国哲学，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说他的名字是“寻找规律”，所以他学了哲学。他儿子默迪当时和他一起在安城上学，卢老师也经常请杨永成、我和他儿子一起吃饭。生活上他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记得我们刚去时不适应天气的干燥，说身上很痒，第二天卢老师就送来了润肤露，很让人感动。王列、姚文娟来自北京，王列是麻州大学的访问学者，姚文娟陪读。因为后来他们帮助我辅导学生学习中文，所以他们搬到罕布什尔学院，和我住在一套公寓。王列、姚文娟都有驾照，在美国买了一辆二手车。我常和他们一起驾车远游。印象中和他们一起去过阿尔伯尼、佛蒙特山、哈特佛德等。一般远游时他们两人坐在前排轮流开车，我坐在后排。在高速路上迎着朝阳出门、望着夕阳回家的场景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现在每每坐车在高速路上飞驰，我都会回想起这一幕。徐斌是学美术的，一个人在美国，在朋友的公司工作，和朋友住在一起。因为比较自由，所以也曾有几次我们相约一起出游。有一次下大雪他开车带我去看画展，除了在他的指导下欣赏艺术作品以外，来回路上拍下了不少美丽的雪景。Doug是个美国单身成年男人，在刘丽明家认识他时觉得他应该是50多岁。他单身一人却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儿，我曾经和Kay、刘丽明及她们的孩子一起参加了Doug女儿的生日泳池派对。现在不知Doug和他女儿怎么样了。想想也挺佩服Doug收养女儿时的勇气。林琅是北大的高才生，当时在麻州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她当时已经成家，先生在波士顿工作，他们在波士顿郊区买了房子。林琅因为到麻州大学学习所以经常开车来回。我们认识后也相当投缘，印象中我们两人一起参加了不少不同学校的文化活动，她经常开着她的红色跑车到罕布什尔学院找我一起玩儿。1999年的春晚我是和朋友们一起在她波士顿的家里收看的。
在美国，有个组织，叫FCC，是收养中国儿童的美国家庭的组织。因为黄邦汉教授的研究和收养儿童有关，我也在他的介绍下认识了不少收养中国儿童的家庭。在阿姆斯特附近，我认识了Richard Tessler和Fran Adams一家。Rick是麻州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他家收养了2个中国女孩，一个叫Hannah，一个叫Zoe，都来自合肥。我刚去就和Rick取得了联系，有机会参观他家并认识他的2个女儿和他的妻子Patricia。那年的圣诞节我是在Rick家度过的。圣诞节前，因为罕布什尔学院校园太冷清，我收拾行李搬进了Rick家的客房，与他们一起参加了社区圣诞前夜的唱歌和聚会活动。圣诞节的早晨与大家一起收了圣诞礼物，与王列一家、刘丽明一家、Rick一家共享了圣诞大餐，印象中Rick做的牛排特别好吃。Fran Adams是个独立、坚强的独身女人，她的父辈曾经来过中国，她也收养了一个来自安徽马鞍山的女儿马智慧，因为马智慧被收养时已经三四岁了，所以Fran很努力地让她保持和中国人的联系，希望她平安、顺利地适应生活的变化。我也受邀去Fran家做过几次客，和她们一直保持联系。
纽约的Joe Kelly一家是也是黄邦汉教授的好朋友。Joe Kelly和他的太太Claire都是地地道道的纽约人，他们从合肥福利院收养了一个中国女儿客荣。Joe Kelly很绅士、很潇洒，Claire很时尚、很漂亮，他们的女儿客荣聪明伶俐、气质优雅。我去纽约时，客荣七八岁，刚上小学。我第一次去纽约得到了他们一家的关照。去时赶上万圣节，下午和他们一起参加了格林威治村的万圣节大游行。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万圣节大游行始于1973年，每年一次，大约有3万名游行者。阵容庞大的游行队伍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奇异打扮，令人称奇。看完游行后，又和他们一家人一起参加了FCC万圣节的活动。那天纽约街头有非常多的人，Joe只好放弃开车，带我们坐地铁赶去活动举办的地方。到达后，他们一家人换上了万圣节的装扮，记得客荣装扮成了花木兰，Claire装扮成了女仆，Joe装扮成一个吸血鬼。我还发现，参加活动的收养家庭父母和孩子都穿上了各种不同的衣服。而我因为不了解美国文化，也没有准备衣服，那天成了一个另类，不过Joe向大家介绍了我刚从中国来，大家也都理解了，都对我非常友好。各种游戏、活动令客荣非常高兴。因为Claire约了她的兄弟姐妹晚上聚餐，聚会还没结束我们就要离开，客荣抱着要来的糖恋恋不舍地和我们一起离开了会场。Claire一家属于美国上层，晚宴在一家有名的美国餐厅，非常奢华。我看着半懂不懂的菜单正在发愁，体贴的Claire帮我推荐了该店的特色菜和甜点，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这么好吃和精致的美国菜。第二天，我和客荣一起陪Joe去看了住在纽约郊区的他的妈妈。下午，Joe带我们去看自由女神、联合国等，晚上，登上帝国大厦楼顶俯瞰纽约璀璨的夜景。去纽约的访问因为他们一家的陪伴变得非常丰富而有意义。
波士顿的Betsy和Berrit是Kay的朋友。我和Kay一家一起去波士顿，Kay一家当天返回安城。我则因为第一次去波士顿，被Kay拜托给Betsy，留在波士顿住了一夜。Betsy和Berrit收养了2名中国女孩，是从武汉福利院收养的。因为Kay的女儿也来自武汉福利院，所以她们经常安排孩子在一起聚会，大人也就成了朋友。Betsy细心、温和，在Kay离开后带我先去看查尔斯河上的划船比赛，看完比赛后参观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朗费罗故居、唐人街，最后还带我去看了波士顿码头。在美国期间，我和不少收养中国孩子的家庭有密切的接触，虽然他们收养孩子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有一颗热爱中国文化的善良的心。
在安城，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偶遇。安城有个汽车站，每次我们出行都是从车站旁边的书店买车票，然后等车、乘车。候车区在室外，有座椅。有一次我去纽约，到得很早，一位美国女士坐在我旁边等车，我们打了个招呼，也没多说话，排队上车后发现我们的座位竟然在一起。我们多聊了几句。她是一位诗人，叫 Penny，住在安城，去纽约是为了参加一个诗会，在诗会上会朗诵她的新诗。一路上我们相聊甚欢，互留了联系方式。从纽约回安城不久我就接到了她的邀请，去她家里做客。她送了她的诗集作为给我的礼物，回国时我也把她的书带回了中国。她有个儿子，是从非洲的一个国家收养来的，叫Nathan，话不多，但很有思想和创意。去她家吃饭后她又多次邀请我参加她和其他诗人的聚会，我和她渐渐成了朋友。这种友谊延续多年，我后来几次回美国都和她有些联系。
第一次去美国，最深刻的文化感悟当属“不出国不知道爱国”。出国之前，“爱国”是头脑中一个抽象的概念，出国之后，“爱国”是内心深处的一种最深刻的情结。刚去美国时，我的英语不太好，麻州大学有英语辅导班，晚上开课，面向所有“五校联”的学生和当地的居民。我参加了高级英语班，每周两个晚上去麻州大学学习。我的英语课老师是个伊朗人，在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心）教了多年，经验丰富，他同时也是该中心的负责人。因为我是班上较为优秀的学生，和老师关系密切而融洽，他常常把我作为助教，帮助他做一些辅助、辅导的工作。记得有一个晚上，老师要给所有中国学生开会，叫我给他做翻译。我们开始开会时，正在说话，2名同学从前门走了进来，没打招呼，直接走向座位。老师生气地说：“你们这些中国人就是没礼貌，迟到，身上还带着难闻的味道……”虽然那2个同学迟到也让我很尴尬，虽然她们身上确实带着从中餐馆刚刚出来的味道（她们是刚从国内过去在中餐馆打工的人员），但我本能的反应是老师太不尊重中国同学了，太不尊重中国人了，太不尊重中国了，这让我体会到深刻的屈辱感，所以我沉默了。老师显然说完后也意识到自己说得有些过激，我没翻译他的话，他迟疑了一下就继续往下进行，我仍然身陷屈辱中，不愿说话，班里的气氛一下子尴尬起来，其他的同学也开始窃窃私语。老师一下子愣住了，问我：“怎么了？”我眼睛一红，声音也有些哽咽了，说：“我不想翻译了，因为您说得不对，不尊重我们。”老师听后很吃惊，但马上诚恳地说：“刚才我确实说得不对，向你们道歉。”我和老师之间的对话是英文的，台下的同学有人有些明白了，开始响起的是稀稀拉拉的掌声，但旋即所有人都明白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这件事情过去后很久，我的心情都不能平静，我一向是尊敬老师的，在课堂上与老师之间的不愉快让我内心很不安。我一直在思考，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我会不会当场指出。那天课上老师确实有些过激，但在中国，老师的过激言行也时有发生，我想如果在中国我可能不会指出。在美国课堂上那种屈辱感是本能的反应，更是“不出国不知道爱国”的深刻诠释。
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使用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3名中国驻南斯拉夫的记者牺牲。当时在美国，文娟、王列和我住在一套公寓里，听到消息后我们都震惊了，愤怒之情难以表述。文娟提议说我们人在美国，更要代表中国人民进行抗议。于是我们三人在文娟的带动下，齐心协力写了一块抗议的牌子，“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放在罕布什尔学院校园内我们宿舍的门口。过往的美国人都会驻足看一下，有些人还向我们投来了敬佩的目光。
四、美国之行的深远影响
第一次去美国已是18年前，当时互联网不发达，去之前我们对美国的情况不够了解。美国和国内主要的交流靠书信和电话。一封信无论寄来还是寄去都需要不少于一周的时间。打电话则价格昂贵，从国内打过去至少一分钟7—8元人民币，从美国打回来至少也要3—4元。当时的工资不过一个月两三百元，连打一个小时的电话也不够。当时人员往来也不像现在这样频繁，所以美国之行带来了很多的震动、震撼，对我的影响应该说是全面而深远的。
美国之行改变了我的教学理念。中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不同，社会环境和传统不同，评价人才的标准不同，多种因素形成了不同的教育模式和体制，造成了中美大学课堂教育的巨大差异。比如，在中国大学课堂教师是绝对权威，是课堂的主角，学生不经过允许不可以提问或发言；而在美国课堂，教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指导者，引导学生质疑和提出问题，指导学生查找资料解决问题，鼓励学生有不同见解，把学生作为真正的主角。中国大学老师都以讲授为主，讲授围绕教材进行，循序渐进，层层深入，逻辑严密，前后呼应，通过大量练习巩固加深，使学生“全面掌握”“熟练计算”；而美国大学课堂老师只简单介绍要点，更多地让学生自己去阅读、思考。中国大学课程考核以结束时的考试为主；而美国大学课程考核方法多样，作业多、阅读量大、协作多、小测验多、师生互动多、讨论研讨多、学生动手实践多。回国后，我也将美国大学课堂的这些特点运用于中国的课堂教学，创设自由的课堂氛围，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加大平时考核在分数中的比重等，受到了学生的欢迎。正是这一段经历，使我能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安排教学，以更宽容的心态来面对学生。
美国之行改变了我的职业生涯。去美国前，我是大学语文教研部的1名公共课老师。在美国教汉语的经历，使我对汉语国际教育越来越有兴趣。我2003年取得教育部颁发的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2005年开始负责和罕布什尔学院合办的美国留学生暑期中国语言文化项目，至今举办了11年，有近百名美国留学生先后来我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化；2007年和我的同事们一起成功申报了对外汉语本科专业，并于当年开始招生；2011年以“美国留学生习得汉语特殊句式研究”为题完成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2014年与安徽同行一起成立了安徽省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会，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正是这一段经历，使我找到了自己职业的方向。
美国之行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美国是个多元文化社会，包容度极高。美国之行让我了解到还有如此不一样的人和思想。对我来说，回国后看待事物时，更多的是理解、接受而不是批判。这一段经历，使我可以更勇敢地选择自己最喜欢的道路，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也一直以包容的心态鼓励她积极追寻自己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美国之行让我体验到了跨文化交际之魅力。因为中美之间价值观不同，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也不相同。从刚去国外时的“文化休克”到刚回国时的“返乡（重返本文化）休克”；从否定文化差异、保卫文化差异、最小化文化差异、接受文化差异、调整自身以适应文化差异到培养多元文化意识、构建目的语文化和本民族文化可以平等对话、和而不同的第三空间，其间的魅力深深吸引着我，促使我不断学习、实践与反思，努力成为一名能够自由行走于多元文化空间的跨文化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