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513—581）北周文学家。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字子山。初仕南梁为学士，与父肩吾及徐陵父子，为宫廷书写绮丽诗文，世称“徐庾体”。侯景乱时，正出使西魏，被迫留居长安（今陕西西安）。后任北周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虽位高名显，常有思乡之念，所作《哀江南赋》等著名于世。后人辑有《庾子山集》。
毛泽东是很喜欢六朝的骈文的。早年，他从《昭明文选》，读了所选的若干骈文，其中就有庾信的骈文。庾信在政治圈里是个相当复杂的角色。毛泽东不因人废文，也不以政治标准作界定，他对庾信骈文青睐有加，相当熟悉。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的某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与符定一、章士钊等老人谈魏晋南北朝文学时，忽然顺口念了一段庾信《谢滕王赍马启》：“柳谷未开，翻逢紫燕。临源犹远，忽见桃花。流电争光，浮云连影。”《谢滕王赍马启》并非是庾信代表作，可是毛泽东却背诵如流。从一个侧面足证毛泽东对庾信赋的喜爱。
毛泽东最喜爱庾信的《枯树赋》，他多次吟诵，多次向他人推荐。1951年，毛泽东得知儿子毛岸英在朝鲜牺牲后，站在窗前，久久凝视着那庭院里的垂柳，低声吟起《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毛泽东晚年，对《枯树赋》喜欢更见浓醇。1974年12月底，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和即将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谈话。当得知江华已六十八岁了，毛泽东感慨地背着《枯树赋》的一段：“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翌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初见北京大学讲师芦荻时，与她谈了阮籍，又谈了庾信。接着，他就要芦荻开讲《枯树赋》。据芦荻回忆，毛泽东很欣赏庾信的才思文采，说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的，远不止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庾信的《枯树赋》，把宫廷、山野、水边、山上的树，名贵的、普通的树都写到了，又把和树有关的典故、以树命名的地方，也都写了进去，眼界宽广，思路开阔。他用形象、夸张的语言，描写出各种树木原有的勃勃生机、繁茂雄奇的姿态，以及树木受到种种摧残和因之而衰败摇落的惨状，是很成功的写法。这样写，对比鲜明，读来自然让人对树木受到的摧残产生不平，感到惋惜。他对全赋以殷仲文“顾庭槐而叹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起兴，以桓温的“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浩叹作结的结构，激赏不已。他说，这两段话不仅是全赋的“纲”，是画龙点睛之笔，而且起结呼应，使全赋有一气呵成之势，突出了立意，又余韵不尽。
七十年代毛泽东布置了注释《枯树赋》和出大字本。为毛泽东作注释《枯树赋》，大致仍参照和因袭了旧说，即枯树之所以枯萎凋零，是因为树木在移植过程中伤害了根本所致。庾信就是以此比喻自己身仕南朝，而现又飘零北方，寄感慨于枯树而写下此赋。它就是传统的“移植说”。但毛泽东不同意此说。他对《枯树赋》的注释谈了四点意见：
一、“桐何为而半死”：……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不是移植问题”。
二、鸳：可能是鹤（音冤）雏（音出）。
三、“临风亭而唳（音立）鹤，对月峡而吟猿”：是说受到了种种摧残的树木，发出的声音凄伤悲哀。
四、“若夫松子古度”十句：……这和移植毫无关系。
毛泽东还对《枯树赋》注文提了三条意见：
一、“‘若乃山河阻绝’四句：……‘原文没有写水灾’。”
二、“‘雄图既溢’，这句话是对的，‘溢’是‘过了’（《西厢记》：‘泪添九曲黄河溢。’）；‘武力未毕’，这句不对，疑有字误，未毕疑是已毕之误，不然，雄图
完了，怎么又说‘武力未毕’呢？”
三、“‘送日’宜解作‘遣日’，（是无聊呵！）不是‘夸父追日’。”
毛泽东的意见，后来还印成《主席对几条注文的意见》。当时，北京的注释工作者，在读了《枯树赋》等大字本后，写了一份《关于（枯树赋）、（别赋）（恨赋）注文的问题》，认为《枯树赋》的注文确有与原意不合之处。毛泽东当即就《枯树赋》作了批示：
此注较好。我早已不同意移植之说，上月曾告芦获。关于注释问题，请你们过细的研究。
毛泽东一九七五年八月
（孙琴安《毛泽东与中国文学》，重庆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49—50页）
说明了他对庾信《枯树赋》的重视。
1976年，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毛泽东怀旧的悲凉心情加剧。他又想起了《枯树赋》。一天，他要张玉凤读《枯树赋》。张玉凤连读了两遍，毛泽东自己又背诵了两遍。除了偶尔有几句需提示句首两字外，竞能将这篇有四百六十九字的长赋全部背诵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