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989—1052）北宋大臣。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希文。大中祥符进士。三次遭贬。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主持防御西夏。1043年，回京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参与推行“庆历新政”。未果。工于诗词散文，所作文章风格大气明健。《岳阳楼记》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有《范文正公集》。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毛泽东在《咏贾谊》一诗中称赞西汉贾谊“胸罗文章兵百万”，其典出自范仲淹的故事。据史传称，范仲淹守西北时，西夏人称：小范老子胸中有雄师百万。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就读书盈尺，当然熟知范仲淹的故事。1913年他在《讲堂录》所提及的那些“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即不仅成就了事功，而且其思想也影响社会者），“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此间“韩范”“曾左”，乃指韩琦、范仲淹和曾国藩、左宗棠。可见他对范仲淹评价很高，是视为全才的。在《讲堂录》里，毛泽东还记述了范仲淹的少年故事，称赞他“励志苦学，三年衣不解带，尝见金不取，管宁之亚也。”1918年春，毛泽东和蔡和森游学洞庭湖畔，他们登上岳阳楼，朗诵《岳阳楼记》，欣赏刻在木雕屏风上的清乾隆时书法家张照所书的《岳阳楼记》。他说：这“先忧后乐”的思想，较之“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提法，境界更高了。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嘉岭山，走到民间传说中的范公井旁说：范仲淹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古人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要做得更好些！延安时期，毛泽东接触了当年范仲淹守延安的遗迹。在延安旧钟鼓楼上悬有“范韩旧治”四字的横匾。他对人介绍说：延安是范仲淹的旧游之地。“范韩”就是范仲淹、韩琦。为了防御西夏，他们曾经镇守延安。当时有一个民谣：军中有一范，敌人闻之惊破胆。许多人都知道范仲淹是一个文人，很少人知道他还是一个镇守边疆的主帅。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毛泽东对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评价极高。遇到岳阳籍的同志，就要问，你能背诵《岳阳楼记》吗？他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两句相当欣赏，并经常背颂。1959年6月回韶山，在父母墓地也说：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是北宋庆历时期大政治家，也是一个大词家。毛泽东经常诵读范仲淹的词。他赞赏范仲淹名篇《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说，范是一个边塞词人。1958年7月1日，在致江青和李纳信中谈及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两词风格时说：“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毛泽东诗词集》第230—231页）
范仲淹文好、词好，但他的诗就影响小些，而毛泽东对范诗却也不陌生。1959年8月19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结束后，乘专列路过浙江金华，在与当地干部座谈时，谈到了永康方岩山胡公庙，说胡公名则，北宋的一位清官，为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实事，人民就建庙纪念他。说着就念诵了范仲淹赞颂胡则的一首诗：
千年风采逢明主，一寸襟灵慕昔贤。
待看朝廷兴礼让，天衢何敢斗先鞭。
欧阳修作文雄健清新，写词和婉深挚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吉州庐陵（今江西永丰）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天圣进士。初任滑州通判。因赞成范仲淹新政失败，出知滁州、扬州、泉州先后达十一年。后回京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于文学、史学俱卓有成就。主张文章明道、致用。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宋祁合撰《新唐书》，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集》。
欧阳修的散文雄健清新，诗词和婉深挚，自宋伊始，多为知识界称颂。毛泽东从蒙学时期就读《古文观止》等书，接触到欧阳修的散文《醉翁亭记》等篇，很欣赏欧阳修的文才。
1930年10月5日，红军占领吉安，毛泽东和中央总前委、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机关一起进驻吉安城。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受吉安名医戴济民之托，专程前来邀请毛泽东前往作客。席间，主客谈笑风生。毛泽东以赞叹口气说：“自古以来，卢陵吉水就是人杰地灵之地。你看，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有‘文章名冠天下’之称；南宋四大家中的杨万里，一生写诗两万多首，他们都是卢陵吉水人。”（舒龙、凌步机《岁岁重阳》，海南出版社1933年10月版第112页）1959年7月，毛泽东在江西庐山，又谈到欧阳修，他说：江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唐宋八大家，江西就占了三家，临川的王安石、吉水的欧阳修、南丰的曾巩，都是北宋有名的文人。
毛泽东喜欢欧阳修的散文，在他的著作中曾引用过欧阳修的“一丝一毫”、“如入无人之境”等语。1965年所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有“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此中“潺潺流水”，显然是从《醉翁亭记》：“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中而来。三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曾谈到词的流派时，就曾引用过宋词各家，其中包括欧阳修的词。现见为他圈点的，就有《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南歌子》和《归自谣》等三首。
欧阳修也是史学大家。他与宋祁合作《新唐书》，自己编撰《新五代史》。毛泽东对这两部史书，都精心阅读。并与刘晌的《旧唐书》、薛居正的《旧五代史》作比较，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写得好”。这大概是《旧唐书》史料丰富，尤其是人物传记拥有更多的文字，《新唐书》作了删除，由《旧唐书》的一百九十万字改为一百四十万字，所谓“简”不如“繁”。当然，对《新唐书》的某些传记，毛泽东也是较为欣赏的。如《严郢传》、《吴通玄传》等，他都认为“写得好”。在《李汉传》天头更写了一段批语，表彰欧阳修，“李汉，道玄六世孙。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此流传，厥功伟哉”。（《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页）
《新五代史》取法《三国志》，但欧阳修非常注意“褒贬义例”、“春秋笔法”。如该史卷三十二《死节传》，欧阳修说：“自古忠臣义士之难得也！五代之乱，三人者，或出于军卒，或出于伪国之臣，可胜叹哉！可胜叹哉！”五代十国时期帝王将相见史者千余，但作者认为够得忠臣标准的，只有三人，即后梁王彦章、后唐裴约，南唐刘仁赡。毛泽东好学深思，对《死节传》所说颇不为然，如提到“伪国之臣”处，就见有批语：“何谓伪国？”（同上，第271页）说王彦章“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批语有“食谁人之禄”。（同上，第271页）不过，他对这些死节者还是赞叹的，如记刘仁赡“少略通兵书”，批语有“略通可以，多则无益有害”；王彦章被俘后不屈被杀，也有批语“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同上，第270页）1961年年底，毛泽东考虑在《实践论》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情况，再写一篇哲学著作。他对警卫员张仙朋说：建国以前，我们党搞了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所以我的军事著作比较多：所谓好的文章，都是在斗争实践中逼出来的。接着又说：人们常说：“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怀念毛泽东同志》第137—138页）毛泽东话中引的“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一语，就是典出于《死节传》“彦章伤重，马踣，被擒。彦章武人，不知书。常为俚语谓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