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北宋史学家、政治家。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字君实，生于光山（今河南光山），故取名光。宝元进士。反对王安石新法。辞归洛阳十五年，主编通史《资治通鉴》。新法废除后，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旋病死。主持编纂《资治通鉴》。有《温国文正公文集》、《稽古录》等传世。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上续《左传》，由战国至五代，写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史事，共三百万字。据毛泽东晚年所说，《资治通鉴》他读了很多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有时间啰。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毛泽东开始接触《资治通鉴》是进入长沙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的时候，校长符定一认定他将来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当即授以此书供他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天天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1920年毛泽东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脚症的半年期间，又读了一遍《资治通鉴》。1976年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和毛远新谈读《资治通鉴》等书时，就指出：这些书你都应该看，只看一遍不行，至少要看五遍。一部《资治通鉴》我就看了五遍。
毛泽东对《资治通鉴》有很高的评价1975年5月，身边的工作人员问毛泽东：为什么那么一部大书，写政治、军事的那么多，写经济、文化的那么少呢？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有人给《左传》起了个名字，叫“相砍书”，可它比《通鉴》里写的战争少多了，没有《通鉴》“砍”得有意思，《通鉴》是部大的“相砍书”。又说：《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例子多得很呐。要帮助统治阶级统治，靠什么？能靠文化？靠作诗写文章去统治？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还说：可是没秀才也不行，秀才读书多，见识广，可以出谋划策，帮助治天下，治国家，历代的明君都有一些贤臣辅佐，他们都不能离开秀才啊！最后毛泽东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一句话，不过不是我说的，我是借花献佛。那是鲁迅先生说的：“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当然，毛泽东对《资治通鉴》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批判，指出它有做秀做假之处。毛泽东说：《通鉴》为什么写到五代为止？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也只是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玉无瑕，十全十美，全信行吗？（《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3日）
对《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毛泽东予以高度赞赏。1975年，他在病中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司马光和他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说：一个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编写不了这么一部大书。写上名字的是五个人，没有写上名字的还不少呢。司马光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干就是十九年，这里还有皇帝的支持，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没有他主持，一切都不会有。司马光可说是有毅力、有决心噢。他在四十八岁到六十多岁的黄金时代，完成了这项大工程。当然，这段时间，他政治上不得志，被贬斥，这也是他能完成这部书编写的原因呢。又说：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日《史记》；一日《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司马光晚年，还做了1个月的宰相，在这之后，过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便死了。死之后，他还接着倒楣，真是人事无常啊！[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977页]
当时学界风行所谓王安石是改革派、法家，司马光是保守派、儒家的论调。毛泽东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说：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变法，而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们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学问。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不能因政见不同，连人家的学问也不认帐了。又说：说到固执，司马光这个人就是很固执。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并且办到底。固执不一定是好事，但做学问却需要这种精神，总比那些动摇不定的人好。对的当然要坚持；错了，当时没有认识到，为什么不坚持？当然，对与错有时也转化，当时对，多少年后未必还对；当时错的，多少年后也未必还错。多少年后看看还是错的，再过多少年后看看，也许又另当别论了。所以，不要对事情轻易下结论，历史自有公论嘛！（《人民日报》1991年11月23日）
毛泽东对司马光的政治思维和途径，即参予新旧党之争，说得比较中允、平淡，没有奢谈是是非非，更多的乃是称赞司马光的人品、学问。他高瞻远嘱，从整个历史大文化视角，评述司马光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