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教育大师。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相当多的就是关于孔子从事教育的谈话。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不过我们主要的在于奖，假使有个把宰予，也没有什么关系。”又说：“从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80、183页）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讲话中，又说：“在教学方法上，教员要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讲课。教员不根据学生要求学什么东西，全凭自己教这个方法是不行的。教员也要跟学生学，不能光教学生。现在我看要有一个制度，叫做三七开，就是教员先向学生学七分，了解学生的历史、个性和需要，然后再拿三分去教学生。这个方法听起来好像很新，其实早就有了，孔夫子就是这样教学的。同一个问题，他答复子路的跟答复冉有的就不一样。子路是急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慢一些。再有是慢性子，对他的答复就要使他快一些。”（《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15—116页）
当然，孔子那套教育方法也有缺点。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指出：“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是文言文。”（《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1页）毛泽东反对孔子轻视和脱离生产劳动。1939年5月4日，他在延安举行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谈及青年参加生产劳动意义时说：“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但是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欢什么生产运动。他的学生向他请教如何耕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8页）
毛泽东也喜欢在书信和谈话里，恰如其分地引用孔子言论，作为交流和教育的工具。如读谢觉哉总结自己前半生的历程所写的《自传》时所写的批语有“文如其人，信哉！”（《人民日报》1979年7月14日）；给生病住院的王观澜写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要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生活中的毛泽东》，华龄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给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科主任医生方禹镛五十岁生日所写条幅：“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在与谭政闲谈时得悉他已有三十八岁，就说道：孔夫子说过，“三十而立”。你就快四十的人，那早就该立了，等等。毛泽东非常提倡孔子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红军时期，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提倡“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年6月第2版第110页）1942年2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称赞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并提出要“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提出“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在具体叙述“不装”时说：“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4年2月版第125—126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仍一如既往地谈孔夫子，有时还说孔夫子是圣人、贤人或革命党。
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他赞同郭沫若的孔子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的观点。认为：说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在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孔夫子是革命党，此人不可一笔抹煞。（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199页）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第二次会议上谈破除，迷信时举了古今很多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例子，其中也说到，“孔夫子当时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当过吹鼓手，后来教学。他虽然做过官，在鲁国当过‘司法部长’，鲁国当时只有几十万人口，相当于我们现在县政府的司法科长，他还做过管钱的小官，相当于我们农业社的会计，可是他却学会了许多本领”。（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317页）翌年夏天，他在与孔从周将军谈话时又说：你先人孔子是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嘛。我幼年读的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一套，要不是孔夫子，我连字可能都不认识哩！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他为山东曲阜陈家庄办合作社成就写了按语，内称：？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54页）几年后，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第2278页），他还说：他的数学不及我们初中程度，恐怕只是高小程度。如果说数学，我们大学生是圣人，孔夫子只不过是贤人。
应该说，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对孔子的评价，总体还是相当高的，当然也有批评和指责，有的甚至是因与现实政治挂钩而出现的过火言论。1953年9月，他在政府会议上批判梁漱溟先生时说，“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像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3页）1957年1月，在和省市区党委书记谈双百方针时，毛泽东说孔子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1964年2月，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更指出孔子教育也不行，“孔夫子教学也有问题，没有工业、农业，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不行。”还说：“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驾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做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19页）
“文革”前夕和“文革”中毛泽东喜欢用孔子来衬托秦始皇，即贬低孔子抬高秦始皇，他对孔子的评价也越来越低，甚至予以全面否定。1964年6月，他在接见外宾时就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当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希望》1992年新总第1期）1968年10月，他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哕，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孔夫子的哕。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同上）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将孔子作全面的否定。还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排印大字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1973年7月，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的。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许全兴《毛泽东与孔夫子》，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81页）不久，毛泽东亲自批发了广东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并在《人民日报》刊载。1975年底至1976年初，他还曾这样说：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的《论孔丘》、冯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在此期间，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第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