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1842—1922）近代思想家。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字正翔。早年在上海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做买办。1878年为李鸿章赏识，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厂总办、汉阳铁厂和粤汉路公司总办。1895年后投靠盛宣怀。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有著作《盛世危言》，提倡向西方学习技术，富国强兵。
毛泽东1908年在韶山家乡时就读过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他对同乡李激清说：前几天，我读了《盛世危言》，深感自己学问不多，要继续进学校读书。趁年轻时学好本领，将来做一番利国利民的事情！（张步真、赵志超《故国行》第148页）《盛世危言》这部书开拓了少年毛泽东的眼界，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几十年后，他仍对这部书念念不忘。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起这本书给他的影响。他说：（父亲）要我熟读经书，尤其是他在一次诉讼失败之后，更是这样了，当时他由于他的对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适的经书上的话而败诉。我经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我父亲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我读一些像经书那样“有用的”东西，可以帮助他打赢官司。可是，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影响。
次年8月，洛川会议后，有天晚上，他又和郭化若谈及这本书。毛泽东说：“十几岁那年，我读到一本描写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一个通宵，一口气把它看完，读后对中国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本倡导维新的技术改良的书《盛世危言》，使我接触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也就是读了这本书后，我作出决定：为了中国的命运，必须走出韶山，走出湘潭，去学习更多的知识。”（高宝新《碧血丹心——毛泽东和他的麾下将领》，长征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70页）
1947年8月，毛泽东在陕北沙家店战役结束后，与警卫员闲谈时又提及了这本四十年前他读过的书，他说：小时候看《水浒》，只知道杀富济贫，不懂得反封建；大点了，看《盛世危言》，以为有了外国的技术、机器和枪炮就行，还是不懂反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