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丰田前史
50年前丰田刚开始认真研究汽车时，在美国已经是每4人就有一部汽车了。丰田汽车创始人丰田喜一郎当时构想将汽车普及至每10人一部的程度，于是在昭和12年（1937年）将汽车部门从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日文：丰田自动织机制作所）独立而设立了丰田汽车工业。
每10人一部汽车，一亿人口就有1000万辆汽车。如果每年淘汰一成的话，就需要100万辆新汽车，仅此替换新车的需要就可以养活汽车工业了。丰田喜一郎深信这个时代必将来临，抱着这个信念，他开始跨人汽车制造业。没有想到的是50年后的今天。日本汽车普及程度竟然超过当年的美国，达到3人一部汽车的程度。生产方面亦出乎意料之外，自昭和55年（1980年）以来，每年均超过1000万辆，使得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凌驾于美国之上。然而，通往世界第一的道路并不平坦。
任何人一谈起“丰田”就会联想到半田佐吉。他的确和今日的丰田公司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丰田佐吉自少年时代起便被公认为怪人。不过他在不断的错误与尝试之中，成功地开发出数种织布机。佐吉在二弟平吉（我的父亲）与三弟佐助的协力经营下，奠定了丰田企业集团创业的基础。
发明王丰田佐吉
丰田佐吉从年轻时期便研究织布机，但是由于经费不足，不得不到处借贷。明治27年（1894年）他首先开发出自动回线织布机（日文：系燥返机），并正式筹资生产销售。而我父亲负责的便是关东地区的销售，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推销员”的工作。
这种织布机最初采用木制，是以传统的织布机改良而成的。以前所有的织布机都是手工操作，而丰田佐吉设计的新式机器，则为动力织布机，引用外来的动力，使得机械能自己运转。
发明了自动回线织布机之后3年，也就是明治30年（1897年），丰田佐吉又完成了“丰田式木制动力织布机”。尾张知多郡己川村（即今日的爱知县丰田市）有一位企业家石川藤八听到消息后，便道：“真有这种东西的话，我的工厂倒不妨试试。”于是丰田佐吉和石川共同成立了“乙川棉布合资会社”。对佐吉而言，这是利用他制造的动力织布机生产棉布的开始。
但是当棉布工厂健造完成后，最重要的动力来源却成为问题，无法动工。于是父亲放下推销自动回线织布机的工作，专心对付这个生产动力的问题。当时在人们的观念中，动力也就是蒸汽。我父亲不知从哪儿买回一座蒸汽引擎，连接在织布机上，试车以后，却发现蒸汽走漏，织布机根本动不了。
在无法可施之下，只得将引擎全部拆开，原来蒸汽机已经老旧，活塞棒（piston rod）磨损得很严重。虽然当时明知只要将活塞棒放在可以快速旋转的圆盘上再削圆即可，无奈在乡下地方，根本找不到可用的旋转圆盘，只好通宵达旦，以手工具代替机器，硬把活塞棒磨圆，最后终于将引擎修复了。
力求实践的人
这一类话当年劳苦的小故事，我小时候常听父亲说起。也就是说，在那个动力非常珍贵的时代，不但要有人动脑筋利用蒸汽动力来转动机械，还要有人象我父亲一般不辞辛苦、力求实践。总之，以蒸汽引擎为动力的织布工厂终于顺利开工，而且成绩还不错。
佐吉伯父生于庆应3年（1867年），和明治8年（1875年）出生的父亲相差8岁。不过明治8年的数字是我父亲自己说的。根据户籍记载他生于明治9年。据说，他出生半年以后才报户籍。以前的人，氏男出生关系家业继承，不但亲友邻居纷纷来道贺，地方政府也立刻派人来登记户籍。但是自次男开始便无关紧要，所以家人连报户籍也疏懒了。总要到小孩出生半年以后，户籍人员来询问：“听说你们家又添了一口了？”这样才算报了户口。
父亲生前只说自己是明治8年生的，却不肯告诉我们确切的日期，所以我们一直都不清楚他的生日究竟是哪一天。何况他说的日期是阴历，不是我们现在用的阳历。最奇怪的是，有的时候父亲会突然宣布“今天是我的生日”，然后便请我们大吃一顿。
战后美军进驻日本，将占领军总部设在日比谷红绿灯号附近的第一生命大楼内。我曾被叫去问话。记得当被问及父母亲的名字及出生年月时，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犹疑了一会儿。盟军总司令部的人便摆出“这家伙连英文也不懂”的表情，满脸不屑的样子。
父亲自明治末期开始逐渐脱离伯父而独立，开设自己的织布工厂，用的当然是丰田式动力织布机。他的工厂成为佐吉大伯实验机械的工厂。当我出世的时候，工厂运作已渐上轨道了。我生于大正2年（1913年）9月12日。母亲的名字是“纳”。可以说，当我出生时，父亲已经独立创业，是一个企业小王国的主人了。
小学
我出生于名古屋城北侧，俗称“御堀端”的附近，当时的住址是“爱知县西春日井郡金城村大字上名古屋梅林三十番地”，亦即现在的名古屋市西区堀端叮。我家就在工厂的一角，不过工厂反正就象家一样，所以我也可以说是生在工厂内的。工厂的建筑非常牢固。名古屋城不堪太平洋战争的轰炸而被烧毁，但是我父亲盖的工厂至今仍然完好。
从我的名字“英二”不难看出我出生序为次男，上有长兄。当长兄出生时，父亲期待男儿已久，他希望儿子能象日俄战争时的勇将东乡平八郎元帅那么英勇，因此为他取名平八郎，不料长兄7岁时夭折了，而后二三年母亲又一直没有怀孕，父亲相当焦急，常被亲戚们数落：“为传宗接代，该议领一个养子了吧？”。
就在这个当儿，我出生了，和死去的长兄相差10岁。父母亲本来以为没有希望冉得了，因此对我特别宠爱，不免有点保护过当，造成我体弱多病。因为有长兄的前车之鉴，父母亲一见我有任何病兆，就表现出过度的关心，对我倍加爱护。
到4岁整，我一直住在御堀端的家中。我家隔壁是一个练兵场，设有军团司令部。我仍依稀记得被人背着去看演习的情景。练兵场每天中午都要放空炮报时，我时常吵着要人带我去看打炮，但是很少如愿。
我已不记得织布工厂当时雇用了多少工人了，猜想大约有20左右个女工。
大正6年（1917年）工厂需要扩张，但是附近均为民宅，所以不得不搬家。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景气非常好，想必是工厂赚了钱，才想要扩张。
工厂新址是在押切叮附近，所以大家便管新工厂叫押切工厂。起初正式的名称为“丰田织布押切工厂”，后来工厂改为公司，名称也变成“丰田押切纺织”。新工厂离御堀端约一公里，在行政区划分上同属金城村。
母亲早逝
进小学以前，我身边发生的大事除工厂搬家以外便是大弟俊彦的出生了。俊彦生于大正6年（1917年）。当时工厂内的住房尚未完成，我们全家寄居在男工宿舍的一角。屋子的正中央有一个屏风，俊彦就在那间房屋的一角出世的。
大正9年（1920年）3月10日妹妹百子也出世了。母亲在百子生下三天以后便去世了。现在回想起来，一定因为做月子期间保养不善，以致伤了身子。我对母亲的记忆已经模糊，只记得有一次去参加外祖母的丧礼途中，我不小心掉入河里，还有一次坐在每天送我去幼儿院的小工的脚踏车后座，又掉落河中，两次都是全身湿透而回，惹得母亲责骂。这事我至今还记得。但是经过60年的时间，如今母亲的长相我已记不清楚了。
不过，对母亲的葬礼，倒是至今仍印象鲜明。父亲比母亲年长，而依习俗，丧事不能由年龄较长的人主其事，所以当时年仅6岁的我便成为丧主。我坐在人力车上，先被载到庙里做丧事，然后又到火葬场。父亲只在门口送行，没有参加葬礼。
葬礼结束不久，我便进了小学。金城村的小学在练兵场的左侧。从押切工厂到学校，稍有一段距离。
正好离工厂只有三四百公尺之处就是名古屋的小学。父亲托人把我的户口转到朋友家，因此我算是越区上学。不过，这完全是因为名古屋的小学离家较近的关系。
部家小学的名称是名古屋市立榎小学。我在那儿念了4年。5年级起转学到爱知女子师范附属小学。当时名古屋市有男子师范（爱知第一师范），也有女子师范，男子师范已有附属小学，女子师范则在我五年级的那一年成立了附属小学，并招收五、六年级的转学生。反正权小学在这以前一直是女子师范学生的实习场所，所以对我而言，转学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决定进入女子师范附属小学的那年春假，我一个人去大阪玩了一趟。回来以后听说祖父过世，一步没停地便赶去参加葬礼。祖父名字是丰田依吉，住在湖西市（静冈县）。现在的丰田社长丰田章一郎仍旧住在祖父的旧居，内中陈设保存得和从前一模一样。祖父在世时，我还常常一个人乘火车去游玩。
二 押切工厂时代
押切工厂最初只是织布而已，后来慢慢扩张，由纺纱到织布都一贯作业，员工年年增加，工厂占地也扩张了4倍，最后达到6万平方公尺左右。
工厂刚盖好的时候，还没有电力，一切动力都靠一座烧煤的蒸汽引擎，这架自家的发电机白天供应工厂用电，晚上燃亮我家的电灯。在那个时候即使是湖西的祖父家，晚上也只开一个电灯，街坊之间，有电灯更是非常稀奇的事。
我对那座蒸汽引擎十分有兴趣，很想要拨弄一番，每天看着大人操作，我早已知道大概的操作程序。但是在小学三年级以前，不论我怎么要求，却得不到大人的允许去接触那座引擎。
锅炉每年清洗一次。大人只穿一件丁字裤，趁着余热未散时进入炉内，清扫污垢。我就利用这机会，不顾大人的嫌恶在锅炉内进进出出，摸清了它内部的构造。后来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堂锅炉设计的必修课。记得当时全班70人真正对锅炉有实际经验的，就只有我一个人。
自制收音机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名古屋地区开始有无线电了，我立刻着手制作收音机，工厂中管电气的员工也争相制作矿石收音机。因为收音机售价很高，所以大家都自己动手做，只要买回自己无法做的零件，然后绕线圈，将零件组合起来就可以了。收音机内没有真空管，倒象是今天电晶体收音机的先祖。由于广播电台离家不远，所以装置虽简陋，收音情况倒还不错。
那时的节目全是现场制作。名古屋一带最流行的是浪曲[1]，所以名古屋电台也被人称为浪花节电台。另外还有英语教学节目和占播出时间最长、一有消息便播出的市场行情节目。
我们家工厂已搞上市股票，所以每天都需要知道股票市场的行情，固定利用电话打听。股票市场每每有人打电话进来报告当时市场情况，我时常被抓公差帮忙接电话，对方全不管接电话的是谁，电话一接通便象连珠炮般地报数字。我接到这种电话时，完全不知所云，只好慌忙把数字——记下来。最初我什么也不懂，常常问办公室职员：“这是什么数字？”他们被我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很不情愿地教我，这使得我从小就对股市有所了解。
有一次我父亲出了一个问题：“今天纽约棉价是x分钱。用这个棉来纺纱，织成布以后卖给中国，是赚，还是不赚？”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可能也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美元市场。而卖出国的中国当时为银本位货币国，所以也得知道银价。银价决定于伦敦的银元市场，而伦敦的市场是以英镑计价的，所以又必须知道英美汇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加上美元日元之比，才可以计算。这对一名小学生而言，实在有一点麻烦。
我从小学开始就对汇率有过种种认识，昭和46年（1971年）美国尼克松总统决定与中共建交，对日本造成“尼克松震撼”（Nixon Shock）后，日本改用浮动汇率，我曾对同事说：“在美元强得一踏糊涂时，我们可以用固定汇率。不过，固定汇率制度本身就有问题。”
关东大地震
从小，工厂不但是我游戏的地方，也是我学习的场所。一直到19岁旧制八高毕业时，我都住在押切。后来纺纱工厂在战争时期被强制合并，丰田押切纺织、丰田纺织等4家公司被归并在一起，成为新的中央纺织。中央纺织最后又被丰田汽车工业吸收。不过在一连串的合并行动下，工厂被闲置了，我们家的押切工厂也在昭和18年（1943年）卖给了东芝。
东芝的押切工厂——现称名古屋工厂——一直保留着我们的旧屋，当作员工俱乐部使用。一直到昭和59年（1984年）春天，东芝非常客气地特别派人来解释：“工厂因为要扩张，不得不将旧屋拆去，希望您能谅解。”不过我父亲在工厂内设置的丰光稻荷神社至今仍在，而且东芝也继续供奉。
小学时代印象最深的事件之一便是关东大地震。地震发生时间在大正12年（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那天我去参加学校的入学式后回到家中，正和父亲吃中饭时，地面突然大力震动起来。我慌慌张张地奔出屋外。所幸名古屋的震灾并不严重，一时也没有传来东京发生大灾难的消息。报纸出了号外，但是并不正确，我们只好去报馆打听消息。
那一天佐吉伯父家的喜一郎大堂兄正好去东京出差，而所有的交通电讯都中断了，喜一郎生死不明，佐吉伯父和我父亲都很担心，想派个人去看看，但是火车不通，也到不了东京。直到三四天之后，喜一郎回来了，丰田一家才安下心来。
佐吉伯父
我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感佐吉伯父、佐助叔——感情非常好。他们3个人都爱喝酒，不过佐助叔父酒量最好，我父亲最差，佐吉伯父居中。
祖父伊吉是木匠。有工作时，替人做工，赚一点现金，但因时常没有工作，所以也兼营农业。伯父从小跟着祖父学手艺。但是由父亲来教授儿子，往往不容易教好，所以后来祖父便把伯父送到丰桥的木工店去当学徒。伯父最初做成的自动回线织布机，其实就是木工工作的延长。
等到我稍懂人事的时候，丰田的织布机己和御木本的珍珠、铃木的小提琴齐名，佐吉伯父也已声名远播，但也许因为我从小就在他身边长大的关系，在我印象中他永远是我的“佐吉泊父”，而非“发明王丰田佐吉”。
佐吉怕父对自己的长男喜一郎堂哥从小要求就非常严格，对我却永远是慈爱和气。喜一郎比我整整大了18岁，佐吉伯父可能没把我看成侄辈，而当作是孙辈，因此宠爱有加。
对于佐吉伯父，我记忆最深的就是风筝和上海之行了。佐吉伯父喜欢放风筝，自己做的风筝有数叠塌塌半之大，每到阳春5月，便到户外去放风筝。
我当时对于5月的放风筝觉得不可思议。在茂绿的山间，几乎比人还要大的风筝用鲸鱼的胡须撑开，筝骨迎着风铮铮作响。我至今还记得佐吉伯父手操筝线，专注于飞翔着的风筝的神情。
上海之行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佐吉伯父带我去上海玩了一趟。他除了日本的“卡田自动纺织”之外，在上海也设立了“丰田纺织”，经常来往于日本与上海之间。我去的那一次，工厂刚刚建设完成，机械已安装妥当，正在试车的阶段。据我所知，这间工厂至今仍被使用着。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伯父自己买下的一栋大洋房里。在这儿，我又有了一次外汇交换的经验。当时上海使用的一毛银市和一分铜币，分别和日本的十分与一分钱币大小相当。另外一元银币则和美金一元硬币差不多大小。到达上海的那一天，伯父说：“身上放一点零钱比较好。”便给了我10元。当时的银无相当有分量，口袋里放10个，几乎兜不住。
一毛银币有的时候换11个铜币，有的时候9个。汇率每天变动，一点儿也不稀奇。我向伯父说：“11个的时候换了摆着，9个的时候再换回来，不是可以赚钱吗？”伯父称赞我道：“一点儿没有错。”
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还是小学生的我想不通这个问题，询问大人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于是我擅自作结论道：“想要一分钱的人多时，一分钱就要涨价；想要一毛钱的人多时，一毛钱就要涨价。”
西川秋次世伯（前丰田监察人）在伯父生病后成为纺织工厂的栋梁。当时他将一本他写的题名《有关对汇》的小册子掷给我读。那本小册子开宗明义道：“昨天的一元今天不是一元，今天的一元明天不是一元。”
那时住的伯父的洋房，听说后来摇身变为美国在上海的总领事馆，可是我看了照片，却觉得和印象中伯父的大邸不大象。今年3月我去中国大陆时，特地亲自去看看美国领事馆，我倒觉得现在的日本领事馆似乎才是当年伯父的洋房。不论如何，少年时期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我翻了许多资料，一直没能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真是所谓的“蜡烛台边最暗”，越近核心，越搞不清楚真相。
升学问题
在上海住了两星期，要回家的那天早晨，我还耍赖地闹着说：“我不要回家。”伯父不但一点儿也不生气，还答应我一些条件，我才同意跟他回家。至于是什么条件，现在已记不得了。后来伯父曾对父亲说过：“英二大概是喜欢汽车，所以不想回来吧。”
伯父晚年生病的时候，还为了我的升学问题烦心。为了要不要让我进入旧制八高继续求学，全家在已病倒的伯父枕边开了一次家族会议。浅子伯母、父亲和我都围坐在伯父身旁。怕父反对我升学，浅子伯母的说法是：“象你这样体弱多病的小孩，再去上学的话，一定会翘辫子的，这对丰田家族来说损失太大，还是不要去好了。”
父亲没有明确表示立场，但是内心里是想让我升学的，只是在他大哥的面前说不出口。喜一郎堂哥进东京大学就读的时候，是我父亲费了一番口舌才说服伯父让他去的，没想到一上学他就生病了，不得不休学一年。大概从此伯父便觉得学校是“使人生病的地方”。我这时候提出要上学，父亲觉得还是先向伯父报告，免得将来受他责备。
家族会议的结论是：“既然好不容易考上了，还是去上学吧。”记得当时伯父的意识已经不很清楚。就在我进入高中那一年的秋天，也就是昭和5年（1930年）10月30日，伯父过世了。
昭和12年（1937年），伯父去世7年之后，日本的小学课本上有了“发明王丰田佐吉”的故事。当时我已大学毕业，并且在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任职。故事刊出的前一年，我和喜一郎堂兄一起校正教科书，重温了伯父的伟大之处。
中学
大正15年（1926年）我进入爱知一中。同年12月大正天皇驾崩，改号昭和。第二年，亦即昭和2年（1927年）在名古屋市郊有一次陆军大演习，我们中学生也扛着大炮在昭和天皇的面前操兵而过。
我进中学时，爱知县有爱知一中（现旭丘高校）和明伦中学（现明和高校）两所明星中学。明伦中学是尾张藩[2]的贵族设立的学校，已有相当的历史，而爱知一中则是由明治时期就设置的国立爱知英语学校改组的，毕业生中最有名的便是坪内逍遥[3]了。
我进入爱知一中后，立刻加入剑道部。当时一中规定一定要参加一项运动类的课外活动。我加入剑道部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觉得似乎还不错，便加入了。
学校一般行事都以运动部为单位营运。运动会的时候，老师集合全体同学，点名，绕操场一圈后便解散了，并不多管，学生本来大可以开溜的，但事实上，各运动部都会控制自己的部员。如果开溜，一定会被发现，而且一旦被发现以后，日子就很不好过了。
我们中学的运动会和一般运动会不太一样，活动都是由各运动部主办的。以剑道部为例，集合捧球部、相扑部、柔道部、网球部等的选手，举办剑道比赛，裁判当然是剑道部的高手。如此这般，展开各种竞技。父兄、母姐，一律不在邀请之列。
学校里每一年级有四班，每年再依成绩分班，有很多同学是直到毕业都不曾被分到同班上过课。但是，在运动部中，不仅是剑道部，所有的上下级同学之间，彼此非常熟悉。所以以同学感情而言，同级生之间倒不如运动部之间感情深厚了。
剑道部每年暑假及寒假都要集训，已上高中或大学的前辈会前来指导。我很喜欢击剑，但是并不高明。
一中每年必有一两日学生罢课，那是一种类似排斥教师的学生运动。例行是由九年级学生举行罢课活动，其他低年级学生则在家休息。但是剑道部传统上都是很保守而顽固的，我们坚决反对罢课。所以一到了这种时候，我们就到学校练剑。
每逢罢课，必有牺牲者。首谋者不是被退学就是被停学，被指名反对的老师以后在学校也待不下去了，其他倒没有什么大事，仿佛已成了学校每年都会发生、后果苦涩的例行公事了。我四年级时便决定升高中，所以没有参加罢课，其他的同级生还是照样发动罢课。
中学时代记忆犹新的是齐伯林飞船来到日本，我凑热闹地特地前去观看。克拉夫·齐伯林大飞船由德国经西伯利亚直飞到日本，在霞浦海军航空队机场降落，进仓检查后，又跨越太平洋飞往美国。我得到父亲的允许，特地前去看飞船。
由名古屋乘夜火车到达东京，换常磐线，到达荒川冲战。飞行船将一座飞机仓库占得满满的。旁边有一点空隙，摆了一艘日本的飞行船，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进入仓库，看过飞行船，回到东京，在镰仓及江之岛逛了一下，当晚又乘夜车回到名古屋。
中学时代生活大致不变。一早便到学校上课，下课后练习剑道，到5点左右才回家。回到家中己快要6点，立刻吃晚饭，然后洗澡睡觉。我不是很用功，但是功课还不坏。
那时候的好朋友包括新力的岩间和夫前社长（已故）的哥哥岩间正男（元崎户制监社长）。岩间家在我亲戚家附近，所以常常在一起玩耍。还有安藤七宝店的安藤武四郎是剑道部的部友，不过他是我的前辈了。前日本债券信用银行的总裁渡边淳中学时和安藤同期，大学却是和我同时毕业的。
同期从一中进入旧制八高的学生不到100人、其中包括四年生、五年生、重考生。以前的中学是五年制，但从四年级起便可报考高中。在我这一届中，从四年级直接升高中的约20人，我是其中之一。
高中
中学四年毕业后，进人第八高等学校。一学年有七班，四班理科，三班文科，每班约40人，全年级有200人，加上留级生，实际学生数想必在200人以上。
当时八高的文理科都分甲乙组。甲组以英语为第一外国语，德语为第二外国语，乙组则相反。我们学校设有以法语为第一外国语的丙组。
我从最初便想进理科甲。四年级时参加高中入学考试。本想考不上也没有关系，轻松应考，不料居然考上了。高中时代我比较用功一点，其实如果马马虎虎，还是可以过关的。在学校中用功的同学是非常用功，不用功的根本不读书，我算是中庸的吧。
进高中以后开始流行麻将。其实中学时我已开始打牌，而且还是上海人直接传授的呢。伯父在上海工厂的一位员工回国时带了一副麻将牌送给我父亲，并且也教会我们游戏的规则；麻将便在押切工厂风行一时。工厂内事务员、工人多的是，几乎牌局不断。直到我上高中，社会上才开始风行麻将，这时我早已玩腻了。就麻将而言，我在中学时代便“毕业”了。
大概因为中学是属于剑道部的，所以进入高中以后，也有人来拉我人剑道部，但是我没有参加，选择了体操。我现在已有一些发胖了，刚进高中时我只有50公斤，很瘦。中学的时候我曾经玩单杠，当时一起玩的朋友也进入八高，所以两人便继续练习下去。
我进入学校时，体操不算“运动部”，只是个“同好会”一般性的组织。待我毕业以后，才升格为部，我们播的种总算有了收获。近年来的体操运动简直象特技表演，与我们当年练习的完全不同了。我喜欢这种运动是因为没有对手也一样可以自己玩。
登山与滑雪
春假和暑假大都利用来旅行。从小学起，父亲便常托客户带我到大贩、东京去游玩。那时在东京近郊字都宫有亲戚，所以也去过那附近的日光、监原等名胜。现在日光区修建了一条婉蜒曲折的公路，当年我们到中禅寺湖还得徒步而上。我还记得3月去日光踏着残雪登高的情景。
进入高中后开始登山与滑雪。中学时就有登小山的经验，但是真正登山是从高中起。最初我记得是爬日本的北阿尔卑斯山白马峰。滑雪则是在妙高高原的关温泉水一带。后来去的地方渐渐多了，但尚存留在记忆中的是每年等不及下雪的心情。名古屋最近的滑雪场在伊吹山，从家中可以远眺。以前的报纸或电视新闻是没有滑雪消息的，所以我每天在家远观伊吹山的模样，看着雪下的差不多了，就前去滑雪。
高中暑假的时候，一定得有一段时期要在家里的纺织工厂实习。其实中学时我便故作姿态地有过实习的经验，只是不在家里，而在父亲的客户之一、东京本所的青木染工厂。我在那儿两个星期左右，没有做什么大事，大概帮了一点小忙，住则住在新桥车站前的旅社，那是父亲每次来东京住的地方。我每天从新桥乘电车到本所实习，两站之间的站名，如浅草、吾妻桥等，我都记得很清楚。
在青木工厂赚到的钱实在比我所应得的数目多得多，但是若在自己家工厂实习，我记得父亲是不发工钱的。
我后来才知道，中学时我竟然成为“丰田押切纺织”工厂的常务。而且工厂扩张贷款时，我还是父亲的连带保证人呢！私人公司在这种地方总不免有些不清楚。既然是名义上的经营者，当然没有拿打工的钱。
昭和59年（1984年）春，出差到印度去，除了汽车工厂以外，我也去参观了纺织工厂，看见那儿的机械和我高中实习时一面挥汗一面工作的机械一模一样，心中十分感怀。
三 汽车与我
在这里我想说说我与汽车之间的接触。小学二年级和佐吉伯父一齐去上海时看见汽车。那时觉得很有兴趣，但是并没有觉得是与自己有关的东西。过了半年我父亲出洋，回国时带了一部德国制的电动汽车回来。
到警察局领牌照时。警察局根本没有电动汽车的牌照，他们大伤脑筋，最后发了一张摩托车牌照，因此也只有持有摩托车驾照的人才能开那一辆车。电动汽车每天傍晚到次日清晨都必须充电，但白天仍然跑不了好远。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未能解决，这也是电动汽车至今未能普及的最大原因。
我父亲的电动汽车没有驾驶“盘”，而是一根操纵“杆”。只有“前进”、“后退”高和低两个按扭。放在“低”，汽车便慢慢走，换成“高”，汽车便“时”地向前跑。速度是无法控制的，高、低都没有一定的速度。不过，放在“高”必定超速无疑，当时汽车很稀奇，警察对汽车超速取缔的很严，所以我们都放在“低”慢慢地开。
我从小便喜欢汽车，但到底只是小学生的心情，没有想到要驾驶，当然更没有想到以后会走上制造汽车这一行。
汽车到昭和（1925年）以后才开始流行。念中学的时候，几乎每天报纸上都有汽车广告。当时很多小孩对汽车有兴趣，许多人深以剪报为乐。当然那时候日本没有自制汽车，都是欧美货。在欧美各国竞销下，日本的汽车辆数突然激增。
七彩巴士
进入高中后，公共汽车突然数量大增。名古屋一方面有市营电车，一方面私营公共汽车公司也不断地出现。火车站前有好些公共汽车，车长站在车前招呼客人，兼揽生意。汽车公司都不以公司名字，而以“蓝巴士”、“红巴士”、“银巴士”等车体颜色来辨认。因此，名古屋市便以有“七彩巴士”而闻名。
公共汽车突然变成市民代步的工具，市营电车受到很大的威胁。市府认为与其扩张电车路线，倒不如扩大公共汽车经营，因此也经营起公共汽车来。私营公共汽车均起用车长小姐，不知为什么市营公共汽车却全部是男车长。
大学时代东京有许多“一元计程车”（无论去什么地方，顾客只需忖一元日币——译者注），虽号称以元计算，事实上只需50钱。大概是最初要一元，后来竞争激烈下，减价为50钱的吧。付50钱坐车是很神气的，可是做学生的总是很小气，还要讲个价再上车。一元计程车没有计程表，所以乘车以前和司机讲好价便可以了。
以前神宫外苑棒球场每逢有职业球赛时，我必和同学自学校的本乡乘车去观战。总是一位同学先叫住一部车办交涉。司机以为只有一个客人，很容易就首肯，等到价钱议定以后，藏在后面的一群人一拥而上。这有一半是开玩笑的心情，常常到神宫一人只花五六钱便可以了。
我读中学、高中、大学为止，大概是战前汽车的最高潮。而后战争开始，燃料供应困难，汽车业开始一落千丈。
东大
昭和8年（1933年）我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在工学部专攻机械工学。
并非我对东大特别向往，而是因为周围的人都要考东大，我也跟着报考，没想到意外地考上了。
第一年我在本乡学校外的民房寄宿，就在学校正门外附近，一切非常方便。二、三年级时住在小石川竹早町的爱知县学生宿舍。每天走路去上学，因为走路不必象电车绕弯路，反而快得多。大学毕业以后，又在本乡住了一年，所以我一共在东京住了4年。
学生时代有空，常去学校附近本乡的问官林藏[4]墓或杂货店御七姐[5]的坟墓所在地的庙里玩。放假的时候，大都回押切，那时宿舍里一个人也没有，即使有人也没有事可做。
一、二年级暑假在押切工作实习，经常抽空和朋友去旅行。一年级时去北海道，二年级时去九州。正好那时刚制定国立公园法，所以我们沿着被指定为公园的地方绕一圈。因为觉得以后还有机会去札幌，因此去北海道时，就专挑阿寒这一类游人行踪罕到的地方玩。
当时从弟子屈到阿寒可通汽车。那个时代汽车还是很稀奇的，而这儿居然以汽车代步，我们向车长打听，得到的回答是：“到阿寒的路上有熊出没，所以非坐汽车不可。”
阿寒湖没有电灯，大多使用油灯。我们住的旅社刚刚落成，内部便有电灯设备，非常稀奇。可惜我们运气不好，去的那一天，发电机有故障了。旅舍的人向我们求救说：“大学生，能帮我们看看吗？”那时我们不过才上工学院第一年，而且四周黑漆漆的，突然要我们动手修理，大家都束手无策。后来因为房间内漆黑一片，呆坐在里面也无事可做，就往湖边方向散步，回到旅舍，被人问道：“没有碰到熊吗？”一夕数惊至今记忆犹新。
跟着起哄
去九州旅行也是因为想到毕业以后便无法前去了，二年级暑假我们便选择了九州为旅行的目的地。从阿苏火山的内侧上山，再从外侧下来，原想要乘巴士回去，不料车长却问：“有车票吗？”我们一路登山徒步，不可能有车票。但是车长竟然坚持只有持来回票的人才能上车，硬是不准我们搭乘。当时到火山去自杀的人很多，因此东京到大岛[6]的船票一律只卖来回票，来往阿苏火山的公共汽车大概也学到这一套吧。就这样，到处爬了不少山。
三年级暑假，工厂实习是必修课程，而且要到学校指定的公司实习。我被指派至神户的川崎车辆实习。工厂是制造蒸汽火车头和巴士的，每天5点下班后，常和朋友一起去须糜海岸游泳。实习为期一个月，其间我曾因继母的逝世、参加葬礼而休息了一星期。
学生生活中的快乐回忆，包括每年一次在小石川植物园举办的工学院游园会，生啤酒用卡车大量运来，学生便拿着小木桶、大瓢分而饮之。我那时酒量并不好，但是很喜欢跟着起哄。
在这里想到一件学生时代的得意事。毕业时获得颁赠“伟斯特奖”。明治初期东大曾有一位名叫伟斯特的外籍讲师，他在日本授课，也在日本去世，身后遗产成立了一个基金，专颁奖给机械科的优秀学生。我和中川良一（日产自动车专务）等七八人同时获奖。毕业时，获奖人还一起去校内伟斯特铜像前致敬，并到他永眠的青山外人墓地上坟。
我与二·二六事件
二·二六事件[7]发生前不久的1月29日，天寒，佐吉伯父的继室浅子伯母去世。我去看汽车（当时只有外国车）大展，突然传来消息，匆忙地回到名古屋。晚年的浅子伯母，潜心于打造佐吉伯父的上半身像。这座像至今还摆在湖西市伯父原来的家中。
我参加葬礼后回东京没多久，二·二六事件便发生了。那时候我正忙着毕业设计，不定时地到大学去画图。2月26日那天到了正午，大学里还没有什么人来。本以为因为下雪、交通不便的关系，渐渐有关政变的消息才传了过来。
消息最灵通的是中川良一。他说陆军谋反，闹得不可开交。中川住在柳叮，绕着远路才到本乡。
这时候，流言四起，有人说：“东大有许多左翼学生，陆军很注意，很可能下令将军队开进来。”有些同学便开始担心“乱起来说不定毕不了业”，另有些人却幸灾乐祸，以为“不交设计图也可以毕业了”。老师们则担心学生的安今，以学校危险为理由，要我们赶快回家。于是，我很听活地回宿舍了。
第二天我想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去瞧瞧。所有交通工具都不通，只有徒步。
从小石川走过靖国神社前的大道，沿护城河畔从樱田门走到祝田桥，前面就走不通了，只好拆往阿会议事堂。里面当然进下去，因为被乱军占领着，上面挂出象百货公司广告般的长布条。
当我走到首相官邸前，发现官邱前朝特许厅方向的道路己被阻断，并己架起机关枪。稍稍走近，便有一把刺刀横到我面前。我想在这种地方万一受了伤，未免太傻，就悄悄地离开了。那个时候，首相官邸已被陆军占领，冈田首相正躲在官邪中放棉被的橱柜里呢。
我再往海军省方向走。走过海军省前的道路时，天色已渐昏暗。忽然觉得头顶上有东西在发光，仔细一看，原来是矮墙另一边冒出来的刺刀。后来才知道海军联合舰队这时己聚集在东京湾外，口口声声嚷着要炮击东京，而海军陆战队就是在墙内担起保卫海军省的任务的。后来想起在外面散步的这一段，仍然心惊不己。
就业的抉择
三年级的暑假前，学校习惯上有帮助学生就业的义务，我的指导老师叫我去，问道：“你是否想要担任公职呢？”东大一向以出大官闻名，当时东大毕业后进入公务机关的很多。工程师进入铁道省的有五六人，进入陆军省、海军省的也有。
我当时回道：“我讨厌当公务员。”老师接着便问道：“那么有民间公司来要人，你有兴趣吗？”我不想做官，但也没有其他就职的打算，只得答道：“暑假回家再好好想一想。”就这样回家了。后来回想起来，老师好象有意介绍我去日立制作所。
暑假回家后和佐吉伯父的长子、丰田汽车的创业人喜一郎堂哥商谈。我的想法是先到别家公司工作几年，再回来为丰田效力也不迟，所以考虑接受老师推荐的工作，而且当时的丰田不似今天这么有名，我确信随时要进公司都没有问题。可是喜一郎堂哥却说：“反正是做汽车，去别家公司，不如在自己公司。”我并非没有想过继承父亲的押切工厂，但是喜一郎堂哥早已向父亲通报：“英二我要了。”父亲后来也放弃要我继承事业的想法，开始培养弟弟为继承人，要他在学校专攻纤维方面的学科。不幸弟弟却于昭和19年（1944年）在关岛阵亡，使父亲再度失望。
结下不解之缘
正式就职申请是在暑假结束后才开始的。我在“就职”一项上划了一条横线。学校特别问我：“关于就职的事，真的不必学校为你做任何事吗？”我只回答一声“是”之后，我从此成为“汽车人”了。
喜一郎和我是堂兄弟。他刚刚开始投入汽车工业，没有自己的班底，所以对我期望很高。这一点他不说我也很清楚。后来有一次我带着几分不高兴的语气对喜一郎堂哥说：“我把就职一栏划掉了。”他回道：“当时我可是堂堂写上‘自营’两个字。”
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投入汽车业，是在我进大学那一年的昭和8年（1933年）12月董事会上决定的。我大学时专攻机械，寒暑假均到织机工厂实习。织机公司内己有汽车部门，最初试做加在脚踏车上的小引擎。这引擎不是我做的，但我经常乘着它到处跑。因此我和汽车，可以说在大学毕业以前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四 芝浦研究所
进入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
大学毕业后进入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受喜一郎堂哥之命在芝浦建立研究所。那时候堂哥和丰田利三郎[8]相处得极不愉快，所以搬到东京，在本乡附近曙町找了一间屋子，我也寄宿在那儿，只不过没有付过房租。
喜一郎堂哥全家也都搬入町的房子，他的长子，亦即现任社长的章一郎进入离家很近的诚之小学，第二年章一郎考中学，连考了二、三所学校。当时喜一郎堂哥忙得不得了，二十子堂嫂也很不放心，所以由我去陪考，最后决定上府立一中，入学典礼时，我还以家长代表的身份出席。
重要的是工作。喜一郎堂哥命令“在芝浦的汽车旅馆内设立研究所”，可是工作人员除了我以外没有别人。所谓汽车旅馆，也就是现在的“共同车库”。
以前对车库的规定较现在严格，没有车库的人不能持有汽车。车里装有汽油，所以不可以停在空地，一定要停放在正式的、有耐火设施的建筑场内。
不知是谁的主意，丰田也设立了一个汽车旅馆公司。
钢筋水泥三层楼的建筑，防火、耐火设施一应俱全。那时的汽车大都由司机驾驶，每天将老板送回公馆后，便将汽车开回汽车旅馆停泊一晚，第二天再从汽车旅馆开车去迎接老板。
穿制服上班
车库旁有一栋大楼，正好是司机的公寓。研究所就是要设在那栋大楼的一角。秋天时司机太太烧烤秋刀鱼，香味就一直飘人办公室。
成立研究所的第一步是打扫房间、购买桌椅，接着采购制图版、定规等等，不论如何总要先能制图。但是过了一阵子，迟迟没有人来上班。不过等到一年后搬回到刈谷总公司时，研究所已有近10人的规模。在研究所上班气氛很轻松。我起先是穿学校制服去上班的，倒不是我特别喜欢学校制服，而是没有西装可穿的关系。
成立研究所以后第一项工作是调查制造汽车用的工作母机。虽说是调查，我可是什么也不懂，完全是从头学起。薪金每天1元70钱，再加上饭钱50钱，一共是2元20钱，每一个月合起来一次领30日份的日薪。
汽车旅馆中还有一个汽车修理工厂，是汽车旅馆以及所有东京的丰田制品的服务站。从这儿，每天可以看见丰田出品但有问题而被送回厂修的汽车。
检查这些车子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但是在职务体制上和研究所是分开的。
不久喜一郎堂哥买回了一架名为“跳蚤”的轻飞机，是法国制的一人座机。我把引擎全部拆开画了一份构造图，可是也仅如此而已了，我们一直没有动手去做那个引擎。
从这儿开始延伸，我们有了研究直升机的念头，当年用引擎来转动回转翼的直升机尚未实际生产，但是己有一种利用转翼为动力的飞机，叫做“自动飞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特别去立川的陆军航空队一探究竟，只见自动飞机放在仓库的一角，和普通的飞机一样前面有一组螺旋桨，滑行时风吹在桨上，桨翼便会转动，飞机因而可上升。可是陆军的这部机器好象并不听使唤。
在芝浦，直升机只限于研究。回到总公司以后，我们试做过，但终于没有能够做成。
我们还想过做火箭。喜一郎堂哥来到研究所，掏出一张当时还很稀奇的百元大钞，说：“用这个钱去买有关火箭的书。”我拿着钱来到日本桥的丸善书局，向店员说：“我要买下所有和火箭有关的书。”结果买下的只有10册不到，全是外文书。搬回家后，我努力研读，但每一本书都提到“火箭实验的危险性非常高”，因此做火箭只发展到书本研读便中止了。
喜一郎堂哥专心于汽车制造，但是对其他东西也有兴趣，他听到许多新奇的事情，回来便要我研究。其中达到试作品阶段的只有直升机。不过飞机及火箭计划虽未实践，对于日后的汽车制造却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芝浦研究所的主持人
芝浦研究所在组织上是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的一部分，但是没有主持人。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应该是由喜一郎堂哥负责。可是他很少来，总是等到我们几乎忘记他的长相时，才偶尔出现一次。讲究所里的成员每一个人各做各的，好象《水浒传》中的梁山泊中的好汉一般。
继我之后进入研究所的是东北大学讲师梅原半二。他是热力学的专家，被喜一郎堂哥指定研究散热器（radiator）。研究所里最初就只有我们两人，所以我常常帮他做实验，或陪他去散热器工厂参观。
梅原是学者，经过精密的计算，认定冷却翼（cooling fim）应有多少公厘的厚度才是最适当。但是山本散热器制造公司的老板是位长者，基于年长的经验，却坚持散热器越薄越好，而且毫不让步。当时两人争论得十分激烈，我在一旁听着，只觉得两边都有理。因为梅原所主张的厚度，也不是当时的薄板技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两人所争论的都是未来的事。战后梅原被任命为丰田汽车工业的常务后，又担任了丰田集团研究机构——丰田中央研究所的所长。
其后进入研究所的是一位名叫片冈文三郎的飞行员。他是飞行员中的老前辈，他的飞机驾驶执照号码还只有3位数。关东大地震时，他正在朝日新闻社工作，曾在东京的上空，目击东京尸体堆积如山的情景。一年以后，在关东地震周年忌上，他驾飞机载着寺庙的和尚升空念经。他认真地告诉我们说，那是因为震灾中死亡人数大多，没法子到每一灾区念经，所以才出此下策。
艺妓跳伞
他还有一段从空中把艺妓丢下飞机的趣事。那时候有一位勇敢的艺妓，宣称要乘降落伞在新桥降落。片冈果真带着她起飞。但是到了空中，艺妓却不敢向下跳了。没有办法，片冈只好推了她一把。那位艺妓当然是带着降落伞的，但是在伞张开以前，片冈着实捏了一把冷汗。
喜一郎将片冈安置到和他的专长截然不同的研究所，想必是要他驾驶他买回来的轻飞机。
研究将丰田卡车改为四轮带动的车是后来成为丰田水泥（现丰田总建）常务的仓田四三郎。仓田进入丰田以前在东京瓦斯电气工业，在那之前是在白杨社工作。白杨社是与三菱财阀有关的人士组织的汽车公司，大野修司（曾任副社长），池永罴（曾任常务）亦是白杨社出身而后进入丰田的。
那时喜一郎堂哥非常热衷于汽车的开发，他的东大同学限部一雄（曾任副社长）出国时，喜一郎托他：“看见有趣的汽车，就帮我买回来。”隈部果然在德国买了一部DKW牌前轮带动的汽车，并运到研究所来。
我们立刻着手研究，开了一阵子后便将它分解，以这部车为模型，并且尝试模仿着做。我负责画引擎的图，汽车下部如车轮、刹车、承轴等及其他的图则由池永负责。
丰田制造前轮带动的车，就是由我所汇制的设计图开始的。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一部试用车。不过这期间反复研究、试作，前后共做了10辆试用车，每次做成一辆开了一阵子之后，又将它分解、研究。
这一批试用车的引擎是二行程二汽缸的，底盘下有一框架，引擎和驱动轮在前面，是所谓的FF（前置引擎，前轮驱动）式汽车。车身是木制的，车顶则是合板及皮革。这些在当时都不算稀奇，但是和今天的汽车比起来，就大异其趣了。
接着进入研究所的是一位金属专家，他就是战后离开丰田而转任帝国火星塞圈公司的久保田国卫（已去世）。
然后才是三木吉平。在我们当时看来，觉得三木年纪已很大了，最初见面时，他还是商工省的技师。在那之前，他在陆军研究木炭车及燃大豆油的汽车等的代用燃料引擎。他从商工省退休之后便进入丰田研究室，继续同样的研究工作。
实验木炭车
当时商工省机械课只有四五人。其中除三木以外，正式的技师只有寺泽市兵卫（前汽车工业振兴会专务理事）一人。全日本机械工业均由寺泽一人负责督导。由此便可看出政府组织现在是膨胀还是缩小了。
在三木进入丰田以前，丰田并没有研究木炭车的专家。
当时木炭车的技术尚未纯熟，连发动都不容易。有一次一位大贩人士声称做成一部木炭巴士。要我们去看看，我和梅原二人特别坐夜车赶去大阪。大阪的街市比较平坦，不象东京有许多坡度，因此技术未臻完善的木炭车子可以在路上行进，但是一开到稍有斜度的上町一带，就露出马脚了。
三木不断地研究木炭车，战争期间又一再改良，木炭汽车的性能改良了许多。我们曾经实验用4吨木炭卡车拖另一辆4吨卡车，攀登箱根的山，结果成功了。
长谷川信治原来是在警视厅任职，后来才进入我们的研究所，我申请驾驶执照时，就是他陪我去警视厅的。他在丰田担任装配工厂的厂长后，被派去天津，再转往雅加达。战后他就离开丰田了，听说现在是一家专门做小学生乐器的公司的董事长。
和研究所设在一起的修理工厂，有一名大将，叫做大野卯一。他具有在美国汽车修理厂工作的经验，从某种角度而言，他比我们更懂汽车。有外国人来的时候，我们往往觉得很不自在，此时只有他的英文最能沟通。战争时他驻在菲津宾的工厂，不幸乘飞机遇难身亡。
寻找零件
我奉命组织芝浦研究所的昭和11年（1936年）5月，刘谷的组装工厂已经完工，并开始生产G1型卡车。有一天我抽空和立松严（现任丰田车体顾问）到东京去调查零件市场。
都已经开始生产汽车了，才开始调查零件市场，这似乎不合道理，没有零件怎么能制造汽车呢？这是因为丰田自美国进口了所有必须用的零件。丰田汽车神气的地方便是从化油器至速度表。火星塞无一不是自美国进口的。那时候根本谈不上什么汽车自制率的。
当然日本的汽车零件公司都曾来向我们推销。东芝、日立制作所、富土电机等都争先要做汽车的电气部分零件，但他们的质景未尽理想，而且价格偏高。日本气化器公司开始做化油器后，丰田决心使用它，可是价钱较进口货高出许多。日立知道这种情形后，便道：“本公司将自海外引入技术生产。就用我们的产品吧！”
我的工作是发掘东京一带的零件制造商。总公司正在举母（即现在总公司工厂）建厂，所以有必要事先确保零件的来源。但昭和11年前后。这个工作很不顺利，也非常辛苦。喜一郎每天从工厂打电报来东京，报告当天完成的汽车数量。有的时候一辆也没有，有的时候只有一两辆。
东京一带的零件商，情况都很糟糕。我们听说日立市有一家工厂在制造汽车码表，特别前去参观。工厂就是一栋房子，中间放了一张作业台，其他什么设备也没有，甚至也不见有工人在工作，工厂主持人对码表制作，根本没有什么专业知识。
东京御徒叮的一间码表公司比上述那家还要不堪。公司建在铁路轨道下，凡有电车通过，工厂便咔嗒咔嗒摇晃好一阵子，这种地方做出来的码表如何能用？而老板居然大言不惭地表示：“我们会做码表。”这正反映了当时不够专业的心态。
比较有规模的零件制造商中有一家名为东京车轮（现为托比工业）的工厂，大概是因为有福特的技术指导，所以车轮品质与外国货相比较并不逊色。当时东京的零件工厂林立于国道一号线的六乡附近。日本福特在横滨子安设立了装配工厂，零件便由六乡供给。当时我看遍那一带的工厂，走得脚都麻木了。
当时的日本福特以每日5元的高工资而闻名全国。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每日薪资不过1元70钱而已。很多人就冲着福特的工资高而前去就职，其中不少人因受不了工作辛劳，不久便离职而去，所以福特的人事流动率非常高。
我也参观了通用汽车（GM）在大阪的装配工厂。神谷正太郎（前丰田汽车贩卖的名誉会长）、加藤诚之（现任顾问）及去世的花崎鹿之助（前丰田汽车贩卖的常务）在那不久以后纷纷从通用转而投效丰田。
国产化政策
我进入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半年后，昭和11年（1936年）9月，丰田首次在东京九之内的东京府商工奖励馆举办“国产丰田大众车完成纪念展览会”，并且配合展览，特别制作了《发展汽车的过程》这部电影，在展览会中放映。那时还是无声电影的时代，我记得在盛夏之中，关在一间黑暗的小屋，一面编辑影片，一面想台词。想好之后记录下来，再仔细教会一位小姐，好让她在现场配合电影地进行朗读。
借着展览会的时机，当年10月，丰田商标正式改用“Toyota”，在这以前的名称是“Toyoda”，但是da在日文中被认为是“浊音”，所以去浊存清，将商标名改为“Tovota”。
在展览会的前后，国会通过《汽车制造事业法》，丰田并被指定为正式认可的制造厂商。制定这段法律的原因是这样的：从数年前起，日本政府和陆军便呼吁国内厂商自制汽车，但是响应者并不多，政府为此很感头痛。
正当各方意见都指向日本非依赖通用、福特等外国厂商不可的时候，有两个人挺身而出，表示愿意投资汽车制造业。一个是丰田喜一郎，另一人是日产的鲇川义介。
政府把他们两人找去：“丰田、日产决定生产国产车，政府应该如何制定政策，帮助你们的发展？”喜一郎和鲇川异口同声地答道：“政府到目前为止制定的辅助方法一点儿也没有发挥功用。我们不需要政府帮助。”两人均主张自力更生。
迎击美商的挑战
福特在横滨，通用在大贩，分别设有装配工厂，他们不但继续全力生产，而且福特还继续挟着余威，宣布计划在川崎正式设立制造工厂。当时日产及丰田才刚刚着手开发国产车，而且已主张不需要政府的辅助，但是刚起步的日本公司碰上有强大外资支持的正式工厂，到底不是对手。如何对付这个局面，成为问题。
丰田、日产准备付出全力迎击外商的挑战，但是不论如何努力，恐怕都难追上福特和通用。因此，为了抑止外资的进入，才有了汽车制造事业法。
此法规定“凡在本国一年间生产汽车3000辆以上者必须先得政府之许可”，而“此等汽车公司半数以上股资持有人必须为日本国民”，很明显，这是限制外资的法规。
如今看来，这个法规实在不免令人见笑，不过这是题外话了。反正，不论如何，法律通过后，适度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的只有丰田、日产两家。政府本着竞争原理，本来希望至少有两家公司参加国产车行列，正好这两家有经验的公司挺身而出，倒也让政府松了一口气。
在法律尚未正式订立之际，有天晚上，一名陆军大佐到家中拜访喜一郎，想来大概是陆军方面对于汽车工业不明究里，因此来与喜一郎磋商，请教一下应如何是好。
基于新法，对日本通用汽车及福特汽车过去生产汽车的实绩给予认可。但这两家公司年产量都已超过3000辆，所以即使有了政府认可，也限于法令不能再增加了。
五 监察改良部
为我而设的新部门
昭和12年（1937年）5月，我被调回到刘谷总公司。想必是觉得我在东京游手好闲，要我回去真正开始做点事吧。我被分配到监察改良部（相当于品管部），这部不但没有主管，属员也仅我一人，说穿了，就是喜一郎特别为我而设的新部门。我的工作是彻底检查被顾客退回的车辆，找出有问题的地方，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这不过是我进入公司的第二年，但已经拥有相当的权责。
在刈谷，我和白井武明（现日本电装顾问）一起住在公司的俱乐部，距离工厂仅约步行10分钟。每天三餐都在丁厂餐厅解决。虽然身为部门负责人，不必打卡，但是我每天早晨7点便上班，直到晚上9点回到宿舍。回去后睡一觉，第二天一早又接着上班，生活完全以工作为中心。
到了7月，工作稍为顺乎时，却爆发了芦沟桥事变。8月便接到征兵令。在此一年前的夏天，我在户籍所在地的名古屋接受军队体检时，被列为第一乙种体位，所以中日战争爆发，就成为第一批被征召的对象。
第一乙种兵中有已经当过兵的，立刻被送往战场。其中有许多人殉难于上海的登陆战中。我因为是新兵，被留在名古屋的军营中受训。
一开始，军营被将赴战场的军队占满，我们这一群新兵便移置到附近的小学，由邻近的民家供给伙食。每天没有事做，吃吃玩玩，倒也惬意。
我身属野炮三连队。最令我惊讶的是；野炮部队除了野炮之外，还必须照顾马匹。部队原有的马匹己分别送往战地，所以不得不征用附近拖车的马。马匹和我们互相不能习惯。最初时，马厩客满，只得在操场中间搭盖了一间草棚，临时安置这些征来的马匹。既然有马，当然需要马僮。轮流当马僮的日子，晚上不能睡觉。照顾马匹的辛苦，是我始料未及的。
等到前一批部队赴战场以后，军营空出，我们这些新兵部队才可能从小学搬人军营，开始正式的训练。野炮部队是专门负责炮和马的部队。平时新兵入伍，必须同时学习这两门技巧，但是紧急状态下，新兵被分为两批，分别受训，只需学习一种技巧即可。
重回工作岗位
我被分到负责大炮。大炮是相当单纯的机械，并不困难。有一些庄稼汉体健力大，可轻易举起重物，是我所不及的。但是反而言之，我对处理机械非常在行，他们又比不上我了。军队从全国招兵，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我深深地感到，军队在知人善用、发挥效率方面，实在差劲无比。
10月，我突然接到退伍令。这是因为政府临时通过一条新规定：“军队不征召军需产业必要的技术者。”连已被征召的，都尽量让他们退伍。事后喜一郎堂哥告诉我，这法规一通过后，陆军省一名朋友特地来向他说：“这条规则通过了，你们那儿有没有适用这条规则的人？”堂哥第一个便想到我。所以，我终究没有上战场。
当兵仅二个月。然而，就在我被征召后不久的8月28月，丰田汽车工业正式从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独立出来。我当兵前就在汽车部门工作，所以退役后，自然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恢复早7晚9的热忱工作。
那年12月，丰田汽车终于到达目标，月产500辆。同时，举母工厂的建设计划，也因中日战争之下卡车需要量的激增而具体化。
其实从昭和11年（1936年）底至12年（1937年）初，丰田制的卡车一直卖不出去。除景气不佳之外，更重要的是，品质实在很差。同年5月，我被派到刘谷工厂主持监察改良部，就是因为公司认识到再不改进卡车的不良部分，是无法推动销售了。事实上，改良并不如想象的容易，而且就算品质改良，如何恢复信誉，又是一个问题。这样下去，只怕会将整个公司拖垮。
正在伤脑筋之际，中日战争爆发，陆军大批采购卡车，将公司所有的库存一扫而空，可以说是中日战争的特种需要救了公司一命。
六 丰田式生产
迁移工厂
丰田自动织布机制造厂于昭和12年（1937年）3月在董事会上决定设立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并建设举母工厂生产汽车。喜一郎堂哥写了一份《成本计算与预定计划》，获得董事会的首肯。
堂哥的论点大约是这样的：福特、雪佛莱等厂牌的卡车市价都在3mo元以上，推算起来，经销商的买价应在2800元左右，而日本的福特、通用公司想必又获有利润，因此推定成本约在2400元左右。那么，如果丰田能在2400元内制造出卡车，并以原价卖给汽车经销商，至少可以不输福特和通用。这是丰田的第一目标。
昭和11年（1936年）10月丰田实际生产了150辆卡车、11月200辆，12月250辆。计算成本结果，每辆成本10月为2948元，11月为2761元，12月3088元。刈谷工厂产量为500辆。全力产的话，成本应可降至2140元。
举母工厂设定产量为月产1500辆。全力生产、全部售尽的话，成本可降至1850元。如果2400元卖，丰田仍可保有相当的利润。
照喜一郎堂哥的计算，丰田汽车从开始到第三期建设完成（一年）为止为准备期，作业不稳定，预估亏损百万元左右。第四期迁至举母工厂，运作顺利以后，虽不能全力生产，月产至少1000辆，也会有120万元的利润。第五期每月生产1500辆，全期生产9000辆，则可滋生185万元的利润。到第六期时，就可以享有5分的股息了。如果照这样下去，到第十期贷款都可还清。
因为中日战争的需要，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工厂也照预定计划建设，昭和13年（1938年）春天开始大量招考职员。这时，我的工作一转而为训练新进人员造车。那时候我训练过的员工，后来在战争中死去，或战后不曾重回丰田的人为数不少，因此当年经我亲身调教过，而最后也从丰田退休的人虽然不少，但是比起原先进入公司的人数来，还是有相当的差距。
工厂在昭和13年（1938年）夏迁移到举母，从旧址的刈谷到举母之间，不但路狭难行，有些必经的桥梁甚至摇摇欲坠，使得重机械的搬运颇费周章。为了避免搬运车在一来一去时，半路上毁车之苦，事先都在地图上仔细拟定来路与回路的途径。
生产上轨道
我的工作是指挥部分员工先到举母工厂接应，把机器放在预定的位置。我们预先规划位置，再依图到现场，用油漆标明放置机器的正确位置，然后等待机器到来。不料总公司完全依照自己方便的时间搬运。等到机器到达举母时，已经入夜，四周漆黑，新工厂的电灯又很少，灯光不足之中接应机器倍增麻烦。为了这件事，我们和总公司发生了相当的争执，工厂最后总算搬移妥当了，但是前后差不多停工了一个月。
除了从总公司那儿把可使用的机器搬运过来之外，我们也引入了许多新机器，有的是从欧美进口的，也有一大部分是向国内厂商采购的。为了采购机器，在迁移之前，我遍访国内机器制造厂，去确定、检验它们的产品是否能合乎我们的要求。
我记得当时丰田已是政府的指定汽车制造厂，所以机械个部免税进口。从这个角度而言，丰田的确受到政府的支援。不过，也正因如此，政府一再强烈地要求我们尽快上轨道，增强生产力。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于同年11月3日邀请各方贵宾，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典礼。丰田至今仍认定创立纪念日为11月3日，而非迁厂的8月28日。
英制、公制
在建设举母工厂的同时，我也开始大力推动度量衡公制化，全面将“呎、磅”改为“公尺、公斤”。日本车最初完全模仿美国车，各种引擎尺寸全部使用英制。
其实早在明治18年（1885年），日本就已批准公制条约，但是一直未能通用，到1930年代，公制总算比较流行，于是丰田便以迁厂为契机，全部改换为公制。转换作业看来简单，推行时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首先，所有以前使用的工具均为英制，现在为了改为公制，即使是还很管用的工具，也只得报废。此外，所有的设计图、蓝图都必须重画。一切都需要准备，不但费时而且费钱。
其中最麻烦的是螺丝钉。SAE（美国汽车技术者协会）规格，和日本JES（即JIS，日本工业规格的前身）不合。所以我参考SAE规格，将JES规格的螺丝钉改良为丰田汽车可以使用的规格。后来这规格便成为日本的标准规格。
日产为了自己的作业方便，直至战争结束均未由英制改为公制。陆军为此怨声载道，因为丰田用公制、日产用英制，两种车的零件不能互换，在战场上麻烦丛生。
从刈谷工厂迁移至举母之后，我的工作仍以监察改良部为中心，但是必要的时候，一会儿帮忙迁厂，一会策动改换公制。说起来，公司当时规模真是简陋，没有制度可言。
每天只做必要的数量
举母工厂一方面引用公制，一方面决定导人“丰田式生产”（也就是著名的“看板式生产”）。工厂还没开始建设以前，喜一郎就想要导人“丰田式生产”了，为了顺利进行，他还特地制定了一份解说非常清楚的小册子。
在刈谷工厂时，从铸品到半成品都首先入库，需要时再取货、加工。零件也是每天依工厂需要而照传票出库，待用完后，再开下一批工作要用的传票。
喜一郎堂哥的构想便是将这种传统式的整批生产方法改为弹性生产方式。不但不再堆积存货，而巨仓库也不需要了。
存货减少，自然可以减省经费。而且，所购买的零件半成品等在付款以前便已可卖出，如果能够长期实施，根本不需要周转金了。
简单他说，喜一郎堂哥的生产方式就是“每天只做必要的数量”。为了实践他的想法，工厂无论如何都要实施丰田式生产。“恰好赶上”（Just intime）便是他当时提出的口号，意思就是“只要做够量便成，不必多做。”那时还不是用看板，每天有一张写着今天生产数字的传阅单在各部门传阅，工厂便照着上面的数字生产，早做完可以早回家，做不完就要加班。
如何使弹性生产深入人心呢？完全得靠教育。不但是作业员，所有的管理、监督人员都必须接受彻头彻尾的洗脑，完全忘却传统的生产方式，来接受这种崭新的方法。喜一郎堂哥写的小册子足足有10公分厚。我们便以此为蓝本，教导大家，而奠定了丰田式生产的基础。
喜一郎喊出的“恰好赶上”口号，不但至今仍在丰田风行，并且已传至美国。喜一郎本欲给所有员工洗脑，彻底实行丰田式生产，不幸战争爆发后，这方法不能继续推行。后来大野耐一（曾任副社长）将传票改为有名的看板，重新大力推行，于是丰田这个制度再度复活了。
我在举母工厂负责第二机械场，直接在现场指挥丰田式生产的推行。举母一共有三个机械部门，分别为引擎、引擎附属品、汽车底盘部分零件的工厂。
每所工厂内有3名工头，其中一人负责品管。照喜一郎堂哥的想法，品管工作便是一旦发现产品有缺陷时，立刻找出原因，加以改良。因此，负责品管的人主要工作不是分辨成品的好坏，而是要在机械、设备、道具等工程上下功夫，以确保没有不良品的出现。
战后大家积极地导人QC（品管）观念，其实与喜一郎堂哥“由工程创造品质”的理想如出一辙，可见大家的想法都一样。喜一郎并不是天才，只是他把构想付诸实际行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