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晚，把三个小女儿安顿上床睡觉后，心中不禁感慨万千：全家已经很久很久没像今晚这样团聚着在家睡觉了，这两周似乎有一生一世那么久远。
一整天，我一次又一次不断地感谢上帝使海丝回到了家中。睡觉前我想再看海丝一眼，便踮着脚尖来到她的屋里，静静地在小床前站了几分钟，默默祈求上帝保佑我的女儿尽快康复。
在医院的第二个星期里，海丝的状况虽然相对改善，但看上去仍叫人感到疑虑重重。回到家后的头几个小时，虽然到处弥漫着合家相聚的欢乐气氛，但现实也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海丝离康复还差得很远很远。自从海丝从死神的魔爪中挣脱出来后，她与从前那个好动、爱冒险的小姑娘简直判若两人。这一点，从她和小姐姐们的交流中一眼就能看出。
小妹妹又回家了！欣喜雀跃的斯苔希和梅丽莎几乎整个下午和傍晚都与海丝在一起，把她喜欢的玩具塞给她，不停地和她说话，不断地想逗她游戏。而海丝呢，对两位小姐姐的格外关注，除偶尔报以感激的微笑外，唯一的反应就是伸出手去，有气无力地摸摸自己喜欢的动物布玩偶。
显然，她没有真正的生命活力，神态中没有一点儿灵气和精神，眼睛暗淡无光，大部分灵魂似乎已经从小小的身体里漂走了。我只有不断地祈祷，竭力让自己相信上帝会把从前那个活泼泼的海丝带回给我的。上帝，请让她快点儿回来吧！
海丝目前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们把她送到托儿所去，即使那里的阿姨能照看生病的孩子也不行。而两星期前，我母亲已回到伯明翰她自己的家中了。我便考虑，决定自己留在家中照看海丝。我想即使海丝能像医生预期的那样尽快康复，我也根本无法完成本学期的教学课程了。然而，由于我的近邻——好朋友多莉丝·贝尔文的帮助，我很幸运地取消了这个决定。她在海丝住院后的第二周就定时到医院替换我母亲，为海丝陪床。接着，在随后的几周里又每天自愿来照看海丝，她说：“我很高兴这样做。如果我家有事脱不开身，我可以把海丝带到我家。我希望帮别人做些事。”
上帝赐予了我多莉丝这样的朋友。我们接受了她的帮助。不幸地是，海丝已出院一周了，不论是多莉丝、比尔，还是我，谁也没有发现她的状况有什么改善。她不仅不试着走路，甚至不想自己坐起来。多莉丝说：“她在地板上的毯子上一躺就是几小时，看上去好像很愿意这么躺着似的。”
星期四晚上，我发现海丝的膝盖周围有点儿肿。第二天早上红肿仍在。因为儿科医生曾建议我们每周带海丝复查一次，所以，一早比尔就与医生约好，带海丝去检查。
回来后，比尔详详细细地描述了检查经过。他说：一位年轻医生为海丝做了诊断，认为肿胀是蜂窝质炎引起的，蜂窝质炎是一种慢性病症，与关节炎的症状相似，但它除了影响关节外，还会使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发炎。
医生告诉比尔：“我以前曾遇到过三、四个这种病例，往往无法诊断病人的关节周围哪里会不舒服，以及会发作多长时间。因为它是迁延性的，这次是关节周围红肿，下次可能会影响到肘部。服用阿司匹林疗效不错。从我治疗过的病例看，到孩子十几岁时，这种病就会完全痊愈了。”
比尔忧心忡忡地告诉医生，海丝出院后，虚弱无力，不断地昏睡，从不活动，也不说话。医生宽慰道：“海丝的感染与一般的感冒和病毒感染不同，所以不会很快痊愈。”还解释说，由于海丝的腿上注射的次数太多，她不愿多活动也就不足为怪了。医生认为，应该继续让海丝服用几周抗生素，到时身体自然就会恢复正常。
我像比尔一样，愿意相信一切诊断，而且两周多来时时都在这么努力着。我日日盼望着海丝好转，但每天得到的总是失望。转眼已经十月底了，我心中的焦虑与日俱增。虽然海丝腿上的青肿已消退多日了，可是往日那个四处跑动、到处探奇的活泼的小姑娘，仍然一步不走，甚至没人帮助就坐不起来。生病前的海丝总是不停地张着小嘴咿呀学语，常常能说出三、五个字的句子（例如，“我爱你，妈妈”，“我和梅丽莎玩”，“我想吃”，“来这儿，妈妈”，“我看见了梅丽莎”），可出院后，至今只字未说。
我始终与母亲保持着电话联系，转告海丝的近况。母亲再三建议，“达芙尼，亲爱的，你应该把海丝带到伯明翰来，让汉佛莱斯医生检查一下，我们只能依靠汉佛莱斯医生了。”
十月的最后一周，我终于同意了，“明天请与汉佛莱斯医生联系，”我告诉母亲，“请预约给海丝检查的时间。”
我家两代人始终对约瑟夫·汉佛莱斯医生深信不疑，他二十多年来作为我们兄弟姊妹五人的家庭儿科医生，赢得了全家的信赖。父母对他的信任，源于他曾挽救过我弟弟吉姆的命。吉姆比我小六岁，那时他才两岁半，由于种水痘而引起了严重的血液感染。母亲打电话给汉佛莱斯，描述了吉姆的症状。他立即赶到我家为弟弟治病，并且取消了当天所有的其它预约，守在弟弟的床边，直到确信吉姆安然脱险为止。
我们全家认为约瑟夫·汉佛莱斯不仅是位才华横溢和富有同情心的医生，而且还是我们的亲密朋友。他在同事中也倍受尊敬和仰慕。当我们决定请他为海丝看病时，他已经是亚拉巴马州儿科协会主席。在他为海丝检查之前，我就已经把全部信任与希望寄托于他了。
到伯明翰作检查的日子，预定在11月9日。因此，我们需要一份完整的海丝的病历复印件，供汉佛莱斯医生参考。当比尔打电话给医院儿科办公室联系复印时，这一例行需求遭到了拒绝。尽管比尔解释，这不过是带女儿去伯明翰，找以前的家庭医生进行一次简单咨询，但一位儿科医生却回绝他：“若要得到你女儿的病历，除非你提出诉讼，让法庭裁决。”
这当头一棒，弄得比尔和我目瞪口呆，气愤难忍。现在回想起来，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那些医生患得患失，生怕承担医疗责任，因此把向新的医生提交医疗记录、以便为海丝提供最佳治疗的应尽职责置于了脑后。
面对医生的无理态度，比尔便与律师联系，希望通过法律程序得到海丝的病历。律师认为，我们可以提出渎职诉讼，但这是一个又长又烦人的过程，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了结。我们请求律师立刻着手开始起诉。结果，第二年我们就得到了海丝的病历，紧接着我们也就撤诉了。在这期间，我们只能在没有正规病历的情况下，带海丝去伯明翰看病。
第一次与汉佛莱斯约见时，他告诉母亲和我，仅仅根据表面观察，他认为目前海丝的体内存在大面积感染。我把海丝生病以来，前前后后的一切症状细述了一遍，汉佛莱斯耐心地、专心致志地听着，随后他为海丝作了彻底检查。接着又问道，以前医生是否给海丝开过维生素之类的辅助药品，或是进行过生理治疗，以促进海丝康复。当他听到我的否定回答时，露出非常惊讶的表情。
汉佛莱斯认为“目前有许多问题必须考虑和解决”，但最迫切、最直接的威胁是肌肉萎缩。他强调，刻不容缓的是要让海丝的四肢经常活动和用力，尽快恢复功能。具体作法看上去简单易行：在浴盆里盛上舒适的温水，把海丝放在里面，然后活动她的胳膊、腿、腰、肘、腕等，每天坚持几次。“现在她的肌肉几乎一点儿也不运动，”他说，“我们第一步是要让她重新使用自己的胳膊和腿。”此外他还开了一些维生素类的辅助药品，促进海丝羸弱的身体和免疫系统得以恢复，并建议一个月后带海丝去复查。
当时，汉佛莱斯特意私下同母亲谈了他的诊治计划，他认为海丝对环境的反应，以及所能作的区区可数的一点儿运动，即不平衡又不规则的动作，极有可能是脑损伤的表现。所以，待我们知道怎样解决海丝的运动问题后，他将会推荐一名神经科专家作有关的检查。这些我是数月之后才知道的，我将终生对此感激不尽。
然而，我当时对此一无所知，是怀着振奋鼓舞的心情走出汉佛莱斯办公室的。那时，我满心欢喜，以为终于找到了让海丝重新站起来的办法。但一想到具体的操作，不免又有些焦心。我不想给多莉丝再添麻烦。这看去极为简单的治疗办法，真正作起来却非常费时烦人。而此时我正进入最后几周的教学课程，需要对一个六年级的班全面负责，白天要整日和学生们在一起，每晚要准备强化教学的教案。而海丝又需要我付出自己的全部时间，去精心看护她。对此我束手无策。
当我向母亲倾诉自己的困难与不安后，她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让海丝到伯明翰和我住在一起吧。”
“噢，不行，”我回答，“海丝已经遭受了这么多坎坷，我不想再与她分开。”
“那不过是你去学校时，暂时分开一下而已，你可以每礼拜五到这儿过周末。你自己不是说过，不知该找谁来照看海丝吗？她在我这里会像在家一样。我陪海丝看过病，知道怎样照医生的嘱咐做。你爸爸和妹妹也能帮助我。斯蒂芳妮会觉得很有趣。我们会做得比你在家里时更周到。一旦有什么问题和困难，我们还可以就近找汉佛莱斯医生。”
母亲说的不无道理，尽管我心中仍有些不情愿与海丝分开，最后还是同意道：“好吧，那就先试一个礼拜看看。”
每晚我都要与母亲通电话，母亲告诉我治疗日渐有效。当星期五晚上，我开车带着斯苔希和梅丽莎到伯明翰会见海丝时，我简直不敢相信一周来她发生的变化。海丝自己能坐起来了，每当把她抱成站立的姿势，她就跃跃欲试地想走路。
母亲提出再当一周海丝的“体疗师”，我欣然同意。这样我每晚可以放心地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教学计划，再坚持几周的教学课程，我便可以大学毕业得到学位了。那时，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照看海丝了。
到第二个周末，海丝已试着自己迈步，尽管步态缓慢、摇摇摆摆，却被大家视为是非凡的进步。
12月1日母亲和我带海丝去汉佛莱斯医生处检查，这时的海丝不但能坐会走，甚至急不可待地想跑。她的平衡机能仍然失常，一迈步就往右歪，往往走不了直线。汉佛莱斯说这可能是脑损伤的另一种症状。他对海丝的进步表示由衷的喜悦，并建议我们继续照此治疗下去，待下次复查时，根据情况再增加或修改治疗方案。
于是，我带海丝回到家，在我完成学业前，仍由多莉丝来护理海丝。海丝行走和跑动的能力日复一日地增强，虽然不如第一个周末在伯明翰看到的那样令人惊叹不已、难以置信，但确实是稳步地在一天一天好转。让人惴惴不安的是海丝一直闭口无言。我只得安慰自己，女儿大病一场，身体尚未痊愈，各种技能或许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恢复。我相信，海丝一旦开口说话，她的语言能力一定会像学步一样以异乎寻常的速度飞快提高的。
这时，海丝又能常常与姐姐们一起玩耍了。然而，我发现海丝屡屡显得神思恍惚，似乎置身于周围的事物之外，一心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她的执拗的老毛病看上去要比从前明显多了，有时当我叫她时，她根本就不予理会。几个月来，与海丝共同度过了种种磨难，当她不能尽如人意地迅速做出反应时，我已学会以极大的沉着和耐心来承受这一切了。这时，我隐隐预感到第二次可怕的打击就要来临了。
1974年的圣诞节将至，我感叹着这个节日令我别有一番感慨。当我们准备庆贺耶稣诞辰之时，我心中也默默感谢上帝带给海丝的奇迹般的再生。海丝在一天又一天、一步又一步地向着康复迈进。在全家人经历了种种风霜雨雪之后，我决定在圣诞节一定要真正地合家团聚一场。
节庆将是前所未有的隆重！我们首先要带着女儿们去比尔父母家，共享怀特斯通家族传统的圣诞夜的欢宴，女儿们在爷爷奶奶家将打开她们的第一份礼物。然后全家尽快返回到自己的家中，迎接连夜驱车赶来的我的父母、妹妹斯蒂芳妮和弟弟迈克，我们合家喜迎新年清晨的来临。这晚，家中亲友团聚，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圣诞老人再次神秘地穿过壁炉走进千家万户，带来叫人眼花缭乱的圣诞礼物。第二天清早，兴奋异常的孩子们都惊喜地找到圣诞老人送的种种小礼品，兴高采烈地聚在一起，整栋房子到处都洋溢着欢乐气氛。
后来，我父亲、比尔和迈克跑到门外玩投球，斯苔希和梅丽莎穿着新旱冰鞋在车道上边滑边为他们鼓掌加油。海丝静静地坐在圣诞树旁，迫不及待地打开一套色彩鲜亮的玩具炊具（一些画有各种笑容可掬的小人儿的盆盆罐罐）津津有味地玩儿着。母亲和斯蒂芳妮开始拾掇四散的杂物，我准备去做早午合餐，自从我家住到多森后，三年来总是将圣诞节的早餐和午餐并为一顿吃，这已经成了怀特斯通家的惯例。
实际上许多准备工作已事先完成，宴席上的水果拼盘、圣诞甜卷等美味早已备好，比尔百吃不厌的火腿软饼稍稍加热就可食用。但是，我仍要赶在他们回来之前，万事齐备。我着手最后一道工序——煮开冲泡干乳酪的开水、在大碗里调搅两打鸡蛋。
为了赶时间，我感到手忙脚乱。我打开柜橱，打算取出最大的平煎锅。它被压在一大摞盆盆罐罐下面，我只好一手撑起那一摞盆罐，用另一只手往外取平锅。匆忙中我以为平锅上的器皿已被我撑牢，不想当我往外抽锅时，摞在上面的金属盆子、罐子、盖子一下子从柜橱里倒下来，砸在厨房的地上，爆发出一阵咣咣当当的巨响，震耳的唏哩哗啦声持续了足足几秒钟，如同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火车事故。
出乎意料的骇人轰响，使我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响声停止几秒后，整座房子变得寂静无声。突然，从客厅传来母亲的呼喊：“达芙妮，你快来！”
母亲的声调暗示着什么更重要的事发生了，我撂下满地摔落的东西，匆忙赶过去。一进客厅，就看到母亲惴惴不安的神色，我立刻意识到有什么不幸发生了。
“什么事？”我问。
母亲朝海丝点点头：“我想海丝的听力肯定有毛病！”海丝正面对着圣诞树，背朝我们，依然神态自若地在地板上玩。“妈，您在说什么？”
“那些东西咣咣当当掉到地上时，斯蒂芳妮和我差点儿吓掉魂儿，可海丝却连眼皮儿都没抬。”
“她正玩得很开心，也许根本就顾不上注意周围的动静，”我对母亲说，“她把那些小锅碗瓢盆儿从盒子里一拿出来，就一直埋头忙着用这些小玩艺儿‘炒菜做饭’。”
母亲连连摇头：“不！不！我看她根本就没听见刚才的声音。”“您说得不对。”我急急地回答，为了验证，我绕到海丝背后，拍拍手。海丝置若罔闻，既未转身也没抬头。
不！不会的！我一边默默自慰，一边匆匆转回厨房，从地上拎起一只平锅，又从抽屉里抓出一只大木勺儿，扭身返回客厅。我小心翼翼地跨过玩具和四散的盒子，站在全神贯注地玩着的小女儿背后。用右手攥着木勺向左手紧抓的平锅使劲儿一敲，咣！
海丝毫无反应。
我又猛然敲了三下，咣！咣！咣！
依然一无所获！
我把平锅握得更紧些，贴在海丝身后，用尽全力再次猛击。
海丝依旧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我顿时觉得全身的力气消失殆尽，一下瘫坐在女儿身边的地板上。海丝终于发觉了我的存在，她举目张望，看看我手中的平锅、木勺儿，冲我甜蜜地笑笑，就又低头忙着用她的小塑料炊具“炒菜做饭”去了。
母亲走过来，将一只饱含慰藉的手放在我的肩上，然后轻轻地掰开我的手拿下平锅和木勺儿，慢慢地转身走进厨房帮忙做饭。我颓然呆坐在地板上，神情麻木，泪水遮住了视线，眼前一片模糊。我透过朦胧的泪眼看着海丝，问自己（也问上帝）：我们还将经受多少磨难和煎熬啊！
轻柔的圣诞颂歌在屋中荡漾，无论是海丝还是我对此都浑然不觉。圣诞的欢乐于我已经荡然无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