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旅店大王希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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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希尔顿旅馆和三人乐团

我们搬到长堤去住,因为我们有足够的钱支付较高的生活费用。尽管在日后两年里,我们的财富并无扩展的趋势,但我们还是尽情享受了一阵。

我们原想让妈妈脱下围裙,享享清福,以贵妇人的姿态住在豪华的宅子里,房子是格斯租的,离海边只一条街,早晚,温柔的海风迎面吹来,拂去我们长久居住边睡的紧张气氛。格斯也显得比以前轻松惬意,但仍常来往于圣·安东尼奥与长堤间,过分舒适显然并不符合他的个性。所以我想他也挺乐意如此来回奔波。

我呢,正踌躇满志地准备上达特茅斯的东部学校去主修经济,同时接受东部文化的熏陶,把自己彻底改造成一个标准绅士。为此,我情愿再拿起书本。伊娃在波斯顿音乐学院学习音乐有成,正努力往职业小提琴手发展。其他大孩子则从各寄宿学校被召回,转入长堤学校就读,这样,母亲再不会有鞭长莫及的烦恼了。

遗憾的是,这时我做了一件令我后悔惭愧几十年的事。有一天,我借了一匹马去送报,路上撞倒了一名行人,我却一溜烟逃掉了。我知道全是自己的错。事后,当地报纸和妈妈都在谴责那个不道德的骑士,我心虚害怕极了,和另一报童交换了送报区,尽管他那条路线不太好走,我也只好认了。

当然,没有人怀疑是我干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次不诚实,它一直困扰了我52年。直到不久前我应邀向长堤一民间团体发表演讲时将这件事讲出来。那次到长堤演讲前,我将讲搞背了很多遍,反复演练,自以为已经没问题了。可奇怪得很,当我站上讲台时,脑袋里突然空白一片,一句讲词也想不起了,一种可怕的情绪索绕心头,脑海里突然浮现出50年前我骑马撞人的那一幕。

“有件事我一定要说出来,”我脱口而出,“我想我闷得太久了。”然后,我将当年闯祸的详细经过和盘托出。“那个骑马撞人的就是我,我知道现在才说出来是太迟了,可是如果那位先生今天也在这儿,我愿当面向他深深致歉。”

说完这些,我顿觉无比畅快,也顺利地记起了讲稿。我想,人做亏心事就是这样,许多时候你自以为把它忘了,其实,它仍隐藏在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不知什么时候又会涌现在你脑海里,使你受到良心的谴责。

除了这件事,我与母亲几乎是无话不谈。比如一天晚上,已经是子夜1点了,我兴冲冲地闯进她的卧室,告诉她,我终于找到了我心目中的白雪公主。那个女孩的名字、外貌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可是我仍清楚威记得当时母亲脸上那关切的表情。那段日子真是美妙绝伦,使我永生难忘。

事实上,那时整个国家都是喜气洋洋的,老罗斯福总统亲自南下视察新修的巴拿马运河。人人哼着“风流寡妇”,极尽奢侈之能的布拉沙旅馆在纽约市区高高矗立起来——在20世纪初,大家仿佛都有钱挥霍。那时,我正忙着做报纸生意,忙着念高中,我深深知道有钱的好处。这时,长堤的家又添了个宝贝——每伦。家庭的温馨气氛更浓了。妈妈浑身上下焕发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快活和美丽;格斯也一样,和我们在一起时,表现了少有的大方、阔绰。

但1907年10月,几乎是一夜之间,我们陷入了困顿。因为纽约的信托公司倒闭了。此后,不到一个星期,灾祸波及全国银行,一次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开始了。

这时,父亲远在圣·安东尼奥,在那儿,我们只剩一家堆满货物的五金商店,入不敷出,格斯来信呼援。母亲立即带着全家大小,抛下在长堤精心经营的家,毫不犹豫地又回到了墨西哥地方。

父亲还没到破产的程度,其实他一生从未破产过,现在只不过是一时周转不灵罢了。

1907年秋通货膨胀很利害,钞票根本不值钱。父亲因此损失了不少钱。我们境况很不好。妈妈享清福的美梦破灭了,我的绅士教育也没影了,一切又回到从前,一切又得从头做起。正是在这种境况下,我们开始跻身旅馆业,开始经营我的第一家旅馆。

我们怎么会想到开旅馆呢?因为当时我们家仅有4项“资产”:一大堆日用品,一间面对车站的大房子,我和卡尔的劳力以及母亲的一手好菜。而这些恰是开旅馆的条件、优势,于是,我们决定从开旅馆干起。

当时我们分析:即使经济再不景气,墨西哥地方仍会有推销员、过路客、铁路工人、矿工往来营生。我们只需把他们拉进店,请他们尝一口妈妈做的可口饭菜,那么他们一定会选择圣·安东尼奥作他们的中途休息地。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这确是一着妙棋。

揽客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我和卡尔的身上。只要有火车进站,不论是半夜、早晨还是中午,我俩都前往迎接招揽。有时,甚至把在路边打盹的也拉进我们的旅馆中歇脚,从不放过一个顾客。格斯是总管,母亲只是不停地做菜、做菜、再做菜。

老实说,我爱上旅馆业并不是从这时开始的,对这种家庭式的旅馆我并不满意,那时的干劲完全是生活境况所迫。不久,我们的事业有了起色,我们的旅馆渐渐出了名,牌子打响了:“食宿全包,一天2块5。”很便宜。当然,还是有利可图的。我整天忙得团团转,根本没有闲暇去想未来的事。只有一次,我考虑过将来可能在旅馆业中一露头角。可我那时还仅仅是一名地位低微的旅馆服务员。

那时在我们那偏僻的墨西哥地方,给小费的风气并不盛行。我们偶尔才能得到5分、l毛的小费,这还得做许多额外的工作才能得到。可是,有些东部来的客人只在我们店里随便逛逛,就会赏给我们两毛五的小费。

有一次,一个男人付了我5块钱的小费。拿了这5块钱,我马上跑去找母亲,“那个人不是从东部来的,也没有喝酒,他居然给我五块钱的小费!就是他把5块钱误认为1块钱也还是太多了啊!”我满心怀疑、不解。

“他一定是发疯了!”母亲心不在焉地回答我。母亲的观念里还不太能接受小费这个时髦玩意儿,很多年以后,她仍然这样。

父亲则恰恰相反,他给起小费来大方无比,这一点在我儿子巴伦身上体现得最充分。不过,在1907年那种情况下,我倒很庆幸妈妈在这方面的节省。

不到几个月的功夫,我们的旅馆就兴旺发达到非得请帮手不可了。我们的另一家商店也是生意兴隆。希尔顿家族再度尝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当然,这中间少不了许多的祷告与勤谨的工作。

去不成达特茅斯,我就只好迈进了设在沙卡洛的新墨西哥矿冶学校。我表哥和我一同住入宿舍。因为离家不远,周末还可以回家帮忙工作。我并不十分喜欢采矿,可是,我已经20岁了,感到自己应该学点儿东西,现在,我不再象16岁那年认为不需要念书了。

可是,冥冥中仿佛一切都有安排,或者真如母亲所说“那和华知道什么最适合你!”就是在这儿,我学会了一门对我一生事业影响极大的知识——高等数学。

我并不是说经营旅馆必须懂得微积分或是代数、几何。不过如果哪位认为那只是些无用的装饰,我倒会毫不客气地驳他一驳。高等数学锻炼了我的大脑,使我无形中学会了化繁为简的本领,这在我日后的经营生涯中简直太重要了。从此,不论遇到多么千头万绪的事,我总能很快地从中理出头绪,作出重大决定。因为我牢记这样一个数学原理:

2×2一定等于4。

我读书并不很用功。那年我都20了,突然对跳舞产生了浓厚兴趣,还学会了打网球、玩桥牌。那时,我常和几个要好同学泡在“大西洋酒吧间”里玩桥牌,直打得天昏地暗,不能自拔,不过,我最热衷的还是跳舞,我邀请学校的漂亮女孩作舞伴,有时也请妈妈、费莉丝、甚至小妹露丝玛丽共舞,想想那时的那种欢悦、兴奋劲儿,真是美丽的记忆。

我极珍视20岁这个黄金年华。我想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也一样吧。遗憾的是,我还不能完全独立,还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事儿。这不,那年暑假,父亲又为我安排了工作。

伊娃这时己学成音乐回到家乡,正是豆寇年华。父亲有了个新主意:让她与她的两位女同学组成个“希尔顿三人乐团”把东部文化传播给新墨西哥地方,尽管当时他们还不能完全接受。伊娃的那两个同学,一个是中音歌手,一个是弹钢琴的。父亲要我任乐团的经纪人。这是我头一次担任这类职务,现在想想,无论从哪方面看,我的条件都很不怎么样。

8月,“希尔顿三人乐团”开始首次巡回演出。第一场就在希尔顿五金行举行。那天,好奇的观众挤满了大厅。演出的第二站是沙卡洛,托神的福,演出仍然很成功,到了蒙大拿矿区,那更是盛况空前了。场地边人头攒动,掌声、喝采声不绝于耳。三位姑娘士气大振,尽管得不断地忙着赶火车,准备演出,奔波得着实辛苦,但她们依然意气风发,精神饱满。

但当我们来到墨西哥地方南部的一个偏僻小镇——拉斯克鲁斯后,我们遇到了第一次冷场。那天下车后,我像往常一样,用15块钱租了一块场地,然后站在门口收票,女孩子们打扮停当准备出场了。可是,开场时间过了45分钟,还只有6个人买票,一共只得4.5元。没办法,三个女孩子为他们免费唱了一首歌,把钱退给他们就草草收场了。

紧接着,我直奔电报局,给父亲格斯拍了个电报,电文是:“弄砸了,来接她们回去吧。”于是父亲命我们“班师回朝”。

但随后,他又要我们到银城作最后一次努力。

“不管怎么说,那边我们熟人多,他们会给我们捧场的。”父亲这样坚持着。

果然,当地熟人好友帮我们卖了不少票,尤其是演出前,我们作了一次宣传游行。上次在拉斯克鲁斯的失败就是宣传做得不够,知名度不高。这回我们可要吸取教训,决不能再重蹈覆辙了。我当时想,这次演出宣传最低限度要让银城人知道我们来了。效果很好,观众们热情捧场,我们总共收入了50元,虽然仍旧是入不敷出,但女孩子们为观众的热情所感动,士气提高了些。

我趁势进军白橡城附近的卡里佐佐,在这儿我们的名气倒不小,因为这是父亲定期买货的必经之地。我们一场未表演就收进了50个铜子。

父亲认为我们还大有可为,便命令我们继续进军阿尔布格。其实,若不是当地一位新闻记者为我们大做宣传,我知道后果一定不堪设想。那位年轻记者名叫凯利,由于他自告奋勇地为我们宣传,才使我们在阿城和圣大非两地有各人收入75块的好成绩。之后。我们凯旋还乡,这时乐团的仅有财产是一本厚厚的剪贴簿,上面贴的全是关于希尔顿演唱团的新闻。

此番“冒险”,亏本24元,不过我们到各地游览了,见了不少人,三位姑娘也出尽了风头,所以,这还算是一个收获丰硕的暑假。我呢,虽然还是不知道自己以后该干什么事,不过,至少我已经知道了一件我不想做的事,那就是——当经纪人。

21岁那年,父亲把圣·安东尼奥店面的经理之职交我担任。又转让了部分股权给我。这时,家境己逐渐好转,旅馆已不必经营了,父亲在打另一个牧场的主意。

母亲也可以暂时歇歇腿了,父母又考虑迁回沙卡洛。理由之一是妈妈想住得离教堂近点儿,理由之二是那儿有较大的学校可以让露丝玛丽和小弟上学,理由之三是那儿有适合费莉丝和伊娃的社交生活。像以往一样,只要母亲下了决心,全家立即行动起来,又搬回了沙卡洛。

由于我已经接下了圣·安东尼奥的产业,受教育一事便不再那么吸引我了。此后两年的时间里,我学着处理各种各样的业务,学习如何衡量信用,如何还价,如何与各行业有经验的老练顾客交易,以及如何在紧要场合保持心平气和。这些都是宝贵的必要训练,正是它们促成了我日后的成功。

这段时期中唯一令人恼火的是格斯的干预。父亲总是不能完全信任我,部分原因是我还太年轻,部分原因是他的事业尚未稳固,经不起另一次重大打击。我记得他总是极端的情绪化,要不就是极端的高兴,要不就是极端的沮丧。

现在的我,身居要职,责任重大。说实话,我倒希望他沮丧些。因为,当他情绪低落时,他会变得十分谦虚,会大老远地跑来,对我说我是如何了不起,他是如何离不开我,又许诺要把店里的股权都给我等等。不过,这种情绪通常都维持不了多久。当他又趾高气扬的时候,他会对我大声咆哮,蔑称我为“小毛头”,更别指望他转让股权的事儿了。

他这些有口无心的话常令我十分生气。我想,如果我已经30岁,他一定不会再叫我“小毛头”,于是我十分渴望30岁那个美妙的年龄早日到来。

30岁的确是个好年纪。不过,几年后,当我真到了30岁时,父亲已经离我远走了,我也已不在圣·安东尼奥了。

也许就是因为21岁那年自己尝到了有职无权之苦,所以,日后,当我有权任命旁人时,我总是慎选人才,但只要一决定,就予以全权,我只在一旁看看我的选择是对还是错。这样,被选中的人也有机会证明他是“对”还是“错”。

每到星期六晚上,我总是关上店门,骑马到沙卡洛去跳舞、赴宴,或与家人团聚,放松一下精神。星期天一早,我照例上教堂作礼拜。母亲对她的新居、学校及这里的社交活动都非常满意。

最使母亲高兴的还是两个女儿都有了好对象。费莉丝的男朋友叫小康尼布朗,矿冶学院学生,父亲是矿冶工程师,很受我们敬重。伊娃不只和当地年轻人交往频繁,与一位波士顿青年的关系尤其密切,两人情书频频,常常一写就是五六张信纸。

和先前相比,我们现在简直是住在边睡的乌托邦里。新墨西哥被称为“地方”已达63年之久,我们都很希望它能加入联邦,成为一个州。当时的总统塔夫脱先生答应了我们的请求,签署了一个法案,于是新墨西哥便成了联邦的一个州。

正当总统签署这个为新墨西哥人所热切渴望的法案时,我父亲格斯·希尔顿也在一些文件上签了字,实现了我久萦心头的梦想,我的崭新时代也来到了。

父亲和我彼此对峙了一年多。他高兴的时候,夸我是有天分的孩子等等,不高兴时又说我是自以为是的孩子。心情沮丧时,说他要把商店移交给我;心情较好时又绝口不提此事。一天,他又旧话重提:“唐尼,你实在工作得太好了,我要再给你一些股权。”我便顺杆而上,立即递给他一支笔,说:“那请您立即实现诺言吧,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了,请您多签几张纸,越多越好。”他竟真的照着我的话做了。

两星期后,我觉得我应该有权把商店重新布置一番,格斯见后,忍不住大声咆哮:“你这个小家伙在搞什么名堂?”

我不慌不忙地回答:“您忘了,您说的小家伙现在已经是店里的股东了。”那天,我真正觉得自己象个大人,因为我有勇气和父亲论理了。

第二年,伊娃要结婚了,她决定嫁给先前的那位波士顿青年,婚后便得离家。妹夫给我们全家人的印象都不错。父亲形容他是“金丝笼里的小鸟”,卡尔说他是“主日学老师”。我则认为他是典型的东部人,就是我过去向往的那种达特茅斯绅士风范。他在马萨诸塞州经营纸张生意生财有道,已拥有数幢豪华的房舍。从此,伊娃丢开小提琴,一心一意地抚育他们的4个孩子。

目送他们踏上列车,单枪匹马地去开创自己的天地,真有独立、冒险精神。感慨之余,我不禁想起了自己:我23了,工龄长达11年,可到现在,我只有一家店铺,还是父亲给的。我的心在不断地问自己:什么时候我才能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芳草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呀?

我去问妈妈,她建议我到教堂去,求主给我指点迷津。我去了教堂,又到堂兄那儿走了一遭,这时,我心里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