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格自励志在千里
1．君子立志在于宏
任何时代，要想发达，进身上流社会，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传统社会，读书进仕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在商品社会，没有资本就谈不到有上流品味。同样，在信息时代，没有知识和技术就难以有所作为。
在科举时代，寒门庶子大多靠读书进仕这条通道来获取进身官场的资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确，社会底层的人要想改变自己及家族的命运，只有读书做官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十载寒窗，一举成名”，上可追封祖、父，下可荫庇妻、子。
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在曾国藩的青少年时代，曾家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生活虽日渐宽裕，却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因此在曾国藩幼小的心灵里，便立下了发愤苦读，求取功名的远大志向。为此，他在青少年时代便刻苦读书，并为了考取功名，百折不挠。
在远大志向的激励下，曾国藩九岁便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转年，他的弟弟曾国潢出生，祖父即景命题《兄弟怡怡》，叫他做一篇八股文。十岁的曾国藩居然写了出来。祖父高兴地赞赏说：“文中有性格，必能以孝友承其家矣。”这个时期，曾国藩除温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史记》、《文选》等其它书籍。在父亲曾麟书严格的监督和训导下，曾国藩的学问、诗文都大有长进，在当地小有名气。十四岁那年，曾国藩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号沧溟）是一位颇负才命的廪生，特到湘乡来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稿和诗作，大加赞赏。欧阳先生乃衡州府八股文章的能手之一，生性孤傲，轻易不肯嘉许人。而今少年曾国藩，能赢得他的称许，的确颇不容易。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真才实学，欧阳凝祉又出了一道“共登青云梯”的诗题，曾国藩即席赋诗一首，欧阳一见大为惊喜，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前程无量。当下便有意与曾麟书结为儿女亲家，将女儿许配曾国藩。后来人称欧阳夫人即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
1833年，曾国藩年二十三岁，第一次参加科试，竟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苦苦拼搏了二十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全家对于曾国藩的功业早成，自是欢欣鼓舞。12月，曾国藩与欧阳氏完婚，这一年曾家可谓双喜临门。
但是这距曾国藩的远大志向还相差甚远，新婚的甜蜜是不足以使他贪享安逸的；小小的秀才是不足以使他沾沾自喜的。因而他不惜背井离乡，继续求学深造，求取更大的功名。
1834年，曾国藩入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却没有考中。
适逢这年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会试恩科一次。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京师有座“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都住在里面，花费极少，甚是便利。
在北京居住的这一年，使这个生长在消息闭塞、文化落后的“寒门”士子眼界大开。在这期间，曾国藩除继续认真准备应试外，忽对韩愈的古文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远比八股文有生气，有意义。
1836年，恩科再次报罢。两次会试落第，曾国藩自知功力欠深，怅然赋归。回家后，低微鄙陋的曾国藩，由于有远大志向的驱使，使他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形成了孜孜以求的品格，也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历史和古文的爱好，也为他更好的探讨学术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打下了基础。
1838年，曾国藩又到北京会试，行前家中寒苦，已拿不出什么钱，只好向戚族借贷二十二串钱，一路省吃俭用，到京也只剩下3串。幸而这一次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
曾国藩在取中进士以后参加朝考，成绩非常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迸呈道光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别将他拨置为一等第二名。于是，他便被选入翰林院深造，当了庶吉士。
这样曾国藩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刻苦攻读，便取得了进身之资格，进入上流社会。
关于曾国藩为同进士入翰林有这样一段记载：曾国藩考中进士时，殿试名列为三甲等级。一般而言，“三甲”这一等级大多入不了翰林，曾国藩大为失望，当天就要回家。当时劳崇光做官至编修，在公卿间已经颇有名望，就前去安慰和挽留他，并且说将要为他帮忙。回去后，就邀请了几个善于书写的人，把家作为客馆，又借了亲友的仆人和马匹各十，配好了鞍辔来等待。曾国藩到后，马上写诗文分别送给显贵之人。事后，曾国藩果然被列为高等，进入了翰林。这一记载虽显曾国藩有幸运之嫌，他若没有平时的磨练功夫，还是不会有这一结果的。然曾国藩在涉世之初，就可见其处世之大端，那就是深受家风、时代之熏染，把握准步入人生阶梯的起点，志存高远，为这一志向刻苦自励，辛勤实践，百折不回。只有这样的立世观，才能在人世浩茫的迷宫前取得一张成功的人生入场券。
曾国藩跟从父亲曾麟书念书，曾麟书自知天分有限，没有什么秘诀可以传授给儿子，但他自有一套方法，那便是不厌其烦地砺其志，耐心指导，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儿子。不论睡在床上，或走在路上，曾麟书都要考一考儿子的功课，一定要曾国藩把书背得滚瓜烂熟，他才满意。他常自我解嘲地说：“因为我自己很笨！所以教起你们这些笨子弟来，一点也不感到厌烦。”直到他中了翰林以后，以至后来为官为相仍就刻苦读书。
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研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藩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
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的毅力。
成大事箴言：
人苟能自立志，则对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往，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
2．脱于俗流取远志
自信与豪迈是成功的助推剂。
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很多时候表现了他的自信与豪迈。曾国藩二十一岁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改号“涤生”，意即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自青少年时代就“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种志向不能不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譬如他在诗中写道：“浩浩翻江海，争奔且未阑。古来名利客，谁不到长安”。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取湖南乡试举人，然后远离家乡赴京师会试。但两次会试都落第了，他并不气馁，反而更加坚定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
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
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
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
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
曾国藩在谈及自己能够有一点作为的原因时也说：“真正的君子圣人的作法，在于忠诚，并且以忠诚倡导天下。世道之所以变乱，因为从上到下充满了各种坏的欲望，奸人和伪君子互相欺诈、互相争斗，为了得到自己的安适享乐，而给别人带来危害，他们害怕灾难，四处逃避，甚至都不肯出哪怕一根丝一粒米的力气来为拯救天下做点事情。于是那些忠诚的人站出来改变这些坏的现象，克制自己的欲望去关心他人，提倡忠诚反对邪恶。挺身承担各种困难，并不要求别人一起来担当这个困难，慷慨地捐献财物和献出生命，就像远游的人回到乡里一样无所顾忌，无所保留。于是人人都仿效他们的行为，都把苟活看作是羞耻的事情，躲避是可耻的行为。我们的君子们之所以能够鼓舞众人，历经九年而平定大乱，除了他们的忠诚又是什么呢？”这里的“忠诚”也就是一种脱于流俗的高雅之志。曾国藩有建树的原因是他宏毅的个性。他说：“道光、咸丰的时期，国内一直和平稳定，许多臣子幕僚都认为平安无事，因而拘谨于文书法令，在那儿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贼寇举事造反，结果没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临头只会趴倒在地，互相对望而毫无办法。曾国藩当时只是以卿的名义奉旨治丧在家，接到命令马上组织乡兵出山。打破旧的规章的束缚，自己创立军队编制，和叛军孤身奋战。当时，反贼像决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势头凶猛，人们都束手无策，只有曾国藩奋起抵抗，四处战斗。结果孤立无援，进退两难。但即使如此，曾国藩仍然坚守节操，丝毫不受困难的影响，信心没有一点受挫，默默忍受着艰苦，从容指挥，不论文武将相名贤，凡是有才能的都举荐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收复失地、平定叛乱，社会得以安定，事业由此中兴。从前曾子谈到士子的任重道远，必然讲他的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国藩这样扶持乱世，成就的确重而且远。
曾国藩说自己事业有成，是因为拙朴诚实。这种说法当然是有目的地去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事业上取得的功绩又未尝不与其立志不流于俗人及其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曾国藩的立志、为学、办事，也对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3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随即并入第一师范）后，对他影响较大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和奉为楷模的修身课教员杨昌济，都是佩服曾国藩的。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1915年4月5日）中，提到毛泽东这个得意门生，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基于这些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很下过一番工夫读曾国藩的著作。后人辑曾所著之诗、文、奏章、批牍、书信、日记等，编为《曾文正公全集》，其中的《家书》、《日记》有各种版本流行于民间。对这两本书，毛泽东是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凡一千多封，内容极为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进德为宦，朝政军务，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曾国藩虽然将封建的纲常名教视为“地维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至高本体地位，以儒教卫道者自居，但他确善于将性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贯通。其伦理思想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讲究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养与自我完善的一些具体做法，如反省内求，日新又新，磨砺意志，勤俭刻苦，力戒虚骄，以恒为本，等等。
曾国藩家书及日记中的一些见解观点，可以在《讲堂录》中看到。《讲堂录》是毛泽东长沙求学期间的笔记。这是马日事变后，他的塾师毛宇居从即将焚毁的毛泽东留在韶山家中的一大堆文献资料中抢救出来的。系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四师读书的笔记，主要是听杨昌济的修身课和袁仲谦的国文课。杨昌济的“修身”课十分注意从道德伦理和为人做事等方面入手培养学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教学内容上又常常讲自己的《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等著述。这在毛泽东的《讲堂录》中得到直接的反映。
王夫之（船山）是曾国藩景仰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彰明王夫之的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均有很大影响。《论语类钞》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时说：“王船山谓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也，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论语》中如此节语言，可以见圣人之精神也。”这在《讲堂录》则有进一层的意思：“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拿翁（拿破仑），豪杰也，而非圣贤。”并且还记有“孟子所谓豪杰，近于圣贤”。这些进一层的意思既可能是杨昌济课堂上讲的，也可能是毛泽东听课的发挥，但不管属于哪种情况，对于青年毛泽东都是重要的，这是他当时所谓希贤世界观的一个根据。
杨昌济在解释曾子“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句话时说到自己：“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这段话的主旨与《曾国藩日记》中的数则均有渊源关系。与师表是学生的楷模，《讲堂录》记着：“以久制胜。即恒之谓也，到底不懈之谓也，亦即积之谓也。”应当说，这对毛泽东的成长及其以后所表现出来的钢铁般的“持久”不懈的意志，不能不发生影响。
正是本着这种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皆可为之的认识，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娇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了所谓的“中兴名臣”。
关于为学之志，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成功人生。
关于修身之志，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咸丰九年（1859），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摹拟，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实际上是三十三人），作成《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像，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对此，曾国藩自己深有体会，他说：
欲求变化之法，总须先立坚牟之志。即以余生乎言之，三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
曾图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失为高明之举，徒劳之举。为此他说：
愧奋苴前，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循，则近处尽可度日，何必远行百里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