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
————同治五年十二月
6．在逆境中坚守
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就一个人的一生而言，也往往是逆境多而顺境少。对待逆境，曾国藩首先是承认现实，保存自己，不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他说：我在《杂著》中专门引用《周易》的“否卦”，我对这一卦的卦辞有不同常人的理解：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奸佞当道，小人得势，不会政通人和，事业会遭受损失。正派而能干的人很难展示才干、发挥作用的；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曾国藩所讲的是“识时务”。
但是，如果一味顺从，人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环境，更谈不到有所为了。因此，曾国藩从承认现实、识时务的角度出发，引伸出逆境的第二种应对策略：练内功、求自强。曾国藩自谓“打脱门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可见其坚忍卓绝的意志，强毅不屈的气度。惟其时受挫折，经患难，故其德业也时有长进。对此，曾国藩说：“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
曾国藩又说：就像《西铭》所讲的“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只有等着被烹死，这就是晋献公世子申生的恭顺。勇敢地承认现实，又顺从命令的，只有伯奇能做得到。”这些话，太真切了。
成大事箴言：
“朱子之学得之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于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自艰苦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
————咸丰十年八月
7．羽翼不丰不可高飞
曾国藩为人处事谨慎之极，他取法诸葛亮，他有几个“不做”，不是自己的责任的事情不做，利于自己不利国家的事情不做，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做。其中最后一条最为重要。用他的术语，就是“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曾国藩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起来才有1万人，而这时的太平军正处于鼎盛时期，其武装经过两年战争的磨炼，已经成为精锐之师，而且人数重多，将近百万。曾国藩的区区1万人，与其相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对于这一点，曾国藩心里十分清楚，因此，他坚持了这样的原则：军队编制不全不能出击，装备不良不能出击，训练不精不能出击。这种战略战策和太平军不同，太平军是实行人海战术，多多益善，曾国藩则没有从人数的多少考虑。他说“兵贵精而不贵多”。人多就难以练成精锐，而且也是当时的财政状况不允许的。他强调，练、训二字缺一不可，不但要在纪律、作战能力上过关，思想上也要过关。他曾经给手下的大将塔齐布和江忠源说过，只要一个人没有过关，他就不带这支军队上战场。在他的严厉要求下，湘军从开始建立起，其整体素质就要远远高于清廷的其他武装。
即使如此，曾国藩也没有立即投入战斗。他认为，湘军刚刚成立，还要经过一番磨炼才能真正担当起重任。但是朝廷已经等不及了，几次严令他率军出征。羽翼未丰，曾国藩坚决不同意。为了保护自己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底，他不惜数次抗旨，甚至当自己的老师、湖广总督吴文镕被太平军团团包围的时候，他仍旧铁下心来，见死不救，眼看着武昌被太平军攻破，老师自杀身亡。说曾国藩不近人情，也有道理，但是曾国藩考虑的是大局，他知道，如果自己出征救援，等待他的可能是全军覆没的结果。所以，他不能轻举妄动。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计划练勇万人，壮大湘军的力量，使之成为能独立作战的方面军，他和心腹大将江忠源、好友郭嵩焘等人秘密商定，同时还要建立水师，以对抗太平军水军。
曾国藩为坚持“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原则，不但拒绝了咸丰皇帝的命令，而且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武昌第一次被包围的时候，曾国藩在接到咸丰皇帝的谕旨之前，已经接到了湖广总督吴文镕求援的密信。吴是曾国藩的老师，二人交谊非同寻常。老师有难，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打定主意“见死不救”，不久，太平军西征军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都予以拒绝，反复说明不能草草发兵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服，虽知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革而出。
过早将自己的底牌亮出去，往往会在以后的交战中失败。羽翼未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
《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可轻举妄动。
曾国藩早在京城为官，深研《易经》，对“潜龙在渊”尤为加意。
1853年，曾国藩把练勇万人的计划告诉了爱将江忠源。江忠源不知深浅，立刻向清延合盘奏出，结果船炮未齐就招来咸丰皇帝的一连串征调谕旨。但是，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据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卒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糜饷之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一时形成“千呼万唤不出来”的局面。
其实，清延催曾国藩赴援外省，不过以湖南乡勇可用，令其前去配合绿营作战，以解决兵力不足的困难，这也是过去常有的事，决非要他充当主力，独力担负与太平军作战的重任。所以当曾国藩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声言“事势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出者”时，咸丰皇帝即以讥讽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可见，咸丰皇帝对曾国藩是很不理解的，在他看来不过是无知书生的好高骛远和自我吹嘘，并非深思熟虑的举动。因而，咸丰皇帝再次促其“赶紧赴援”，并以严厉的口吻对曾国藩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缩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仍然拒绝出征。他在奏折中陈述船炮未备、兵勇不齐的情况之后，激昂慷慨地表示：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缩不前之罪。并进一步倾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服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偾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哭而己。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诫臣以敬慎，不遽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殚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诩，亦不敢稍涉退缩。咸丰皇帝看了奏折，深为曾国藩的一片“血诚”所感动，从此不再催其赴援外省，并以朱批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更以十倍的努力，加紧了出征的准备。多少年后，他还对此念念不忘，并专门请人从京中抄回原奏（因底稿在九江与座船一起丢失），与咸丰皇帝的“朱谕”一起保存，“同志恩遇”。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可见，曾国藩坚持不轻易出省作战的方针，虽然使他赢得了充分的准备时间，为其后的军事胜利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曾国藩深通天道盈缩、洪荒变换的道理，他常常告诫诸将说：“宁可好几个月不开一仗，决不可以开仗而毫无安排、准备和算计。凡是用兵的道理，本来力量强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懦弱的多半会打胜仗，本来力量弱小而故意显示给敌人以强大的多半会打败仗。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
成大事箴言：
初五日城贼猛扑，凭壕对击，坚忍不出，最为合法。凡扑人之墙，扑人之壕，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稳守稳打，彼自意兴索然。峙衡好越濠击贼，吾常不以为然。凡此等处悉心推求，皆有一定之理。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弟以类求之可也。
————咸丰八年四月
8．面对困境，“挺”字不能丢
咸丰八年（1858）七月十五日，也就是庐州城被攻克的当天，李鸿章就给老师曾国藩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在吴汝纶所编的《李文忠公全集》中没有收录，而是保存在李鸿章的门生黄书霖所辑录的《合肥李文忠公墨宝》石印本里，一般人难以看到。在信中，李鸿章首先对曾国藩表达了景仰之情，同时也对自己五年来的经历进行了反思和自责：
窃念今日之事势艰难极矣，人才败坏极矣。惟吾师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积年经营委折，独具深心，道力乃久而见功。咏之（胡林翼）中丞推衍余波，参时得地，发挥光大，抑亦人中之豪也。阃帅皆能如此用人理财，则兵不难治，贼不难灭矣。
睽教以来，略无进益，事不能办，书不得读，官不欲做，而家又不可食。夙夜扪心，愧汗交集，此生已矣，实负吾师。
而真正的用意，则是表示自己有意到曾国藩门下办事。这也是李鸿章遍寻海内发现的最适合自己、也最有前途的一条道路。只不过走投无路之际，他没有明确说出来。
此时湘军刚刚在三河镇打了空前的大败仗，湘军悍将李续宾和曾国华率领的精锐六千余人全军覆没，急需熟悉安徽情况的人来相助。曾国藩得知李鸿章一家流落到南昌的消息后，曾国藩马上派人送去白银三百两，作为安家的费用，同时通过李瀚章邀请李鸿章前来相助。
就这样，李鸿章在转了好几圈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生根发芽的地方，进入曾国藩的幕府，从做幕僚开始，逐渐登上了舞台。
曾国藩出山以后，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事事掣肘，历尽艰险，有两次差一点丢掉性命。咸丰七年的家居生活，使他有时间反思了自己的过去。从自己屡战屡败的经历中，他发现，真正的困难并不是敌人的强大而是内部的倾轧和自身的缺陷。于是他调整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略，总结出了一个“挺”字诀。他从新出山后，把这个字看作是千金不换的秘诀，传授给自己的亲信。但是真正能体悟到他的深意的人并不多。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与其说是来帮忙，不如说是在锻炼和学习，因此对于曾国藩的一言一行都非常重视。许多人听了曾国藩的话后就算了，而李鸿章则是放在自己的心里。“挺”字的精髓，也只有他才真正领悟了。他关于《挺经》的回忆，记载在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中：
我老师（文正）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试讲一条与你听。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市上备办肴蔬果品，日已过巳，尚未还家。老翁心慌意急，亲至村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塍上与一个京货担子对著，彼此不肯让，就钉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以过去，岂不两便么？”其人曰：“你教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菜蔬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以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一文不值。这担子身分不同，安能教我让避？”老翁见抵说不过，乃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哥将货担交付给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儿旁边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解袜脱履。其人见老翁如此，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竟争，就此消解。逑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民国人黄浚在所著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评价道：“曾文正自言欲著《挺经》，世多知之，此其刚处。自做《墓铭》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盖晚年受尽谤毁困难，始悟以柔道行之之语，此其柔处。”“《挺经》之刚，亦是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之义，虽刚实柔。”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他刚出山的时候之所以处处碰壁，主要是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的道理。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应当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顺利办事。
可以说，“挺经”是曾国藩经历了官场风波以后的独得之秘，也是对自己人生阅历和生存智慧的总结，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和处世手段。于是曾国藩去世后，关于他自著《挺经》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事实上，作为著作的《挺经》是不存在的，但是关于曾国藩写“挺经”，却非空穴来风。
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挺经》的是曾国藩的友人欧阳兆熊。他虽未做过高官，因为救过曾国藩的命，是曾国藩的心腹之一。曾国藩从军，他曾到幕下任幕僚，二人关系极密，其言应属可信。他在自己著的《水窗春呓》笔记中说：“文正一生有三变……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
非常明显，欧阳兆熊记载是“尝自称欲著《挺经》”，而不是已经写《挺经》，而这句话，也无疑是在闲聊的时候信口说的。
在曾国藩的大营，每天早起后，曾国藩召集群僚吃早饭，饭后坐谈，他经常讲一些笑话之类，既缓和气氛，也给新的一天增加活气，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同时，他所讲的这些，都含有丰富的智能，也是对幕僚和下属进行教育的一种极好的方式。李鸿章曾对吴永说：“在营中时，我老师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夸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善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李鸿章的这段话就是当时生活的逼真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