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其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他。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持反对态度，就是曾国藩的门生故吏也认为此事大为不要。曾国藩十分担忧，惟恐由此开罪了满洲贵族，于以后不利。因此，曾国藩在事先和事后均表示出忧虑之情，不太赞同此举。在1865年9月《致沅弟》的书信中，他嘱咐曾国荃说：“顺斋排行一节，亦请暂置缓图。”原因是，“此等事幸而获胜，而众人耽耽环伺，必欲寻隙一泄其忿。彼不能报复，而众人若皆思代彼报者。”总之，“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顺斋一案，接余函后能否中辍？悬系之至。此等大事，人人皆疑为兄弟熟商而行，不关乎会晤与否。”再过十天，曾国藩已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发，反复叮嘱曾国荃：“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再告诫：“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曾国荃奏折中具体列举了官文七条罪状。事情发生后，经反复筹思，曾国藩便“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可是，曾国藩此举，却引起了外间的纷言，一时间曾国藩“劾老九”之语，纷纷扬扬，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只有“麻木不仁处之”，以静观时变。
慈禧那拉氏心里清楚，此次参劾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捻军正盛，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因此，开去官文的湖广总督职，留大学士衔，回京后又令其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实际上对官文并没有什么损害。
但令曾国藩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这件事对曾国藩触动很大，官场本来就危机四伏，必须谨慎小心，如何还敢得罪巨室，为自己树敌呢？
曾国藩虽然平生谨慎，忍让为怀，但是遇到与自己为敌，暗中败坏自己的人，他也决不手软。他与胜保之间的明争暗斗，就是一例。
胜保，字克斋，苏完瓜尔佳氏，满洲镶白旗人，1840年举人，考授顺天府教授，历官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等，1853年在河南、湖北、安徽、直隶、山西、山东等地镇压太平军，咸丰皇帝特赐神雀刀，许其先斩后奏，权势显赫。1857年2月以副都统衔帮办安徽、河南“剿匪事宜”，进攻捻军。但胜保以“客军办贼”，无自练之兵，无治饷之权，所以每战辄败，人称“败保”。胜保虽“不知兵，尤不晓事”，但“满腔忌刻，其志欲统天下之人”，对异军突起的湘军总想染指，从1858年到1859年，曾千方百计想并吞湘军，非但没有成功，反而激成与“楚军不相容”的尖锐矛盾。1860年秋英法联军进攻京津，胜保奉命节制八旗禁军及各路“勤王”之师，奏准调鲍超军北上。曾国藩、胡林翼一眼就看穿了胜保吞并湘军的险恶居心，是“挟君命以谋夺楚军者”，因此，如前所述，采用“按兵请旨”之策，或由曾、胡一人亲自统兵北上，挫败了胜保的企图。
湘军势力伸入安徽时，曾、胡认为，胜保不走，就无法在安徽站稳脚跟，因此，必欲挤胜保出安徽而后快。但胜保并不甘心，在朝中，他有恭亲王奕诉撑腰，这还不够，他虽不知兵，但也知“无兵不能自立”，没有坚强的武力后盾，别想与曾国藩的湘系集团相抗衡，因此，使出招降纳叛的本领，培植亲己武装，他招抚过李昭寿，后来招抚过宋景诗，而最终与苗沛霖“相为倚重”，苗沛霖集团成了胜保与湘系集团抗争的法宝。
两派纷争不已，形同水火。但政治形势决定胜保与曾国藩的满汉之争必败无疑。
自1860年曾国藩被擢两江总督，次年令节制四省军务后，湘系集团平步青云。同治即位后，慈禧“尤意倚湘军”，出现了“官员非由两楚出身不能遽膺优荐，将帅非与楚军结纳不能予以嘉名”的局面。在安徽战场上，自1861年后，朝廷先后任命湘系集团中的头面人物李续宜、彭玉麟、唐训方巡抚安徽，督师剿捻。在朝廷看来，只有湘军才能消除“心腹之大患”，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9月、10月间，湘军在安徽战场上节节胜利，连拔安庆、桐城、池州、舒城、宿松、铜陵、芜湖等府县城池。表明湘系集团已成为稳固清政府统治的中流砥柱。清政府为了换取曾国藩湘系的支持，牺牲自己忠实的奴仆也是在所不惜的。如果胜保识时务，激流勇退，保住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是不成问题的。
但曾国藩对胜保寸步不让，朝廷对湘系集团的倚重也毫不动摇，胜保向主子大发牢骚说：“未闻汉有彭越、英布遂不复用韩信、陈平……亦犹此时不能因有楚师而遂不容复有他师也……在楚军动辄连衔要结，众口一辞：而奴才一介孤臣，安能与之较长短？况奴才与官文未握兵权之先，即蒙先皇帝厚恩，赐印赐刀，久任统帅，较之李续宜等更多效力数年！现当我皇太后、皇上信任楚军际，奴才既不必与之争功，亦不屑与之负气！”
其实，朝廷也不愿牺牲奴才，调胜保西行，就是要他离曾国藩远些，不要与之较长短，争得失，相互倾轧了。曾国藩集团与胜保集团由暗斗到明争到取胜，表明汉族官僚与满洲贵族权力发生倒转，满洲贵族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成为可以左右时局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
当然，慈禧太后绝不会任由曾国藩集团膨胀性发展，她也决不会放松对曾国藩的防范，只不过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权且如此。她自有对付曾国藩的妙法。
曾国藩向以思虑深远闻名，他不可能不为自己和诸弟长久打算。既然自知有功高震主之嫌，如何防危虑败，未雨绸缪，求一个好的下场，就是一桩学问。这其中体现的就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处世经。
曾国藩在诸弟为官之后，屡屡教诫他们正确对待富贵与权位。尤其是对那位贪财自傲的沅弟（国荃），他反复开导，叮嘱再三。同治元年五月，湘军既得安庆，正包围金陵，他警告两个弟弟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金陵即将攻破之时，他又告诫两个弟弟说：“古来成大功名者，除千载一郭汾阳（子仪）外，没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谈何容易！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深履薄之惧，以冀免于大戾。”他害怕功败垂成，勉励弟弟须有极强的警惕性和忧患意识；又怕成大功大名时，飞来无名横祸，故勉励弟弟须有深临履薄的畏惧之情。他还多次写信给在乡间的曾国潢，嘱咐他“莫买田产，莫管公事，吾所嘱者，二语而己：‘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及至金陵攻克，兄弟封侯封伯之后，他又多次写信给颇有抑郁之气的九弟，劝他“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在攻克天京前，曾国藩对于如何处理大功后他所面临的政治危机，已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天京陷落的消息传至安庆以后，他更是绕室彷徨，彻夜思考，对于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进行预测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办法。
当曾国藩从安庆赶到江宁的时候，持盈保泰的解决方案已完全成熟。
曾国藩防危虑败，明哲保身的方案中，裁军自抑、自削羽翼是最重要的步骤。
成大事箴言：
弟弟对于时势，阅历逐渐从浅显到深刻了，但信里却露出来一种骄气来。人生在天地之间，只有谦虚谨慎才是通向幸福的路。一骄傲，就满足；一满足，就倾倒。凡属动口动笔的事，讨厌人家太俗气，嫌弃人家鄙薄，议论人家的短处，揭挖人家的隐私，都是骄傲的表现。不管指出的这些是不是正当，就是正当切中要害，也为天道所不许可。
————咸丰十一年正月
5．功成身退天地之道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将。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二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毕竟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了下来。在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
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统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江，尤其苏、杭各城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僧，隐隐感到自己的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揽权利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高位重权却显得喜不胜忧。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10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于是，他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自重的态度。
然而他持盈保泰，裁军“自抑”，而非裁军“自灭”，因而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拚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五百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文，裁兵费早已筹要了。
裁兵经费筹够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莅临。1864年6月16日攻下天京，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二万五千人，随后亦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这也是他强人之处。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一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统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崇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其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裁，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裁撤湘军，是曾国藩谋事在先，“盛时常作衰时想”的一个典型事件。
所以曾国藩大刀阔斧裁撤湘军，高官却仍然要做，这也是消除清廷疑忌的一种手段。
咸丰帝曾经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还只是刚刚光复武汉，洪秀全刚走下坡路不久，而曾国藩也还没有光复金陵时那样如日中天。看来曾国藩防危虑败，制之机先的艺术，的确非常人所能及。
成大事箴言：
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而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同治元年五月
6．天下第一世家，“只恐清名天下满”
曾氏名满天下，名门望族，时人称：天下第一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