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是中国家庭的传统美德。而“天道酬勤”，“勤能补拙”，勤也确实会给人带来理想的回报。勤会使人增长知识，广博见识，积累经验，会使你兢兢的事业之禾得到充分的浸灌，从而获得茁壮的生长和丰硕的收成。因此，曾国藩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勤即是不懈怠、兢兢业业，因此由勤必生“敬”，即对所勤的对象的敬重郑重之态。“敬”则必生“谦”，即小心恭敬之意。所以常见曾国藩把“勤、敬、谦”相提并论。如他说“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吾将守此勤敬“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曾国藩对于一个人的勤，并不主张立时做到，主张慢慢养成习惯。曾国藩的一生贯彻一个勤字，当直隶总督时，将积压的上万件案子一个月就处理完了，晚年几乎双目失明，仍手不辍书，当他已经成就大事后，仍期望自己成为“立言之人”，并为此而努力，直到病逝。
成大事箴言：
儿侄辈总须教之读书，凡事当有处理。宜令勤慎，无作欠伸懒漫样子，至要至要。吾兄弟中惟澄弟较勤，吾近目亦勉为勤敬。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此乃一定之理，愿吾弟及吾儿侄等听之省之。
————同治七年正月
4．学无定法能者为师
武学的最高境界是：以有法为无法，以无限为有限。其内蕴在于学习的最高境界没有一定的固定章法，不管师自何方，但求有求于学，无敌我之分。
确实，再没有比向敌人学习更重要的事了，而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
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技，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侮”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
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使曾国藩认识到“大局已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国事日非，他为此忧心忡忡。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1860年12月19日，曾国藩在《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折》中说：“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舒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曾国藩并不赞成清政府借“夷力”镇压太平天国，即使是借师助剿，也只能是权宜之计，“永远”的目标则是自强、御侮，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与魏源仅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震聋发聩的口号相比，更进了一步。这里，曾国藩已经喊出了兴办洋务运动的第一声。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诉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1861年8月22日上呈《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广储军实”。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安庆军械所是一所综合性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
1862年2月19日，有洋船一只，停泊在安庆城下，准备出售，曾国藩随即偕李鸿章、李鸿裔登轮阅看，赞叹不止，“无一物不工致”。这也诱发了曾国藩试造中国第一艘轮船的决心。在他看来，“求自强之道，以学船炮为下手工夫”。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办新事业，曾国藩可谓白手起家，资金、技术、人才，样样缺乏，其难可想而知。其中人才更为难得，好在曾国藩特重网罗各类人才，有所储备，否则只能空谈空想。在他军中人才之中，有两位技术专家成为曾国藩新事业的柱石，那就是徐寿和华蘅芳，两位受知于曾国藩，被委任为安庆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了试造第一艘轮船的伟大事业。
徐寿、华蘅芳通力合作，推求动理，测算汽机，1862年3月居然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7月30日，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意思是说，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型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不能不预作准备。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比较低，“制器之器”要靠进口，为此，曾国藩焦灼万分。这时，徐寿、华蘅芳想到了容闳，立即向曾国藩推荐，曾国藩大喜，通过李善兰，1863年秋冬之交，把留学美国，精通西学的容闳请到幕中。
后来，曾国藩曾几度召见容闳，并奏准赏加他五品军功头衔，委派他赴美采购“制器之器”，为设“母厂”之用，同时付与采购机器的款银6．8万两。1860年12月17日，容闳转赴美国。
容闳于1863年底离开上海赴美，次年到了纽约，正巧碰上美国南北战争，北方取得胜利后，亟需在南方发展工业，机器供应紧张。容闳多次奔波，终于从朴得南公司购到机器百余种，1865年春悉数运抵上海。曾国藩大喜，专折为容闳请奖，所购机器解归“江南制造总局”。
在曾国藩的苦心经营下，江南制造总局面貌一新，欣欣向荣，即今非昔比。曾国藩对新创江南制造总局极表关注，1868年6月1日到5日，在江苏巡抚丁日昌的陪同下，亲临上海查阅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洋炮等制造工程，当时陪同曾国藩视察局务的还有容闳，他特地向曾国藩建议，附设一所“兵工学校”，招收中国学生肄业，学习机器工程理论及实验，自行培养造就机械师和工程师，不必再假手外人，“文正极赞许，不久遂得实行”。这所“兵工学校”，开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乃至培养了另一意义上的“制器之器”。
在曾国藩视察制造总局后的第三个月，即1868年8月，局造第一艘轮船完工，费银8万两，载重300余吨，船长18．5丈，宽2．7丈余，逆水时速70华里，顺水时速100华里，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化火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轮船命名为“恬吉”号，“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也”。10月15日，曾国藩在南京下关，登上“恬吉”号试行。当初曾国藩造“黄鹄”号时，就视造船为“中国振兴之象”，开风气之先，“设局倡率，俾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现在，真正的堪与西洋坚船媲美的第一艘近代轮船试造成功，怎能不使曾国藩“殊可喜也”！
按照时代的需求经营自己的事业，深深得到了当时当权者的重视，反过来更有利于自己事业的发达与成功。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1867年，他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同治末年，曾国藩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的译书馆已译成书籍数十种，至光绪末，多达170余种，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交涉、兵制、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商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难怪梁启超说：“欲求知识于域外，则以此为枕中鸿秘。”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泰西（西方）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这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联想到我国近年来的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的政策，不能不为曾国藩在100多年前创兴洋务运动的作为感慨万千，后人尊之为洋务运动的领袖和中国“近代史之父”，是有其深刻道理的。时至今日曾国藩勇敢的向别人学习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成大事箴言：
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
5．雕琢性情养学修身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强调一个“静”字，即万物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冲融虚廓的心境。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己得后，就是不容易了。
曾国藩通过古代先贤及同时代的优秀人物，汲取他们人生的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也即从中年起，他一意克制自己，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荞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譬如筑室，譬之立功，弟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
信虽是写给九弟的，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之写照！他还说：
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盖必心无愧怍，而后睡梦皆恬，故古本每以此自课也。放翁胸次广大，盖与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苏子瞻……等同其旷逸，其于灭虏之意、养生之道，千言万语，造次不离，真可谓有道之士。惜余备员兵间，不获于闲静中，探讨道义，夜睡颇成寐当思玩索陆诗少得裨补乎！
在这里应该指出，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庄子的逍遥自律，并不矛盾，传统上将二者对立起来，实际上并不正确。勿宁说，它们是同一精神境界的不同表现。儒道佛三家都强调静，这个静并非枯木死灰之静，而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之游，正如同样是非，即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潺潺小溪一样，加了盐就变咸，加了醋就会变酸一样。《周易》所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各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着，顺物自然的状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本立道生，应付一切。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如何呢？是一种无边的恬淡和一无挂碍之乐，是即使遇上了怎样的艰难困苦也不受影响之乐。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此气须养。
养气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紧张的工作中同样可以养气。养气方法不在坐与不坐，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若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专求怡悦”，寻找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怡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地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诙谐的气氛。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为人威重，然性情幽默，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戏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
曾国藩不仅批阅公文喜诙谐，于僚佐亲朋间亦是如此。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都与曾国藩友善，交往甚深。曾国藩对他们的评价：嵩焘是著述之才，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故曾国藩常戏称：
“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
曾国藩曾写过一幅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某种意义上正是他自我修养的一个写照。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承认或推崇，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人生处世的高人之处。
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乏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文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简单、太孤立了，从而缺乏实际，难以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因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