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仰红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学者。本文仅就他对中华文化图籍圈的地名知识略作介绍。
毛泽东很喜欢谈论人文地理，就其历史渊源、人文掌故、风土民俗和名人有关地理的诗词，说古道今，如数家珍。可以说，环视古今中外，还很少能找出一位政治家像他那样熟悉自己国家的人文地理，而谈吐自然，应用自如的。
“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
毛泽东喜欢读地图。
他什么时候接触到地图，语焉不详。但可以推理在辛亥革命前后已是开始了。
1913年，毛泽东看到一张世界大地图，它是张挂在墙上的，估计是上海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印行的教育挂图。他开始接触世界，发现原来中国是这么大，世界更大。
当时舆图始兴，启发民智，毛泽东已经能运用地图。
据他的同学萧三回忆，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毛泽东每天都要上阅报室看报，他看报必备地图于旁，便于对照、查阅地名，强化自己的地理知识，这也养成了运用地图的良好习惯。
坐地日行八万里。毛泽东的一生很少离开地图。
在战争年代，他也和军用地图打交道。
但他日常经常过目的，是人们通常备有的简明中国地图。
建国后，他的中南海菊香书屋藏书室，就有几种地图册，其中为他心爱的就是一部《申报大地图》。
这是30年代初，史量才聘请高手能匠设计出版的，详细、准确，通常被视为是旧中国留下的最好中国地图集版本。
1934年，毛泽东参加长征，在湘南也曾搞到一册，他自称：“以后打仗行军还时常用它。长征中它给我帮了不少忙。”
当时红军指挥员很少有军用地图，辨明方位，识别地理，就只好用常人所用的普通地图集了。因而当1953年，他见到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林一山也有一册，如老友重逢，很兴奋。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多次离北京外出视察，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是他随身携带图书的必备两种。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诸地，就带了一册金擎宇编纂的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他在地图页中，用红笔、蓝笔、黑笔画圆圈、角、直线、连接线等多种标记，这些都是他为建设地区所留下的思路轨迹。
众所周知，毛泽东爱读历史书，也喜欢说古谈今。他也将地图对照史事。他说：“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
195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为了寻找东汉末期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年）征辽东乌桓归来途经的碣石山的位置，他找来了今日的地图寻找所在的方位，或许由于这些因素，激发起毛泽东想编制一册历史地图册的念头。
他对吴晗说，要有一册历史地图。
吴晗是历史学家，当然有同感，于是提出以清末民初学者杨守敬绘制的《历代舆地图》为蓝本进行绘制，并推荐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主持。
毛泽东同意了。
谭其骧此后鞠躬尽瘁，几乎为它的问世花费了后半世精力。90年代初期，我亲聆他谈及此事，这部拥有10册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本来是可以及时付梓推出的，毛泽东也能够看到它，就是众所周知的原因，以致倡议者在逝世后的几年才问世，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事。
毛泽东重视地图，也兼及旁人，他在与周围警卫员进行文化教育时，也要他们懂得地图的功能。1954年，他在浙江杭州问张仙朋：“杭州是哪个省？”“你现在就去看地图，回来我再考你。”他也问过蓝保华：“都安靠近什么地方？”使他们由表入里，通过熟悉地名，认识自己的国家和家乡。
毛泽东看地图，谈地名，并不是仅浮于纸面。江山如此多娇，他往往设身处地，赞扬祖国大好河山，像说“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米脂风光好，出皇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处处离不开中华锦绣大地，大概也是这个原因，也引起他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
每到一地，必先阅读地方志
毛泽东有读地方志的嗜好。
中国地方志有省志、府志、县（州）志以及其他的专志，它卷帙浩繁，包罗万象。一个地区的方志，也就是本地区的百科全书，因此一部地方志，就是该地区有多元功能的经世致用之书。它是中华文化宝库里的瑰宝，也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一个贡献。
毛泽东很懂得地方志的功能。
他每到一地考察，先要做几件事，其中之一就是寻找该地的地方志，即使是旅途劳顿，也要挤出时间，甚至挤出睡眠休息挑灯夜读。
毛泽东最初接触是什么方志，没有见于文字记载。1910年他从家乡韶山走到了湘潭县城附近的东山学校；在学校图书室他读了很多书，是否有自己家乡的方志？
现在有记载的，是他在1917年湖南游学路过安化所读的《安化县志》。也许在此时前后，他也读了其他几部相关方志，如《宁乡县志》、《衡山县志》。
但无论如何，我们大致可以推定，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已养成了读志书的习惯，即每到一地必读方志。
现在见有记载的：
1929年，他在红军下井冈山进入闽西南时期，在长汀读《汀州府志》，在龙岩读《龙岩县志》；
1930年，在红军占领江西兴国后，即从图书馆找来了《兴国县志》；
1933年，当瞿秋白职掌中央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时，从瑞金图书馆寻到一部清版《瑞金县志》，虽然缺了一册，但奇货可居，仍让他感到莫大的兴趣，取来仔细阅读。
长征途中，毛泽东在匆匆行军中，还让部属帮助找寻有关的方志。据黄有凤将军回忆：那时我在毛泽东身边当机要秘书，每攻下一个县城或是每到一个重镇，他都让我们这些身边的同志为他收集县志和地方志看，一看就是大半夜。
当时的毛泽东为了轻装行军，遵循全军决定，将过分的辎重，瓶瓶罐罐，以至马列主义书籍也都丢掉了，但随身仍携带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还有的就是沿途收集的地方志。由是他对要走和正要走的所在地区的山川地势、关隘险要以及沿途的风土人情、社会习俗了若指掌。他真堪称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军事战略家，以至令当时的兴国少共师政委萧华将军钦佩不已。30年后他写《长征组歌》，就颇有感触地写了一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建国初期，毛泽东有更多条件读地方志了。在此期间，他如饥似渴，读了很多地方志。
1950年，毛泽东和西康省委书记、省长廖志高谈话时，对西康地区的开发活动介绍得头头是道，致使西康籍廖志高也自愧不已。他原来已读了该地的方志。
从此之后，毛泽东几乎年年有一次或几次外出视察。他确实是每到一地，必先阅读地方志。浙江方志办公室主任魏桥教授告诉我：1952年毛泽东初次到杭州就索取地方志，以后他每年赴杭州，都要读地方志，直到1975年2月他最后一次到杭州。
毛泽东勤读地方志。因为读方志，也是一种社会调查的方式。
毛泽东一生读了很多部地方志，它包括有他到过的地区的地方志，也有他没有到过的地区的地方志。
生有涯而知无涯。但可以说，毛泽东是本世纪方志读得最多的一位政治家。他对地方志有很高的评价。1941年8月，由毛泽东签发的《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关于收集材料的方法条例中，就列有“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项目。1958年3月，毛泽东又在成都会议上号召各地写地方志。盛世修志，此后就有不少地区组织人员编撰。近十年里，蔚成风气。
善于应用地名文化
毛泽东很喜欢历史地理。
少年毛泽东就爱读两部史学著作。这两部文化巨著令他心向往之。
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写了纵贯1400年的中国政治史和军事史；
一部就是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它叙述了神州大地的古今人文地理。
毛泽东读了一辈子的《资治通鉴》，据称读了有17遍。
毛泽东也读《读史方舆纪要》，他读了多遍《纪要》，了无倦意。据说50年代初期，毛泽东视察南方，来到上海，听说上海图书馆保存有一部顾祖禹手稿，非常感兴趣，还特地调阅。
毛泽东的地名知识，也有来自《纪要》的。当然，更多来自他勤奋的读其他有关书籍，也包括他的“每事问”，就地作调查。他在石家庄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天外出散步，见到一座山就向老乡请教：“这座山叫什么山？”“为什么叫抱犊山呢？”在安徽安庆问讯：“独秀山是因陈独秀而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而得名？”到东北考察，就问“抚顺为什么叫‘抚顺’”。
中国地名很多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
毛泽东很善于应用地名文化，也将它作为联系群众、教育干部的纽带。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和人们初次见面，总离不开询问其籍贯，然后涉及到地名来源、文化内涵。像对师哲说：“你和司马迁是同乡”，“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哟”，“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呢”，等等。
通常更多的是介绍地名来源，以此给神州大地的地名增添了丰富、生动的故事。1952年10月，毛泽东在江苏徐州，他说：“徐州是古战场，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东、西、南、北的咽喉要道。”在飞机上，谈及元萨都剌《徐州怀古》时说：“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古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800岁的彭祖的家乡。”1958年8月，他初到河南商丘就说：“商丘是原归德府，古宋在这里建过都。”1958年3月，在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谈到引黄济汾水利工程时，突然问：“你们山西有个闻喜县，你知道为什么叫闻喜？”“汉武帝乘楼船到了这里，正好传来在越南打了胜仗的捷报，汉武帝就给这地方起名为闻喜。汉武帝那时就能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时汾河水量很大。”1958年10月，他在接见豫北地、县委书记时，对济源县委书记说：“济源有个王屋山，是愚公移山的地方。”1964年3月，河北水灾。灾后，毛泽东第四次视察河北，他问衡水地委书记：“衡水是历来遭灾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叫衡水这名字吗？”地委书记答不上。毛泽东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之意，这是禹王之事，史书上有载。”
毛泽东好学深思，有时甚至还对若干地名由来推理，或提出问题，比如：
有大城必有小城；
有双城必有单城；
有内黄应该有外黄；
有上海就有下海，不然就不相称。
不以人名作地名，“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
毛泽东也为纯洁地名文化作出很大的贡献。
我们综观历史地图，中国地名以至世界地名，很多是以人名充作地名的。比如古代中国有禹县、秦皇岛，现代有中山、志丹、靖宇；前苏联有列宁格勒、古比雪夫，美国有华盛顿；甚至街道也有命名，如长春斯大林大街、天津罗斯福路。但是，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提议，全会决定禁止用中国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没有的，从此开始了中国再也不出现用人名作地名。它是新中国地名一大特色。
据传有年晚秋，毛泽东和柳亚子乘坐轿车急驶在上海的中正路（后改名为延安路）上。柳亚子向毛泽东建议，将中正路改名为毛泽东路。毛泽东笑道：“1949年我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制定了不祝寿，不送礼，不以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等几个规定。我们这样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时刻提醒每一位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戒骄戒躁，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党的主席，更要模范地遵守党的规定呀！”毛泽东拒绝了以自己的名字为路名。这件事，若干年后毛泽东在某次会议上又再次提及，他说当时就坚决表示，“我也不搞我的毛泽东路”。而在1953年8月，他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重申六点，其中之一就是“不以人名作地名”。两次三番地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不得以现代人名为地名、街名。
毛泽东也很注意纯洁地名，在他主持下，建国初期对那些自明清至旧中国历史上遗留下的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睦邻的地名，如迪化、归绥、镇越、安东、镇南关等，都作了更改或恢复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