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一种说法，认为这些线条是古代那斯克人的道路。但在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初期，考古学家利用飞机多次在荒原上空飞越考察，发现大批分布很广的复杂记号，此说从此被推翻。除了线条，机上考察人员还看到许多巨大长方形和其他几何图形，以及许多种动物的优美线条画，包括猴子、蜘蛛、蜂鸟甚至鲸，也有花朵、手掌和螺旋形图案，每个长约1米至183米不等。这样的线条显然不是道路。
虽然有些线条长达数公里，但不论它们越过哪一种地形，或甚至伸展到山顶，其直线的偏差在1公里内不过1～2米。究竟那斯克人在荒原上留下这样的记号来干什么？这些线条绝不是艺术作品，因为当时那斯克人不可能由高空俯瞰欣赏。同时，这些线条不管在高空摄影照片上显得多么壮观，也不是古代科学或工程杰作；因为只要动员1000名印第安人，费时3个星期，便可把所要移去的石头移去。至于线条何以会笔直，则可能是先排列几根标杆，在其间拉绳索画出直线来。用这种简单办法，如果与远方的一个准则点连合运用，只需要两三根木杆即可。
最使学者感到兴趣的并不是线条如何造成，而是线条有何用途。1941年，美国考古学家科索克首先到那斯克研究，发现许多线条和图案，并且一一记录下来。他的结论是：线条用以观察天文。此一说法引起德国数学家赖歇的兴趣。从1946年开始，她穷毕生精力，企图揭开这些线条的奥秘。赖歇和科索克一样，相信这些线条指向主要星座或太阳，以便那斯克人计算日期。她认为那些动物以及别的图形，也许代表某些星座，因此整个复杂的记号网很可能是一个巨型日历。
赖歇发现许多记号似与太阳或星座排成直线，但缺少确实证据支持她的说法。1968年，华盛顿史密生天体物理学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霍金斯，在英国南部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迹“巨形石柱”发现类似的天文定线之后，接着便将注意力转向那斯克线条。霍金斯拥有一种极有利的工具，用以探查那斯克人们的奥秘。这种工具就是电脑。他将彻底考察得到的资料输入电脑，藉以查测每一条直线在过去7000年内，是否曾对准太阳、月亮或一个主要星座。结果显示出一些使人耳目一新的定线。例如，一个名为“大长方形”的图形，在公元610年及其前后各30年内，对准昴星团。这个日期，与现场发现的一根木柱经放射性的碳素测定法鉴定的年代不谋而合。这个办法虽然可证明那些图形年代久远，但电脑仍不能解开线条的奥秘，因为那些似有特殊意义的定线，看来只是巧合而已。
1977年，英国电影制片家莫理林亦加人这项研究。莫理森曾在南美洲拍过几部电视片，其中包括赖歇和霍金斯的研究工作纪录片，因此也对这个谜团深感兴趣，决心要找出答案。莫理森认为要寻求解答，必须明了那斯克人的风俗和宗教。虽然那斯克人早已消失，但在安第斯山脉其他地区，某些地点亦有类似的线条存在，因此他希望居住在那些地点的印第安人，能够透露造这些线条的意图。
莫理森的好奇心受1926年发现这些线条的瑟斯丕启发。瑟斯丕告诉莫理森说，他相信这些线条是印第安人专作宗教用途的路径。瑟斯丕早在1939年就提出这种说法，但苦于找不到证据。莫理森则发现了一点线索，那是一本记载1653年以后事迹的西班牙编年史，里面记载印卡帝国首都库斯科的印第安人如何从太阳神殿出发，踏上伸向四面八方各直线，到沿途安设的神龛参拜。既然那斯克荒原上的线条在一堆堆石头之间，那些石堆不就是笔直的神圣路径连接的神龛吗？
于是，莫理森前往库斯科，希望找到那些神圣路径。他此行没有成功，因为路径的痕迹早已全部湮灭。但是他并不气馁，继续到邻国玻利维亚搜寻。1977年6月，莫理森终于在一个艾马拉人聚居的荒僻地区，找到了一整批并非移去荒原上的石块，而是割除灌木形成的线条。这些线条和那斯克荒原的线条一样笔直，也是不顾任何地势阻挡成直线向前伸展的。同时，正是这些线条将用石堆筑的神龛连接起来，而且许多神龛还筑于山顶。
艾马拉印第安膜拜这些石堆，相信石堆里面住着祖先和魂魄或当地神明，常常供奉一些小祭品或古柯叶（一种作用和缓的麻醉剂）。莫理森发现，好几条连接神龛的路线在一座庙宇会合。印第安人即沿着这些路线前往庙宇，途中不时停下来向沿路的神龛参拜。在他们看来，偏离这些路线就会走人妖魔鬼怪领域。艾马拉人还相信，神龛位置超高，其中神灵越具神威，由此可知为什么这里的路径也和那斯克的一样，不避任何险阻而直达山顶。
莫理森在后来所著的《朝圣之途》一书中，以生动笔法叙述他冒险探秘的经历，而且说出他相信那些线条就是“朝圣之途”。他认为那斯克图形可能是代表神灵及动物的精灵，那些已经清除石头的大块土地则可能是宗教集会的地点。至于这些线条的历史年代，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尚无法确定。最多我们只能说那斯克线条可能有1000至2000年的历史。
那斯克线条之谜迄今尚未完全揭晓，莫理森的结论仍然有待证实。而且不管是出于巧合还是有意，有些线条的确像天文学上的定线。目前，那斯克线条受到保护，以供日后研究，因为每一块没有翻起的石头可能隐藏着重要的线索。
不用计算机能证明“四色问题”吗？
1976年有两位年轻的科学家阿佩尔和哈肯应用计算机证明了“四色问题”。当时为世人所震惊。这是依靠计算机证明的惟一的大定理。
“四色问题”也称“四色猜想”。我们在绘制地图时，为了区别一个国家与它的邻国，一个省区与它邻近的省区，总要给不同的国（省区）与它的相邻近的国（省区）画上不同的颜色。当我们打开任何一本彩色地图册就会发现，只有四种颜色。也就是说，用四种颜色就可以把各国（省区）区分出来。这就是“四色问题”。更确切地说，在平面上或球面上绘制地图只需要用四种颜色。
提出四色猜想的第一位数学家是德国的莫比乌斯，这是1840年的事。1850年一位英国学生叫葛斯瑞也认为绘制地图四种颜色足够了。其后不久，他给弟弟写信并“证明”这个猜想正确：可惜这个证明被遗失了，许多数学家认为此证明可能也是错的。他的弟弟把葛斯瑞的这一想法写信告诉美国几位有名望的数学家，希望他们证明四色猜想。但直到1879年，其中的凯雷虽然对此问题很感兴趣，但他宣布无法证明四色猜想。
继凯雷之后，有一位从事律师工作的肯普在数学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说他“证明”了四色问题。可惜，他的证明也是错误的，这个错误在1899年被数学家希伍德指出。而希伍德本人发表了一篇严密论证的文章，但是他只证明五色，没有证明四色。当然，从五色着手改进方法或许能证明四色，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从那以后一百多年以来，许多数学家都想证明四色猜想。开始选择另外的方向，在国家数目上加以限制。首先是费兰克林在1920年证明，当国家的数目≤25时，四色定理成立。1926年国家数提高到27，1936年提高到31，1943年又提高到35，1968年又提高到40。为什么国家数目增加得如此之慢呢？因为每增加一二个，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界关系类型就会变得复杂得多，而证明的关键是必须把地图的所有类型都考虑进去，这就给证明带来更大的困难。所以，很长时间内，四色问题未能加以证明。
1976年，阿佩尔和哈肯利用计算机加以证明，前后花了七个月时间。第一步是把所有可能的地图类型归结为有限多个不同的类型，他们归类成1936个。仅这一步就耗时六个月；第二步是证明它们用四色足够，花了一个月时间。在计算机的帮助下，他们完成了这个证明。
但是从1976年以来，有不少数学家对此抱有怀疑态度。不论怎么说，这件事本身说明电子计算机对数学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我们的想法是，能不能找到不依赖电子计算机的人工证明，关于这一关，仍然有数学家在不断的探索中。但愿功夫不负有心人。
寻找相亲数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有个毕达哥拉斯学派，学派的创始人是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这个学派特别喜欢数、推崇数，他们把人性也赋予了数。比如，他们把大于1的奇数象征为男性，起名叫“男人数”；把偶数看做女性，叫“女人数”（也有史书记载，把奇数象征女性，偶数象征男性）。数5是第一个男人数与第一个女人数之和，它象征着结婚或联合。
人之间讲友谊，数之间也有“相亲相爱”可言。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常说：“谁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就会像220和284一样。”为什么220和284象征着好朋友呢？原来220除去本身以外还有11个因数，它们是1、2、4、5、10、11、20、22、44、55、110。这11个因数之和恰好等于284。同样，284的因数除去它本身还有1、2、4、71、142，它们的和也恰好等于220。即
1＋2＋4＋5＋10＋11＋20＋22＋44＋55＋110＝284；
1＋2＋4＋71＋142＝220。
这两个数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亲相爱，形影不离。古希腊的数学家给具有这样性质的两个数，起名叫“相亲数”或“亲和数”。
220和284是人类发现的第一对“相亲数”，也是最小的一对“相亲数”。17世纪法国数学家费马找到了第二对“相亲数”17296和18416；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法国数学家找到了第三对“相亲数”9363544和9437056。最令人震惊的是，瑞士著名数学家欧拉于1750年一次就公布了60对“相亲数”。数学家惊呼：“欧拉把一切‘相亲数’都找完了！”
谁料想，又过了一个世纪，意大利一位年仅16岁的青年巴格尼于1866年公布了一对“相亲数”，它们只比220和284稍大一点，是1184和1210。前面提到的几位大数学家竟无一人找到它们，让这对不大的“相亲数”从鼻子底下轻易地溜走了。
最近，美国数学家在耶鲁大学的电子计算机上，对所有110万以下的数逐一进行了检验，总共找到了42对“相亲数”。下面列出10万以内的13对“相亲数”：
220＝2×2×5×11，
284＝2×2×71；
1184＝2×2×2×2×2×37，
1210＝2×5×11×11；
2620＝2×2×5×131，
2924＝2×2×17×43；
5020＝2×2×5×251，
5564＝2×2×13×107；
6232＝2×2×2×19×41，
6368＝2×2×2×2×2×199；
10744＝2×2×2×17×79，
10856＝2×2×2×23×59；
12285＝3×3×3×5×7×13，
14595＝3×5×7×139；
17296＝2×2×2×2×23×47，
18416＝2×2×2×2×1151；
63020＝2×2×5×23×137，
76084＝2×2×23×827；
66928＝2×2×2×2×47×89，
66992＝2×2×2×2×53×79；
67095＝3×3×3×5×7×71，
71145＝3×3×3×5×17×31；
69615＝3×3×5×7×13×17，
87633＝3×3×7×13×107；
79750＝2×5×5×5×11×29，
88730＝2×5×19×467。
这里把自然数都分解成质因数的连乘积，有了质因数就可以找出这个数的所有真因数，进而就可以判断两个数是不是相亲数。比如，220＝2×2×5×11，284＝2×2×71，其中220所含的质因数是2、2、5、11，这时就可以知道220的因数是1、2、2×2、5、2×5、11、2×2×5、2×11、2×2×11、5×11、2×5×11，一共是11个，这11个数相加恰好等于284；而284的质因数是2、2、71，由它们和1组成的因数是1、2、2×2、71、2×71，共5个，这5个真因数之和恰好是220，这样一来就证明了220和284是一对“相亲数”。由上面做法不难看出，把一个数分解为质因数的连乘积是寻找或证明“相亲数”的关键。
目前，找到的“相亲数”已经超过1000对。但是，“相亲数”是不是有无穷多对？它们的分布有什么规律性？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数学家也没有得到确定的答案。这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课题。
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的诞生，结束了笔算寻找相亲数的历史。据70年代统计，人们共找到1200多对相亲数，并且，有人还曾有序不漏地用计算机检验与搜寻相亲数，例如近10年来，美国数学家在耶鲁大学先进的计算机上，对所有100万以下的数逐一进行检验，总共找到了42对相亲数，发现10万以下的仅有13对，部分地消除了对欧拉等人列出的相亲数数表的疑虑。但因计算机功能与数学方法的不够，还没有重大突破，越往下去，难度更大。
目前，寻找相亲数还有许多有待探求的问题，如：目前找到的每一对相亲数所含的两个数，总是同时为偶数或同时为奇数，是否存在一个是偶数，而另一个是奇数的相亲数？目前找到的奇相亲数均是3的倍数，这是偶然性，还是必然规律？等等。
5000年的人类文明给我们留下了浩瀚无边的知识大海。在汪洋大海中最古老也最深沉的是数。数的理论研究成为科学基础的基础。德国大数学家高斯曾把数的理论置于科学之巅，这一点也不过分。然而，时至今日，这个数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充满神秘的威严的“湖夫金字塔”，这里涉及的“亲和数”也是其中一个最富有传奇色彩的世界难题，有许多谜待揭开，谁揭开谜谁就是英雄好汉。
上面回顾2000多年数学家的不懈努力，发现了1000对以上的相亲数，“看似平凡最崎岖，成如容易确艰辛”，未来的工作正等待着不畏困苦的数学家与计算机专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传说，古代有一个秀才游桂林的斗鸡山，觉得山名有趣，信口说出一句话：
“斗鸡山上山鸡斗。”
他想把这句话作为上联来对一副对联，可是下联自己也对不上来。回家后便请教自己的老师，老师想了一下说：“我不久前游览了龙隐洞，就以此给你对个下联。”老师念道：
“龙隐洞中洞隐龙。”
对得很巧。这是一副回文对联。
古代诗人王融曾写过一首著名的回文诗：“风朝拂锦幔，月晓照莲池。”反过来读：“池莲照晓月，幔锦拂朝风。”不管怎样读，都是一首诗。
有趣的是，数学家族里的主要成员数中也有回文的，你看数101，正着读倒着读都是101；再看32123，正着读倒着读都是32123。这种正反读都一样的数很多，数学家给它们起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回文式数，简称回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