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忻中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我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主席的《三国演义》，都是徐业夫秘书让忻中从中国书店新购来的。忻中还看到，毛泽东晚年在游泳池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其中一种是上海涵芬楼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195]
[195]忻中：《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党史文汇》1994年第9期。
5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讲话。毛泽东强调要重视上层建筑，抓路线问题。他要求政治局的同志，当然也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内，都要认真看书学习，要懂得历史，学点哲学，看些小说。毛泽东说，郭老的《十批判书》有尊孔思想，要批判；但郭老功大过小，他在中国历史的分期上，为殷纣王、曹操翻案，为李白籍贯作考证，是有贡献的。对中国的历史要进行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乌龟壳（甲骨文）到现在，都要进行研究、总结，要有知识。[196]
[196]《中国共产党历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时期）》，第108—1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
[附注]郭沫若在1959年1月17日著文《谈蔡女姬的<胡笳十八拍>》（载《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内称“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郭沫若在70年代著作《李白和杜甫》，内称有李白生于中亚细亚碎叶城说。
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和指示点校、注释和印刷的“大字本”，是他晚年阅谈历史古籍、古典辞赋诗词的产物，由当时在上海的几个历史学家参预其中的点校、注释工作。据参与者现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刘修明研究员说，1972年12月31日下达了六篇古文注释任务，包括屈原《天问》和柳宗元《天对》（合一册）；《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合一册）；《史记·项羽本纪》；《明史·朱升传》。1973年2月1日完成并上送，也是十五份。为何注释这些古文，没有交待。当时社会上都知道毛泽东的三句话：“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很明显，这和《明史·朱升传》中的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有联系的。关于《吕蒙传》，据说毛泽东在谈到《吕蒙传》等《三国志》列传时，曾说过：文化不高的也可学文化，并举了东吴大将吕蒙的例子。《吕蒙传》注文中说孙权劝吕蒙读书，“（吕）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注引《江表传》）显然，毛泽东是借吕蒙读书一事勉励高级干部要重视文化学习。刘修明还说，有关《三国志》，还有“1973年2月7日布置注释的史传，有《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郃传》、《旧唐书·李想传》，三篇史传合订一册，五月一日完成，上送十五份。”[197]
[197]《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上卷），刘修明《序言》，河北花山出版社1994年版。
[附注]张辽（167—222）、张郃（？—231），都是汉末三国时期曹操麾下名将。张辽原是吕布部将，吕布败后降曹；张邰原是袁绍部将，官渡之战时降曹。两人均受到曹操信任和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