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33与1734年，经过了许多的穷困之后，他出版了对启蒙运动首度有贡献的书籍，其形式为自英格兰寄给希锐特的24封信。这些信在公元1733年译成英文而在伦敦发行，书名为《论英国书札》。如果在法国出版原文本，则要冒着作者与出版者两个人丧失自由之危险。伏尔泰乃删除掉一些段落，试想得到政府许可，以刊印剩余部分。结果遭到拒绝。他乃再度在鲁昂秘密出版。可是他警告出版者若雷，不要让任何书在那时候流传，但早在1734年初，几本以《哲学书札》为名的书便已流传到了巴黎。有一个盗印者得到了一本，而在伏尔泰不知道的情况下大量刊行。当时，伏尔泰正与夏特莱夫人前往距巴黎190英里的奥顿地方附近的蒙略堡参加黎塞留公爵的婚礼。
这本书以四篇谈论英国教友派的信开头。伏尔泰指出。虽然这些教友派信徒没有教阶组织，没有僧侣与圣礼仪式，然而这些信徒，却比他所见过的其他任何基督教徒，更能信守基督的教训。他叙述也可说是想象着去访问一位教友派信徒："亲爱的先生．你受过洗没有？"我这样问着他。
这位教友派信徒回答道："不！我其他的主内弟兄也都没受洗。"
"那么，"我喊道，"你们都不是基督徒了？"
"我子"，他用一种温和平静的语调回答说，"不需要发誓，我们是基督徒，同时想做好信徒；我们不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在于那洒在人头上，渗有一点盐的冷水。"
"哎，天啊！"我抗议道，"别提这种不虔诚的话，你可以忘记耶稣是由约翰施洗吗？"
"我的朋友，别再发誓。……基督固然自约翰那儿接受洗礼．但是基督本人并没有再为任何人施洗礼，我们并非约翰的信徒而是基督的信徒。"
我再说道："啊！你这可怜虫呀！怎么你情愿在那审判之地熬受火刑！"
"你受割没有？"他反问道。
我回答我没有那种荣耀。他最后说道："那很好，你是一个未经受割的基督徒，而我则是个未受过洗的基督徒。"依照那个对白中教友派信徒的说法，受洗就如同受割一样。乃是基督未来之前的旧习俗，而这已经被基督的新福音所取代了。伏尔泰又对战争加了一段话：我们应该再也不要从事战争，这倒并不是因为我们恐惧死亡，……只是因为我们并非豺狼、老虎或是牛头狗，我们是人，是基督徒。我们的上帝，嘱咐我们要去爱我们的敌人，……他当然不会要我们渡过海洋，去割断我们弟兄的喉咙．只为了那些披挂着红衫的凶手，戴着两尺高的帽子，而在撑开的驴皮上用两枝棍子敲出噪音，用以募集市民。而且，当得胜之后，整个伦敦夜明如画，天空漫布着烟火的火焰，而大气中也回响着赞美诗、教堂钟声、风琴声以及大炮的声音，实际上，我们在静静地哀悼那些造成大众欢乐的屠杀。法国由于强迫所有法国人信奉一种信仰，而几乎摧毁了它自己；然而伏尔泰也过分夸大了英国对于不同教派比较宽容的作风。"这是一个有着许多派别的国度，一个英国信徒就如同一个自由人一样，可以依循着任何他想要选择的路到天堂去。"伏尔泰又就英国教士与法国教士比较两者间的道德，因而庆幸英国没有寺院主持长的存在。"当英国人闻悉在法国以道德颓丧闻名的年轻人，借着种种阴谋策术晋升到大主教高位，然后作些情歌，更日以继夜地大宴宾客，……并自称为十二使徒的继承人之时，他们应该感谢上帝，他们幸而生为新教徒。"
第八封信将伏尔泰式的短剑转向法国政府。只有英国民族才设法借着抗拒国王而来节制国王的权力，……最后才建立了这一明智的政府，在这政府里，国王虽有权做一切善事，但双手却被束缚着无法做恶事。(这里伏尔泰回想起费内隆的《泰莱马丘》一书中的名句)……无疑地，在英国树立自由代价也甚昂贵，专制的偶像被浩浩的血海所淹毙了，然而英国人并不以为他们为着良法付出过大的代价。其他国家并不是没有同样的乱世，只是他们为着争取自由所洒下的鲜血。徒然更使他们的奴役巩固而已。在英国，人身保护状禁止任何未书明理由的监禁，并且要求陪审团的公开审判；而在法国，人民却有秘密拘捕令。伏尔泰早在孟德斯鸠14年之前，即提到并加以夸大、赞美英国政府里某种"分权"的存在．以及国王、贵族与平民三者间工作的调和。他又指出，在英国，没有任何税捐得在未经议会同意下课征，也"没有任何人，由于身为贵族或僧侣而得免于缴纳某种课税"。在英国，贵族家庭的子弟得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而在法国：商人常常听到他们那一行被人轻蔑地提到，他们倒愚不可及地为此而腼腆。然而，我倒真不明白，一个涂粉抹彩的贵族．他知道国王确切的起卧时间，他在国王面前虽然仅只是担任奴仆的角色，但却装扮着很伟大的神态，……或者是一个商人f就像是伏尔泰在英国的主人法尔克纳能够使国家富裕，将订货远送到苏拉特印度西部的一座城市)与开罗，对整个世界的快乐具有贡献。这两类人中，谁对国家较为有用。最后。伏尔泰在为法国奠下的一个改革计划里宣称：事实上，英国的宪法已臻于完善的境界，因此，所有的人民都恢复了在几乎各个王朝里受到剥夺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权利包括完整的人身自由与财产自由、新闻自由，由独立人士组成的陪审团审判所有刑事案件的权利，严格依据法律条文接受审判的权利，以及丝毫不受烦扰地公开表明他所愿信仰宗教的权利。伏尔泰一定也知道，只有一部分人享受到这些"自然权利"；人身自由并不能避免那些新闻恶棍的毁谤，在宗教与政治两方面，言论自由也都有限制；非英国国教者与天主教徒都无法参与公职；而且，法官可以接受贿赂而犯法。他并没有将英国不公正的实情予以揭露，他只是利用英国作为一个鞭挞的工具，以怂恿法国人反叛国家与教会的压迫。今天，这些权利在文明国家里之被视为当然，正可说明18世纪的成就。
对现代思想的影响同样重要者乃是伏尔泰时对于培根、洛克与牛顿的称道。他将博林布鲁克对马尔伯勒所下的评语转移到受人指控的培根身上："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伟人，我想不起他究竟曾否犯过任何错误。"他又补充说："这个伟人是实验哲学之父"--这并不是因为培根所做过的实验，而是基于培根对于促进科学研究之有力呼声。狄德罗与达朗贝尔即因而称赞培根为那部《百科全书》的主要启导者。
伏尔泰的第13封信几乎都在谈论洛克。他在洛克身上所发现的，不仅是取代灵魂神话的科学心灵，而且是一种内涵的哲学，追溯一切知识到感觉为止，将欧洲思想从神圣的启示转向人类的经验．以为真理独一无二的来源与基础。他也赞同洛克的意见，认为物质可能使之思考。这一看法尤其梗塞在法国检查人员的喉中，而与该书之受指责大有关系。这些法国检察官似乎预见到了拉梅特里与狄德罗的物质主义论。伏尔泰拒不承认是唯物主义论者，但是他把笛卡尔（公元1596至1650年，为法国哲学家及数学家）所说的"我思，故我在"，修改成为"我是个实体．所以我想。我别无所知"。
第14封信劝告法国人从笛卡尔学说中释放出来，转而去研究牛顿。"在英国，一般人对于这两位思想家的意见是笛卡尔只是位梦想者，而牛顿则是位圣人。"伏尔泰推崇笛卡尔在几何学上的贡献，但是他对于笛卡尔学说中的宇宙观，却无法彻底了解。他承认，在牛顿论古代的年历与《启示录》的文章里，有些事情近乎梦幻，或至少近乎催眠。伏尔泰和祥地指出，牛顿所以写这些，乃是为了"安慰人类，以免他高高凌驾在他们之上"。伏尔泰本人发现牛顿的东西相当难于了解，但是牛顿葬礼时政府与科学界里的卓越人才，使他决心去研究牛顿的《原理》一书，而成为牛顿在法国的使徒。这里，他也撒下了《百科全书》以及启蒙运动的种子。
最后，他对帕斯卡尔的思想加以颇含敌意的批评，因而震惊了法国的宗教思想界。他本来不打算把这一批评包括在这些信札里，因为这完全与英国无关。只是伏尔泰在公元1728年将这一批评从英国寄给希锐特，这位盗印出版商将这些附列为第25封信。这使得那些崇拜帕斯卡尔并且掌握着巴黎市议会的詹森教派比耶稣会（并不推崇帕斯卡尔）更严厉地指斥伏尔泰。伏尔泰在本质上无法与帕斯卡尔相容：在这一阶段中(除了他的戏剧而外)，他是个好斗的唯理主义者，感情在他的哲学里仍无地位。仍然年轻，生活广泛，在英雄式的一些艰难中享受着生活乐趣的他，反对帕斯卡尔沮丧的悲观主义论调，他说："我胆敢负起人类的角色来反对这位巧妙的恨世者。"他反对帕斯卡尔的赌注（打赌上帝的存在比不存在要聪明些)，认为"不敬而幼稚：……我必须相信一件事并不表示是对这事存在的证明"(帕斯卡尔并未认为这个赌注就是存在的实据)。他承认我们并不能解释宇宙的奥秘，或是了解人类的命运，但他怀疑，从我们这种无知中，能否推演出十二使徒的教条来。在他这段活跃的年纪里，他也不可能对帕斯卡尔向往休息的想法，给予同情。他宣称道："人为行为而生。……不工作与不存在，就人类而言，乃是一事的两面。"
《对帕斯卡尔思想的批评》并不是伏尔泰的精心杰作，他并未打算出版这篇东西，也没有机会加以修正。尔后的一些事件，如里斯本（葡萄牙首都)的地震，渐渐转变了他年轻时代的乐观看法。尽管包括了这样一篇未经深思熟虑的附录，但这些哲学上的信件在法国文学与思想上乃是一道里程碑。在法国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简短、机智的句子，无错处可挑的明晰、明朗的机智与充满讥讽的语句。自此以后，这些东西乃成为逾越一切谨慎否认作者身份的文学标帜；这本书与《波斯人信札》为大摄政时期到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散文立下了风格。抑有进者，这在法国与英国两国知识界的联系上，构成了最坚强的一环。巴克尔(公元1821至1862年，英国历史学家)称赞其为"在18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这是一种宣战与一幅战争地图。卢梭提到这些信件在他本人心智的启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也一定还有数以千计的法国青年。同样受益于这一本书。拉斐特（公元1757至1834年，为法国军人及政治家，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率领法军协助美军作战)更赞誉这本书，使他在9岁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共和党人。海涅(公元1797至1856年，德国诗人)认为"检察官实在不必要谴责这本书，不加指斥，人们也会予以览读"。
教会与国家、国王与议会觉得不能默默忍受这许多创伤。印书商人被送到巴士底狱，并且发了一张秘密逮捕状，无论在何处发现伏尔泰，都加以逮捕。公元1734年5月11日，一个警察官员拿着一张拘捕状在蒙略露面，但是伏尔泰也许得到莫佩尔蒂与达让塔尔的警告，已经早在5天前离开了，并已在法国国境之外。议会在6月10日颁了一道令状，凡是被发现的书本，都要以"毁谤、违背宗教及良善道德，以及对政府欠缺应有的尊敬"这一罪名，由执行公务的刽子手，在法院的院子里焚毁。
在获悉伏尔泰安全到达洛林之前，夏特莱侯爵夫人在给朋友一封信中这样写着："如果我晓得像他这样一个健康又有想象力的人，被拘禁在监牢里，我都不能有足够的坚毅力，继续这样想下去。"侯爵夫人与黎塞留公爵夫人也列名在一些有封衔的贵妇名单上，请求赦免伏尔泰。掌玺大臣同意，如果伏尔泰否认是这本书的作者，他就可以撤销那道拘捕状。他当然知道伏尔泰就是本书的作者，但情愿被套中在这诡计里，他是那些政府官员中，从另外观点而想缓和检查制度的一员。伏尔泰也轻易地就答应否认是该书的作者，这自然是个值得原谅的谎言，而且，这本他所否认的书，事实上也未得到他的同意而发行，他在写给戴吉永的信中说道：他们说我必须撤回我的意见，很好，我可以公开声明帕斯卡尔永远是对的：……所有的教士都很和蔼而公正无私；……僧侣既不骄傲，也不诡诈而声名狼藉；至于宗教裁判，更是人性与容忍的一个辉煌胜利。那道拘捕令因而撤销，但规定伏尔泰必须与巴黎保持敬意的距离。伏尔泰乃在边界一个城堡穿过一个城堡．受到了许多贵族的欢迎，这些贵族并不都很虔诚，也根本不喜欢专制而中央集权式的王权。他接到一张前往荷尔斯泰因(德国北部一地名)宫廷定居的邀请信，而且能够得到每年1万法郎的津贴，但是他未答应。同年(1734年)7月，他退居到香槟锡雷地方夏特莱夫人的庄园，在那里成为他情妇以及他情妇先生的自费客人。展开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三、在锡雷的田园生活
锡雷是法国西北部豪特·马尔纳区的一个具有230户居民的小村落，距离洛林省只有几英里远，伏尔泰的侄女德尼夫人，在公元1738年时曾描述其为"一块可怕的孤僻处所，距离任何一处有人住的聚落，都在12英里以上，那是一块全是一片山巅与荒地的乡野"。也许伏尔泰就爱上了该地的孤僻的地位．在这个静静的地方，他可以研究科学、撰写历史与哲学，也可以让法国政府将他遗忘，或者，如果碰到法国政府要干扰他的话，他能够在一个小时内逃到洛林去。
伏尔泰所寄住的城堡乃是一座13世纪所残留下来的颓塌建筑，夏特莱家人很少使用，很久以来就不适于文明人的居住。侯爵根本没兴趣也没钱加以整修，伏尔泰乃借给侯爵4万法郎，年利率为5分，但不用偿付，以便整修这座庄园。有几间房子收拾得能够让人居住，伏尔泰于是迁入，更增加了一间新的卫屋，并督导其他房舍的重建。11月，侯爵夫人随身携带着200件包裹住进这座城堡，并且又修正了伏尔泰的整修结果，以便合乎她自己的趣味，她大半的成年生涯都在宫廷或其附近度过，而热衷于读书及忠于重婚生活。侯爵大人时而与夫人及伏尔泰共同生活，直到1740年为止，侯爵文雅地独住在一个单人的房间，并在不同的时间进餐。但1740年以后，侯爵大多数的时间都置身在军伍中。整个法国莫不讶异侯爵这种成人之美的态度．而更讶异这对情人的忠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