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充足理由律的第四种形式有最大的意义，人是表达只属于内心感觉的意志的主体，人的动机只通过时间显露出来，而不显露在空间。主体在这里认识自己是表达意志的，并不是认识主体。对认识的认识是不存在的，因为，为此必须使主体脱离认识，但仍然是对认识的认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认识的主体永远不可能成为表象或对象。叔本华用神圣的《奥义书》中的名言来加强自己的这一推断："决不能看见他；他看见一切；决不能听见他；他听见一切；决不能知道他；他知道一切；决不能理解他；他理解一切。除此之外，他是可以看见、知道、听见和理解的东西，他超不过无。"
表达意志的主体和进行认识的主体，这两者的同一性结合成自我，同一性又包括和说明了这两者--这是"世界的焦点"，"因此它是无法解释的"；这种同一性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叔本华说明事件和行动的理由就是"表达意志的行为理由"。叔本华在自己著作的第二版中，将意志决定、动机称为"从内部可以看见的因果关系。"
意志怎么还是影响认识呢？通常认为，在关于表达意志即动机的学说中，叔本华是非理性的。但这并非如此。在认识过程中，意志强使意识把注意力集中在主体曾经有过的那些想法和表象上。这里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记忆，不要把记忆理解为贮藏库，而要把它理解为可以依靠意志来构成的、可以利用种种不同方法来转动的一种结构。由此可见，关于某一表象的回忆在我们意识中恢复它，每次都有新的缩影或外貌。这里具有特殊意义的是直觉表象，以及加强记忆的能力和记忆锻炼。此外，意志在认识过程中指挥联想，这时，充足理由律的四种形式被运用于思想的主观进程，也就是被运用于意识中表象的存在。意志的直接性几乎是意识不到的，只有它才造成错觉，似乎一种东西同另外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的话，就不能深入到我们的意识中。
思想家所进行的人的认识可能性和能力的研究，成果如何呢？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牢牢地把握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教导的功课。但是他不是一位只会重复导师的话的用功学生，而是一位负有创新使命的思想家。没有感觉、理智和理性的参与，就不可能有认识，感觉、理智、理性，构成上升到知识的阶梯。但这里，叔本华关于认识的学说中的理智，获得了与康德所说的理智不同的测量--理智具体化在理智的直觉中，而理性失去了康德所说的那种调节作用，而是在概念形成中起作用。接着，叔本华接受了康德所作的划分--把世界分为感性领悟的世界和事物本身的世界，而充足理由律的根源向我们反映了"存在于感性、理智、理性范围以内的我们的认识的从属性、相对性、短暂性和终极性，划分为主体和客体的"内在起源，这些东西只对现象世界，也就是说只对感性领悟的世界才有意义，并不适用于事物本身的世界。决不能谈一般的理由，它是不存在的。决不能把充足理由律转用于一般世界，转用于我们的感觉、理智、理性范围以外的世界。所以，决不能说："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是借助于别的东西才存在的。"--这种说法也是证明神的存在的宇宙学论据，叔本华对此给以坚决的批驳。
叔本华接受康德采用的先验性概念，重复与此有关的关于经验可能性的条件问题。但他想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追随康德，与其说确定可能经验的表面界限，不如说确定可能经验的内容范围，在内容范围之外存在超现实性。但是，暂时他还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转向感性领悟世界的领域，以及人利用来认识这一世界的能力。他墨守成规地展示、排列、整顿充足理由律的根源及类型，几乎没有靠近对他来说暂时还是隐秘的地带。
正是由于这一任务，叔本华特别坚决地使用了理性的概念，就像在康德以后的德国哲学中利用这一概念一样。他力求使这一概念明确化，这与他同时代人的学说中对理性的崇拜是相矛盾的。叔本华认为，理性是一种从理智直觉的材料中形成概念的能力；从而理性与经验有关。这不是达到最高理解的能力，不是理解先验真理的手段，不是康德所说的调节工具。"我知道，对理性的这种看法大大偏离了通常的见解。"--这是他在自己的学位论文初版中暂时还十分谨慎地写出的话。但三十年过后，他义愤填膺地、热血沸腾地奋起捍卫这个"偏离"，以对抗自己可能有的论敌：
"哲学教授们认为，失去区分人和动物的那种思维和思考的能力是可能的……思维和思考的能力需要语言，并为语言创造可能性，人的全部理智性与这种能力有联系，人的所有成就也与这种能力有联系……教授们认为，使它失去以前的名字是可能的，现已不把它叫做理性，而叫做……理智……您瞧，他们需要理性的地位和名称，是为了发明和臆造……为了一种完全虚假的认识能力……--这是直接的、形而上学的，也就是超出任何可能的经验范围的认识能力，理解事物本身的世界及其关系的认识能力，这首先是"神的认识"，也就是说，直接理解天神老爷以及先验地构建它创造世界的方法的能力；或者，恐怕这太庸俗了：神借助于……生命过程从自身抽取出并在一定程度上生产出了世界；或者，最简便的说法，哪怕是非常可笑的，--简直就是"放出了"它……现在就让世界上路吧，爱上哪儿，就上哪儿，随它的便。只有像黑格尔这样胡言乱语的大胆发明家才说得出口，的确，够放肆无礼的了。这种在"认识理性"名义下装腔作势的荒唐话已经广泛流传了五十年，充斥着号称哲学著作的数百本书籍……他们如此放肆地将这种智慧强加给理性，理性被宣告为"超感性的能力"，理性还被说成是埋藏在我们身边的"理念"，直接用于形而上学，是与神谕相近的一种能力。"
关于所有这些领域的超感性知觉，在绝对者的信徒中间没有统一的意见。叔本华挑出了三种说法：（一）绝对者的理性的直接直觉；（二）这一能力与其说看见，不如说听见，不是直接地觉察到，而只是"对九霄云外的空中楼阁的东西乐得忘乎所以"，后来"就把这一切向理智复述，在理智的指引下书写哲学纲要"；（三）理性只能预感所有"这些辉煌的景象"。
叔本华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蠢话，在这些蠢人中间第一名便是"骗子黑格尔"。当然，这里还暗指费希特、谢林、雅科比，他们当时正处于名望鼎盛期。虽然叔本华这时高度评价康德，但他在学位论文初版中也"刺伤了"他，反对他关于道德理性和超感性的先验理性相联系的想法。
但是，如此果断地作出的这些总结，主要包含在第二版中。在第一版中，叔本华没有公开反对自己的著名同时代人的思想。1813年秋，他完成了写学位论文的工作，在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格·克·爱施丹特的信中，他非常谦恭地写道："假如您在学位论文中发现什么恶劣的东西，我还请求您不要避而不谈"。在信中也没有未来那种自傲的痕迹。他写道："我们这些人弱点很大，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为了某件事，我们可以接受真正完美的做法，这是明摆着的；因而，在哲学事业中，可以指靠我们自己的判断的，就越来越少了。"而叔本华的私人札记证明的决不是谦恭：他严厉地指责自己的同时代人。因而，在学位论文中他完全是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而已。
为什么叔本华起初的情绪表现如此平和呢？当然，他害怕与时代精神相抵触。不仅在给他颁发未知的学位证书时可能有这种表现，而且也可能把他打入另册，而他希望成为哲学家团体的成员，愿意当职业哲学家，靠哲学生活，向往学者的生涯，想当一名教授。加上他的学说尚无明确的形式。他仍然在思索，1813年初他的笔记可以证明这一点。
叔本华在学位论文中使用的"意志"概念只不过是行为的动机而已，到1815年，学位论文发表后只过了两年，就获得了最终的形式。札记写道："意志是康德的自在之物；而柏拉图的理念，同有关自在之物的知识是完全相等和彻底一致的。"恰恰理念是理解本体世界的钥匙，而操纵这一世界的是意志。
为什么过了三十多年在学位论文第二版中，他对自己的同事发出如此尖刻讥笑和冷嘲热讽呢？问题在于：学位论文是叔本华创作道路上初期的产物，过了五年叔本华建成了体系，他的哲学形成为一个整体，就像"美丽的国土从晨雾中"出现了一样。在这几年内，他的学说的全部论点找到了并取得了最终的形式。第一阶段结束时，他觉得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生活使命。余下来的就是期待读者，而这对他来说是大失所望的：没有人前来，没有得到响应。没有广大观众，演员孤零零一人留在舞台上。没有评论，没有得到书刊的反应。
甚至母亲，当儿子把自己的著作献给她的时候，没有对他表示祝贺，而只是顺口说了一句："这大概是给药剂师写的东西吧？"
大为气恼的阿图尔反驳说："当你的书在某个书库中未必能留下哪怕一本的时候，人们还将读我的书。"
母亲回答说："而你的书将全印数留下来。"
两人说的各有道理：在19世纪中叶以前阿图尔的书在库房里落满尘土，或者成为废纸。而约甘娜是位时髦的女作家；现在母亲的书只有在大型图书馆里才能找到（的确，在19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出版了她的回忆录、信件、旅游札记，以及她的一部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哈勃里埃尔》）；而儿子的著作大批印数分散在全世界。这是竞争者的对话。
叔本华很快就明白了：谁都不愿意听他的话，但也不想为了引起注意，而砰的一声关上门，为某种意想不到的狂妄行为或思想而张皇失措。他避开了触犯同时代人的、自己的著名追随者尼采的引诱。叔本华决定不参加公开的哲学狂妄自负的游戏和角逐，但在个人札记中仍然忍不住严厉批评潜在的对手，他们虽然没有注意到他，但以自己的著作来影响了同时代人的头脑和整个精神局面，他是很难容忍这种局面的。
由于大家没有注意他（我们知道只有歌德是例外），叔本华起初感到极为失望，他安慰自己，就想：自己要坚定，他有两个观众就够了，一个是他内在的观察家，另一个从外面来观看他；一个专心致志地观看内在之物，另一个怀疑地观看世界激流，而他自己没有参加进去，所以，这两个观众就是他自己。
叔本华认为自己的著作未被重视的原因在于：他的哲学拥有特殊的真理性，没有人能明白这种真理性，因为它太严正了，用瞬息即变的意向是理解不了的，尽管它是用清晰而鲜明的语言写出来的。他依然暗暗地期盼反应。他不去找读者，但是仍然暗暗地希望读者自己来找他。他当时认为，他开创的真理，被他潜在的读者所忽略了。直到临终时，他才"发觉"，他把自己长期未被认领的情况叫做追求真理的漫漫长路。
二、同母亲决裂
正当叔本华成了博士，他的第一本书问世的时候，1813年10月18日在莱比锡附近，发生了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与拿破仑的大会战，死伤人数不下数十万。溃败的拿破仑军队向北面和西面撤离；在靠近鲁道尔施塔特的寂静的谷地出现了哥萨克和奥地利人。必须改换藏身之地。
11月5日阿图尔离开鲁道尔施塔特，回到魏玛。他在鲁道尔施塔特自己房间的窗户玻璃上刻下："阿图尔·叔本华1813年在这里居住"，还引用了贺拉斯的一句话："这是一所可以看见远处田野的可爱的房子"。几乎过了半个世纪叔本华的一位崇拜者前来瞻仰故居，把这里刻的字句当作"神圣的遗迹"来欣赏（以讽刺的口吻来评论这件事的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
阿图尔回到母亲家是不寻常的。从柏林逃亡时，去看过母亲，在那里碰上了家里的新朋友。机密档案管理员乔治·缪勒·封·赫尔斯登伯格于1813年初搬进约甘娜家，住在她的卧室上面的房间里。他在她那里搭伙，出席她家的招待会，陪伴她去访友。他比约甘娜小12岁。在他迁居魏玛之前，她在罗宁堡同他相识，已有三年了。那时，他们一起去德累斯顿旅游。已经有流言蜚语，传说约甘娜准备嫁给他了。歌德的妻子把有关这方面的传闻直接写信告知丈夫。大家都知道，此人爱钻营、向上爬；他把舅舅的大名--封·赫尔斯登伯格同自己的姓缪勒连接起来，他因此就算进入社会上层了；他写过小说和诗歌，喜欢高雅的谈吐，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温文尔雅和郁郁寡欢的天性，对某些妇女来说，这还真起了作用。可是另一些人却认为他本是个狡猾奸诈之徒。
约甘娜是否爱他不得而知，但使她显然满意的一点是：他和她一伙人在一起，可以结交到更年轻的妇女。她需要推心置腹的友谊；在费尔诺夫死后，她备感孤单。她不打算结婚，因为她很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五六年以前，她就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拒绝了一些追求者），但她既不怕流言蜚语，也不怕人们见到的她与缪勒-赫尔斯登伯格的友谊中的轻薄不检点的行为。
约甘娜在魏玛的地位日益巩固，她成了有名的女作家。一开始出版了描绘她亲历其境的1806年至1807年战事的记述文。费尔诺夫死后，她编了一本费尔诺夫传，用该书所得的收入偿还了费尔诺夫欠出版商科特的债。她还出版了自己的欧洲游记。她后来发表长篇小说一本接连一本，销路看好；人们甚至称她为德·斯塔尔夫人第二。在19世纪20年代末，布罗克豪斯出版了她的20卷本的文集。在十年之内，她成了德国著名的女作家。
在上述年代，母亲的作家生涯刚刚开始，而赫尔斯登伯格给她以鼓励。他们一起讨论自己的著作。约甘娜在长篇小说《哈勃里埃尔》中用上了赫尔斯登伯格的一首诗，这本长篇小说获得了成功。赫尔斯登伯格也发表了叔本华妹妹阿得儿的一篇著名诗作。可以说，赫尔斯登伯格是叔本华家的"家务承包人"。
归根结底赫尔斯登伯格根本不是像许多人所说的那种坏人。他利用了约甘娜的好感，尤其是她在歌德那里的麻烦事，他自己力求做个有用的人。当1819年约甘娜失去大部分产业时，他给约甘娜和阿得儿以财务上的支援。当约甘娜暂时离开魏玛时他负担起全部家务。约甘娜甚至有计划使赫尔斯登伯格与阿得儿结合，但没有成功。当1813年秋阿图尔到魏玛时，已经不谈这种计划了，谈的只是母亲与她的年轻房客的友谊，阿图尔对此房客极为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