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雅克·德里达和尤尔根·哈贝马斯想在一篇文章上共同署名，此文同时也是一个呼吁。他们认为，法国哲学和德国哲学以往虽然存在论争——这些论争几乎将它们割裂开来——但今天它们极有必要共同发声。读者可以发现，这篇文章是哈贝马斯撰写的，德里达因为个人[身体]原因并没有参与，尽管他本人很想写。他向尤尔根·哈贝马斯建议共同署名，并表示同意此文的典范性前提和视角，即要超越所有的欧洲中心主义来确立新的欧洲的政治责任；号召重新确定并有效地改善国际法和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为重新分配国家权力提供新的观念和实践，这最好是建立在康德主义传统之上。此外，哈贝马斯的一些评论和德里达在《痞子：理性二论》（Voyous:Deux Essais sur la Raison,2002）中的一些思考有所交集。几天后，在美国将出版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一本书。书中有两篇讲话，是他俩2001年“9·11事件”后在纽约发表的。尽管两人的论文和论证中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差异，但他们都寄希望于国际法在未来的机构和欧洲发挥新使命。（雅克·德里达）
我们不能忘记两个日子：第一个日子是，各大报刊向目瞪口呆的读者报道说：西班牙总理背着欧盟其他国家邀请主张参战的欧洲[各国]政府向小布什效忠。同样不能忘记的还有2003年2月15日。那一天，民众在伦敦、罗马、马德里、巴塞罗那、柏林和巴黎抗议“突然袭击”。这是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抗议。回过头来看，这些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的同时发生，可以视为欧洲公共领域诞生的标志，进而被载入史册。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的那段沉重的日子里，一种道德上不知羞耻的分工引发了不少感触。势不可当的军事入侵拉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后勤行动序幕，而人道主义救援组织的行动却仓促启动，两者像齿轮一样精密地咬合。这一戏剧性场面在民众眼前发生，但他们无动于衷，似乎其自身的一切感觉都已经被剥夺。他们将可能成为牺牲品。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感触的力量使得欧洲民众一起走上了街头。然而与此同时，这场战争使人们认识到欧洲共同的外交政策早已失败。正如在全世界范围内，那种对国际法的任意践踏也在欧洲引发了对国际秩序之未来的争论。不过这些引发争议的论证对我们的影响更为深远。
在这场争论中，以往的分裂断层线变得更加明显了。超级大国的角色、未来的世界秩序、国际法的重要性和联合国，对这些问题所持的对立立场使得隐蔽的冲突公开化了。一方面，[欧洲]大陆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分歧加深了，另一方面，“老欧洲”和中东欧准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也更加深化了。在英国，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22]绝非毫无争议，但这一关系在唐宁街的优先顺序中绝对排在最前列。中东欧的国家虽然在争取加入欧盟，但并不准备去限制刚刚获得的主权。伊拉克危机恰恰是催化剂。在布鲁塞尔的宪法会议上也反映出了不同国家间的矛盾——有些国家真心想扩大欧盟，有些国家则因为可以理解的利益而想要冻结目前这种跨政府的治理模式，或者仅仅粉饰一下。现在，这一矛盾再也无法掩盖了。
未来的宪法将规定有一个欧洲的外交部长。但是，如果各国政府并不按照沟通好的政策行事，这一职务又有什么用呢？菲舍尔[23]换了一个头衔之后，还是和索拉纳[24]一样并不握有实权。目前，只有欧洲的核心国家准备好赋予欧盟一些国家的属性。如果这些国家只能就“自身利益”的定义达成一致，那还能做什么？如果欧洲不想四分五裂，这些国家就必须使用在尼斯达成的“加强合作”的机制，以此在一个“发展速度不同的欧洲”开启共同的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国防政策。这会造成一种其他成员国——首先是欧元区的成员国——无法长久摆脱的效应。在未来欧洲宪法的框架中，不可以也不能存在分裂主义。这方面的进展并不意味着排除。一马当先的核心欧洲不可以故步自封为一个小欧洲。她必须做火车头，当然，她经常如此。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紧密合作，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敞开大门。核心欧洲越早具备对外行事的能力，就越能在一个复杂的世界社会中证明不仅军队有用，协商、关系和经济优势等软实力也是有用的，这样受邀国才会更愿意加入。
将政治割裂成愚蠢的、代价高昂的非战即和的二元对立，对世界是无益的。为了平衡美国的霸权单边主义，欧洲必须要在国际层面和联合国框架内有所作为。在世界经济峰会上，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机构中，欧洲应当对塑造未来的世界内政有所影响。
无疑，欧盟东扩的政策遇到了行政操控手段的边界。一直以来，要建立一种共同的经济和货币区域的功能性要求已经推动了各种改革，但这一驱力也已消耗殆尽。于是，不仅要求成员国消除竞争壁垒，还要求[它们]拥有共同的意愿。这样一种塑造性的政策，依赖于公民自身的动机和思想。有关影响深远的外交政策转折的多数派决议，只有当处于劣势的少数派也肯团结合作时，才有可能被接受。但是，这是以一种政治上的共同归属感为前提的。为了扩展欧洲的维度，各国人民必须要在其民族认同之上“更上一层楼”。今天的国民团结是非常抽象的——仅限于对自己民族的归属感——未来，它必须拓展到其他民族的欧洲公民。
这就引入了“欧洲认同”的问题。单单意识到我们具有共同的政治命运和共同的未来就可以让少数派不去阻碍多数派的意愿。从根本上来说，一个民族的公民必须将另一个民族的公民视为“我们中的一员”。这方面的缺失引出了如下问题——这也是不少怀疑论者的反应——是否存在这样的历史经验、传统和成就，它们对欧洲公民而言，可以构建起对于同舟共济的政治命运的意识？对未来欧洲的诱人的、不遗余力的“愿景”并不会从天而降，今天，它只能从走投无路的不安感中诞生出来。在这样的窘境中，欧洲人可以唤起那种愿景，但它必须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公共领域中进行表达。如果这一主题至今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的话，我们知识分子就失败了。
欧洲认同的嬗变
人们容易对没有约束力的东西达成一致。在我们所有人的脑海中都有一个欧洲的形象，它是和平的、合作的，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并且是具有对话能力的。我们欢迎这样一个欧洲，她在20世纪下半叶为两大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首先，欧盟如今已经成为“超越民族国家进行治理”的范式。这种治理在后民族格局中可称得上是楷模。其次，长久以来欧洲的福利国家也堪称榜样，但是在民族国家层面，它们现今都面临挑战。而即便未来的政治要在更大范围内驯服资本主义，它也必须达到各种社会公正的标准。如果欧洲面临如此巨大的两个问题的挑战，她为什么不迎接新的挑战，在国际法基础上捍卫和促进一种世界主义秩序并反对与之竞争的设想呢？
当然，一种全欧洲的话语（Diskurs）必须要符合现有的安排，这些安排在某种程度上要等待一种令人激动的自我理解进程。这种大胆的假设似乎与两个事实相矛盾：欧洲历史上最显著的成就，不恰恰是因为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而失去了构建认同的能力吗？有什么可以使一个以自信的民族之间不断对抗而著称的地区保持团结呢？
因为基督教和资本主义、自然科学和技术、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市民—城市的生活方式、民主和人权、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化，已经传播到了其他大陆，这些成就便不再是[欧洲的]排他性财产（Proprium）。西方人的精神根基在于犹太—基督教信仰，它们具有某些特征。但是，这些以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能动主义为特征的精神习惯，是欧洲民族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所共有的。而作为精神框架的“西方”远远不止欧洲。
此外，欧洲由民族国家组成。它们彼此对立。那些在民族语言、民族文学和民族历史中鲜明存在的民族意识，长久以来就具有破坏力，但在对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力量的反应中，出现了一种观念模式。这模式使得欧洲从非欧洲人的视角来看，具有极大的文化多样性。一种文化，几百年以来由于城市和国家、教会和世俗的暴力冲突，由于信仰和知识的竞争、政治统治和敌对阶层的斗争，要比其他文化更为撕裂，它必须通过痛楚学会如何交流差异，如何将对立的东西进行体制化并消弭对立。对差异的承认，即就其差异性而对他者的彼此承认，可以成为共同的标志。
福利国家消弭了阶级对立，国家主权在欧盟框架内要进行自我限制，这些都是最新的例子。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位于铁幕这边的欧洲经历了她的“黄金时代”。从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共同的政治形态，这种特征使得他人更多地将我们看作欧洲人，而不是德国人或法国人，不仅在香港如此，在特拉维夫也是这样。的确，在欧洲社会中，世俗化相对而言更为深入。在这里，公民不信任政治和宗教相互越界，相对更愿意信任国家的组织能力和操控手段，对市场的能力则有所怀疑。他们对“启蒙辩证法”有深刻的感知，对技术进步并不抱有深信不疑的乐观预期。他们优先考虑的是福利国家对安全的保障和[有利]团结的规定。对个人使用暴力的容忍度相对很低。他们不仅渴望那种多边的、用法律来加以调节的国际秩序，也渴望在改革后的联合国框架中实现一种有效率的世界内政。
这样一种在冷战阴影下有利于西欧人的格局，发展出了一种心态，但这一心态在1989或1990年之后解体了。2月15日的事情表明，这种心态超出了其自身来源的语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老欧洲”感觉受到了与其结盟的超级大国的霸权政治的挑战。还有，为什么有那么多欧洲人认为萨达姆的倒台是一种解放，但同时反对[对伊拉克的]入侵，认为这违反了国际法，而且是单方面的、预防性的，还缺乏充足的理据。然而，这种心态有多稳定呢？它的基础是在更深的历史经验和传统之中吗？
今天我们知道，很多政治传统诉诸朴实权威的表象，然而它是被“发明”出来的。与此相对，一种诞生于公共领域的欧洲认同从一开始就是被建构出来的。但是，一种武断建构起来的东西会带有随意性的缺陷。而政治—伦理意志如果是在自我理解进程的解释学中发挥作用的，它就不是武断的。我们要接受的和我们想要拒绝的遗产之间的区别，要求我们审慎地选择我们的学习方式。历史经验只是为了寻求一种有意识的学习，否则，历史经验就不能要求一种具有建构认同的力量。最后再就此说几句。因为它，战后欧洲人的心智才能够获得鲜明的特征。
政治特征的历史根源
在现代欧洲，在比利牛斯山脉内外，阿尔卑斯山南北，莱茵河两岸，国家和教会的关系发展有所不同。国家权力的世界观的中立性，在不同的欧洲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法律形式。但在公民社会内部，宗教在所有地方均采取了非政治的立场。即便人们对社会中信仰的个人化表示惋惜，它对政治文化也有一种值得期许的后果。对我们而言，很难设想有这样一个总统，他以公开的祈祷开始每天的公务，并把至关重要的政治决定和上帝使命联系起来。
这种市民社会的解放，源于绝对统治的监护权，并非在欧洲的任何地方都是与民主对现代行政权力的占有和改造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法国大革命的理想传播到了欧洲各地，它解释了为什么在这里政治在双重意义上——既是确保自由的媒介，又是组织化的权力——被认为是积极的。与此相反，实现资本主义却始终带有尖锐的阶级冲突。这种记忆导致了对市场的成见。对政治与市场的不同评价，可能使得欧洲人更为信任国家的文明力量，人们也期待国家可以纠正“市场的失败”。
那种源自法国大革命的政党体系经常被仿效，但是它只有在欧洲才能起到意识形态竞争的作用。这种竞争使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病理结果要接受政治评价。这也加剧了民众对进步矛盾性的敏感。保守的、自由的和社会主义的阐释之间的争执，关乎对以下两方面的估计：生活方式的去整合化所导致的损失，是否超出了空想进步的获利？抑或，创造性的毁灭所应允的未来获利是否压倒了现代化过程中失败者的痛楚？
在欧洲，相关各方长期的阶级差异已经被理解为一种宿命，只有集体行动才能避免它。因此，在工人运动和基督教福利观念的语境中，一种团结一致、以追求同等福利为目标的“更多社会公正”的斗争伦理才得以贯彻。它反对绩效公正的个人主义伦理，后者要承受巨大的社会不平等。
20世纪的极权统治和大屠杀刻画出了今天的欧洲，比如纳粹在被其征服的国家压迫和毁灭欧洲犹太人。那种对这一过往的自我批评的争论，在记忆中唤起了政治的道德基础。对伤害人格和身体完整的敏感性的提升，也反映在欧洲议会和欧盟将废除死刑作为加入[欧盟]的条件之一。
一段好战的历史将所有欧洲民族都拉入了血腥的争斗中。欧洲人在二战之后，从彼此的军事和宗教动员的经验中汲取教训，要发展出超民族的合作形式。欧盟的成功历史增强了欧洲人的信念，即对国家使用暴力的约束，也要求在全球层面上相互限制主权的行动空间。
每一个欧洲民族都经历了一段帝国权力的黄金时代。对我们的讨论重要的是，必须要消化帝国的消亡经验。这种衰落的经验在很多情况下，是和丧失殖民地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帝国统治和殖民历史之间的距离不断加大，欧洲各大国也可以由此对自身保持一种审视的距离。这样，他们就能学会站在战败者的角度来体验胜利者的可疑角色，以此来追究那种强加的和断根的现代化暴力的责任。这也有利于放弃欧洲中心主义，并加快实现康德的世界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