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萨诺瓦何许人也？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普遍知之甚少。直到接下翻译此书的任务之时，我才初次接触到这个陌生名称。然而，卡萨诺瓦在欧洲却是妇孺皆知，但他并非以作家身份闻诸四方，而是以冒险家和花花公子之名传世数代。
贾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教士、作家、间谍、外交官和冒险家，作为文艺复兴的产儿，他是一位典型的自由思想者和世界主义者。他的自传不失为18世纪欧洲各国都会的杰出写照。贾科莫年轻时因品行不端而被圣西普里安神学院开除，从此，开始了他丰富多彩而又放荡不羁的人生之旅。他曾一度为罗马枢机主教效劳，后在威尼斯当小提琴手。1755年，返回威尼斯后，他被人告发是巫师，因而被判刑5年，关在总督宫监狱，1756年10月31日越狱后前往巴黎。翌年，他把彩票引进巴黎，在财政金融界中有了声望，在贵族当中为自己赢得了美名。卡萨诺瓦在写作上是多面手，写过应景诗歌、评论，翻译过《伊利亚特》（1775年），还写过小册子，讥讽威尼斯贵族阶级，特别是有权势的格里马尼家族。他的长篇自传L'Histoire de ma vie（我译之为《史录浮生》）总共六册12卷，乃是其主要著作。另外，他还写了5部长篇小说，20部喜剧和一些乐曲。让我们读一读本书作者给卡萨诺瓦写下的一段评语：
“卡萨诺瓦的天才表现，不在于他叙述其本身生活故事的方法，而在于他个人生活方法的本身。生活本身就是这位艺术大师的作坊，它同时兼备着内容和形式。一般来说，那些靠想象写作的作家们是把创作热情用在各自的诗歌和散文上的；而我们的卡萨诺瓦却把创作热情倾注到这种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作品上了，每个短暂瞬间、每件可能发生而又并未发生的事情，他都满腔热忱、毫不犹豫地用最富戏剧性的语句加以记述。别人非杜撰不可的情节，他却实实在在地经历过了；别人非想象不可的韵事，他却以自己的肉体感受过了。正因为如此，他在这方面无需搜肠刮肚、耗费笔墨，对活生生的事实加以润色，而只需将业已亮相的情节理出个头绪来就够了。除了后来的巴尔扎克之外，当时不曾有哪位作家创造出堪与卡萨诺瓦的丰富经历比肩的曲折离奇的情节。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再也没有哪个人有过如此大起大落的生活。如果不从生活经历的精神实质与深度考虑，而只从事件数量本身来考虑的话，歌德、卢梭以及同时代的那些传记与卡萨诺瓦的比起来，都显得那么墨守成规。他哪儿都去，并且马上就会混熟，一直都准备迎接新的意外。”“卡萨诺瓦这个流氓，时而文质彬彬，时而高谈阔论，把自己装扮得像个哲学家，这些难免使我们哑然失笑。但是，我们翻阅了他写的6本、10本、12本书以后，往往就会改变看法，把他当作世界上最最聪明的人，同时还会发现他那肤浅的人生哲学，比任何学说教义都更精明、更迷人。”
司汤达这个名字，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末在南京大学听著名诗人赵瑞蕻教授作讲座时听到的。赵先生曾经翻译过司汤达的《红与黑》，他曾给我们回忆了自己同匡亚明校长一块蹲“牛棚”的情景。他说，他常和匡校长一块儿读英文《毛选》，谈论司汤达和于连的往事。后来，我从书上和电视上多次接触到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十年前，我在国外工作期间又阅读了《红与白》（又名《吕西安·娄凡》）。今年，又把他的《巴马修道院》看了一遍。
司汤达（1783—1842），法国作家，生前不甚知名，但今天的评论界公认他和巴尔扎克、福楼拜一样为19世纪法国第一流的文学家，甚至比他们更为英国、美国，特别为法国青年一代读者所了解。他早年丧母，其父是律师。他热爱母亲的聪颖和智慧，憎恨父亲的保守、冷酷和贪财。他和外祖父一起生活，并从他那里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他少年时代的家庭矛盾形成了他性格中的个人主义、反抗性和冲动性。他17岁到巴黎，在军事部门任职。1800年5月，越过阿尔卑斯山，加入拿破仑的后备军，抵达米兰。在米兰18个月未真正作战，1801年底返回巴黎。他在拿破仑的军队中服役十多年，先后担任龙骑兵联队的军曹、少尉、副官等职，亲眼见到莫斯科大火和拿破仑大军的溃退。1814年拿破仑帝国的覆灭和波旁王朝的复辟，使司汤达理想破灭，从此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和艺术上的探求者。
司汤达每一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对者。他是在发表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时第一次使用“司汤达”这个笔名的。1821年以后的9年间，他的重要著作有《爱情论》（1822）、《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1825）、《罗西尼传》（1823）、第一部长篇小说《阿尔芒斯》（1827）、《罗马漫步》（1829）和最著名的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1839年，他用52天写成长篇小说《巴马修道院》。他的自传《亨利·勃吕拉》于1890年出版，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凡》于1894年出版。司汤达一生都在追求幸福，但他从未试图去了解自己何以在现实中总是面临失败。就在逝世前不久，他欣慰地读到了巴尔扎克就其《巴马修道院》所撰写的光辉论文。巴尔扎克的赞扬第一次指出了“少数幸运的人”终将在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中发现的是什么。1842年，司汤达因中风而死于巴黎，时年59岁。他的思想感情和幻想都表现在他以司汤达为笔名所发表的几部长篇小说中。在每部长篇里，年轻的主人公都以其魅力影响着同国之人——或是吸引他们的注意，或是招致他们的嫉妒。尽管他的主人公，如于连、法布利斯或奥克塔夫各自出现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集团之中，但他们的希望、对外界的反应和要求都是相同的。因为他们都是司汤达想象中的自己。他认为对幸福的追求就是听从唯我主义和利己的命运，认为这是一切人的行为动机。司汤达看到拿破仑覆灭、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七月革命，认识到天主教会的实质，看出在那个复杂的世界里，要得到幸福就需精于算计、善用时机、阿谀谄媚。他信奉18世纪法国哲学家德·特拉西的哲学，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在物质和肉体方面充分享受生活。司汤达本性中合理的享乐主义和他小说中主人公勇敢大胆的英雄主义融为一体。司汤达追求幸福，幸福却总是远离他，但是他在写作中，特别是在他两部杰作《红与黑》和《巴马修道院》的写作实践中，竟然不经意地找到了幸福。
“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这是列宁对托尔斯泰的高度评价。托尔斯泰著作等身，擅长心理描写，中国的鲁迅、茅盾、巴金等作家，都曾经吸收和借鉴了托翁的艺术精华。有关托尔斯泰的回忆录卷帙浩繁，但要真正认识和理解这位“19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人”（高尔基语），那可并非易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和世界文学中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雅斯纳亚·波良纳度过的，虽然从小受的是贵族教育，但却接近和熟悉农民生活。1844年，托尔斯泰考进喀山大学。1847年，辍学回到自己的田庄，决心做个人道主义的好地主。农事改革失败后，他便埋头下苦功读书。1851年参军，不久到了高加索。此后，开始文学写作，首先写成了《童年》《少年》和《青年》自传体三部曲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1857年发表《一个地主的早晨》，反映了托尔斯泰对于农民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同年，他首次出国旅行，走遍了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逐步认清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实质。回国后，他根据印象以“琉森”为题写成一篇短篇小说。托尔斯泰在1855年到1863年之间写了一系列关于道德问题的短篇小说。1860年，他再次前去西欧旅行。1861年回国后，托尔斯泰担任农村调解人，“对农民表示了特殊的偏袒”，引起当地贵族的“切齿痛恨”。不久，沙俄政府派人搜查了托尔斯泰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庄园。
1862年，托尔斯泰与索菲娅·别尔斯·安德列耶芙娜结婚。婚后，他集中精力从事创作活动，完成了中篇小说《哥萨克》，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在写作这两部巨著之间的一段时间里，托尔斯泰的人生观经历了重大的变化。《战争与和平》是一部热爱生活、乐观向上的作品，它的主要人物在道德上都是健全的，都能把握住自己的思想感情。《安娜·卡列尼娜》在写作风格上类似于《战争与和平》，但它的主人公们却往往不能解决内心冲突，有时还酿成了人间悲剧。从70年代末开始，托尔斯泰为人生真谛作了长期的探索，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他就自己的宗教观、社会观、道德观和艺术观写了不少论文、剧本、小册子和民间故事。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托尔斯泰的世界观转变之后，思想上出现的新矛盾。1889年，托尔斯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面世。这部作品不乏优秀片段，但却留有仓促而就以及道德说教的痕迹。
晚年的托尔斯泰心力交瘁，精神彷徨。他的“勿以暴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救世药方”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910年10月28日，列夫·托尔斯泰为彻底摆脱贵族生活，没跟妻子话别，便悄悄离家出走。几天之后，因突发肺炎而在途中一座小火车站溘然长逝。茨威格是这样评述托尔斯泰的：“在为期六十年的非凡劳作期间，他所写的作品无不包含着自己的形象，而且这种形象无不细腻入微。无论是他的长篇小说，还是短篇故事，或是日记和书信，我们都必须综合研究，才可认清他的真正面貌。总的来说，它们所展示的自我肖像比我们所处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全面、更详尽、更有精神、更有连贯性。”
然而，作者把卡萨诺瓦这个寡廉鲜耻的痞子同托尔斯泰这位德高望重的文豪放在同一本书里，他究竟要凭借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呢？原来，茨威格看重的是他们在自我写照方面的共同天才，并且让他们依次代表不同的精神境界。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卡萨诺瓦最低，属于原始等级。我们从他那里看到天真的自我写照，这是对行为与事件的一种朴实记录，既无意于评说事理，亦无心于深究灵府。”“到了司汤达手里，自我写照已经到较高层次——心理透视。”“到了托尔斯泰，这种自我反省精神达到了极致，因为它现已成为一种道德宗教意义上的自我写照。”
我想从几个角度来概略地比较一下三位主人公：
一是外貌。卡萨诺瓦风度翩翩，器宇轩昂，腓特烈大帝称他为“相貌超群的美男子”；司汤达长相平平，体胖腿短，绰号为“移动的铁塔”；托尔斯泰土里土气，胡子拉碴，“生就一张乡野村夫的脸孔”。
二是知识素养。卡萨诺瓦天资聪慧，多才多艺，哲学、数学、天文、历史、外语、音乐、文艺、戏剧、歌舞、剑术、魔术和炼金术，样样都有涉猎；司汤达虽未受过系统教育，但他生性喜爱艺术，对艺术史有所研究，尤其迷恋音乐和歌剧；托尔斯泰曾大学主修法律和东方文学，一生博学多才，对哲学、艺术、政治、宗教、心理学、社会学皆有探究，同样也是一位音乐爱好者。
三是人生态度。卡萨诺瓦无理想，无信义，无国界，游戏人生，玩世不恭，随时可以出卖灵魂；司汤达反对传统，反对偏见，蔑视战争，疏远社会，崇尚个人主义，不受时代、阶级、种族、国家的束缚；托尔斯泰严于责己，愤世嫉俗，反贵族，反政府，批判私有制和社会不公，提倡非暴力改良主义。
四是写作动机。卡萨诺瓦晚年不甘寂寞，才拿起笔杆，重温旧梦，为的是留住一去不复返的得意经历；司汤达想要不断反省自己，拷问心灵，折射生活，为“少数幸运的人”而写作；托尔斯泰则要解剖自己，净化灵魂，反映现实，教化他人，宣扬“托尔斯泰主义”。
五是写作特色。卡萨诺瓦不讲技巧，不作加工，只凭过人的记忆力，忠实再现丰富驳杂的人生画卷和世俗风情；司汤达讨厌夸夸其谈，强调忠于现实，语言简练朴素，个性鲜明突出，反对古典主义和墨守成规的艺术表现手法，善于分析和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巧妙地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托尔斯泰继承和发扬批判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语言形象精确，心理描写细腻，生活气息浓厚，善于分析，精于议论，涉及面广，表现力强。三人都注意写实，不喜欢抒情，都把艺术当作工具。卡萨诺瓦利用它记录如烟的往事；司汤达利用它探索内心，发掘自我；托尔斯泰利用它拷问灵魂，检讨良心。
总之，这三位作家都是很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又都是自我写照的高手，他们都把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当作自己的化身和代言人。卡萨诺瓦有他的卡萨纽斯，司汤达有他的于连、法布利斯、亨利·勃吕拉，托尔斯泰有他的彼尔·别祖霍夫、列文、奥列宁、聂赫留朵夫。但不同的是，卡萨诺瓦注重对自我肉体享乐的记录，司汤达注重对自我心理状态的分析，托尔斯泰注重对自我道德精神的反省。正如茨威格所说：“卡萨诺瓦写下回忆录就一劳永逸了，司汤达写起来则是断断续续，而托尔斯泰在整个文学生涯中如影随形，始终悄悄地跟在书中人物的后面难分难舍。”
我想，茨威格之所以不厌其烦、不惜笔墨地刻画这些自我写照的高手，其中也许带有几丝惺惺相惜的情感因素吧。茨威格本人就乐于并善于揭示人物内心的隐蔽世界，他是公认的心理描写和个性刻画的艺术大师。这位奥国著名作家是德语文学中的一位多面手，既写小说，也写评论，还留下了不少人物传记。我觉得茨威格的人物传记似乎有以下两大特色：一是评论多于叙事，二是人物“拼盘”引发人物比较。他把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放在《与魔搏斗的人》这一本书里，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放在《三大师》这一本书里，把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放在《三作家》这一本书里。看来茨威格对“三合一”这种人物传记形式，真可谓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他的这些“三合一”式的名人传记，成稿于1920年代，结集于1930年代，总书名为《世界建筑师》（Baumeister der Welt）。这本关于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的传记，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本迟来的奇书，奇就奇在作者所选取的视角与一般传记作者不同。他说：“我试图分析他们的创造志向，通过叙写各有千秋的独特个性来表现这些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不仅如此，茨威格还把卡萨诺瓦同唐·璜，把司汤达同卢梭，把托尔斯泰同陀斯妥耶夫斯基作了一番比较。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内心观察和性格分析，作者因而忽视了对社会历史背景与趋势的研究，所以，其传记的某些说法似乎有失偏颇，某些章节还嫌拉杂拖沓。至于书中把目睹拿破仑军队大溃退的法布利斯（《巴马修道院》）说成是“于连”（《红与黑》），把托尔斯泰夫人所忌恨的契尔特科夫说成是“契诃夫”（Cherkoff），这些失误，是作者茨威格的失误，还是译者伊登和塞达·保罗的失误，本人就不去深究了。
国内有关资料将此书称为《三诗人传》，我通过阅读和分析，觉得“诗人”二字不足以概括这三人的角色特点，也不足以反映作者的写书意图。首先，三位主人公均不以作诗见长。卡萨诺瓦浅尝辄止，仅能写点应景诗；司汤达反对传统诗，提倡散文诗；托尔斯泰对诗歌抱有鄙视，认为那是贵族文化。其次，茨威格常用“artist（艺术家）”代替“writer（作家）”，用“art（艺术）”代替“literature（文学）”。最后，我还发现茨威格这位擅长文学评论的作家“三句不离本行”，他不惜花费几个章节，对司汤达的心理试验小说进行评论，对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禁欲主义和否定现代文明的言论进行批判。与其说他写的是人物传记，不如说他写的是人物述评。故而将书名译作“三作家”。是为新序。
王雪飞
1998年12月于南通“名古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