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军事吴起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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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料敌篇(4)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晋集六路大军展开灭吴之战。公元280年正月,各兵马朝向预定目标进击。三月,吴军主力在板桥遭王浑部属孙畴及周浚大军袭击,大败。王浑进临大江,等待顺流而下的王浚水军。扬州别驾何恽向扬州剌吏周浚建议:“吴军主力已灭,吴国朝野莫不震慑。如今王浚已克武昌(今湖北省鄂城县),正乘胜东下,所向辄克,吴国眼看就要灭亡,我们应当急速引兵渡江,直取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周浚认为很有道理,便要他亲去面见王浑。何恽说:“王浑谙于事机,只想谨慎从事以免过失,不会同意我们的主张。”但周浚坚持要他去向王浑建议。一见王浑,王浑果然说:“陛下只命我屯守江北以抗吴军,没让我随便冒进。你们扬州的兵马虽然善战,能够独自扫平江东吗?我若速命进军建业,即使获胜也没功劳;如若不胜,罪过就大了。况且陛下已明谕王浚之军归我节制,你们只管准备船只,等王浚来到一同过江。”何恽又说:“王浚克万里之寇,怎会以赫赫战功来受你节制呢?而且你身为上将军,应当见可而进,何必处处等待诏命呢?你这样做,大家都会不满的。”王浑仍未动心,坚持大军屯于江北。

王浚自武昌顺流而东,前往建业。王浚舟师过三山(今南京西南)时,吴主孙皓正山穷水尽。此时,孙皓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之计,分送降书给王浑、王浚、司马等各一份,企图使3人争功,引起晋军内乱。此时晋军除王浚外,王浑、司马等均在江北岸。王浑在接到降书后,曾要王浚过来商议。王浚则借口“风利,不得泊舟”,催军直指建业。3月15日,吴主孙皓被迫到王浚军门请降,割据江东57年之久的孙吴政权灭亡。

“见可而进”的“可”,是建立在对全局分析的基础之上,而非局部的“可”与“不可”。有时,从局部看可以进击,但此时进击若不利于全局,就不可进。因此,指挥者要做到“见可而进”,必须对全局有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吴起提出的“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还表明:在军事行动中,若继续前进有可能导致对自己不利的结局或使战局发生逆转时,就应停止进攻或迅速撤退。

曹操平定汉中后,没有被胜利冲昏头,他力排众议,拒绝率军急进西川,这充分显示曹操适可而止的战略眼光。《三国演义》中说:曹操攻下了张鲁的老巢南郡以后,谋士们纷纷进言,劝曹操乘胜进兵,直取益州。主簿司马懿说:“刘备以诈力取刘璋,蜀人尚未归心。今主公已得汉中,益州震动。可速进兵攻之,势必瓦解。智者贵于乘时,时不可失也。”谋士刘晔也说:“司马仲达之言是也。若少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张等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守关隘,不可犯矣。”曹操拒绝了,他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一直按兵不动。曹操及时控制取胜后的激情,适可而止,见好即收,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在发展变化中都有一个度量临界线,超过这个“度”,事物就要发生质变。军事斗争也不例外,在有利条件下进攻,本来是一个主控的行动,但进攻到何种程度,不仅会受到敌我双方力量的制约,同时也受到整个战略态势的影响。对此如果不能宏观地认识问题,却在超出自己力量的限度下继续进兵,主控权就会移转到敌方阵地,有利的情势也将反演为不利的局面。

《三国演义》记载:刘备为报关羽之仇,仓促发起伐吴之战,确实是缺乏审时度势的错误之举。但从战役的发展过程来看,刘备在猇亭之战初期,凭借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势,以及在复仇雪耻思想指导下一时激起的士气,攻城夺地,连战皆捷,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争取到了不少主控权。此时东吴被迫再次提出议和,愿将范疆、张达二人“并张飞首级”一齐送还;另外“交与荆州,送归夫人,再会前情,共图灭魏”。当时刘备头脑如果清醒,应趁此机会停止进攻,坐下来与东吴谈判,同时以军事力量威慑东吴,配合“伐交”,就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恢复孙、刘联盟的战略态势。可惜刘备未能“适可而止”,被初战胜利冲昏了头,加上家恨私仇,使他不能正确地认识形势和自我控制,坚持率军长驱直入,企图一举灭吴。结果,他的大军攻到猇亭已成强弩之末,灭吴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被东吴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留下千古遗恨。

从史例看,适可而止,是军事统帅在处于主控地位时,应十分注意的问题。

五观敌之外,以知其内

【原文】

武侯问曰:“吾欲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以定胜负,可得闻乎?”

起对曰:“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数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诸侯未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

【注释】

外:现象、征候。

内:指实际情况。

止:终止,引申为目的、意图。

诸侯未会:诸侯,西周、春秋时分封的各国君主,在其封疆内,世代掌握统治大权。规定要服从王命,定期朝贡述职。同时有出军赋与服役的义务,周天子可以征调诸侯的军队随他出征。诸侯未会,即各路军队尚未到齐的意思。

匈匈:同汹汹,扰攘不安之意。

【译文】

武侯问道:“我想从敌人的外部现象观察其内部情况,从敌人的行动来推断它的真实意图,从而判定胜负,有什么方式可以说来听听吗?”

吴起回答说:“敌人来时如果行动散漫而全无警惕,旗帜零乱,人马东张西望,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可以以一击十,必然使敌人惊惶失措。敌人各路军队尚未会师,君臣之间意见不合,防御的沟垒还没有筑成,禁令也未能实施,而三军喧哗不安,想进不能进,想退不敢退,这时,我军可以一半的兵力攻击成倍的敌人,必然百战不败。”

【心得】

这段论述中,讲的是料敌察机,即临战前要及时获取大量而准确的资讯,且认真仔细地侦察敌情,以了解敌军的情况,从而作出相应的谋略。

《管子·霸言》说得好:“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为,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六韬·武韬·兵道》亦云:“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击其不意。”临战前必须料敌虚实,明察战机。要实施这一个谋略,就必须要求军事统帅善于透过表象看到本质,须具有高度的洞察思维能力和准确的判断能力;而根据战场上的瞬息变化,要具有善于选择和抓住战机的能力。

周平王东迁洛阳以后,王室统治地位日趋衰败,各诸侯势力日渐扩张。周桓王时,郑国国势强盛,郑庄公利用权臣之便,不断征伐诸侯。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率周军及陈、蔡、卫等诸侯军讨伐郑。郑庄公率军迎战于繻葛(今河南长葛北)。周桓王以周军为中军,陈军为左军,蔡、卫军为右军,布成一个传统的“品”字形阵。郑庄公采纳大夫子元的建议,一反传统战法,以一个倒“品”字形的“鱼丽阵”应战。两军将战,子元首先观察周桓王所布的阵势,发现其左、右两军都很薄弱,尤其是左军,阵形混乱,士无斗志。于是向郑庄公出谋:先攻敌之左军,陈军必定败走,陈军败退,中军也会发生混乱,此时,我军再攻蔡、卫右军,右军就会因难于抵御而败走。然后,我方中军主力全力进攻敌方中军,如此就能取得全胜。郑庄公采纳子元建议,将步卒配置于战车两侧及车后,先后击溃周桓王左军和右军,然后一举击败周军,周桓王中箭而逃。此战,郑军原处于敌强我弱境地,但因郑庄公及郑子元善于料敌察机,变换作战阵法,所以由弱转强,取得最后胜利。

针对敌军的情况与所获取的资讯,吴起指出有两种因敌制胜的谋略:第一种是利用敌军的骄狂心态,趁其自恃强大,放松戒备时,以少量的精兵突击;第二种则是利用敌军内部不和,乘虚而入。总之,在吴起看来,战胜敌人的法宝就是要抓住其弱点,而给予致命一击。

19世纪的俄法之战就是利用敌军自恃强大的心态而出奇制胜的战例。

1812年6月,拿破仑率60万法军,偷渡尼门河侵入俄国。当时俄国由巴尔克莱指挥的军队仅13万余,难于抵御,遂向后撤退。8月,俄皇亚历山大一世任命英勇善战的军事家库图佐夫为俄军总司令。库图佐夫鉴于法军兵力占绝对优势,锐气正盛,决定指挥俄军继续向内地撤退。9月初,俄军退驻博罗季诺(莫斯科以西124公里)并得到一部分援军后,便择地构筑防御工事,与敌交战一次,以消耗敌人,改变力量对比。9月7日,双方交战,法军屡次进攻均未能得手,俄军杀伤法军5万余人。此役后,库图佐夫为保存实力,便将俄军从博罗季诺、莫斯科撤出。9月15日,法军占领莫斯科,一无所获。此时,因远离本土、战线太长、给养困难的法军士气低落,迫使拿破仑不得不在10月7日从莫斯科撤退。俄军在库图佐夫的指挥下,由撤退转入反攻,法军溃败,退至尼门河时,法军仅存5万疲惫之师。12月18日,拿破仑逃回巴黎。

吴起指出的第三种谋略可以概括为“敌疑则慑之”。其主要思想是:在敌人疑心重重或犹豫不决时,就可以威慑恫吓它。恐吓战术是心理较量中重要的一环,在敌人心疑踌躇时,以奇形恐吓,可以加速敌人心理防线的崩溃,削弱敌人斗志,使敌人军心涣散,达到瓦解敌人的目的。

公元前555年,晋平公会合宋、鲁、卫、郑、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共12路大小诸侯兵马进攻齐国。双方在齐国的平阴城下(今山东平邑)拉开战幕。齐国见12国兵马来势汹汹,非常恐慌。晋军主帅中行偃决心以心理战来威慑恫吓齐国,他派司马张君布置疑兵,凡是山泽险要之处,都虚张旌旗。又做了许多草人,披上衣甲,立在空车之上,将断木、树枝捆在车后,使人驱车来往于山谷之间,车行木动,扬尘蔽天。中行偃则亲督三路大军,从左、中、右3个方向进攻平阴城。各战车上载有木石,步卒携带土袋,填壕而进,突击齐军阵地。齐军大将析归父逃回平阴城,把联军填壕而进的危急情况报告齐灵公。齐灵公立即跑到巫山上了望敌军态势,但见山泽险要之地,都有旗帜飘扬,车马奔驰,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于是心生胆怯,认为诸侯们的部队太多了,便下令撤退,不战而逃。

383年,前秦王苻坚决心灭掉东晋,于是率军90万南下,自称“投鞭可以断流”。东晋大将谢安、谢玄,率8万军队直趋淝水进行抗击。苻坚登寿阳城观察敌情,见东晋军布阵严密,遂心生惧意。原来,他看到八公山上草木滚动,以为伏有重兵,心理上就先输了一着。接着谢玄请苻坚于淝水后撤一步,以便晋军渡河决战。苻坚企图在晋军人马渡河之际用骑兵夹击砍杀,于是命令秦军后撤。晋军这时乘势抢渡淝水,展开猛烈攻击,秦军大败,自相践踏,向后拼命逃跑,甚至听到风声鹤鸣也以为是东晋的追兵。晋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寿阳,俘虏淮南太守郭褒,苻坚负伤,单枪匹马逃回洛阳。

唐元和十二年(817年),唐宪宗派大将李愬征讨盘踞于蔡州(今河南汝县)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当时,吴元济部将李皊降唐,向李愬密报蔡州城防空虚,建议李愬乘虚而入。李愬从计,于10月15日,趁风雪之夜急行军,秘密进入蔡州城,直抵吴元济外宅,迫使吴元济投降,蔡州城遂得手。

总之,自古没有不犯错误的将军。敌军有隙可寻,我军亦如此。吴起此谋略的精要是利用对方的漏洞或故意造成敌方错觉,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

公元989年7月,宋太祖诏令大将李继隆率部护送粮车数千乘支援前线抗辽作战。辽将军耶律休格获悉,遂率数万精锐骑兵往击。宋北面缘边巡检尹继伦率所部步骑千余人按行塞上,突遇辽军。耶律休格置之不理,却迳向李继隆大军开进。尹继伦对部下说:“辽人视我如鱼肉,骄狂懈怠。如果他们获胜而归,就会乘机驱我北去;不胜,他们也会泄怒于我。为今之计,应当卷甲衔枚袭其后,乘他们只顾前进,忽略后备之隙,战而胜之,足以自保。即使我们打了败仗,犹不失忠义,岂能坐以待毙。”部下忿然从命。于是,尹继伦率部持短兵器尾随辽军之后。走了数十里,进至徐河地区。辽军此时正在吃饭。尹继伦当机立断,率部从辽兵背后杀去。辽军顿时大乱,争相逃遁,人马自相践踏,死伤无计,李继隆也率部合击,大败辽军。自此数年,辽军不敢大举南下。

1976年6月27日,几名巴勒斯坦人劫持了一架法国航班机,迫使其降落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他们向以色列提出用机上的百余名以色列人换取扣押在以色列的53名巴勒斯坦人。为了营救人质,以色列决定铤而走险,组织突击队乘虚而入,抢回人质。以色列派出由166人组成的突击机群,采用超低空飞行战略,以躲过中途各国的雷达,骗过机场航空管理的工作人员,而能安全降落。这时,地面潜伏的以色列间谍已经破坏了机场的对外联络系统,乌干达总统也正在与以色列总参谋长讨论人质问题。以色列间谍趁机冒充乌干达总统,击毙机场警卫。停在机场的突击队员立即冲出飞机,扫射劫机者,捣毁航空管理塔台的所有设备,并用反坦克导弹摧毁机场上10余架乌干达飞机,不到一个小时战斗便顺利结束了。待乌干达装甲部队赶来时,以色列的突击机群早已带着人质在千里之外了。

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也利用魏国守将王朗的疏忽,成功地袭取了固陵。

公元196年,孙策为解除江南的后顾之忧,集中力量与曹操争雄,在固陵发起偷袭王郎的战争。太守王郎顽强抗击,孙策从水上连续数次进攻都未能奏效。这时,孙策的叔父孙静建议说:王郎凭借坚固工事进行防御,不容易很快攻克。查渎以南数十里处有一条重要的道路,最好从那里进攻,这就是所说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呀!我愿率部队充当先锋,打垮他是毫无疑问的。孙策采纳这一建议,首先制造假象,佯示部队主力仍然集中在原处,然后利用夜暗从查渎迂回到王郎的侧后,突然发起进攻。王郎惊慌失措,兵败逃窜,会稽一带尽归孙策所有。

《三国演义》第15回详细地描写了这次战斗。“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孙武“权诈之兵”的精髓,是战术选择的总则。在进攻作战发起阶段,它可以在对手失去戒备的情况下,或者以对手料想不到的时间、地点、方式,实施突然打击,在短时间里取得军事上的巨大效果,并使对方在心理慌乱中做出错误判断,采取错误行动,招致连连失败。在战争开始或进行中,它又是一种避实就虚的制胜谋略,尤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可以指导人们攻击对手意想不到的薄弱环节,从而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因此,自孙武提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原则之后,历代兵家都把它视为珍宝,推崇备至。

六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原文】

武侯问敌必可击之道。

起对曰:“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未得地利,可击,失时不从,可击。旌旗乱动,可击。涉长道,后行未息,可击。涉水半渡,可击。险道狭路,可击。陈数移动,可击。将离士卒,可击。心怖,可击。若凡此者,选锐冲之,分兵继之,急击勿疑。”

【注释】

旌旗乱动:

表示部队混乱。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