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认为，企业有血型，符合这个血型的人，成为联想的员工；不符合这个血型的人，联想与之无缘。联想管理学院就是培养出具有联想血型的人。联想需要三种血型的人：能独立做一摊事情的人；能够带领一帮人做事情的人；能审时度势，一眼看到底的领军人物。
联想的企业培训有两种架构，一种是直线型，企业培训部统管企业所有的培训，各部门要培训，就给培训部提需求，整个企业的培训只有培训部输出。这种模式便于管理培训，费用上好控制，弊端是供需之间经常有矛盾，比较适合中小型企业的培训需求。另一种是事业部体制，集团总部有培训部，各分公司也有培训部。集团培训部不负责整个企业培训，只是负责企业文化的灌输。各事业部的培训部负责工作技能培训，更小的部门都设有培训接口，小部门和大部门都能够进行培训，培训覆盖面比较大，可以进行需求小的专业技术培训。这样的架构使培训更加贴近员工，缺点是重复培训导致资源浪费。联想的培训正是这种事业部的组织架构，培训组织渗透到公司的业务部门。
联想企业文化的培训在公司总部的管理学院进行，下面子公司的文化称之为企业亚文化。员工除了在集团总部接受公司文化培训，在各子公司还要接受亚文化培训。联想电脑公司的培训部负责电脑公司亚文化培训，还要对电脑公司文化进行提炼，另一项重要职责是做新员工入职培训。在电脑公司下面的事业部，例如台式电脑事业部、笔记本电脑事业部等都有培训接口人。
企业培训是一种演练。联想不断去演练那些大家认为没有新鲜感的历史，目的只有一个：让他们真正从这些简单和直白得有些“土”的道理中，焕发出一种精神和行动，这样的人，就具备了联想血型。
六因材施教，知人善任
【原文】
吴子曰：“教战之令，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乡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习陈，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注释】
厮养：厮、养都是指从事炊事等杂役的役卒，泛指勤务兵。
比：并排、挨着。这里指编在一起。
什伍：古代军队编制，5人为伍，10人为什，是军队里最小的战斗编组。
严辨：辨同办，指严整装束。
【译文】
吴起说：“教练士卒学习作战的规则是：身材矮的用矛戟，身材高的操弓弩，强壮的举军旗，勇敢的鸣金击鼓，体质弱的从事杂役，聪明有智慧的出谋策划。此外，同乡的编在一起，什伍各相联保。指挥信号是：打一通鼓，整理兵器，打二通鼓，练习伫列；打三通鼓，迅速早餐；打四通鼓，整顿装束；打五通鼓，站队入列。而听到鼓声齐响就举旗出发。”
【心得】
延续上段话题，吴起进一步指出，训练兵士的原则必须因人而异，应因材施教，因材用人。同时，吴起还指出训练兵士必须强调纪律，要统一指挥，令行禁止。
军事上，调兵遣将，讲究“量才而用”。若大才小用，则才必不为所用。韩信当初也曾处在项羽麾下，因项羽不识其才，遂投奔刘邦。反之，若小才大用，则必致失败，如赵括、马谡，本来就是无法独当大任之才，用之而有“长平之败”、“街亭之失”。
治国者，要文、武并重，善于运用人才，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应遵循“量才而用”的原则。如唐太宗的大臣中李勣善治兵，长孙无忌善治国，两人配合可保唐王朝江山。然而，李勣不易驾驭，长孙无忌又有嫉贤之短，只有设法让其扬长避短才会天下太平。唐太宗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且让他们尽情发挥各自的才能。
的确，用人之道犹如用兵。将善御兵则可制胜，君善用臣国则富强。秦始皇善用人而得天下，刘邦善将而汉兴，太宗善用人则唐富强。反之，楚怀王有屈原而不用，以致兵败，客死异乡；玄宗后期不善用张九龄而招致“安史之乱”，国势衰颓；满清政府不善用林则徐等人而受列强欺侮，生灵涂炭。
由此可知，古人所谓“废兴之道”，不在“兵强地广，人殷国富”，而在“得贤之用”，其见解是颇为精辟的。唐太宗曾说过：“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借唐太宗的说法，用人若以历史为鉴，则可明用人之道。
同时，用人的基本原则是扬长避短，如果“务其多学而舍其偏技”，的确“非良术”。
例如一场战争，由于会涉及各方面的知识，所以自然需要得到各方面之偏才的帮助才能取胜。既要有能征善战、巧于布置的将领，也要有能够驰骋沙场的勇士。战前刺探敌情，靠的是情报人员；辟山开道，需要工程兵；向敌方下战书扬示我方威势，需要辩士；要了解地形、地势，以及险阻曲折的具体位置则离不开向导。
或许仅在某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但却不可缺。
以体育竞赛而言，一个长于田径的选手，或许就不善于球类比赛。若让围棋高手聂卫平与篮球巨星乔丹相比，看谁对体育事业的贡献大，是难有定论的，因为他们都各有所长。
自古以来，尽管也有不少博学多才的大学者，但毕竟只有一技之长的偏才更为普遍。巴尔扎克是小说家，却不善做生意；爱因斯坦是杰出的科学家，却不善于处理生活琐事。有济世经邦本领的姜太公，却不善作为小贩。鉴于此，自古以来真正有远见卓识的统治者，都应准确掌握其下属的特长，并创造条件让其得以充分发挥所长，从而取得政治与军事活动的巨大成功。诚如汉高祖刘邦正是发挥了张良、韩信、萧何之特长，才取得楚汉之争的胜利。
孔子曾说过“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孔子是从学无止境的角度来强调不断学习的重要性；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显然韩愈也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值得他人学习的地方。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去理解孔子、韩愈的话，就会深悟“术业有专攻”所蕴含的深刻道理。
中国古人很重视“专”，其中首推以养士而闻名于诸侯的战国四公子。就以孟尝君来说，门下食客3千，自然不可能个个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本事，个个都如冯谖一样能帮助孟尝君做到“为政数十年而无纤芥之过”。史载孟尝君曾靠“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而逃脱险境。“鸡鸣狗盗之徒”的才可谓偏才，然而在关键的时刻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冯谖的“狡兔三窟之计”。
古人说过：“善士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正是强调“偏技”之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道理是多么深刻啊！
现代文明优于古代之处就在于社会分工的日趋细致。而分工愈细就更需“术业有专攻”的人才。若废弃“专”而求“博”，或许终其一生也难具备“博”才了。虽然我们应该提倡“博”，提倡努力成为具有多方面知识和能力的“杂家”，但就现代社会的需要而言，更应强调的是“专”。
此外，对敌作战既要有训练有素的军队，也要求将领具备临阵能灵活指挥的才能，如此才能取得胜利。训练有素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极重要的因素，否则，士兵在战场上不会听从将令，形同乌合之众，将不堪一击。
战争胜利还取决于将领能否根据实战情况作灵活调整。“奇正皆得”的将才算得上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所以《孙子·谋攻》称“将能而君不豫者胜”。真正能担当大任的将领，常常会在实战中体现“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作战原则。如战无不胜的韩信，又何曾听过刘邦战前所作的安排？而成吉思汗时代，骁勇善战的蒙古军队之所以能所向披靡，就在于成吉思汗把全权交给了指挥作战的将领。
古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说，这样的感慨是有其道理的。
七无当天灶，无当龙头
【原文】
武侯问曰：“三军进止，岂有道乎？”
起对曰：“无当天灶，无当龙头。天灶者，大谷之口。龙头者，大山之端。必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招摇在上，从事于下。将战之时，审候风所从来，风顺致呼而从之，风逆坚陈以待之。”
【注释】
无当：不要在……
青龙：为天上星座二十八宿中东方七宿的总称，在方位上代表“东”，又称苍龙。这里指军旗名，青色，上绘龙，一般为左军的旗帜。
白虎：为二十八宿中西方七宿的总称，在方位上代表“西”。这里指军旗名，白色，上绘熊虎，一般为右军的旗帜。
朱雀：为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的总称，在方位上代表“南”。这里指军旗名，红色，上绘鸟像，一般为前军的旗帜。
玄武：为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总称，在方位上代表“北”。这里指军旗名，黑色，上绘龟蛇，一般为后军的旗帜。
招摇：北斗七星勺端的星宿，在方位上代表“中央”，有指挥的意思。这里指军旗名，黄色，上绘北斗七星，一般为中军的旗帜。
【译文】
武侯问道：“军队前进、停止，有一定的原则吗？”
吴起回答说：“不要在‘天灶’扎营，不要在‘龙头’驻兵。所谓‘天灶’，就是大山谷的谷口；所谓‘龙头’，就是大山的顶端。指挥军队，左军必用青龙旗，右军必用白虎旗，前军用朱雀旗，后军用玄武旗，而中军用招摇旗在上方指挥，部队在下面跟着信号行动。临战前，还要观测风向，顺风时乘势鼓噪而进，逆风时就坚守阵地，待机破敌。”
【心得】
本段主要讲述临敌作战的战术问题。吴起认为军队必须慎选驻扎的营地，尽量不要给敌方可乘之机，同时还应注意指挥作战的信号。
在吴起看来，驻地地形的选择极为重要。“无当天灶”，即不要在大山谷的谷口扎营，以免遭敌军居高临下攻击，或放水淹灌；“无当龙头”，即不要在大山的顶端驻扎军队，以免受敌人围困，水草不利。与吴起这一谋略相同，孙子也认为：凡配置军队，判断敌情，必须依据下列原则：横过山脊，必须靠近山谷。占领山地要选择居高向阳的地方，而且要背靠高地不要面向高地。
明朝刘伯温《百战奇略·谷战》亦云：“凡行军越过山险而阵，必依附山谷。一则利水草，一则附险固，以战则胜。法曰：绝山依谷。”
靠近山谷但并非在谷底，如在谷底，虽利水草，但是难防敌人以水淹灌。靠近山谷之利是：第一，水草便利；第二，凭恃险固；第三，敌处谷底或大山谷的谷口，有利于我军放水淹灌或俯冲攻击；第四，敌处大山的顶端上，我可断其水草粮食与弹药之援济。
有一利必有一弊。在山顶居高临下，攻击力强，防御力也强，但是水草不便；在谷底，水草便利，但是难防水淹，且不便指挥和观察，也不便进攻、不易扼守。所以，舍其两端用其中，靠近山谷恰好克服山顶和谷底之弊而得其利。
东汉建武十一年，马援（公元前14年~公元49年）任陇西太守。羌人叛乱，杀汉长吏。马援率军4000余人平乱，抵达氏道县。羌在山上，汉军据平地。马援断绝羌人水草，不去仰攻，羌遂穷困，万余人投降，数10万户逃到塞外。这一战，羌人因违背了“绝山依谷”的谋略所以失败，这正好证明了吴起“无当天灶，无当龙头”的谋略正确。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于公元228年伐魏。魏大将司马懿率兵迎敌，诸葛亮派马谡为前锋，率兵2.5万防守街亭。街亭是通往汉中的咽喉，地势险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街亭若失，蜀军必败。诸葛亮再三叮嘱马谡：扎营要靠山近水，小心谨慎，以保万无一失。但是马谡到了街亭后，因轻敌而违背了诸葛亮的训戒，又不听王平的劝谏，反其道而行，扎营在远离水源的孤山顶上。魏将司马懿率军赶到，立即切断水源，四面紧围。蜀军缺水少粮，饥渴交加，司马懿趁机猛烈围攻。蜀军惨败，街亭失守，诸葛亮被迫退军。
在这段论述中，吴起还间接地提出一种军事策略，那即是断绝敌军粮道，以克敌制胜。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中军队不可无粮，因而高明的指挥者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不仅要准备充足的粮食，而且还须千方百计地确保粮食囤积地的安全及输粮道路的畅通。
所谓断绝其粮道，就是在战争中封锁敌方的粮食运输通道，或坚壁固守拖住敌方使之粮尽，或销毁敌方囤积的粮食。这是战争中运用最广的一种军事谋略。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为平定七王之乱，派周亚夫率军东攻吴、楚。周亚夫见吴、楚联军兵势强大，一时难以取胜，就采取了“以梁委之，绝其粮道”的谋略。于是进驻昌邑，坚壁不出，避而不战，听任吴、楚联军进攻梁军，以便利用梁地拖住敌人。后周亚夫的军队进攻下邑，仍深沟高垒，坚壁固守。等到吴、楚联军兵疲粮尽而不得不撤退时，周亚夫才率军乘胜追击，大破吴、楚联军。
在军事作战中，围攻敌人以断绝粮草供应，使敌方军心动摇的军事策略运用得较多。如公元前202年韩信与项羽的垓下大战，韩信就将项羽军队包围在伏击圈内，然后轮番作战，使楚兵得不到食宿且马无草料，终致消耗殆尽，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最后项羽兵败自杀。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记载：陈宫向吕布献“绝操粮道”之谋，曰：“近闻操军粮少，遣人往许都去取，早晚将至。将军可引精兵往断其粮道，此计大妙”，但吕布恋妻不纳陈宫之计。又如官渡之战中许攸先向袁绍献计，主张“乘曹军粮草已尽的机会，两路包抄夹击曹军”之计，遭到拒绝，后他又投奔曹营，建议曹操突袭袁军军粮辎重囤积之地乌巢，烧其粮草。曹操接受建议，领5000兵马偷袭乌巢，将袁军粮草尽皆烧绝。此为后来曹操大败袁军，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吴起所指出“无当天灶，无当龙头”的观念，不仅是驻扎营地要看地形的策略，还揭示了作战必须考虑地形的战术原则。
司马昭初握重权之际，西蜀大将姜维、夏侯霸等人引兵数万进攻曹魏的陇西。姜维引兵5万，望枹罕进发。兵至洮水，守边军士报知魏雍州剌史王经、征西将军陈泰，王经便先起兵迎战姜维。
姜维引大军背洮水列阵，王经来战，大败，遂仓忙引败兵百骑杀出，往狄道城而走。姜维乘胜引兵追击，将狄道团团包围。狄道形势危急，陈泰正欲起兵报王经兵败之仇的时候，兖州刺吏邓艾也领兵来到。陈泰问计于邓艾，邓艾说：“敌人洮水得胜，如果勾引羌人，东争关陇，则此处四郡大概都会被姜维所得。这样的话，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不过狄道城垣坚固，王经高壁深垒，不与敌战，敌人急攻只是劳兵费力罢了！所以，我军应占据高岭要害之地，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击，蜀兵必破无疑，而狄道之围可解。”陈泰于是先拨20队兵，带着旗旌、鼓角、烽火之类日夜伏行，去狄道城东南高山深谷中埋伏，专候蜀兵到来。而陈泰、邓艾随后亦各引2万兵士相继前往。
大军一到，于高山之上多举烽火，击鼓鸣角，告诉城中救兵已至，城中兵将士气大振。而姜维见对方救兵猝至，出乎意料，军中上下震惊。姜维引兵来战陈泰，因地势不利而退。后来，陈泰又密谋截断姜维的退兵之路。姜维闻声后，连忙引兵遁走，狄道之围获解，姜维没有占到一点好处。
行军作战，军事统帅必须懂得侦察、了解地形，以因地制宜。商业活动中，经营者同样要有很强的地理观念。古人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库不盈”，这是说自然条件对经营的影响。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及各种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因素，对于各种经营之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可能的条件下，经济活动都要尽量运用地利。不管是设厂或开店，首项要务就是选择理想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