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很明确了。你看，我又把调查圈子大大减小了。有件灰色披风这一点已经证明那小伙子说的没错，是实话。这回我们就不是模糊的概念了，而是扎实的目标；凶手一定是从澳洲巴拉莱特来的男人，有件灰色披风。”
“会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我们今天的侦察。我对地面进行了周密察看，发现了蛛丝马迹，我连凶手长什么样都告诉雷斯垂德那个笨蛋了。”
“你又是怎样推想出来的呢？”
“你不了解我的想法吗，不就是对小细节的察看嘛！”
“我清楚你是从他迈的步子来判断他的个子；对那双靴子的推断也许是从脚印发现的。”
“是这样呀，这并不很难。”
“他走路摇晃，你又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他的右脚印总是比左脚的模糊，这说明他的重心在左脚上。从这一点看，他肯定是个瘸子。”
“你说他是个左撇子又怎么回事？”
“你该记得在审讯中法医对伤势的记录吧！打击来自正后方，而且伤在左脑，若不是个左撇子，怎么会这样呢？那父子俩会面时，凶手就站在那棵树后，抽着烟，因为我发现了雪茄的烟灰。你知道我对烟灰做过一些研究，并写了篇专题论文论述了140多种不同的烟灰，包括烟斗、雪茄和香烟。我对烟灰的特殊经验让我知道那是印度雪茄。发现雪茄后，我就到四周去找，最后在草丝里找到了他随手扔在那里的烟蒂。确切地说是印度雪茄，和在鹿特丹生产的那种一样。”
“你是怎么知道他使用雪茄烟嘴的呢？”
“我瞧出烟蒂没进过嘴，因此可断定他用了雪茄烟嘴；烟头被削掉了，但削得不平，因此可断定他口袋里的刀子不快。”
“福尔摩斯，”我说，“你简直成神仙了。凶手准会抓住，你又救了一个小伙子的命，这就像你砍断了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一样。我清楚这一切是谁做的，凶手就是——”
“特讷先生来啦！”旅馆服务员一边大声通报，一边推开客厅的门，把客人领了进来。
本来是个陌生的面孔，但令人记得住！他走路特慢，一瘸一拐的，弯着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他那遍布皱纹轮廓分明的五官以及强壮的四肢，可以看出他力大过人，个性独特。他的胡子卷曲、头发灰白，那双下垂的眉毛让人感到高贵、有权有势。可是他脸色苍白，嘴唇发乌，鼻孔两边发青，一看就知道他患有慢性病，已经很严重了。
“这么说您收到我的便条了，请在沙发上坐吧。”
“我收到了，看门人送来的，说是您想在这儿见我，免得引起别人传言。”
“若是我直接到您那儿拜访，我怕别人说这说那。”
“你为什么要见我呢？”他眼中充满着绝望的神色看着我同伴，像是他的事情已让人知道了。
“是这样的。”福尔摩斯说。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像是在回答他的目光。
“麦卡瑟的事我全都明白了。”
老人用双手挡住了脸部。“愿上帝帮助我。”他大声说，“我不想让那小伙子受冤屈的，我向你保证，如果巡回审判庭判他有罪，我会把实情说出来替他澄清的。”
“您这样说我真高兴。”福尔摩斯沉重地说。
“若不是我那宝贝女儿，我早就说了。如果我被捕，她会伤透心的。”
“可能不至于到那一步吧。”福尔摩斯说。
“你说什么？”
“我不是官方侦探，我是您女儿请我来的，我在为她做事。不过小麦卡瑟得无罪释放才行。”
“我是个快要死的人了，”特讷说，“我患糖尿病已经好多年了。我的家庭医生说我不一定能活一个月。可我情愿死在自己家里，不愿死在大牢里。”
福尔摩斯站起身，拿着他的笔坐到桌前，在上面放了一叠纸。“只管把实情告诉我们，我把案情记录下来。然后您在上面签个字，华生先生可以当证人。这样，为了小麦卡瑟，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我会出示这份供词。我向您保证，不到危急关头，我不会出示这份供词。”
“这不要紧，”老人说，“我能否活到巡回审判还是个事呢，这对我没多大关系，我不愿看到艾莉丝难过。我今天就把实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为这事我已经想了好长时间了，说起来也简单。”
“对麦卡瑟这死鬼你们不了解，他简直是个恶鬼！这是实话，愿上帝保佑你们永远别受到这类人的伤害。二十年来，他的魔爪狠狠抓住我不肯放松，我这一生都让他毁了。我跟你们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还是六十年代在矿上的时候。当时我是个一身血性的小伙子，活泼好动，凡事都想去做。后来，我交了几个坏朋友，开始酗酒，由于开矿不景气，我们当了这里人所说的抢劫犯。我们一伙六个人，过着浪荡的生活，时不时抢劫车站，或拦截那些到金矿去的马车。我有个称号叫巴拉莱特的黑杰克，我们这帮贼被当地人称为巴拉莱特帮。直到今天，那里的人还有知道的。
“有一次，一支黄金押运队从巴拉莱特驶向墨尔本，我们埋伏在路边偷袭了他们。押运队中有六个士兵，我们也是六个人，可以说阵容相当。我们是排射过去的，一下子就从马上摔下四个卫兵。我们赢了，可我们的人也死了一个。我用枪顶着押运队车夫的脑袋，就是麦卡瑟。要是我当时一枪把他打死就好了。我瞧见他那双小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我，像是要记住我长的啥样，我心一软就饶了他一命。我们带着这些黄金逃走了，很快就成了有钱人，而后来到英国，没有受到任何责难。我同老伙伴分手了，决心过一种平静、有品味的生活。我买下了刚好在市场上出售的庄园；再用一些钱做了点好事，用来弥补我以前的罪恶。我成了家，妻子早逝，给我留下了惟一的爱女艾莉丝。她还在婴儿时就用她娇嫩的小手引导我走正路。这是我以前想不到的事。总之，我和过去不一样了，尽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本来一切都好好的，没想到麦卡瑟会突然闯进我平静的生活。
“那天我到城里办一件投资方面的事，不料在摄政街碰到他。他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
“‘杰克，我们来了，’他往我的胳膊上碰了一下，说，‘我们就两个人，我和我儿子，你收留我们吧，我们会亲如一家的，若不，英国的治安很严，随便喊一声，警察就来找事。’
“就这样，他们跟我来到了西部农村，再也甩不掉了。从那之后，我让他租种一块最好的土地，租金不用交。做了好事的我却无法安宁，无论走到哪里，他那狡诈狞笑的面孔总在我身边。艾莉丝长大以后，情况更不好了，他知道我怕艾莉丝了解我的过去胜过怕警察。他就敲诈我，不达目的就绝不松手。我几乎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土地、金钱、房子，后来他跟我要我的女儿，那是我怎么也不会应允的。
“你瞧，他儿子长大成人了，我女儿也不小了。大家都了解我身体很不好，他认为他儿子一定会继承我的财产，他盘算得很美。我在这点上不肯服输，并不是我对那小伙子不喜欢，可他身上流着他父亲的血。我无法忍受让他该死的血统和我的混在一起。我一百个不答应，麦卡瑟就威胁我。我骂他狗胆包天，我们约好那天中午在两家房子之间的那个池塘边解决此事。
“我赶到那儿时他正在和儿子说话，我在一棵树后边抽烟边等着，等到他一个人的时候再说。当我听到他和儿子谈的话，我的内心就鼓起了邪恶的风暴。他在催促他儿子和我女儿成亲，一点不想想她会不会愿意，就像我女儿是街边的妓女一样。一想起自己和最疼爱的女儿竟然会遭到这种人的控制，我受不了，气得发疯了。怎么不能摆脱呢？我快要死了，不怕什么，尽管我头脑还清醒，身体还强壮，可我明白这一辈子没什么意思了。我还有女儿和财产！我知道只要能堵上这张臭嘴，一切会好起来的。于是我要行动了。福尔摩斯先生，我真想和从前那样。我曾有罪，并为此遭受磨难。要让我女儿也落入那张逼我于死地的魔网，我无法忍受。我一下子就把他打翻到地上，就像打一头恶狠狠的狗。他儿子听到他的嚎叫就赶了回来，那时我及时地在树林里藏了起来。不过后来我又得回去，慌乱中掉下的披风又被我捡了回来。先生，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真相。”
“行啦，我无权参与对您的审判，”当老人在那份口供上签名的时候，福尔摩斯说，“乞求上帝不要让我们受到类似的威胁。”
“是这样，先生。那你准备怎么做呢？”
“您的身体状况不好，我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您自己心里明白，在不远的日子，您将为此受到巡回审判更高一级的审判。您的供词我会保存好，万一小麦卡瑟被处罚，我不得已会出示这份口供，可要是他被无罪释放，这就不会让外人知道，我们对您的秘密，无论您的身体怎样，都会守口如瓶的。”
“我们就再见了，”老人郑重地说，“将来您自己在临终前，想起您曾经让我平静地死去，您会有很大的安慰的。”说完，他高大的身躯慢腾腾地站起来，步履艰难地走出了房间。
“真要感谢上帝哇！”福尔摩斯默不作声了半天后说，“怎么命运总爱捉弄那些可怜、寻求帮助的人们呢？这次听到类似案件，我就会想起巴可思特所说的话，然后并对自己说：要不是上帝保佑，就没有我福尔摩斯。
在巡回审判庭的审判中，由于歇洛克·福尔摩斯起草并提交给辩护律师几份申诉书，小麦卡瑟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老特讷先生在我们会面之后又平静地活了七个月，现在已经去世有些日子了。我猜测以后的日子会是这样：麦卡特的儿子和特讷的女儿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而对于他们父辈间的恩恩怨怨压根不会知道。
身份案
我和福尔摩斯对坐在贝克街他寓所的壁炉前。他说：“老兄，生活比人们想象的不止要奇妙千百倍；现实中的事，我们连想也不敢想。要是我们可以手拉手地飞出那个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掀开那些屋顶，准能看到里边正在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奇怪的巧合、秘密的策划、闹别扭、以及令人惊奇的一连串事件，它们不断发生着，导致稀奇古怪的结果。这些会使得一些老一套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索然无味而失去销路。”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回答说，“报纸上的那些案件都单调的很，而且俗不可耐；警察的报告是很现实的吧，但一样是又无艺术性又没趣味。”
福尔摩斯说道：“要产生实际的效果得作些选择和判断。警察的报告，重点放在检察官的陈词滥调上了，并没有记录旁观者所感兴趣的细节。相信吧，没有什么比平平常常的事情更千变万化的了。”
“我很理解你，”我笑着摇了摇头，“作为非官方的警探，所有有麻烦的人都来找你帮忙，你有机会接触很多稀奇古怪的人和事。可是这儿——”我从地上捡起一份晨报——“我们来验证一下吧，这有个新闻：《丈夫对妻子的虐待》，它占了半个版面，我不看就知道里边写的是什么玩意：第三者插足呀，酗酒呀，吵架呀，打呀，伤痕累累以及富有同情心的姐妹或房东太太这一类，即使最差劲的作者都会写出这么粗制滥造的东西。”
福尔摩斯拿过报纸，粗略地扫视了一下，说：“很遗憾，你举的例子不能证明你的论点。这是杜达斯夫妇的离婚案，我恰巧整理过这个案子的一些材料。丈夫是绝对的禁酒主义者，也没有别的女人插足；他被指控是因为他有一个坏习惯，每次吃完饭，总是取下假牙砸他老婆。你觉得这样的事小说家能编得出来吗？医生，来点鼻烟吧，从你举的例子来看，是我赢了。”
他把他用旧了的镶有一颗大宝石的金质鼻烟盒递了过来，鼻烟盒的贵重与他简朴的生活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啊，”他说，“我不记得有多久没看见你了。这是波希米亚国王为感谢我在安娜·艾德勒相片案中的帮忙而赠送给我的小纪念品。”
“那戒指呢？”我指着他戴在手上的光彩夺目的钻石戒指问他。
“荷兰王室送我的，我给他们破的这个案件关系很微妙，所以即使对你这样忠诚的朋友，我也不能透露一点。”
“那你手头现在有什么案件吗？”我不想就此作罢。
“有那么一些，但没有一件有趣，尽管它们都重要，我早就发现往往那些不重要的案件里倒真正需要你仔细观察和细心推理，这样的案子办起来很有趣。而越是大案要案，就越简单没味。现在，除了马赛的那个案子比较复杂外，其它都很简单。不过，再过一会，可能就会有很有趣的案子送上门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有位委托人来了。”
说完，他站到拉开了的窗帘前，向那条灰暗而萧条的老街望去。我从他肩上望出去，看见对面人行道站着一个高大的女人，她围着厚毛皮围巾，宽边帽上插着一管又长又弯的羽毛，一幅文郡人卖弄风骚的样子。她神情紧张而又犹豫不决地望着我们的窗子，她不停地用手指拨弄手套上的钮扣，她有点站立不安。突然，像游泳者从岸上一跃入水那样，她急速地穿过马路，我们听到了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福尔摩斯把烟头扔到壁炉里，说：“我以前见过类似情况，在人行道上站立不安意味着有桃色事件，她想征求别人的意见，可又拿不定主意。因为这样的事情不好开口。可并不是都这样，当一个女人被伤得很深时，她就不再犹豫了，她会急得把你的门铃线给拉断。这肯定是一宗爱情事件，这位女士并不激愤，只是迷茫和忧伤。她快来了，谜底可以迎刃而解了。”
话音刚落，就有人轻轻敲门，身穿黑制服的男仆告诉我们是玛丽·萨瑟兰小姐来访。还没通报完呢，这位小姐就站到了矮仆人身后，就像一艘商船跟在领港的小船后面一样。福尔摩斯很大方而又很礼貌地欢迎了她，鞠躬请坐后。随手关上门，片刻间，福尔摩斯就不露声色地把她打量了一番。
“你眼睛近视，打那么多字不觉得累吗？”福尔摩斯说。
“开始有点累，但现在可以盲打了，”她说着，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非常吃惊地抬起了头。她宽阔而温和的脸上露出敬畏的神情，“福尔摩斯先生，您听说我的事了吗？要不，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福尔摩斯笑着说道：“别紧张，我的工作就是要了解多种情况的。也许我炼成了火眼金睛吧，要不，你也不会来找我。”
“先生，我是从阿瑟瑞奇太太那里听说您的。当初警察和其他所有人都说他丈夫已经死了。不用再找，而您很快就把他找到了。福尔摩斯先生，希望您也能这样帮我。我并不是很有钱，除打字所挣的那点钱外，还继承了一笔财产，每年有一百英磅的收入，我愿意全都给你，只要你帮我打听到霍斯莫·安吉尔先生的消息。”
“你是从家里急冲冲地跑出来的吗？”福尔摩斯问道，他把手插在一起，眼睛望着天花板。
玛丽·萨瑟兰小姐那张满是惊讶的脸又愣了起来：“是的，我是从家里跑出来的，因为我父亲，温迪班克先生对这事一点都不关心，我气坏了，他不让我报警，也不让我找您，他只是一个劲地说：‘没事，没事。’我气得不得了，穿上外衣就来找您了。”
“你父亲一定是你继父吧，”福尔摩斯说，“你们不是同姓。”
“对，是我继父，很可笑，他竟然是我父亲，他只比我大五岁零两个月。”
“你母亲还健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