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一观点首次承认了元曲的历史地位和文学成就，使之与唐诗、宋词比肩而立，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直至今日，唐诗、宋词、元曲仍被公认为中国韵文的三个高峰。
不同于唐诗宋词的辉煌夺目，在王国维之前，元曲一直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后人所珍视。究其原因，一是人们普遍认为元曲鄙俗，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二是后人对元这一少数民族政权怀有偏见，故而对元朝文学也不屑一顾；三是元曲数量不多，流传下来的更少，也未能出现如唐诗、宋词那样多的名家名篇，其影响力自然不如前二者。
但是，元曲也拥有唐诗宋词无法取代的本色魅力。诗词传情达意重含蓄，多委婉曲折；而元曲则重本色，多直露浅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元曲本是由北方的蕃曲、胡乐演化而来，充满鲜活的民间风味；虽然其曲牌对句式、字数、平仄都有固定的要求，但同时也允许使用衬字，允许增加句子，甚至允许转换音韵的平仄，这就使元曲的形式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便于容纳酣畅淋漓的思想和感情。
宋元之交，词和曲均被称为乐府，可见早期的元曲与词之间的分界尚不明显。在元军南下之后，北调开始传入各大都会，并迅速发展起来。至元灭南宋，元曲已成蔚然之势，出现了一大批代表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白朴等著名元曲作家均活跃于这一时期，无论杂剧还是散曲，都有成就突出的作品问世。初期元曲具有鲜明的通俗化、口语化特色，且由于这批代表作家多为北方人，作品中多包含北方的粗犷豪放风格。
关汉卿作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不仅写下许多有名的小令套曲，更创作杂剧达六十七部之多。其小令风格清丽，套曲则泼辣豪率，肆无忌惮；其剧作描摹世态鞭辟入里，塑造人物鲜明生动，批判社会弊端狠辣痛快。元末贾仲明增补《录鬼簿》称他“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足见他在元代剧坛的地位。
马致远也被列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他因散曲的出色成就而被世人称为“曲状元”，更因创作出小令《天净沙·秋思》而被赞誉为“秋思之祖”。他所作散曲既不乏语言俗白的本色之作，也有曲调、文辞和谐优美，意境明澈高远的作品，无论哪一类，都精于锤炼，却不露雕琢痕迹，具有很高的艺术性。
基于此，编者从宋元、金元之交至元明之际的曲作中择取了部分篇目，尽量选择内容、形式上具有一定创新的作品，完整、详尽、真实地展现了元曲的特色和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