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王臧荼远居幽燕之地，划地自守，在刘邦与项羽争斗时，他明智地站在了刘邦一边，刘邦自然要承认其诸侯王的地位。赵王张耳因在赵地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所以刘邦在平定赵地后就立他为王。韩王信本是一名普通的韩将，虽主动追随刘邦到汉中，但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之才，也没有立功的记录。刘邦之所以封他为韩王，是因为看中了他韩王孽孙的身份，考虑到由他去安抚韩地，比选派其他人要有利许多。这三个人的功劳根本不能与曹参、周勃等汉初功臣相比，却被刘邦封为王，个中玄机一目了然。
当汉帝国初成，天下似乎已定，刘邦骨子里的无赖本性萌发了。从汉高祖（前202年）五年二月初三即位，直到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四月二十五日病死于长乐宫，刘邦这七年时间实在是太忙了，忙着给那些异姓王加罪名，忙着将他们铲除。在这七年时间里，叛乱及平定叛乱或惩处反叛者的事年年皆有，有时一年不止一起。这些反叛者不同于往日的项羽，而是刘邦自己的臣僚，且多是帮他打败项羽、夺得天下的功臣，有的甚至是他的嫡系亲信。该背叛他的背叛了，他逼着人家背叛的也背叛了，就连绝对不应该背叛他的也背叛了，刘邦在这七年里可谓生不如死。当年他与项羽对阵时那份从容诙谐的劲头，从此不复存在。
诸侯王们造反，刘邦就四处平叛。先后征讨或惩处了故临江王共獾、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敖和赵相贯高、代相陈欷、由齐王徙为楚王又贬为淮阴侯的韩信以及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卢馆。在此期间，刘邦身受怒火中烧的精神煎熬和鞍马劳顿之苦自不必说，还曾被匈奴围困七日，险些死掉；路过赵地时，又险些被人要了命；讨伐英布时又被流矢所伤，什么样的人能经受住这样大的风浪，恐怕也只有汉高祖刘邦了。
毋庸赘言，汉初功臣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历朝之最。只是因为刘邦把这些人当成了一种工具，所以，在千方百计的逼迫下，使得这些诸侯王不得不走上反叛之路。韩王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前面已经谈过，韩王信之立，完全是刘邦出于安抚韩地的考虑。天下一定，韩王信不仅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可言，而且因居于汉朝劲兵之地，让刘邦心里总不舒服。他先是以匈奴威胁边境而让韩王信备边，韩王信的才能自然不能抵挡匈奴的骚扰，于是，他向匈奴求和。刘邦大笑，以此为借口，徙韩王信于太原郡。太原郡无兵无粮，又担负着抵御匈奴的重任，韩王信和死差不多。至于韩信、彭越、英布都是刘邦直接或间接杀掉的。
历来开国皇帝大肆杀戮功臣，没有比刘邦更残忍的，只有后来的朱元璋能望其项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都是农民。这似乎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但凡农民当了家作了主，都要对功臣屠杀。但透过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本质，刘邦与朱元璋一样，在通往皇帝的路上，因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队伍中人员成分混杂。就像是熬中药，许多成分都被扔进锅里，但等熬成后，药材就会被扔掉，只喝熬出来的汤。
刘邦联合背楚依汉的诸侯王如燕王、韩王、赵王等，承认其封邦，让其割地称雄。对项羽的降将，加以笼络，封韩信为楚王、彭越为梁王、英布为淮南王等。在他统一全国前，他所建立的六十二郡中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只有十五郡，那些异姓王对刘邦建立绝对的皇权威胁之大，人所共知。
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逼着刘邦不得不做王八蛋来对异姓王进行诛杀。他大喊大叫“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其实最根本的叫喊是：这些猛士是最合格的守卫四方的料，但却不得不死。
5、白马之盟
紧接着，他又为自己的帝国加了另一道保险。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三月中旬，离刘邦去世还有一个月时间，刘邦拖着重病之身将朝廷重臣和他的老婆吕后聚集在一起，杀掉了一匹白马，对天盟誓。这就是在汉朝历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白马之盟。
白马之盟共有两个内容，第一，（对大臣们发誓）国以永存，施及苗裔。（只要汉帝国存在，大臣们的子孙就永远有酒喝有肉吃）第二，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也就是说，非皇族成员不得封王，如没有军功者不得封侯。
刘邦的这一招非常高明，他是把跟自己在一起反秦和楚汉之争中共甘苦的布衣将相们及其子孙的命运和汉帝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让他们为维持刘氏统治而无怨无悔地奋斗。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白马之盟两个内容构成了一个整体，汉帝国给予功臣侯们的厚待既是对过去功劳的报酬，又是实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基础，后者则是刘邦杀白马而盟的最终目的。
白马之盟由此而成为汉帝国，包括东汉的尚方宝剑，任何想要对汉帝国有想法的人都在这柄剑下思量再三。不久，这柄剑就发挥了作用。刘邦死后，吕后想要封她的亲戚为王，丞相王陵立即跳了出来，高声叫喊，并指责陈平与周勃，“你们难道忘了当初与高帝歃血而盟的事了吗？现在高帝死了，吕后想要违反高帝之盟，你们却不制止，他日在阴间，你们有何面目见高帝？”
虽然吕后的提案还是强行通过，但王陵的这一态度至关重要，有了王陵的这一态度，分封诸吕的行为就永远是违法的。这样的前提就为将来诛灭诸吕奠定了现实基础。
吕后自然知道白马誓词的重要，就在临终前，她对自己已经被封为王的两个亲戚说：“老皇帝当初与大臣有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我快要死了，你们一定要小心从事。”事情果然如她所料，当周勃在军营振臂一呼，吕氏瞬间土崩瓦解。
许多年后，汉景帝的王皇后唆使景帝封自己的哥哥为侯，时任丞相的周亚夫又把白马之盟拿出来，汉景帝只好作罢。汉成帝时，外戚王氏当政，大臣们乞灵于刘邦的白马之盟，又把阴阳五行之说拿出来，最终迫使极不安份的外戚大将军、大司马王凤辞职。由此看来，白马之盟的誓词简直就是一道对刘氏政权不利的人的催命符。
到了东汉，白马之盟依旧发挥作用，章帝时，皇帝几次要封皇太后马太后兄弟为侯，这位老太后都以白马之盟而婉言谢绝。安帝时，朝阳侯刘护从兄刘环因娶安帝乳母王圣的女儿伯荣为妻，而袭刘护爵位。当时的大臣杨震上疏道：“我听说高祖与大臣有白马之盟，非功臣不得封，刘环无功，怎可得爵位？！”灵帝一朝，皇帝滥封宦官，大臣吕强上疏陈词，其所依据仍旧是刘邦与群臣的白马之盟。
事实上，白马之盟的作用不仅仅如此，就在王莽托古改制，想要建立意淫出来的“王朝”时，被他逼疯了的农民和豪强地主们都以“汉后”之名起兵。这些人之所以这么齐心，与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先共击之”的深入人心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最强大的造反大军绿林军提出的口号就是“立刘氏以从人望”，找了个饭桶刘玄作为皇帝。而当有人建议这个饭桶效仿当初刘邦大封诸侯时，饭桶皇帝居然说道：“当初高祖说，非刘氏不王”。
我们说，刘邦并不是神人，也不是预言家。他与大臣们杀白马而盟，绝大原因是以秦亡的历史为借鉴，异姓诸侯王的基本被翦灭为前提和一批功勋卓着的布衣将相功臣集团为基础的，这也就是刘邦——现在我们来讲——最伟大人物为巩固刘氏统治采取的最后一个影响深远的战略性措施。这也正是他这道遗嘱能让汉朝江山姓刘的最根本原因。
6、蹩脚的一幕
一个王朝往往要对前朝的政治得失借鉴，汉朝自然不例外，刘邦在废掉异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王。同时，他又实行秦朝的郡县制。可以说，西汉是实行“郡”、“国”并存政治制度的一个王朝。这主要缘于刘邦对历史的看法，他认为周王朝亡于分封，而秦王朝亡于不分封──如果封国林立，到处都有皇族成员，陈胜、吴广就不可能成功。所以，刘邦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一方面保留秦王朝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则恢复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度。
同时规定，封国与县互不干涉，封国享有独立的行政权和军权。名义上，它和县一样都归中央政府领导。但他死后不久，封国和中央政府之间就开始了离心现象。这种现象被很多人发现，到了景帝时，大臣晁错就极力主张把封国的面积缩小，把封王的权力减少，前154年，这一主张终于导致了汉朝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七国之乱。
这七国当时都在帝国的东方，并且实力相当雄厚。他们一宣布叛变，并付之实践时，帝国的半壁河山立即丧失。景帝大为震恐，他的确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如此强大，懊悔自己孟浪。更对自己的祖宗刘邦搞的这个分封制度而痛苦不已。当时，七国提出的两个口号，一是杀掉晁错，一是退还削去的土地。景帝全部接受，晁错被腰斩于市，随他而去的还有他的三族。
七国联军并不因中央政府的屈服而停止行动，领导这次闹事的老大刘濞坦白地说：“我自己要当皇帝。”当他的军队迫近洛阳时，帝国方面找出了能打仗的周亚夫，此人就是当年稳固刘氏江山的太尉周勃的儿子。只用了两个月，周亚夫就切断吴楚联军粮道，吴楚联军饥疲撤退，周亚夫衔尾追击，吴楚联军大败。吴楚联军是叛军主力，吴楚联军既败，吴楚二国即灭，其他各封王或自杀或被杀，来势汹涌的七国之乱，转瞬平息。
但七国之乱虽然被平息，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如果不是七国联军的老大刘濞指挥不当和刚愎自用，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如果刘濞真的闹事成功，中国势必回到战国时代的割据局面，互相吞并，战争不休。但他失败了，他的失败结束了自刘邦以来的分封制，西汉王朝顺利地通过瓶颈，统一形势更加坚固。
景帝乘此机会收回各封国的行政权和军权，在封国掌握大权的不再是“封王”，而是国相——封国的宰相——国相由中央政府直接派遣。中央政府遂成为真正的大一统政府，为后来的汉武帝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大概是刘邦最蹩脚的一个战略部署，他当时还以为这又是一个刘氏江山的保险。但这一蹩脚的保险险些就毁掉了他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或许这就是汉朝的命运，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候，一件事情的成败或多或少的有“命”在里起作用。事情如此，人更是如此。
就在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四月份，刘邦重病不起时，吕氏出于夫妻之情，在宫外请了一名医生来给他看病。珍视后，他问这位医生，还能治好不？医生回答，可治。这位医生本以为会得来夸赞声，想不到的是，刘邦在床上抽风一样大叫道：“老子我以平民之身提三尺剑取天下，这是命。而现在我就要死了，这也是命。即使扁鹊在世，他能与命抗争吗？”说完这些话，他就让医生滚蛋。
“命”这个字被刘邦说出来，更有说服力。一个农民，如果不是秦末农民大起义，如果不是陈胜的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而让无数布衣放下了平民“与王侯无缘”的包袱参加了他的队伍，他怎么可能打败项羽，夺取天下？！要知道，在他之前，是根本没有任何一位平民能当上王的。
实事求是地说，这位被历史上许多人称之为无赖与私生子的人把“皇帝”做得倒是不错。公元前206年十年，刘邦攻破函谷关，子婴迎降于轵道旁，在统一天下不到十六年之后，秦朝溃灭。五年后，刘邦大会诸侯，围项羽于垓下，西楚霸王自刎乌江，楚亡汉兴，天下至此粗定。
第二年，皇帝刘邦置酒洛阳南宫，问了群臣这样一个问题：“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秦、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即使出身草莽如刘邦者，也在反思一个帝国的兴亡之变和长治久安之道。早在破秦之初，刘邦把亡秦之因归于“苛法”。当高起、王陵把成败关键归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刺激时，刘邦则自我总结为善用人才。
以暴力推翻了旧政权，新政权却不能用赤裸裸的暴力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出身低微的丰沛统治吉他也必须获得一种简便易行的思想体系，来指导施政方针的制定与执行。
这个时候，萧何站了出来。
在刘邦忙于与诸侯周旋时，汉帝国的内政全由萧何负责。萧何出身秦吏，职业背景必然影响他的执政思路。同时，萧何对秦任法为治的高压政策所引起的极端后果也了然于胸。为了重建汉帝国的统治秩序，萧何从自己最熟悉的秦制、秦律中检取了大量制度资源，但着眼点仍放在镇抚百姓，修养民生上，其制度建设尽量适应社会条件与群众心理。当然，萧何执政，还谈不上自觉总结施政思路、寻求理论指导，更多是出于职业本能反应与经验感知。
后来，曹参代萧何为相，选用厚重长者为从吏，宽厚驭下，以清净无事为要。曹参的政治路线很明确：严格遵循萧何所规划的典章制度，尽量少生事端，竭力避免激化社会矛盾。
从这一点来看，刘邦的任命又是何等的英明，这和他经常自诩的善于用人有着必然的联系。也正是这样高瞻远瞩的两道遗嘱，使汉朝历史有了七王之乱，更有了汉朝四百多年的刘姓江山。
当然，除了七王之乱的疏漏外，开国皇帝刘邦的遗嘱还有一个疏漏：他所选的接班人以“不扰天下”的无为政策治理大汉帝国，但这决非长久之计。因为当帝国发展到一定实力后，就必然要转折。自然，这如刘邦所言，并非是人所能预料到的事。只过了不到70年，使汉朝衰落的一位皇帝就诞生了，他就是汉武帝。